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城市非正當性支配理論

張雪婷

【摘 要】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現代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在城市社會理論方面有著重大建樹。作為古典社會理論的創始人之一，韋伯用“非正當性支配”來概括西方城市的典型特征。在《城市：非正當性支配》一書中，韋伯闡釋了城市的概念和種類，結合先前已闡釋過的支配、正當性概念，從城市共同體的來源和城市共同體支配權利的自主性兩方面具體闡釋了城市的非正義性支配。

【關鍵詞】韋伯;城市;支配;非正當性支配

中圖分類號：D09 ? ?文獻標志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7-0195-02

一、城市的概念

長期以來，對于城市的概念各學科沒有統一的概念。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城市是由緊密間隔的住宅形成的一個范圍廣大的定居區的聚落?！盵1]1按照這種說法，城市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從規模上來說，這個聚落必須足夠大，但多大可以稱為城市沒有統一的標準;二是從鄰里關系來說，城市失去了農村人們之間彼此相熟的特點，人與人之間相熟度大大降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市“居民主要以商貿而不是農耕為生的聚落”[1]2。就歷史現實而言，經濟學的定義忽略了古代依托皇室、宮廷這些政治因素而發展起來的城市。除社會學和經濟學外，許多學科都對城市的概念在各自的領域內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釋，但無論哪種解釋都承認“城市是個相性對封閉的聚落，而不光是一定數量單門獨戶住宅的集合”[1]1。

基于對城市概念的辨析，韋伯將城市細分為消費城市、生產性城市和商業城市三類。消費城市，指的是定居在城市中絕大多數的匠人或者商人的經濟收入取決于他們的消費者的購買力的城市，古代都城就是典型的消費城市。不同于我們觀念中的消費者，古代都城的消費者實際上是城市真正的管理者，他們的購買力多依靠家產制收入或者政治收入，并且他們的購買力遠遠超過城市其他消費者的平均水平。除古代都城之外，今天依靠資本力量或政治手段獲取收入來源的城市消費城市，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依靠國家養老金和公債利息的城市。生產性城市，指的是城市生產的產品的消費者在城市之外，而且城市之外消費者的購買力在城市總經濟收入中占主要地位的城市，例如盛產陶瓷的景德鎮。商業城市，指的是城市中的消費主體以獲得利潤為生，他們獲利的來源可以是本城市也可以是其他城市，但是同時本城市內的人也是這個城市的主要消費者。

采用消費城市、生產性城市和商業城市方法對城市進行分類也不過是參照其最重要的經濟要素。這樣的分類方法依然存在缺漏，比如它忽略了歷史上像斯巴達和衛城這樣的重要具有軍事戰略意義的城市，像中國古代基于小農經濟的農業城市。所以，我們在考慮分類要素時，亦要從政治要素進行分析，因為，城市經濟政策的發起必然要符合政治目的，甚至可以說經濟政策的發起來源于政治，所有城市中的人都在一定的政治統治之下。綜上所述，我們在定義城市時，還必須承認，“城市必定還會在某種程度上是個部分自治的組織，一個擁有專門的行政與政治制度的“共同體”?！盵1]10

二、支配的概念

通常，我們會在法律、人與人之間交往、市場關系等場合提及到支配，它是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關系中發揮著巨大作用。例如說我們將某種方言提升至官方語言、學校將各種約定俗成的規范和法律教授給學生，這些都是具體的支配行為。其中，學校的教育是影響最持久、最有效的支配行為。這些支配行為大致涵蓋了憑借利益壟斷的支配行為和憑借權威的支配行為。憑借利益壟斷的支配行為建立在市場的壟斷基礎之上，支配的主體占有市場中的技術技巧或者貨物商品。最簡單的就是工廠主和工人的支配關系，這種支配過程中，被支配的工人相對比較自由，因為工人可以選擇相對滿意的工廠主簽訂合約，在自愿的基礎上被支配。憑借權威的支配行為建立在家長制、君主或者政府官員等統治者的權力下，支配的主體占據絕對的家庭或者政治統治地位，被支配者必須服從于權威。在這兩種支配中，支配者除了追求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外，聲望、名譽和社會地位也是他們追求的目標，繼而這兩種支配行為相輔相成，憑借利益壟斷的支配行為可以逐漸獲得權威，擁有權威的支配行為也可以獲得相應的經濟利益。比如，擁有巨額財富的人可以買官，君主可以以權力為背書收取稅收。所以說，這兩種的支配行為界限并非一成不變，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換的，但不免會出現“行政權力落入富人之手”[2]1088的困境。

韋伯對支配概念的界定不同于我們常規的認知，韋伯的支配特指的是“權威主義的命令權”[2]1084。具體來說，就是統治者將自身的意志或者利益施加給被統治者，而被統治者在實施過程中把這種支配當做行為準則，甚至認為這些行為準則也是在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要有人類存在的地方就存在支配，生活中的村長、工廠主、教育者、法官、銀行家都可以說是支配者。不過，韋伯指出，支配也有正當性和非正當性之分。韋伯指出了三種擁有正當性的支配。一是正當性支配可以是建立在社會普遍認可的理性原則的基礎上，統治者在這種理性基礎上展開支配活動;二是正當性支配可以是建立在某個具有特殊權利、或者薪火相傳的對于某人某物的信仰上;三是正當性支配還可以是“對超凡魅力的信仰”[2]1093，例如對于救世主、先知或者偉大人物的信仰。反之，則為非正當性支配。無疑，國家是最大的正當支配主體，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有正當的暴力系統即軍事行政來保證國家內部和外部的的正常運行;其次，國家通過制定法律來保障人身和公共安全，“培育衛生、教育、社會福利以及其他文化關切?！盵2]1040

三、城市的非正當性支配

支配與服從相對應，服從是支配期望達成的最終目的。國家是最大的支配主體，國家運轉過程中要求經濟支配服從于政治支配。政治支配首先要求的是政治主體的正當性，其次是具體支配手段的正當性，最終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來保障各種支配活動順利開展。按照韋伯“城市是擁有專門的行政與著政治制度共同體”的說法，那么，城市支配的邏輯也服從國家支配的邏輯。韋伯從城市共同體在支配權力過程中自主性、支配權力來源兩方面論述城市的非正當性支配。

城市共同體在支配權力過程中的自主性方面。城市支配模式與國家政治支配模式相仿，因為“政治支配模式往往是在謀求將權力正當化的發展邏輯”[3]，所以城市支配也是在謀求正當性。國家作為唯一的立法者，要求自身以及自身的支配活動都具有正當性。然而，立法、執行等具體獲得正當性的手段都是由單個具有主觀性的個體來實現，所以，這一過程不可避免地就帶有主觀性。這樣的自主性放到城市這個行政與政治制度的共同體上來說，就容易出現城市共同體在支配權力過程中自主性過大，嚴重的會產生城市中的非正當性支配情況出現。就中世紀城市與農村的不動產來說，城市的地產可以不受限制地進行買賣、繼承，而農民的地產則受到來自村莊和各上級的管理，買賣的難度較城市大得多。在一定程度上，今天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問題也是城市權力支配中自主權使用不當的一個表現。

根據韋伯的分析，城市共同體支配的權力主要來源于共同體本身，從古至今，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城市共同體都是由王室、貴族、僭主和市民構成，他們都是城市非正當性支配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室是國家的真正統治者，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并且以政治權益作為背書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合法稅收?！岸愂盏哪康膶⒊鞘泻袜l村加以區別對待，”[1]134稅從人民之中收上來之后，往往還會造成王室“自己的財產并未與公共財產加以區分”[1]65的情況。貴族一部分來源于王室或僭主的后代，他們享受著政治權力帶來的經濟優勢;一部分來源于富有的人民，這部分貴族也享受經濟上的優勢。從貴族的來源就決定了貴族的核心特征“食利性”[1]96，注定在支配領域的不公正。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歷史中，“僭主”政治一直存在，它指的是通過暴力方式奪權，從而掌握城市乃至國家的支配權力。毋庸置疑，這種暴力的方式伴隨著斗爭和殺戮，僭主們無論在政治還是宗教方面都不同于王室和貴族，甚至“僭主們”都會自認為他們是非“正當的統治者”[1]121。

但是，僭主的發展有利于打破傳統王權和貴族統治中不正當的支配現狀。從而，在奪權初期，擁有非正當統治權的僭主反而促進了城市的正當性支配;在政權穩定之后，僭主和以往王權一樣都得到了教皇的承認，擁有了正當統治權，最終也走向像王權一樣世襲的道路，如此一來，僭主政治也像王權政治一樣最終走在了人民的對立面，開始了新的非正當性支配。市民在與王室、貴族和僭主的非正當性支配斗爭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市民的抵抗力量和抵抗傾向都會趨于衰落?！蓖跏液唾F族本身就是城市統治的合法形式，僭主的統治也慢慢變得合法化，他們擁有合法權威手段鎮壓反抗，同時還可以利用經濟手段穩固統治，人們越來越安穩地生活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城市中，越來越適應這種不正當性的支配。除此之外，在私有制經濟占主體的國家中，支配主體多是“生產資料與獲利手段的私人所有者”[2]873，國家在法律上保障了這部分支配主體的正當性，這部分支配主體的支配地位也在市場中體現出來。以工廠主為支配主體，工人為被支配者為例，工人在形式上可以與任何的工廠主簽訂受法律保護的協議，理論上這些協議保護工廠主也保護工人，二者都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是，現實情況是，工廠主始終是強勢的一方，協議的內容多是由工廠主擬定，工人理論上是可以自由選擇的，但處于弱勢，他們的選擇無非兩種：接受或走人，很多工人都因為拮據艱難的生活被迫選擇接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城市：非正當性支配[M].江蘇：江蘇鳳凰出版社，2017.

[2]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二卷上冊[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8.

[3]翁中俊.論契約的自由：韋伯學說中的支配性問題[D].西南政法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