新發展理念下企業社會責任與效率研究

董淑蘭 鄒安妮

【摘 要】 選取2014—2016年滬深兩市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新發展理念下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及創新責任與企業綜合效率、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均正相關;企業的協調責任、綠色責任、開放責任與綜合效率、規模效率正相關，而綠色責任與企業技術效率負相關;企業的共享責任與企業規模效率正相關。進一步研究發現，在履責水平較高的企業中，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程度更大，而在履責水平較低的企業中，企業的協調責任、綠色責任、共享責任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被異化，但通過提高履責水平可以將被異化的影響減弱或消失。

【關鍵詞】 新發展理念;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效率

【中圖分類號】 F230;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9）10-0044-09

一、引言

履行社會責任是微觀主體實現社會價值的重要方式。如何實現企業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和諧統一一直是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主題。近幾年，在我國制度背景壓力下，履行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國家、社會、企業的共識，社會責任意識逐漸提升，但整體履責水平仍然偏低。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國有企業發展活力，實現國有企業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發展理念與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對接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企業社會責任?；凇皠撔?、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把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創新責任協調、綠色責任、開放責任和共享責任，企業履行好五項責任，是落實五大發展理念，提高企業效率的關鍵。本研究基于生物共生理論，將新發展理念與企業社會責任相融合，提出“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揭示新發展理念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國有企業具有追求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重目標，在中國特色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 1 ]，壟斷性國有企業通常會將實現社會價值放在首位，而競爭性國有企業則堅持高效的經濟價值是履行社會責任的基礎[ 2 ]。雖然國企改革通過降低國有比重，減少了地方政府對低效率國有企業的隱形補貼[ 3 ]，縮小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間生產率的差距，使國有企業效率得到提高[ 4 ]，但相對其他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整體效率仍然偏低[ 5 ]，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重點仍然是提高企業效率[ 6 ]。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效率，不僅有利于提高國有企業履責水平，而且對實現國有企業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具有重要作用。國有企業承擔的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提高社會公平效率、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等重要職能決定了其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與特殊性。

本研究選取2014—2016年滬深兩市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將新發展理念融入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框架中，并基于生物共生理論界定企業社會責任內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構建新發展理念視域下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的關系，以期為國有企業踐行新發展理念，實現效率變革，提高企業效率提供理論依據。

二、新發展理念下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界定

共生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自組織現象，從一般意義上講，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這個大生物圈中，兩個或多個共生體在生存與成長過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合作與協同，互惠互利，實現和諧與平衡，實現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統的基本方向（Scott，1969;袁純清，1998）?；诠采碚?，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這個大生物圈中的共生體之一，企業與生物圈中的其他共生體（如各類生物群）之間通過物質、信息和能量交換形成互惠共生體，眾多類似互惠共生體持續不斷的交互作用形成互惠的共生體（圈），共生體（圈）中的每個微觀主體都必須為此努力做出貢獻，將建設互惠共生體（圈）作為自己的職責，不能僅追求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忽視或損害共生體（圈）中其他共生主體的利益。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實現包含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在內的共生體（圈）互惠互利、和諧、平衡的指導思想與理論基礎。

由此，本研究依據生物共生理論，提出“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凇皠撔?、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與邊界界定如下：（1）企業創新責任。創新是共生體（圈）生存與發展的動力，作為互惠共生體的企業必須不斷創新，保持科技、產業、要素等方面的優勢，實現創新發展，才能更好地滿足共生體（圈）內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愿望，企業承擔的創新責任是首要責任。（2）企業協調責任。協調是共生體（圈）持續健康生存與發展的內在要求，在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大生物圈中，作為互惠共生體的企業其內部、不同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其他類型的共生體（即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如投資者、債權人、供應商、消費者、員工等）之間必須保持利益平衡，互惠互利，實現協調發展，促進生物體（圈）持續、健康發展，因此，作為互惠共生體的企業必須將承擔協調發展的責任。（3）企業綠色責任。每個互惠共生主體的生存與可持續發展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大生物圈健康、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作為互惠共生主體的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必須堅持綠色發展的理念，在經濟發展中承擔起低碳運行、資源節約與合理利用、環境保護與治理、生態安全屏障建設等方面的綠色發展責任，保證共生體（圈）的可持續發展。（4）企業開放責任。開放是共生體（圈）繁榮發展與更加富強的必由之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共同構成的大生物圈中，不同的共生主體之間必須相互交流，互通有無，發揮優勢，共同發展，實現共生體（圈）的繁榮與富強。作為互惠共生主體的企業，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要力爭運用國際資本在國際分工中謀取席位，進而獲取主動權和國際競爭優勢，為共生體（圈）承擔起開放發展的責任。（5）企業共享責任。共生體（圈）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本質就是各互惠共生主體共享發展成果。在自然界與人類社會這個大生物圈中，作為互惠共生主體的企業與其他共生主體（即利益相關主體）之間必須實現收益分配均衡，為其他互惠共生主體的生存與發展（如就業保障，扶持公益與弱勢群體等）提供保障，為共生體（圈）實現和諧與平衡承擔起共享發展責任。綜上，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創新責任、協調責任、綠色責任、開放責任、共享責任五個維度的統一。

三、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

契約理論與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由許多顯性契約和隱性契約組成的契約集合體，通過整合各契約主體提供的專用性資源實現企業的正常運轉。1984年弗里曼將利益相關者理論與戰略理論結合起來，指出根據利益相關方提供資源的稀缺度與可替代性合理配置履責資源[ 7 ]，滿足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的優勢資源，從而增強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提高企業效率。在實際交易過程中，由于契約主體間信任度的缺失和對未來風險意識的差異，交易雙方會在契約關系中最大可能保證自身經濟利益，導致交易費用的增加，降低了企業效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約束，是將新發展理念與企業行為融合的重要渠道，良好的履責表現及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促進企業效率的提高[ 8-10 ]，同時有助于緩解企業運營效率與運營靈活性之間的矛盾，幫助企業走出“生產力困境”[ 11 ]。

交易成本理論認為產權性質影響交易成本，并進一步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劉文革，1998）。由于委托代理問題、政策偏袒等軟約束的存在，雖然經過國企改革，國企效率逐漸提高，但整體效率仍然較低[ 12-13 ]。目前國企改革偏向于經濟改革，政府還是會將社會職能和政治目標強行加入國有企業中，使投資無效率，而社會責任則可以抑制國有企業無效率的發生[ 14 ]。新發展理念落實到企業行為中就是社會責任，強化國有企業公益性社會責任的約束可以提高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楊靜，2015），研究表明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企業擁有較高的生產效率[ 15 ]。秉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將中國實際國情融入到企業行為中，進一步豐富企業社會責任內容，通過積極的履責表現，實現企業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進而提高企業效率。作為新發展理念與企業行為的內部激勵機制，企業效率的提高增加了企業履責動機，使落實新發展理念，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企業自覺的行為，促進企業高質量、高效率、可持續發展?；诖?，本研究提出：

假設H1：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

（二）企業創新責任與企業效率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創新是保持企業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選擇，保持科技、產業、要素等方面的創新優勢對提高勞動效率與技術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作為理性經濟人，企業會衡量履行創新責任所帶來的經濟后果，確定其具體履責表現。當企業履行創新責任時會使部分資源被占用，導致該部分資源暫時無法實現經營目標，但通過提高研發投入的效率與效果[ 16 ]、增加創新產出，不僅可以實現內部資源的調整和優化，而且有助于降低經營成本，提高企業效率。雖然國有企業憑借特殊的政治地位擁有更多的科技資源稟賦，創新優勢顯著[ 17 ]，但實際上整體效率并不高，技術效率損失是導致國有企業整體效率偏低的直接原因[ 18 ]。由于政府的過度保護，國有企業經營活力較弱，自身競爭意識薄弱，管理者創新意識不強，相對于創新，多數國有企業更期望通過政治尋租獲得經濟效益，這種尋租行為造成的資源浪費及錯配現象，加劇了技術效率的損失，導致企業效率進一步下降。合理配置創新資源，提高國有企業創新責任履行質量，可以有效改善目前創新資源投入擁擠現象，提高企業整體效率?；诖?，本研究提出：

假設H2：企業創新責任水平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

（三）企業協調責任與企業效率

生物共生理論要求任何一個個體都不可能獨立于其他個體而單獨存在，任何組織都需要實現內外部的協調發展，通過積極承擔協調發展責任，向利益相關方傳遞一種利好的信號，從而獲取更多的內外部資源維持企業正常經營，提高企業效率。由于國有企業特殊的政策性負擔，承擔著對員工、供應商、城鄉區域、社會等多方面的協調發展責任。國有企業通過對員工的積極履責行為，獲得員工的組織認同感與創新意識，進而增加企業的競爭優勢，使人力等關鍵資源在企業內部形成有效流動，提高整體運營效率;通過對企業外部（供應商、社區、城鄉區域）的良好履責表現可以為企業贏得龐大的社會關系網絡和良好的金融發展環境，抑制尋租行為的發生，在獲取更多優質稀缺資源的同時，將這些資源配置到經營戰略活動中，實現國有企業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國有企業承擔的協調發展責任對解決效率與公平矛盾，實現社會資源公平合理分配具有重要作用，是實現公平發展、改善效率偏低現狀的前提保障?；诖?，本研究提出：

假設H3：企業協調責任水平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

（四）企業綠色責任與企業效率

傳統的環境理論認為企業承擔過多的環境治理責任會產生私人生產成本，導致企業效率降低，現代環境理論則認為良好的環境履責表現不僅可以提高資源生產能力，而且通過聲譽傳導機制，可以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贏得更多的社會資本，進而提升企業整體運營效率[ 19 ]。企業與環境的關系是一個互相制約的過程，企業行為影響自然環境的同時，其自身發展同樣受到自然環境的約束。外部性理論認為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效應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使企業效率下降，而企業積極的環境履責表現則增加了具有更多競爭優勢的環境正外部性，企業效率得到提高。國有企業中許多傳統行業對環境及自然資源的破壞程度較大，使企業面臨巨大的環境資源壓力，影響了整體效率的提高。這些企業作為環境污染的主要責任人，期望良好的綠色責任履行表現來降低環境負外部效應對提高企業效率的制約，同時增加環境正外部性，彌補因傳統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發展不足，緩解環境資源壓力，實現企業效率的提高?；诖?，本研究提出：

假設H4：企業綠色責任水平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

（五）企業開放責任與企業效率

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任何組織都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需要利用外部資源實現企業的經營目標。開放責任落實到微觀主體中主要包括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兩個方向，加強對外開放程度，不僅有利于品牌建設，獲得良好的聲譽效應，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際要素的流動性，提高企業運營效率。目前中國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大國，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使企業主動學習先進技術的動機增強，獲取技術、資本的能力提高，競爭意識顯著提升。當對外開放水平高于固定門檻值時，可以有效減緩自然資源對地區經濟發展的約束性，實現企業效率的提高[ 20 ]。相對于對外投資能力較弱的企業，對外開放程度深的企業技術效率更容易得到提高，從而促進企業整體效率的提高。國有企業對外開放的動機不僅為了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且也是高管尋求政治資本的主要途徑，導致國有企業對外開放程度與質量較低，無法獲取更多的技術、人力、資本等關鍵資源。即使獲得關鍵性資源，但由于其自身政策性負擔、治理激勵機制不完善等原因，這些資源也無法真正轉化為生產力去提高企業效率。只有提高國有企業對外開放水平，在增加經濟產出的同時獲得關鍵資源的支持、促進生產要素的有效流動，才可以進一步提高企業效率?；诖?，本研究提出：

假設H5：企業開放責任水平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

（六）企業共享責任與企業效率

社會主義的最終奮斗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國有企業特殊的政治目標要求其承擔保障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共享責任，共享責任落實到企業中就是對利益相關者（股東、債權人、員工、社會等）的履責行為。一方面，由于利益相關者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提供了關鍵資源，保證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因此眾多利益相關方對企業的經營成果擁有共享的權利，企業需依據利益相關方提供資源的稀缺程度進行經營成果的分配，滿足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印象論觀點認為利益相關方會根據對企業履責表現的感知，確定是否進一步提供優質資源促進企業效率的提高。企業對利益相關方的積極履責行為不僅降低了對交易環境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保持競爭優勢資源的能力，而且促進資源合理流動，為社會資源的再分配提供依據。另一方面，履行共享責任是一種有效的激勵行為，通過對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提高微觀個體創造財富的積極性，降低政策性約束，增強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力，進而實現效率的提高?；诖?，本研究提出：

假設H6：企業共享責任水平與企業效率呈正相關關系。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選取2014—2016年滬深兩市A股國有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剔除金融類企業，ST、*ST、PT及數據不全的企業，最終確定335家國有上市公司共1 005個研究樣本，涉及31個省、市、自治區和14個行業，數據來源為銳思數據庫、國泰安數據庫、巨潮資訊、2014—2016年《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等，部分數據通過企業年報手動收集整理。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企業效率

本研究依據企業資源投入與產出的配比情況，借鑒黃海霞（2015）和孫國鋒（2016）等的思想，基于綜合效率、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三個維度，分別選取營業收入和凈利潤作為產出指標，固定資產、期間費用和營業成本作為投入指標，運用DEA非參數數據包絡分析模型對三個維度效率進行測量。

2.解釋變量——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

本研究通過借鑒洪銀興（2012）、周寄中等（2013）、余泳澤和張先軫（2015）、朱鵬華和李鵬（2016）、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于驚濤和張艷鴿（2016）等主要研究思想構建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由5個一級指標，20個二級指標和38個三級指標構成，具體指標見表1。根據選定的研究樣本，應用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根據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及其權重，計算確定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以及企業創新責任、協調責任、綠色責任、開放責任、共享責任的水平。

3.控制變量

本研究借鑒熊嬋等（2014）、丁一兵和付林（2015）、董淑蘭和劉浩（2017）等研究思想，從行業特征、財務杠桿、公司治理、企業規模、盈利狀況、發展能力六個維度選取控制變量，分別選擇企業資本密集度、資產負債率、獨立董事比例、企業總資產的對數、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來具體表征控制變量。主要變量及具體定義見表2。

（三）模型設計

本研究借鑒黃海霞（2015）和孫國鋒（2016）等的研究模型構建思想建立多元回歸分析模型。具體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通過F檢驗確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經Hausman檢驗進一步確定使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公司變量，t代表年度變量。被解釋變量TEit、SEit和PTEit三個維度效率采用BCC模型運用DEAP軟件計算得出，最后采用面板數據模型應用Eviews8軟件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利用模型（1）、（2）和（3）驗證假設1，分別檢驗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與企業的綜合效率、規模效率、技術效率的相關性;利用模型（4）、（5）和（6）驗證假設2—假設6，分別檢驗企業社會責任五個維度的水平與企業綜合效率、規模效率、技術效率的相關性。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

為避免數據極端值等對檢驗結果產生影響，本研究在將相關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對數據進行了1%上下的 Winsorize縮尾處理，最終得到1 005個研究樣本。由表3可以看出，國有企業間TE、SE、PTE的水平整體存在差異，其中SE均值最高為0.742，不同企業相同效率的水平差異較大。TCSR以及ICSR、CCSR、GCSR、DCSR、SCSR均存在差異，處于不均衡狀態，TCSR水平最高，SCSR水平最低，最小值為-0.17。

（二）多重共線性分析

為了避免解釋變量之間的共線性問題干擾研究結果，本研究對主要解釋變量五個維度責任變量進行了共線性檢驗。表4分別列示了五個維度責任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右上部分）和Spearman相關系數（左下部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共線性檢驗。檢驗結果顯示雖然部分維度責任變量間相關系數顯著，但VIF值均小于10，表明各維度責任變量的共線性問題在允許的范圍內，不會影響實證結果。

（三）多元回歸分析

模型（1）—模型（6）的回歸結果如表5。

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歸結果均表明，TCSR與TE、SE、PTE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顯著正相關，H1成立。其中，TCSR對SE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表明新發展理念融入企業社會責任，通過對企業內部資源進行調整和優化，可以有助于提高企業效率。

模型（4）、模型（5）、模型（6）的回歸結果表明：

（1）ICSR與TE、SE、PTE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ICSR與企業效率顯著正相關，H2成立。其中，ICSR對SE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表明良好的創新履責表現一方面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能通過增加自身持續競爭優勢（董曉慶等，2014）進一步獲取稀缺資源，實現規模效率的提高，從而提高企業整體效率。

（2）CCSR與TE、SE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PTE負相關但不顯著，H3沒有得到全部驗證。其中，CCSR對SE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表明當國有企業積極承擔協調責任時，通過滿足員工、供應商、社區等利益相關方的訴求，促進互惠共生體的平衡發展，實現了規模效率的提高。當部分資源被配置到履責行為中時，由于資源的有限性，企業投入到技術活動中的資源可能會相對減少，影響了PTE的提高，但因積極的履責行為獲得了SE的提高，TE依然得到提高。

（3）GCSR與TE、SE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PTE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H4沒有得到全部驗證。其中，GCSR對SE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表明國有企業高質量的綠色責任表現在提高資源利用率、改善環境的同時，使企業獲得良好的聲譽，通過聲譽傳導機制，增強企業獲取優勢資源的能力，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最終形成規模效應。但GCSR對PTE產生了負向影響，原因可能是資源整合對技術效率提高的滯后效應[ 21 ]。由于與SE顯著正相關性，TE依然會因積極的綠色履責表現而提高。

（4）DCSR與TE、SE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PTE正相關但不顯著，H5沒有得到全部驗證。其中，DCSR對SE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表明國有企業通過履行開放責任，可以加強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有效流動，競爭優勢資源，擴大企業規模與技術產出，從而實現整體綜合效率的提高。

（5）SCSR與SE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TE正相關但不顯著，與PTE負相關但不顯著，H6沒有得到全部驗證。其中，SCSR對SE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國有企業在承擔穩定社會和諧發展、扶持弱勢群體、公平分配收入等共享責任時，為各互惠共生體的發展提供了保障，獲得了各共生體的信任與支持。通過提高資源整合效率，實現規模效應，最后獲得較高的TE。資源配置理論認為企業需通過比較用途對相對稀缺的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因此當企業履行共享責任時，有可能使配置到技術生產活動中的資源受到影響，從而影響了PTE的提高。

（四）分組回歸

為了進一步觀察新發展理念視域下的國有企業履責差異對企業效率的影響，本研究將335家樣本企業按照企業履責總水平分為較低和較高兩組進行分組回歸。以TCSR均值為分組依據，當TCSR低于均值時，該企業為履責水平較低;當TCSR高于均值時，該企業為履責水平較高?；貧w結果見表6、表7。

檢驗結果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及其五個維度對企業效率的影響在履責水平較高和較低的企業組中表現不同。在TCSR較高的企業，其履責水平對企業效率的正向影響更強，且PTE顯著性得到增強，ICSR、CCSR、GCSR、DCSR、SCSR的水平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程度都有顯著提升，表明在履責水平高的企業中，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利于提高企業效率。在履責水平低的企業組中，CCSR、GCSR、SCSR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被異化，出現負相關關系，其中CCSR、SCSR對PTE的負向影響顯著，而其他負向異化影響不顯著。原因可能是當TCSR較低時，無法達到企業履責固定門檻值，導致異化影響出現，但隨著履責狀況改善，在TCSR較高的企業中，這些異化影響將會減弱或消失。

（五）穩健性檢驗

本研究在選取營業收入與凈利潤作為產出指標時，部分企業凈利潤出現負值。由于應用DEA非參數包絡數據模型要求投入產出均為正值，因此本研究將凈利潤出現負值的情況用最小正數代替，確保滿足應用DEA模型的前提條件。在穩健性檢驗中，本研究選擇未經變換的營業收入為產出唯一指標，應用DEA方法測算新效率并作為被解釋變量，以驗證回歸分析結果的穩健性。將穩健性檢驗結果與表5的回歸結果對比顯示整體回歸結果基本一致。其中CCSR與PTE的顯著性提高，但GCSR與TE、SCSR與SE沒有得到統計顯著的檢驗結果，SCSR與TE、PTE的相關性檢驗中沒有得到符號一致的回歸系數，原因可能是由于DEA測算效率時選擇指標的影響，但對于企業來講，營業收入與凈利潤均為重要的產出指標，因此，表5的結果具有穩健性。

六、結論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國有上市公司2014—2016年的數據為研究樣本，檢驗了新發展理念視域下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的關系，研究結論為：

一是國有企業效率整體偏低，其中綜合效率、規模效率、技術效率水平存在差異，規模效率水平相對較高;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及其五個維度的責任水平均存在較大差異，其中企業開放責任水平最高，共享責任水平最低。

二是基于新發展理念的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及其五個維度的責任水平與企業效率的關系存在差異性。國有企業高水平的協調責任、綠色責任、共享責任雖然實現了規模效率的提高，但因無法使履責占用的部分資源投入到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導致技術效率下降，不過積極的履責表現依然會提高整體效率。企業社會責任總水平及創新責任、協調責任、綠色責任、開放責任、共享責任等責任水平對規模效率的正向影響程度最大。履行創新責任帶來的創新產出有助于實現資源的合理優化與配置，同時高水平的創新責任、協調責任、綠色責任、開放責任、共享責任可以有效提高企業規模效率，從而實現整體效率的提高。

三是在新發展理念下，履責水平較高的企業相對履責水平較低的企業，無論是企業社會責任總體，還是其五個維度，均有利于提高企業效率;而履責水平較低的企業中，企業的協調責任、綠色責任、共享責任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被異化，出現負相關關系，但通過積極提高履責水平，被異化的影響將減弱或消失。

因此，在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與動力變革的新時代，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切入點，將新發展理念與企業履責行為現實對接，憑借良好履責表現可以實現國有企業內部資源的調整和優化，進而提升企業效率。通過提高效率形成內部激勵機制，實現更有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的發展目標。同時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來評價企業社會責任，有利于深化國企改革，明確新時代下國有企業的履責內容，使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企業的自覺行為，進一步提升履責質量，促進國有企業更好地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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