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庶族子弟科舉及第者仕宦空間研究

韓姍辰

摘 要：科舉制度的設置，本是國家政權與士族地主的一種博弈。唐朝建立以后，采取了沿用隋時確立的科舉制度并加以完善、發展的策略。隨著科舉制的發展，門蔭入仕開始式微，科舉入仕逐步取代其他方式成為唐代高級官吏的主要來源。庶族子弟這種社會中下階層產生的知識分子在國家考試中中舉及第后仕宦空間，以安史之亂為劃分，唐代前期時，李唐政府的科舉制度雖然打破了士族掌握人事權的局面，但是作用不大，庶族入仕仍然具有難度，及第后仕宦空間也存在界限。唐朝中后期，科舉制遭到士族的異化和操控，庶族子弟的入仕和發展更為艱難。唐末五代時，唐朝士族對科舉制度仍是抵制和操縱的態度，科舉制與官員的晉升都異化成了為其群體服務的工具，但此時混亂的時代下，庶族子弟實現抱負已不再只有科舉這一出路。

關鍵詞：唐代；庶族；科舉；社會流動性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9）03-0016-04

一、唐朝前期庶族子弟的科舉及第仕宦空間

所謂唐朝前期后期，大抵上以安史之亂來區分。

從科舉制度的發展看，唐朝初期總體上是科舉制不斷發展完善并進而成為主流選官方式的階段，唐朝科舉制度的制度性變遷，是唐朝官方政府、世家大族和寒門庶族共同推動的結果。在3個主體中，掌握制度設計的李唐政府與試圖異化制度的世家大族的博弈并非本文論及的重點。本文更多的著眼點在于在前二者博弈的情況下，寒門庶族的命運及其對唐朝社會產生的影響。

（一）唐代前期科舉取士所占官員比重

唐朝初期相對于庶族而言，士族做官的途徑是很寬廣的。門蔭制度、流外入流都是士族手中有力的武器。李唐政府雖然希望打破士族對政權的威脅，但扶植新貴的做法反而強化了門閥政治，只不過具體的士族是新人換舊人。李唐政府的科舉制度雖然打破了士族掌握人事權的局面，有利于寒庶入仕，但是這種作用不宜夸大。

在唐初，憑借非科舉方式入仕的官員依然能夠成為包括宰相在內的高級官員，而且往往數量巨大，比如，魏征家族原籍后裔之一魏玄同就曾經反映過“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1]的社會現實，并對以文學進身的庶民出身的官吏不得升遷，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中宗時期的宰相蕭至忠，本身出身卿相世家，也承認：“宰臣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罕有才藝?！盵1]這為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唐朝前期選官用人的整體脈絡，提供了便捷。

1.錄取名額的調整對庶族子弟科舉入仕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庶族子弟想要入仕，難度是不小的。一方面，和當今的很多非城市學子類似，庶族子弟中除少數“富民”階層外，大部分貧寒出身的知識分子在物質保障和受教育環境方面，天生處于劣勢。另一方面，唐初每年要安排的官人子弟就占用了有限的官員名額，再加上科舉考試年復一年的積累，正所謂“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盵1]既然唐中期以前勛貴世家門蔭的數量需要確保，那也只好發布命令：“自今以后，每年考試所取明經不得過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2]，用限制科舉取士數量的方法來調節“士無官，官乏祿”的困局了[3]。根據王偉的統計，開元十四年以前，進士考試共88次，其中登第人數在35人以上者，僅18次；在30人以上者，亦僅24次，整個唐代進士考試共260次，其中登第人數在35以上者，僅26次，在30人以上者，也僅53次[4]。而寒庶子弟，又幾無其他途徑入仕，僧多肉少之情勢可見一斑。

2.士多官少情況下庶族子弟及第后入仕情況分析。唐代士人科舉及第后，也不過是取得做官的資格，還需要經過吏部的考選。因此常有及第者不能得官的情形發生，如韓愈中舉后3次在吏部主持的考試中失利而不能得官。以上還是就庶族子弟參加科考后進士及第便可做官而進行的討論，然而實際上還有這樣的一種情況：進士及第后，面臨著士多官少的局面，因此不能立即獲取官職，如開元時“或有出身二十余年而不獲祿者”[3]。在此情勢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資格，推排祿位”[5]。對于庶族子弟而言，這個漫長的等待事實上成為寒門學子的額外負擔，極大地打擊了寒門庶族子弟參加科考和從政的積極性。

（二）唐代前期生徒來源及其與庶族的關系

為了配合科舉制度，滿足國家人才的需求，唐初曾經建立了國家掌控的學校教育體系，這個體系中雖然也有專門招錄庶族子弟的名額，但仍然以皇親貴胄和世家大族為主。既然庶族子弟中能夠得到國家公立學校教育機會的少之又少，那么更多的寒庶知識分子只能憑借地方私學或者在家自學的方式，同受到專業培訓的士族子弟同場競技。因此雖然唐朝前期士族對于科舉并未接受，但是寒庶子弟并不能在科舉中獨占鰲頭。

（三）唐代前期庶族子弟及第后仕進情況概說

相比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相對于庶族超過7成的優勢相比，“唐代前期，高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6]。這基本上是科舉選官的勝利，是李唐政府制度設計的勝利。寒庶子弟擁有了更多的機會躋身高官行列，更多高官出身寒門，也有利于在官場形成寒門提攜寒門的機制，有利于打破士族壟斷仕進通道。這里我們應注意到數據不一定能夠真實地反映社會問題的實際情況。一方面，李唐皇族本身不能完全擺脫士族政治，往往需要士族政治為其服務，故而在創制科舉制度的同時，維持了士族的相對優勢地位。另一方面，庶族子弟獲得43.6%得益于武周時期武則天對于士族的沖擊，這個數值一定程度上帶有政治斗爭的色彩，并不能完全客觀地反映正常情況下在科舉制度的影響下庶族地主階級的晉升情況。如果加上這種考量，則庶族的提升是要打折的。

更為客觀的情況不一定從數據得出，而是從時人的普遍觀感得出。魏玄同、蕭至忠提及的現象更能反映李唐政權正常治理國家的情況下，士庶博弈的常態。從李唐皇室的自身利益出發，也不難理解其選擇：既要通過科舉制度適當的敲打士族，又要保證士族擁護李唐政權。李唐政府的這種對士族的優容和遷就，注定了庶族子弟及第后仕宦空間的界限。

二、唐朝中后期庶族子弟的科舉及第仕宦空間

自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社會變動極大。陳寅恪先生曾說：“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盵7]因此，唐朝中后期的社會運作機制又與唐朝前期大不相同。

（一）唐朝中后期士族對科舉考試態度轉變后的策略調整

唐代選官用人制度的演變，總體上是由多種選官方式并行演變為以科舉制度的進士科為主，其余為次。這種變化與科舉制度的發展息息相關，也同唐朝中期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和士族主動調整策略以適應國家政策變動有關。

從國家、士族和庶族三大主體的角度思考，這一階段李唐政權已經滿足于之前一個階段對士族的沖擊，從而放緩了制度發展的腳步，未能做到及時地調整統治策略，以適應新產生的問題。而這一時期士族對科舉制的態度則變得有趣起來，保守的士族固然對科舉制度持批判態度，但另一方面，隨著科舉制度的影響日益擴大，士族中的一部分開始調整策略，主動適應新的規則。而這一變化，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庶族子弟憑借科舉入仕的仕宦空間。

1.士族對科舉態度轉化對庶族子弟科舉入仕的影響。雖然中唐以后，門蔭入仕位極人臣者不乏其人[8]，但是隨著科舉取士特別是進士科進士及第對于入仕和晉升的意義越來越大，士族也不滿足于門蔭這種入仕方式，開始加入國家考試的大軍中來，從而進一步地擠壓了寒門庶族子弟的入仕機會。王偉指出，整個唐代士族出身的登科者占進士科的71%。這說明士族在科舉考試，特別是進士科考試中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4]。與之相對，29%的進士成為寒門庶族中絕對的幸運兒，因為天下寒士何其多，又不知多少人終其一生也只能“灑淚慚關吏，無言對越人”（鄭谷《送進士趙能卿下第南歸》）“羞見關城吏，還從舊道歸”（岑參《戲題關門》），甚至于因為關山路遠，這一考，便是十幾年客居他鄉。起初，士族僅僅憑借家學淵源和熟悉政事的優勢，相對公平地參與科舉競爭，但是當士族逐漸嘗到科舉制的甜頭以后，對科舉制的異化和操控，締造一個新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就成為了士族努力的方向。

2.關閉的大門——唐代限制胥吏參加科舉對庶族子弟科舉入仕的影響。在中國古代的官僚系統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胥吏，即在官府中處理文書性、具體性或技術性事務的工作人員和雜役。魏晉以來，官吏分化，官為士族壟斷，胥吏地位卑下。自從隋朝創立科舉制度，給了胥吏一個晉升為官員的機會。但是，自唐憲宗時期開始，國家禁止胥吏參加科舉[9]，以保證官員和胥吏之間可以相互制衡，達到維持對地方的統治和保證行政效率的目的。對此楊練在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論科舉制對胥吏政治的雙重影響》一文中有所談及[10]。但除了上述原因外，這種禁止胥吏參加科考的政策之所以會出臺，還與士庶科場之爭有關。這里談及胥吏問題，正是因為胥吏的主要來源問題。很顯然，世家大族的直系嫡親子弟，是無論如何不會屈就胥吏之職的，擔任這種基層職務的，本就是寒門庶族占大多數。嚴格限制胥吏參加科舉考試，事實上堵死了一部分經濟條件較差的寒門子弟通過科舉步入官員行列的機會。這正是唐中后期士族開始正視科舉制度后，憑借手中優勢資源對科舉制度的一次異化，其目的也正在于強化本階層的相對優勢地位。比起相對公平的考試制度，利用排他性的主觀評價體系為本階層牟利，是任何一個歷史時期任何一種既得利益群體都擅長和樂見的。

（二）唐朝中后期庶族子弟科舉及第仕宦晉升空間分析

單純從科舉入仕的情況看，固然容易得出唐朝中后期進士及第是快速晉升和任職高官的重要條件，畢竟絕大多數高官都是進士出身。但用這一現象卻無法分析士庶的具體情況，因為中晚唐時期士族也加入科場逐鹿的隊伍，單純地考察進士及第任職高官的情況，已經不能說明庶族地主階級在官場的發展情況。

中晚唐士族兼進士出身者在仕途中一直處于優勢地位，其入仕、升遷的機會亦大于寒庶兼進士出身。以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房琯、李泌、楊炎、陸贄、裴度、李德裕等唐朝十幾位著名宰相進行統計，出生庶族的僅有張九齡，其余9人皆出身士族?！疤拼捌?，高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后期則為62.3%?！盵6]唐代社會下能否成為政治精英仍主要取決于出身。因此，從整體上判斷，寒門庶族雖然就個體而言會出現高官，但是就一個社會階層來說，其仍然是弱勢的。

另一方面，雖然常說進士晉升快速，但其實唐代進士及第者往往需要幾十年才能成為中、高層官員[11]。這條道路對于朝中無人的寒庶子弟是艱辛的，他們的政治生涯可能只是終身流轉于地方州縣。而士族憑借其門第的優勢、文化傳統的優勢，及其家族長期以來建立的關系網，仍然能夠輕而易舉地躋身政治上層。同樣是參加科舉考試，士族由于擁有良好的家庭教養和政治經驗，也比庶族更易成功。正如李德裕所云：“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范，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倍昂靠v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盵1]因此，雖然一部分史料中唐朝君臣在議事的時候有尊科舉而貶門蔭的傾向，但是基于數據的考察結果卻是士族把持著六七成的高官。比如唐代的刑部尚書絕大多數出身地方郡姓，半數以上來自于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士家大族[12]，而出身寒微者實屬個別。從社會觀念的微觀角度也能見微知著，唐中后期士族的門第婚姻觀念仍然強烈[13]，正是上述問題在婚俗方面產生的影響。

三、唐末五代寒庶子弟的歷史抉擇

唐末五代在時序上是緊密聯結的，這個時間點實際上是唐朝后期社會變遷的結果。唐朝末期政治腐敗，官場黑暗，經濟凋敝，藩鎮割據的社會現實，瓦解了大一統王朝竭力維系的社會秩序，為社會的流動性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唐末科場弊端叢生下庶族子弟的科舉及仕官情況

唐朝士族對科舉制度總體上有一個由抵制到操縱的發展脈絡，這一現象在尹富的《抵制、渴慕、操縱：論唐代士族對科舉的多重態度》一文中論述頗詳[14]。唐代科舉并未如宋代采用糊名法，這給了徇私舞弊者操作的空間。再加上唐末科場弊端叢生，士族利用手中掌握的國家公權力，將科舉制異化成了為其群體服務的工具。這種異化還體現在官員的晉升方面，金瀅坤對這點有了基于數據的詳盡分析：在晚唐的最后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士族擔任宰相的比例一度高達92%，而寒庶子弟不過7%而已[15]，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中晚唐時期寒門庶族在晉升空間上的窘境?！昂蕾F塞龍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的情況[16]，注定了那些朝中無人、家中無積的庶族子弟往往久困科場，壯志難酬。這樣嚴酷的社會現實，締造了唐末詩人合稱現象的出現，周蓉的《唐末詩人合稱現象及其與科舉制度的附生關系》對此現象做了深入的探討[17]?！安∠脶t門渴望梅，十年心地僅成灰。早知世事長如此，自是孤寒不合來?！保_隱《丁亥歲作》）寒庶學子望眼欲穿，卻仕宦無門。為求得進士及第，一些庶族子弟不惜放棄人格尊嚴，或投于宦官門下，或往權貴處搖尾乞憐。怕是若非唐朝亡的早些，科舉變成又一個察舉，九品中正借尸還魂，也未可知。

（二）士庶對立的最終結果

唐末五代，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分裂的亂世，在這個歷史時期，唐朝那些已經脫離了鄉村共同體的士族[18]，并不能像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樣結塢自保，反而成為困坐唐朝中央的待宰羔羊。對政權的把控是士族賴以維護自身地位的最重要依仗，然而當唐王朝自身難保的時候，士族就好比寄生于生物體內的寄生蟲一樣，一方面導致其寄主異常乃至于死亡，一方面又事實上為自己敲響了喪鐘。

具體來說，士族在唐末五代時期遭受了來自黃巢起義和朱溫的雙重打擊，以至于衰落。黃巢早年屢試不中，起事后于廣明元年殺士族無遺類[19]；朱溫采納久試不第的寒庶知識分子李振的建議，將清流投入黃河，盡作濁流[19]。門閥制度服務的譜系之學，在唐末五代徹底衰絕，便是因為服務的人群多數喂了烏鴉魚鱉。當社會階層的流動性無法通過秩序內有序流動，則會像高壓鍋一樣，在壓抑中迎來新一輪的爆發，最終獲得既得利益群體不樂見的負面結果。五代宰相中士族僅占27%，便是明證。

當然，這里要強調的是，在唐末五代期間，庶族子弟的仕官和晉升空間的確是增加了，但是這和科舉的關系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庶族子弟往往主動投靠藩鎮，甚至從軍作戰。他們對于唐王朝的認同感相對于士族而言也較低，其仕官和晉升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科舉制度下官僚系統內部的任用和選拔機制運作下的產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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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