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sST、IgA1與T細胞亞群聯合檢測在HSP患兒診斷中的價值

王偉偉，馬國瑞，宋曉娟，吳文先

(1.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河南 洛陽 471003；2.偃師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河南 偃師 471900；3.河南省中醫藥研究院兒科，河南 鄭州 450003)

過敏性紫癜（HSP，hench-schonlein purpura）是兒童常見的出血性疾病之一，是一種常見的自身免疫性血管炎性疾病，近年發病率逐漸增加，主要表現為關節腫痛、皮膚紫癜、胃腸道的出血等等[1，2]。HSP的發病機制還不清楚，但是主要認為是免疫應答機制介導的血管炎，可能與發病期T淋巴細胞亞群失調、體液免疫系統紊亂等有關，在體液免疫中體內產生以IgA1為主的自身抗體，形成免疫復合物從而沉積在毛細血管壁中，損傷血管的內皮細胞，導致HSP的發生[3，4]。有研究表明sST2(可溶性ST2，Soluble ST2)在免疫調節中有重要作用，在HSP患兒中水平升高[5]，因此本研究探討血清sST、IgA1與T細胞亞群聯合檢測在HSP患兒診斷中的價值，為臨床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選擇2015年1月-2018年1月在本院就診的HSP患兒110例，年齡2～13歲，平均（7.53±2.68）歲；其中男 76 例，女 34 例；病程1～23 周，平均（12.4±6.4）周；類型：單純皮膚紫癜有35例，皮膚紫癜合并胃腸道癥狀有39例，皮膚紫癜、胃腸道癥狀及關節癥狀有23例，紫癜腎炎有13例；同時選擇同期在本院體檢的健康兒童80例，年齡為 3～13 歲，平均（7.16±2.05）歲；其中男 51例，女29例；兩組兒童的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我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兒童家長知情并同意。1.2納入排除標準 觀察組納入標準：⑴患兒符合過敏性紫癜的診斷標準；⑵均是首次發??；⑶近4周內未使用免疫抑制劑或者糖皮質激素等藥物；觀察組排除標準：⑴合并其他過敏者；⑵合并有風濕性關節炎、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等免疫性疾病或免疫缺陷者；⑶近期有感染者；對照組納入標準：⑴健康兒童；對照組排除標準：同上述排除標準。

1.3 方法 采集所有兒童空腹肘部靜脈血5ml，以3000r/min離心10min，使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IgA1、IgG、IgM以及補體的水平，使用ELISA法檢測TNF-α、IL-33、IL-21水平，試劑盒由上海鈺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流式細胞儀檢測所有兒童的T細胞亞群。使用ELISA法檢測sST2的水平，試劑盒由上海仁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操作。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19.0統計軟件分析，采用百分比表示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比較組間差異，用平均數±標準偏差表示計量資料，兩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采用Spearman分析各指標和HSP的相關性，將單因素分析存在統計學差異的因素納入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線)判斷其診斷價值。 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所有兒童的T細胞亞群比較 觀察組患兒的CD3+、CD4+、CD4+/CD8+低于健康兒童，CD8+高于健康兒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所有兒童的T細胞亞群比較（±s）

表1 所有兒童的T細胞亞群比較（±s）

組別 例數觀察組對照組110 80 t P CD3+ CD4+ CD8+ CD4+/CD8+61.41±8.37 66.03±6.73 4.212 0.000 30.18±6.85 35.62±4.68 6.500 0.000 32.26±6.46 30.36±5.42 2.139 0.034 1.01±0.36 1.19±0.38 3.324 0.001

2.2 所有兒童的炎性因子、補體的水平比較 觀察組兒童的IgA1、TNF-α、IL-33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兒童，IL-21水平顯著低于健康兒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IgG、IgM、C3、C4 水平與健康兒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所有兒童的sST2水平比較 觀察組兒童的sST2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兒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2.4 各指標與HSP之間的關系 相關性分析表明：CD3+、CD4+、CD4+/CD8+、IgA1、sST2/IL-33 與 HSP的發生有關。

2.5 Logistic回歸分析 以 CD4+/CD8+、IgA1、sST2/IL-33為自變量，以是否為HSP為因變量，進行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T細胞亞群、I-gA1、sST2/IL-33是 HSP的獨立危險因素 （P＜0.05），見表 5。

表2 兩組兒童的炎性因子、補體水平比較（±s）

表2 兩組兒童的炎性因子、補體水平比較（±s）

組別 例數觀察組對照組110 80 t P IgA1（g/L） IgG（g/L） IgM（g/L） C3（g/L） C4（g/L）1.88±0.64 1.29±0.32 8.341 0.000 8.06±2.41 8.26±1.87 0.644 0.521 1.47±0.55 1.42±0.47 0.657 0.512 1.18±0.21 1.16±0.23 0.623 0.534 0.23±0.06 0.24±0.05 1.430 0.056 IL-21（pg/ml） TNF-α（pg/ml） IL-33（pg/ml）156.42±60.03 331.46±32.51 25.816 0.000 224.51±124.05 124.51±80.04 6.742 0.000 364.41±154.62 175.74±91.04 10.531 0.000

表3 所有兒童的sST2水平比較（±s）

表3 所有兒童的sST2水平比較（±s）

組別 例數觀察組對照組110 80 t P sST2（pg/ml）1784.4±541.4 1067.4±468.3 9.531 0.000

表4 各指標與HSP的相關性分析

ROC 曲線顯示：CD4+/CD8+、IgA1、sST2/IL-33單獨檢測的曲線下面積為 0.789、0.763、0.775，聯合檢測的曲線下面積為0.907，聯合檢測的敏感度為89.49%，顯著高于單獨檢測，見表6。

圖1單項生化指標和聯合檢測的ROC曲線圖

3 討論

HSP是兒童常見的自身免疫性血管炎性疾病，常累及肌肉、關節、血液循環、神經系統、腎臟等多個系統、臟器的功能，雖然HSP是一種自限性疾病，較多患者在4周內癥狀可消失，但是仍有部分患者可發展為HSPN（過敏性紫癜腎炎），甚至最后發展為慢性腎病，因此需要及時進行治療，但是在臨床上HSP的發生機制還不清楚，目前主要認為與體液免疫、T細胞亞群功能異常、炎癥因子等有關[6-8]，因此本研究探討血清sST、IgA1與T細胞亞群聯合檢測在HSP患兒診斷中的價值，提高早期診斷率，提高預后。

表5 二項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表6 單項檢測和聯合檢測ROC曲線下面積比較

T細胞亞群功能失調被認為HSP的發病機制之一，在本研究中觀察組患兒的CD3+、CD4+、CD4+/CD8+低于健康兒童，CD8+高于健康兒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了在HSP患兒中Th1/Th2發生失衡，Th2細胞活化，發生失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在HSP患兒中IFN-γ （干擾素-γ，Interferonγ）的水平發生降低，使IFN-γ/STAT1(信號傳導及轉錄激活因子1，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1)的信號傳導通路受到抑制，從而使Th1的特異性轉錄因子表達降低，而機體的白介素-4（IL-4，Interleukin-4）水平升高使 IL-4/STAT6(信號傳導及轉錄激活因子 6，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6)的信號傳導通路激活，使Th2的轉錄因子表達上調，從而使Th1/Th2發生失衡[9，10]，與張紅[11]等研究結果較一致，說明了HSP可能與T淋巴細胞亞群的功能失調。

HSP患兒中發生Th1/Th2失衡，可使IL-4、IL-6等因子增多，IL-4及IL-6水平升高可活化B細胞，從而使IgA1（分泌IgA）增多，主要以異常糖基化IgA1為主，異常糖基化IgA1不能被肝細胞識別、清除，可發生自我聚集形成多聚體或者形成抗原-抗體的免疫復合物，從而沉積在血管壁導致血管炎，引起HSP的發生[11，12]。在本研究中觀察組兒童的IgA1、TNF-α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兒童，IL-21水平顯著低于健康兒童，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IgG、IgM、C3、C4 水平與健康兒童無差異（P＞0.05），說明了B細胞體液免疫在HSP發生中起重要作用。

近年新發現的炎性因子IL-33與IL-1的家族成員的IL-18、IL-1β的基因序列、結構域相似，可以激活肥大細胞、淋巴細胞、嗜酸性粒細胞等細胞的誘導產生，Th2類炎癥細胞因子、趨化因子，促進炎癥發生[13]。有研究表明[14]在成人HSP血清IL-33水平升高，而且與疾病的嚴重程度有，可能是因為IL-33與其受體ST2和輔助蛋白結合傳遞活化的信號，激活NF-kB （核因子-kB，nuclear factor-kgene binding）、MAPK(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等通路，使Th2型細胞因子、趨化因子釋放，導致HSP發生。ST2蛋白是IL-1受體的家族成員，分為可溶性ST2、跨膜性ST蛋白，而sST2是IL-33的可溶性受體，可能抑制Th2型細胞因子、趨化因子釋放，主要是因為sST2并不引起信號的傳導，sST2與IL-33結合后可以抑制IL-33及細胞膜上其他的受體結合，從而抑制信號傳導[15]。在本研究中觀察組兒童的sST2、IL-33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兒童，但是sST2/IL-33的比值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了 sST2/IL-33的水平失衡與HSP的發生有較大關系，與王菲等研究結果較一致。在本研究中CD3+、CD4+、CD4+/CD8+、IgA1、sST2/IL-33 與 HSP 的發生有關；以CD4+/CD8+、IgA1、sST2為自變量，以是否為DN為因變量，進行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表明T細胞亞群、IgA1、sST2是HSP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 說明了 CD4+/CD8+、IgA1、sST2/IL-33 與HSP有關。

ROC 曲線顯示：CD4+/CD8+、IgA1、sST2/IL-33單獨檢測的曲線下面積為 0.789、0.763、0.775，聯合檢測的曲線下面積為0.907，聯合檢測的敏感度為89.49%，顯著高于單獨檢測，說明了CD4+/CD8+、IgA1、sST2/IL-33在診斷HSP均有較大價值，但是聯合檢測的敏感度更高，可顯著提高診斷率，在臨床上可廣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