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節鎮體制研究述評（下）

摘 要：學界從《遼史·地理志》研究、遼代節鎮（節度使）制度沿革研究、遼代節鎮的類型與職能研究、遼代節鎮的機構與職官研究、遼代節鎮之下的行政區劃研究、道（路）級區劃與節鎮的關系研究、遼代節鎮與斡魯朵的關系研究、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研究8個方面對遼代節鎮與節度使問題進行研究，涌現出大批研究成果，顯現出新的研究特點。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關于節鎮的性質、對“道”的理解、遼代節鎮的分類及其職能等問題，皆需進一步探討。有關這個課題的研究，仍需我們繼續努力探索。

關鍵詞：遼代；節鎮；節度使

中圖分類號：K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9）03-0007-05

前賢對遼代節鎮與節度使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20世紀前期，中國學者吳廷燮仿照《新唐書·方鎮表》作《遼方鎮年表》，后經傅林祥、余蔚等學者的不斷努力，為遼代節鎮體制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基礎。

五、遼代節鎮之下的行政區劃研究

節鎮之下的行政區劃研究方面，節鎮與縣之間的關系較為簡單，作為正式的統縣政區，與中原制度大致相同，節鎮下轄屬縣。不過余蔚指出，遼代統縣政區與中原的區別在于，遼代的州可以沒有屬縣，甚至連倚郭縣也不予設置[1]。但這種情況于節鎮中不存在。

分歧較大的問題在于節鎮與支州（屬州、支郡）的關系問題。早在20世紀上半葉，吳廷燮作《遼方鎮年表》，認為遼代某些節鎮與諸京留守府實為平級機構，隱約表達出節鎮與留守府相互之間沒有隸屬關系的同時，也表達出作者認為節鎮與五京一樣，實為地方一級政區[2]。

然而津田左右吉、島田正郎等認為，節度使、觀察使、防御使、團練使、刺史等名稱的差異只是表明地位的尊卑，在職權或職務上沒有高低之分，只是一種稱號。且稱號的確定正是在州創立之時，被任命長官的地位也只是偶然的事情。①

林榮貴亦認為：“作為州長的遼朝方州節度使，在性質上異于唐朝中期封于藩鎮的世襲軍官節度使，而同于唐代后期出現的封有節度使稱號的刺史，它和本朝方州刺史、觀察使和防御使一樣都是州長，僅有級別上之差異，而無性質上之不同?！盵3]津田左右吉、島田正郎、林榮貴等人認為，節度使、觀察使等名稱的差異只是表示級別上的不同，州實際上都是刺史州，只是州長有地位高低之分，這就否定了節度使轄區的存在。這一觀點直到近年來仍有學者贊同[4]。

津田左右吉等人的觀點并未成為學界的主流，此后學者在研究遼代地方行政區劃時，多依據《遼史·地理志》記載，稱為“節度州”轄區。如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在“遼、北宋時期圖組編例”中指出，遼的地方行政區劃“道以下一般為府州軍城與縣（城）二級。府有京府、蕃府之分，州有節度、觀察、團練、防御、刺史之分；觀察以下諸州或隸屬于道，或隸屬于府與節度州?！盵5]韓濱娜指出：“遼于節度、觀察等州下，轄有若干州縣不等，而那些隸屬于節度、觀察的州便成了支州。另外，遼代在京府之外尚有一些普通府（如黃龍府、率賓府、興中府等），府亦有節度所領或刺史所領之分，節度府與節度、觀察等州同級?！盵6]周振鶴認為遼代州縣制度的特點是呈復式的層級統轄關系，即三級與四級并存于一個道中（五京道），節度州與府同級，不但可以統轄其它領縣的州，而且可以自領縣，兼有高層政區與統縣政區的性質[7]。

2003年，關樹東發表《遼朝州縣制度中的“道”“路”問題探研》一文，指出遼代的“道”實際上是因襲唐五代慣例，指稱節度使轄區（節鎮）。遼代實行的是府、節鎮州（道）—（防御使、觀察使、刺史）州—縣三級制度[8]。

2007年，傅林祥發表《遼朝州縣制度新探》一文。一方面，傅林祥繼承津田左右吉、島田正郎、林榮貴等人的觀點，認為遼代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防御使，作為州的長官，其官銜都是刺史，不存在高下之分。另一方面，傅林祥提出，遼代地方行政制度不是節度州轄團練州、防御州、刺史州，因為節度州與其他州刺史的行政官銜是相同的，而是以節度使管轄團練使、防御使。節度州的軍使銜為節度使，可以管轄團練、防御使，也可以管轄只有軍號的刺史州。一般認為的遼代“節度州”轄區，應該改名為“節度使”轄區或“節鎮”轄區。節度州只是節度使治所所在，它的長官節度使雖然在節度州之外還可能管轄幾個屬州（唐、宋稱“支郡”），但節度州之境域并不能涵括支郡，這與州之境能夠涵括縣不同，所以節度州自然不成為支郡的上級政區。同時節度使對刺史存在著的某種統屬關系，但還不是像刺史對縣令那樣的全面的統屬、上下級關系，是一種不全面的統屬、上下級關系?！肮澏仁埂陛爡^應該是虛級區域，與此相關的行政層級為“節度使轄區—州—縣”虛三級制[9]。

余蔚在上述各家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傅林祥“節度使轄區”或“節鎮”的提法是正確的，但余蔚更傾向于“節鎮”為一種實際存在的層級，與支州之間存在著全面的統屬、上下級關系。遼代實行的是鎮—州—縣三級制模式，不同地區或同一地區的不同時期，其統轄關系又有所變化。節度使直接管轄本節度州的屬縣，從縣—鎮的隸屬關系來看，鎮是統縣政區；但節度使同時又管轄支郡，支郡之下又有縣，從縣—支郡—鎮的隸屬關系來看，鎮又比統縣政區高一層。遼朝受唐、五代政區影響，同樣存在復式的統轄模式[10]。

六、道（路）級區劃與節鎮的關系研究

節鎮之上的行政層級研究方面，學界在節鎮和五京（道）的關系問題上分歧最大。

具體來說，關于節鎮和五京（道）的關系，學界大致有3種觀點：

其一，認為節鎮隸屬于五京道。這是學界最傳統的觀點，即根據《遼史·地理志》記載，認為遼朝將境內劃分為五京道進行管理，各道以京為治所，分別統領全國之州、府、縣、軍、城等。②雖然這一觀點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遭到各種批判和質疑，③但直到近年來，仍有研究者堅持此說[11]。

其二，認為五京道不存在，節鎮在行政上直接隸屬于中央，代表學者為關樹東。關樹東認為，遼朝州縣行政區劃基本因襲唐末五代制度，實行府、節鎮州（道）—（防御使、觀察使、刺史）州—縣三級制度，各類州縣行政上統一向主管州縣及漢、渤海人宮衛事務的南樞密院負責。同時關樹東也指出東京留守司的不同之處，認為《遼史·地理志》中辰州、淥州、開州三節鎮及定州隸東京留守司，這4州都是渤海國舊州。撤銷東丹國后，東京留守司擔負起統領遼東渤海州縣的責任，并長期保留中臺省左右相、左右平章事等官職。這是東京留守司與其他4京的不同之處。但它直轄的州是不斷減少的[12]。吳鳳霞在研究平州遼興軍時，贊同余蔚關于平州與南京在行政級別上并列的觀點，認為從遼初至遼末，平州沒有受制于南京，而是由遼朝直接管控[13]。

其三，還有學者重新界定五京或五京道的性質。如傅林祥認為遼代南樞密院系統的府州，直接隸屬于五京留守司。但傅林祥認為遼代五京留守司是中央機構，五京留守是京官而不是地方官，五京區域（五京道）不是地方一級行政區，相當于元代的中書省轄區[14]。

余蔚認為，五京道可能是一種中央監察官員的履職分區，同時具有行政區劃的部分功能，但又不是完整的一級行政區劃。一方面，作為五京道最高機構的留守司，對本道的行政管理權不完全，至少頭下州的行政管理權在五京留守的掌控之外。另一方面，五京道不是一級普遍建置的政區，或者說五京道的轄境不能涵蓋遼朝全境（如西北、西南、烏古敵烈和平州等軍事路，民政不隸屬于五京留守，而由本路軍事主管機構兼領）[15]。認為五京道是“準政區”，遼代并不存在真正的高層政區。遼于節鎮之上設有道（路）一級，比起中晚唐制度之道、鎮一體，又可視為一種創設。正因增加了道（路）一級，而作為高層政區的道的長官（留守）同時仍兼治所所在州的長官，于是在某些道，遂出現留守一身而兼道、鎮、州（府）3個層級的政區長官的獨特現象[16]。

隨著前輩學者對節鎮與五京（道）問題研究的深入，進一步引出節鎮與軍事路、節鎮與財賦路的關系問題。

節鎮與軍事路關系方面?？爹i在研究遼代五京體制時首次提出，五京道不是一級行政區，而是軍事區劃，各節鎮在軍事上隸屬于對應的軍事機構。但是康鵬在文中對史籍中出現的可證明五京（道）具有行政區劃職能的史料未作辨析，未免有論證片面之嫌[17]。王曾瑜將遼朝地方軍區劃分為：1.南京留守司和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司、總管府、元帥府等；2.西南路招討司；3.西北路招討司；4.西京留守司和西京都部署司；5.上京留守司和上京都總管府；6.中京留守司和中京都總管府；7.東京留守司和東京都總管府、統軍司等；8.東北路統軍司，但未指出各大軍區與節鎮（王曾瑜稱之為小軍區）之間的關系[18]。余蔚進一步指出，遼朝境內存在軍政一體的軍事路，需要將作為高層地方軍事區劃的軍事路與五京道相結合，才能覆蓋遼朝全境。將遼朝的軍事路分為南京路、西京路、西南面、西北路、烏古敵烈路、東北路、黃龍府路、咸州路、東京路、南路、保州路、平州路十二處。認為各節鎮在軍事上隸屬于各軍事路[19]。

具體到各軍事機構研究上，陳得芝、長澤和俊、王颋、何天明等先生在西北路招討司、西南路招討司的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④考證出西南路招討司治豐州、西北路招討司治鎮州、鎮州建安軍節度使由西北路招討使兼任等重要信息。

節鎮與財賦路關系方面。向南、楊若薇認為遼朝五京道分別有一個掌管財政的使司，“為各道漢人的最高財政機構”。五京計司之外，還有長春、遼西、平州三路錢帛司。另外，遼朝還效仿唐宋制度，在奉圣州、蔚州、應州、朔州、保州、南京等地設立了一系列轉運使司。由于作者認定“遼代全國析為五道，漢人州縣皆以道領”，所以在承認“長春、遼西、平州三路地位至為重要，已不同于五京以外的其他地區”的同時，仍主張五京計司為地方最高一級的財政機構。最終得出了一個模棱兩可的結論，即“遼朝的五京計司、轉運使司、錢帛司分別掌管一道、一路的漢人經濟”，仿佛遼朝存在“道”“路”兩種財賦區[20]。

關樹東否認五京道的存在，認為遼朝只有一種路制，即財賦路。遼朝先后建立了8個財賦路，即五京五計司，外加長春、遼西、平州三路錢帛司。同時指出這種路制“與宋代有所不同，如果說宋代的路堪稱諸監司并立的復式政區的話，遼代的路尚難構成一級政區，它始終只是一個財務督理區”。關樹東首次將長春、遼西、平州三路錢帛司與五京五計司視為平行的財賦路[21]。

經向南、楊若薇、關樹東等學者的研究，遼代財賦路基本已廓清。遼代財賦分8路，即五京路與長春（駐長春州）、平州（駐平州）、遼西路（駐興中府）。8個財賦路的相關負責機構為上京鹽鐵使司、中京度支使司、東京戶部使司、南京三司使司、西京都轉運司，以及長春路、遼西路、平州路3處錢帛司。這一分區方式，完全形成在興宗晚期，至遼末已成為最正式，也是公文中最常提及的分區方式[22]。但是，前輩學者的研究皆未提到節鎮與財賦路的運作。

七、遼代節鎮與斡魯朵的關系研究

節鎮和斡魯朵的關系問題，楊若薇之前，學界一般認為隸宮州縣直接隸屬于斡魯朵。⑤這一觀點長期得到多數學者的贊同，個別學者稍有調整。如李錫厚認為，斡魯朵并不等同于宮衛，而僅僅是宮衛的一部分，因此隸宮州縣隸屬于斡魯朵的說法是不對的。但他仍然贊同隸宮州縣具有皇帝頭下的性質。⑥直到楊若薇首次提出，斡魯朵與隸宮州縣不存在直接統轄關系。遼朝對隸宮州縣的統治，與普通州縣一樣，是作為國家的基層行政單位，劃歸諸京道統轄的。官吏與普通州縣同樣由朝廷統一任命、考核。隸宮州縣在軍事上不隸屬斡魯朵，與普通州縣一樣，分別隸屬于諸路的軍事機構。隸宮州縣同樣擔負著國家的賦稅剝削，其財政并非歸斡魯朵掌管，而是與普通州縣一樣歸屬于國家財政機構掌管。隸宮州縣的作用主要是每年向斡魯朵提供徭役[23]。

此后，學者們在楊若薇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

高井康典行的創新之處在于，在研究斡魯朵州縣時將藩鎮體制的影響考慮進去。認為隸宮州縣受藩鎮體制影響，不僅存在藩鎮體制的統治機構，且藩帥讓自己的僚屬參與州縣事務，有將轄區作為私有領地的傾向。財政上，藩帥雖然受到斡魯朵及財政機構的制約，但仍最大限度地為自己斂財。收入不僅用于藩帥個人開支，也用于供養部曲，與唐、五代的藩鎮相同[24]。

傅林祥認為，遼代屬于皇室宮帳的州縣以及投下軍州，可能存在著所有權與管轄權分離或部分分離的情況；也可能實行雙重管轄，也就是這些州縣既隸屬于宮分或王府，同時在行政上也隸屬于某京留守司；就管轄權來說，或者是雙方的側重點各有不同，或者是雙方管轄該州內的對象（民眾）類別有異[25]。

余蔚認為隸宮州縣與斡魯朵的關系，應在于提供財政支助[26]。

八、遼代節鎮與中央的關系研究

關于節鎮與中央機構的隸屬關系，島田正郎認為，不論是斡魯朵所屬州縣，還是頭下軍州，或是作為奉陵邑的州縣，到了圣宗晚年，皆歸南樞密院管轄。即凡是農耕定居之民，皆要服從南樞密院（漢人樞密院）的統轄[27]。

關樹東認為遼代各類州縣行政上統一向主管州縣及漢、渤海人宮衛事務的南樞密院負責；軍事上分隸諸總管府、統軍司、招討司，由主管全國軍事的北樞密院統一指揮。財政上，各類州縣分區域隸屬8個財賦路[28]。

高井康典行認為，在行政上，存在從斡魯朵到隸宮州縣、從樞密院到隸宮州縣兩套行政系統并存的局面。認為藩鎮的存在使得斡魯朵、國家對隸宮州縣的直接統治受到限制[29]。

傅林祥認為，遼代五京留守司是中央機構，南樞密院系統的府州，直接隸屬于五京留守司。遼代南樞密院系統所轄府州縣地方行政系統，存在著三級制（府—州—縣）、虛三級制（節度使轄區—州—縣）、二級制（府—縣，或州—縣）等多種形式[30]。

余蔚認為遼代之州，方州、隸宮州，屬南樞密院；邊防城，隸北樞密院；頭下州軍，隸貴戚大臣[31]。

關于遼代中央對節鎮的管控，目前僅見王立鳳統計節度使的任職時間后指出，遼朝節度使任期特點為任期時間短，調動頻繁[32]。陳俊達、楊軍指出，由于遼代節度使總攬轄區內行政、監察、經濟、軍事等權力，為防止出現唐末五代地方割據情況，遼朝中央采取了諸如頻繁調動節度使，使其在任時間短，無法形成地方勢力；嚴格考課節鎮長貳；削弱節度使的用人權、司法權；對節鎮在軍事、經濟上進行管控，以及在節鎮之上設置更高一級的監察區等措施[33]。

綜上所述，既往研究涉及到遼代節鎮體制的多個方面，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對某些問題的研究仍不充分，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1.關于節鎮的性質，學者的研究之間存在差異。如傅林祥認為節鎮是虛級政區，對支州是一種不全面的統屬、上下級關系。余蔚傾向于節鎮為實際存在的行政層級，與支州之間存在著全面的統屬、上下級關系。然而由于前輩學者沒有對節鎮制度如何被引入遼朝，并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演變過程進行分析，且對節鎮的直屬機構和下屬機構分析不足，本文認為學界在節鎮行政、監察、對支州的統轄等方面的論述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有進一步探討之處。2.由于前輩學者對“道”的理解不同，導致對“道”與節鎮關系的認識存在爭議。需要在重新理解“道”的性質的基礎上，對“道”與節鎮的關系重新進行審視。3.遼代節鎮的分類及其職能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行政區劃問題，前輩學者僅從行政區劃角度進行研究有失偏頗，需要結合政區地理、軍事地理，以及遼朝自身特點進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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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①[日]津田左右吉.遼の制度の二重體系.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五）.東京：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大正七年（1918）.204-205；[日]島田正郎著，何天明譯.大契丹國——遼代社會史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65.

②如譚其驤、周振鶴、韓濱娜、于寶林、林榮貴、何天明、王淑蘭等學者，在其論著中皆持此觀點。

③如李逸友1987年發表《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一文，提出“《遼史·地理志》將遼國的京、府、州、縣、軍劃分為五個‘道，只是表明這些政權機構和城郭所在的區域，并無‘道一級政權，不是都由五京管轄?！币罁醯け就梁筒孔宓貐^由皇室、諸王、國戚直接管理，認為遼代的州縣不都是由五京管轄，首次提出遼代不存在“五京道”：陳述.遼金史論集：第三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50-51.此后，張修桂、賴青壽又進一步指出，遼代五京府在地方上的地位，實際上與節度、觀察等南面方州，及部族節度使等北面諸官，相互平行?！哆|史·地理志》所謂的“道”并非當時地方一級行政區劃，只是一個地理區域概念，只是撰者借以作較好地謀篇的方式而已。從《遼史·地理志》的編纂角度入手，否定“五京道”制度的存在，同時否定了五京對各節鎮的統轄關系：張修桂，賴青壽.《遼史·地理志》平議.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歷史地理》編輯委員會.歷史地理：第十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18.關樹東指出五京道的始作俑者是今本《遼史》的編纂者。元代史官認定遼朝州縣分隸五京道，一是受前代以五京為中心排列州縣的編纂體例的誤導，二是受《遼史》本紀有關記載的誤導。所謂五京管轄諸軍州，是元代史官自己臆加的：關樹東.遼朝州縣制度中的“道”“路”問題探研.中國史研究，2003，（02）：130.

④王颋.遼的西南面經營及其與西夏的關系.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83-90；[日]長澤和俊著，陳俊謀譯.遼對西北路的經營（上）.民族譯叢，1984，（04）：39-45；[日]長澤和俊著，陳俊謀譯.遼對西北路的經營（下）.民族譯叢，1984，（05）：41-4；陳得芝.遼代的西北路招討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宋遼金史論叢：第一輯.267-276；何天明.遼代西南面招討司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06）：66-70.

⑤[日]田村實造.遼代的移民政策和州縣制的建立.劉俊文主編，索介然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五代宋元.503；[日]島田正郎著，何天明譯.大契丹國——遼代社會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53；陳述.頭下考（上）.中華書局編輯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宋遼金元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726-727.

⑥李錫厚.論遼朝的政治體制.歷史研究，1988，（03）：127；李錫厚.關于“頭下”研究的兩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1，（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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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孫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