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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與汪曾祺小說中死亡書寫比較研究

2019-07-16 02:30尚曉暉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濟南250014
名作欣賞 2019年14期
關鍵詞:汪曾祺沈從文書寫

⊙尚曉暉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濟南 250014]

沈從文與汪曾祺是具有師承關系的兩位作家,他們關系密切,寫作風格相近,以平和沖淡的行文風格在文壇獨樹一幟。透過表面的平和,向更深處開掘,可以發現二人的作品都蘊含著一定的悲劇意蘊,其產生原因之一就直接來自小說中的死亡書寫。雖然沈從文與汪曾祺小說中的死亡書寫和悲劇意蘊已有部分研究,但以死亡書寫這一角度對二人進行比較分析的視角并未被涉及,沈從文與汪曾祺小說中大量死亡書寫緣何而來又有何意義以及二人在表達上有何異同尚不得而知。通過一定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兩位作家對死亡意象的獨特理解以及他們寄寓其中的人文精神。

一、沈從文與汪曾祺死亡書寫表現形態之異同

死亡是一種人世間的樸素悲哀?,F代“死亡哲學”將死亡視為一種極其重要的存在形式,認為正視死亡并在死亡意識下進行自我觀照是人類進入文明的表現之一?!叭藗冊谒劳雒媲皠撛炝怂囆g,而藝術又使人們坦然面對死亡,把最深刻的恐懼轉化為一種最瘋狂的歡愉。從這個角度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人類與死亡的對話與交流,由此人類不斷克服自我與大自然、神靈、死亡世界之間的陌生感?!鼻笊芩朗侨说谋灸?,以往的許多作家或讀者常常抵觸死亡的出現?!拔逅摹蔽膶W革命時期,感傷情調流行,黑暗現實的壓迫使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感到苦悶與彷徨,描寫死亡和種種感傷情緒成為他們在精神苦難中苦苦掙扎的生動寫照。與此同時,西方現代死亡哲學經由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吸取借鑒,已成為具有本土化的特征“五四”文學傳統的一部分,這時候的死亡書寫,已經或多或少地更換了傳統的表現形式。

在傳統文學中,死亡常與恐懼、血腥、悲劇等詞語聯系在一起。但是在以反思和表現人性為主的京派作家筆下,死亡具有不同于傳統觀念意義的獨特形態。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皆以沖淡平和、淳樸自然的風格取勝,其作品對于死亡的描寫是這種風格的延續——即淡化其中的恐懼,表現出一種平和和冷靜。對此,沈從文還曾講道契訶夫對他的影響:“契訶夫等敘事方法,不加個人議論,而對人民被壓迫者同情,給讀者印象鮮明?!迸c此同時,很多人將沈從文和汪曾祺進行了比較研究,看到他們其實在創作上同中存異。實際上,二人作品中對于死亡的書寫部分亦是如此——風格相似卻各有特點。沈從文與汪曾祺作為京派的代表人物,受到西方與現代作家的多元思想的沾溉,其作品中隨處可見形態各異的死亡書寫。

首先,從整體上來看,二人對于死亡的書寫確乎風格相近。無論是沈從文《三三》中的白臉少爺平靜的死亡,還是汪曾祺《陳小手》中為人接生的陳小手最后輕描淡寫的被殺,文中對于人物死亡這件事本身都沒有任何多余的解釋和渲染,甚至無法讓人感受到作者情感的溫度。在作者筆下,所有人物均在一片寧靜與祥和中默然死去。這種幾近零度情感的寫作方法,雖不會引起人們的大喜大悲,卻依然能給有心的讀者以心靈的微顫。我們可以說,這是經歷過荊棘坎坷、飽嘗了精神苦憂的人,將悲痛和憂慮隱藏在深處,又將內心的隱痛發泄出來時的一種無奈和淡然。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這種寫作方式,在客觀冷靜敘述中既沖淡了傳統死亡觀念中的恐懼感,也絕非那種淺薄的樂觀。

其次,談及二人作品中的死亡書寫,我們可以大體上概括出這樣幾種形式:意外的死亡、為事業而犧牲、反抗性的自殺,等等。從歸納共同點的角度來看,沈從文和汪曾祺小說中死亡書寫常用的表現方法,都可以從上述的三種死亡形式來劃分歸類。第一是意外的死亡。沈從文的《邊城》中天保大老就死于一場意外,“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灘出了事,閃不知這個人掉到灘下漩水里就淹壞了”??此茝娜萜降囊痪湓捫纬闪巳牡闹匾D折點,故事的發展方向因此大為不同。天保的意外死亡帶來的是翠翠與儺送戀愛機會的喪失,儺送出走,翠翠獨自等待,故事基調轉向悲涼,這一“死”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同樣以意外來描寫死亡的還有汪曾祺《名士與狐仙》中的楊漁隱,“一只筷子掉到地上,他低頭去撿,一頭栽下去就沒有起來”。此處死亡描寫何其輕而易舉,卻推動了整個故事的情節發展和情感的升華,意外的死亡同時也帶來了對于命運無常的思考。第二是為事業或他人而犧牲,如《大小阮》中的小阮,最后進了監獄并被處死。汪曾祺《黃油烙餅》中的蕭勝奶奶為了讓孫子吃飽飯,自己卻被餓死,這也是一種犧牲。犧牲作為死亡的一種形式,也是作家常用的表現方式,它常被與崇高聯系在一起,帶有某種壯烈感,會令人產生不可避免的惋惜之情。第三便是自殺形式,如沈從文《月下小景》男女主人公服毒殉情、《媚金·豹子·與那羊》里民間英雄豹子與美人媚金約會,卻因尋找辟邪的白羊發生誤會,先后拔刀自盡;汪曾祺《憂郁癥》中裴云錦上吊自殺;等等??梢哉f,各種死亡書寫形態在二人的作品中都有豐富的體現,所有這些表現形態在二者的作品中經常重復出現,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點。

但應當注意到的是,盡管冷靜的態度和白描式的書寫方式是二人小說中死亡書寫相似的表現形態,但究其具體作品,仍然存在著濃厚的個人色彩、存在著各具特色的描寫和渲染。汪曾祺常用側面烘托的手法來表現人物死亡后其他人的評價和態度。以《陳小手》為例,《陳小手》被打死后,軍團長不但破口大罵,還“覺得怪委屈”。悲劇的制造者毫無悔意甚至覺得尚且不得解氣,從側面表現出正是封建思想觀念釀成了陳小手更為深沉的悲劇?!犊捎锌蔁o的人——當代野人》中,庹世榮死后妻子反對馬上開追悼會,堅持要追認丈夫的黨員身份,其實是覬覦黨員在分房、子女就業等方面的好處。這些描寫更顯示出庹世榮這種“可有可無”的人的悲哀。而沈從文的小說,常在人物死亡之前做大量的鋪墊,如《月下小景》二人殉情前的思想活動、《邊城》老船夫死前風雨之夜的環境描寫等,為悲劇的發生渲染悲涼的氛圍?!哆叧恰分?,老船夫死前“夜間果然落了大雨,夾以嚇人的雷聲。電光從屋脊上掠過時,接著就是訇的一個炸電”。對夾以雷聲的大雨、屋后坍倒的白塔的描寫,實際上已經為人物的死亡埋下了伏筆。猙獰可怖的自然現象和頹敗的建筑物構建起蒼涼的環境氛圍,正預示著生命的消逝,并同時增強了悲劇氣氛??梢哉f,相對于汪曾祺在事后的側面表現,沈從文更著意于事前鋪墊。這些作者常用的表現手法,顯示出二人在進行相對平淡的死亡書寫時,力圖在其他方面加深小說的悲劇性所做的努力。由此可見,盡管表現形態極為相似,但是兩位作家在進行死亡書寫時仍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考。

二、沈從文與汪曾祺死亡書寫深層意蘊之異同

據上述分析,沈從文與汪曾祺小說中充滿各具特色的死亡書寫成分,盡管這些書寫大都似不經意的一筆流出,其中卻蘊涵著豐厚的文化思想,這一點不容我們忽視。沈從文自己說:“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櫝還珠。你們都欣賞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边@段話顯示了作家的寂寞感——未被人真正理解的孤獨,也無怪汪曾祺曾提出“沈從文的寂寞”的概念:“從某個意義上,可以說寂寞造就了沈從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本瓦B朱光潛也說:“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卻是一個孤獨者?!闭沁@份寂寞和孤獨,使沈從文擁有了一份在冷靜中沉思、在自我抒寫中體味痛苦的能力。通過小說中的死亡書寫,我們能充分體會到沈從文那“背后隱伏的悲痛”。但他又在 《長河〈題記〉》中說:“橫在我們面前的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社會還正在變化中,驟然而來的風風雨雨,說不定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于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后來者以極大鼓勵的!”因此沈從文雖在作品中多揭示自我的深憂,但就作家本人來講,其并不是所謂的悲觀主義者,而是對前路飽含熱忱和希望??偟膩砜?,汪曾祺的創作也表現出一種類似的傾向,但作家自己卻說:“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憂傷,比如《職業》 《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歡樂,比如《受戒》 《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則由于對命運的無可奈何轉化出一種常有苦味的嘲謔,比如《云致秋行狀》 《異秉》?!弊骷以约嚎偨Y過美學上的追求:“我不想對世界進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嚴峻的拷問,我也不想對世界發出像卡夫卡那樣的陰冷的懷疑。我對這個世界的感覺是比較溫暖的。就是應該給人們以希望,而不是絕望。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闭沾苏f,從兩位作家的自序中我們已不難體會到這死亡書寫背后感情所具有的細微的差異性,通過具體作品的分析也許能更深刻地把握這一點。

沈從文小說中的死亡書寫所表現出的悲劇意蘊充分展示了作家內心的深憂和隱痛?!镀邆€野人與最后一個迎春節》中,七個野人在原始的生態環境下正直快樂地生活著,遵守著自己的一套規范。但文明政府的“官”一來,所有的寧靜和歡樂頃刻間被打破,七個野人最終也身首異處。在舊文明下,人們依托持久構成的約定俗成的品德和風俗生活,完全是憑著本身內涵的良知遵照這些范例。而在文明社會,遵守規范是靠外力、蠻力,即國家的強制力,人人都要遵守一套“法”。然而文明的“法”卻殺死了這些美好的人,這到底是文明的進步還是倒退?這是沈從文向社會和向自我的沉重發問?!对孪滦【啊分械哪信亲杂蓱賽鄣南闰?,他們愛彼此卻不能與相愛者結合,為了不屈服于女人不能與第一個發生兩性關系的人結婚的風習,最后只能雙雙服毒殉情,凄美而悲哀。在故事里,男女主人公被作者賦予了神性(最高的人性),這種神性最終戰勝了習俗,而所贊頌的愛與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極致。玉石俱焚的結局讓我們感受到沈從文對于人性被壓抑的痛心和對反人性規則激烈的批判?!哆叧恰分刑毂5囊馔饽缢屠洗虻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翠翠的愛情之路,孤身一人的翠翠卻仍然懷有一絲希望,等待著一個不知還是否會回來的人。雖然小說極力地贊揚了人性之美,但這其中的悲劇和遺憾卻折射出沈從文對于湘西人民安于命運、不思改變的深沉擔憂。這也使整個故事不停留在表面的人性美的表現上,而使得整個作品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沈從文仿佛有兩套筆墨,一套編織著古老而美好的鄉村童話,一套又揭示著都市的人性丑惡?!栋蓑E圖》里八個教授種種道貌岸然下的猥瑣思想和滿肚子的男盜女娼,仿佛不能讓人看到作者對于現代文明的一絲希望,這種都市題材的小說雖沒有通過死亡書寫的方式來表達情感,但依然能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作家內心的痛苦和迷茫。因此我們說 ,悲劇意蘊常常貫穿于沈從文的創作當中。所以說,雖然作者本身是一個面對黑暗仍懷揣希望的戰士,但其小說中通過死亡書寫表現出來的悲劇氣息依然相當濃厚,并不是被消解得了無痕跡。

汪曾祺小說中同樣涉及許多不同的人的死亡,而且常常意有所指?!蛾愋∈帧分嘘愋∈终莆崭叱慕由记?,然而卻在為團長太太順利接生之后被團長一槍打死。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觀念和強烈的專制意識在團長頭腦中根深蒂固,直接造成了陳小手的悲劇命運,不能不讓人為之感到痛心。而團長最后的大罵和委屈卻讓人同時感到啼笑皆非?!睹亢秃伞防锏臈顫O隱沖破封建觀念,在妻子死后不顧反對執意娶小蓮子為正妻。楊漁隱的死和小蓮子的消失、夫妻二人的生離死別含有一定的悲劇成分,但二人的知己之愛讓人感到其中的悲痛感被明顯消緩,小蓮子最后留下的詩也讓人引發關于她的種種猜想。整個故事雖然凄美但更讓人感受到一絲欣慰,誰能說人與狐仙的知己之愛不是美好的呢?《日規》里主人公蔡德惠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勤勉認真、踏實肯干、善于苦中作樂,長期的營養不良造成他的身體孱弱,最后他的死亡可謂令人惋惜。但小說結尾“蔡德惠手制的日規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舊在慢慢地移動著”或許能給人們以慰藉,讓人感到蔡德惠此人雖死,但他那寸陰必惜的精神仿佛像他親手所制的日規一樣永遠存在一般。汪曾祺并非不為美好的毀滅感到悲哀,但他似乎比沈從文多了一份灑脫,他能在作品中進行有效的自我調節,所以讀者不會覺得悲劇感特別濃厚。

綜上所述,同樣是冷靜的死亡書寫手法,同樣蘊含著豐富的悲劇精神,沈從文和汪曾祺想要表達的情感實際上依然存在著細微的不同。沈從文在飽含同情與痛苦的死亡敘寫中,常常蘊含著深深的無奈和憂傷,表現出“真的生存意義卻結束在死亡里”的彷徨和對于人性(如《邊城》中的翠翠)覺醒的呼喚。汪曾祺固然也有著對人生和文化的憂慮感,但在更多作品中表現了一種充滿詩意的超越情懷,他要顯現給人們的不是悲傷痛苦,而更多的是釋懷和淡然。他的作品中時常有其他因素來稍稍緩解其中的悲劇性,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更多的是透露出一絲溫情,顯示出他所追求的和諧。

三、沈從文與汪曾祺小說死亡書寫的成因比較

據上述分析,沈從文與汪曾祺小說中死亡書寫的表現形態有相似之處,但也仍然存在著十分個性化的表達,同時二人作品中通過死亡傳達出的悲劇意味也有層次深淺的不同。沈汪進行死亡書寫的緣由是什么,其中的深層意蘊又因何而不同?筆者認為,這種差異應該從地域環境、生命體驗和生命觀等方面來探源。

先講沈從文。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是一個很獨特的作家,他“以典范的形式部分地修改了這個時期的文學地圖,并典范地為世界文學貢獻了有關鄉土中國形象的想象性表達”。沈從文用自己獨到的文學感觸能力和對故鄉的情懷構建出一片特異的“湘西文學世界”,使之成為自己的精神故鄉。生于地處偏僻而風景如畫、具有濃厚傳奇色彩的湘西,作為少數民族和鄉下人的沈從文,其小說中萌生的死亡書寫意識受到地理環境和生活經歷等因素的影響。

首先,從地理環境來看,湘西地處僻壤。如沈從文所說,湘西原是“被歷史所遺忘”的角落,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長期處于封閉狀態。在中國大部分地域經歷過封建社會階段之后,湘西仍停留在幾近原始的社會形態。這種狀態下的湘西之改變,既是一個從落后走向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被破壞、被暴力征服的過程。就作家本身來講,由于復雜的社會和地域關系,沈從文身上流著苗族、漢族、土家族的血液,這使他天生具備一種復雜特殊的氣質?!稄奈淖詡鳌吩鴮懙缴驈奈挠啄昕催^幾次殺人的場景,使他自幼便耳聞與目睹了苗、漢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沖突。在他的以湘西為題材的小說(如《七個野人和最后一個迎春節》)創作中,都或多或少地從道德觀與價值觀的角度,在更深層次上展示了兩種文化的對立、滲透與交織。這種交織復雜而劇烈,甚至伴隨著傷痛。于是在這種思想文化的沖突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以死亡書寫來表現情感的方式,而這些死亡的表現形態也被作家賦予了特殊的意義。

同時,從鄉下到城市的生活經歷賦予了沈從文獨特的思維方式。沈從文通過《水云》一文指出:“我讀過一大堆書,再無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樂得失經驗更加離奇動人。我讀過許多故事,好些故事到末后,都結束到‘死亡’和一個‘走’字上?!庇蛇@段話,聯系作者的創作實際,我們可以看到沈從文小說中其實也充滿了這種結局,這或許可以從童年和后來的人生經歷中追根溯源。關于在鄉下的童年生活,沈從文在《從文自傳》曾寫到自己逃學去親近大自然的經歷,所以不免由此形成一種對于一切既成觀念和習例都保持懷疑的精神,這可以看作其后對故鄉的某些傳統文明憂思竭慮的原因。沈從文熱愛故鄉湘西,雖然十四歲就走出家鄉,但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仍指出,自己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他的印象里。20世紀30年代的兩次回鄉經歷,卻對他產生了一定打擊。記憶中的湘西已然今非昔比,而商業化大都市所帶來的種種虛偽、自私、冷酷又讓他不寒而栗,此時的他既無法在故鄉獲得安慰,又厭棄都市種種,他的人格“在都市——鄉下的雙向交流中,在冷酷的現實中一再慘遭否定”。在這種情形下,沈從文未改變初心,而是時時以“鄉下人”自居,在他完成“鄉下人”身份建構的同時,也顯示出了對于記憶中的鄉村、民族傳統文化的偏愛。從最開始的《虎雛》到后來的《邊城》等作品,沈從文以湘西本土作家的視角表現著淳樸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展現出都市文化下傳統生活方式遭到破壞的悲哀。有人稱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永遠呈現出一種田園牧歌般的情調,這種觀點極易讓人產生誤讀,以至于作者在田園牧歌背后所隱藏的批判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情懷往往被忽略。很明顯的是,沈從文從未把農村生活過度理想化,比如《邊城》等作品,骨子里透出一種“憂郁”。因此,有人說《邊城》“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憂隱痛”。 其實,這是一個鄉土作家對于物欲侵蝕下文化與人性消失的深深憂慮,而要表現這些深憂隱痛,死亡書寫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主要的表現形式。

另外,小說中的死亡書寫與生命觀直接相關,而沈從文的生命觀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影響。一個人的生命觀不僅受到個人經歷影響,而且必然會受到其他思想潛移默化的浸染。就沈從文來說,他的生命觀念受到來自中西方文化的兩方面影響。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儒與道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儒道兩家思想不僅流傳至今,而且給許多作家的創作打上了鮮明的文化烙印。儒家的倫理價值生命觀和道家的自然哲學生命觀均對沈從文的創作產生過影響,而且作家對兩種生命觀均存在著既有接受又有排斥的復雜態度。儒家的生命價值觀與沈從文標舉“生命神性”、建筑“人性”的希臘小廟的愿望相聯系。同時沈從文又認為這種生命觀念很容易走向僵化和程式化的模式,使人故步自封,不利于人的進一步發展(如《邊城》里翠翠的命運)。至于“道”,在沈從文渲染遠離喧囂的烏托邦式鄉村世界和追求原始淳樸人性的書寫中,無疑體現了道家自在無為的精神和“出世”歸隱般的人生態度。沈從文曾說:“‘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嫖睹汕f之言,使人反而增加從容?!币虼松驈奈乃^承的,其實是道家那種“自然、無為”的灑脫出世的態度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從這個方面來講,其與莊子似有精神共鳴。西方的生命觀對于沈從文的影響我們似乎不能找到直接有效的證據,但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我們完全可以進行有效的推測。沈從文晚年提到中外文化對他創作的影響時說:“看得多而雜,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響,也可以說受總的影響?!薄拔逅摹睍r期思想解放,西方文化大量傳入中國,開放的知識分子自覺接受各種外來文化思潮的影響,西方哲學在中國廣泛流傳,給20世紀之初的中國文壇各個方面打上了文化印記。西方現代生命哲學經由中國文人的學習借鑒,已成為相當具有本土性的“五四”文學傳統的組成部分。沈從文作為“京派”代表,必然也要適應文學發展潮流,接觸各個不同的文學團體并進行互相交流。在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西方生命哲學的影子。例如沈從文所建筑的“湘西”和“都市”兩個世界,所贊揚和批判的對象都分別達到一種極致,讓人聯想到柏格森對生命存在形式的兩極性劃分。而他所追求的那種最自然淳樸的人性和擺脫理性束縛的自在生命存在狀態,又似與尼采的“超人”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要之,沈從文對于死亡的書寫常常體現出自我的矛盾心理,而復雜生命觀的形成無疑是沈從文進行死亡書寫并在其中寄寓復雜情感的原因和基托。

與沈從文生長于地處偏僻的湘西一隅不同,被稱為“最后一個士大夫”的汪曾祺出生于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水鄉,水鄉的浸潤,同樣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層恬淡和閑適?!八边M入汪曾祺的小說,柔軟平和、恬靜淡泊的水契合于他的審美個性和美學追求。汪曾祺曾說過:“但我并不總是很閑適,有時甚至是憤慨的?!边@提醒我們解讀時不局限于作品的表面意思,而去理解和探討作者作品中情感的多樣性,而且這種憤慨經常能通過死亡書寫找到痕跡。但同時他又說道:“我并不想引導人們向后看,去懷舊。我的小說中的感傷情緒并不濃厚?!边@讓我們更加慎重地去了解其作品,即不忽視其中感傷和死亡的書寫,也不過分解讀其中的悲哀。由此可知,汪曾祺小說中的死亡書寫也是顯而易見的,那么造成這種書寫方式的原因又有哪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崎嶇荊棘的人生經歷。汪曾祺一生風雨飄搖,命途多舛。少年時代他獨自到昆明求學,開始飽嘗生活艱辛,在西南聯大學習的時候雖然受到名師的指點,卻無法擺脫物質上的匱乏和內心的孤寂。歷經兵荒馬亂和找工作的挫折之后,他遍識世態炎涼,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使他曾一度想過自殺。這段經歷與沈從文有相似之處,且都為二人后來的創作奠定了基礎。20世紀50年代,他被指為右派,下放勞動。在1966—1976年期間,他目睹了許多作家因各種原因致死,這對他的心靈無疑又是重大的打擊,同時使他憤慨。這些情感體現在一些小說(如《天鵝之死》 《八月驕陽》)中。后來,他又由于寫過樣板戲而深陷政治旋渦,直到1979年才真正獲得了自由??梢哉f,這一系列痛苦的經歷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汪曾祺氣質中隱含著的悲涼感。

令人驚訝的是,經歷過如此坎坷與荊棘的人卻將滿腔悲痛化為一份沖淡與平和。汪曾祺的小說中盡管有各種死亡的書寫,但卻從未出現過聲嘶力竭的吶喊,這一點與沈從文有相同之處。一個人經歷了生命的沉浮跌宕,不可能不對現實有不滿,這內蘊成了汪曾祺小說中的沉郁和悲涼,但這種情感向來不會是直接的宣泄,而是以一種人情練達、洞察是非的眼光來審視一切,最后平緩流出,不著痕跡,這得益于汪曾祺所受到的儒道思想浸染。汪曾祺所受儒道思想和生命觀的影響相比沈從文側重點和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儒家的“仁愛”和“哀而不傷”是汪曾祺的創作理念之一,使他以“愛人”的眼光審視一切,這與沈從文受儒家生命觀影響、標舉神性的審美姿態有相似之處。但顯然,汪曾祺所受的主要是正面的引導,對于儒家精神局限性的一面,并不及沈從文思考得多。道家的“無為”給予汪曾祺精神的支撐,使他情感節制而不張揚。溫和平淡構成了“汪曾祺式死亡”,滲透到作品中,便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意蘊,這從《名士與狐仙》等小說中可以看出。但是值得關注的是,盡管這種感情相當內斂,仍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其中那淡淡的哀傷??梢哉f,汪曾祺是更想在溫情中透露出悲天憫人的情懷,而這也是他大量借助死亡書寫的一個原因。

總的來說,沈從文汪曾祺二人通過死亡書寫傳達出的情感同中存異,其實受到的是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沈從文所處的是一個迷茫的時代,是現代知識分子對于文明不知何處去的彷徨期,雖然每個人或許都含有一定的樂觀精神,但經歷了各種文學思潮的退潮,目睹了滄桑變化,難免具有一種憂郁的氣質。汪曾祺所處的畢竟還是新的歷史時代,雖有過坎坷,事實上大趨勢卻一直向前發展,或許這也是汪曾祺后期創作中越來越不想引導讀者懷舊的原因之一。身處都市的沈從文在記憶中回味故鄉的凈土,面對都市的種種丑陋只能懷念故鄉,卻擺脫不了為之擔憂的隱痛,雖然儒道思想使他具有一定的超越和淡然的情懷,他卻始終著眼于文化的破壞和反思,憂郁氣質更加濃厚。而汪曾祺受到儒道等思想的更多閑適與釋然層面的積極感化,更能將其轉化成一種超脫,樂觀氣質也較為明顯。

四、結語

作家的個性氣質是一方水土浸潤的產物,生活經歷能帶給他們更多的財富,就如《從文自傳》中所說,人們應當去閱讀“人生的大書”。美麗的湘西孕育了沈從文,成長的經歷教會了他生活,使他對這片土地既愛得深沉又憂得急切。他以清新的筆墨編織著記憶中的美好,也在美好背后埋藏著寂寞、揭露著罪惡。他自帶一種憂郁的氣質,卻絕不是悲觀絕望者,盡管其作品中往往通過揭露和批判來暗示自己的沉重擔憂和懷疑,而且這種憂慮可能比汪曾祺要來得深。汪曾祺作為沈從文的學生,曾受到沈從文創作的影響。他也以溫和的筆調展示著一方人民的生死悲歡,但同時以士大夫般的灑脫看盡人生百態,化悲涼為溫情與和諧,展現出一種詩性的超越。正如他在《旅食集》題記中所說:“活著多好呀。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覺得:活著多好呀!”因此,盡管寫作風格相似,由于受到不同地域環境、生命體驗的影響,沈從文與汪曾祺仍然能將個性融注筆端,顯示出獨特的創作情態、傳達出對于人生的不同思考。

(感謝導師劉蓓教授對本文寫作給予悉心指導)

① 殷國明:《藝術家與死》,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6頁。

②? 劉洪濤、楊瑞仁:《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

③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頁。

④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2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03頁。

⑤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頁。

⑥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頁。

⑦ 汪曾祺:《汪曾祺自選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4頁。

⑧ 劉涵之:《沈從文鄉土文學精神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頁。

⑨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頁。

⑩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頁。

? 朱光潛:《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花城出版社1980年版。

?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頁。

?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頁。

?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5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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