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地農民福利水平影響因素差異分析

趙秀君 高進云

摘? ? 要：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論構建被征地農民多維福利影響因子的分析框架，以天津市為例，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驗證功能性活動對福利的影響程度，并且識別功能性活動對不同被征地農民群體的重要性。研究表明：（1）在天津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被征地農民福利最重要的不是經濟狀況和就業，而是情感、生活環境以及防護性保障;（2）在指標層，養老保險、集體提供就業、景觀環境、生活支出和征地補償滿意度對福利更為重要;（3）按轉換因素對被征地農民群體分組研究發現，老年人關心防護性保障和生活環境，青壯年更關注情感滿意度和就業;功能性活動中生活環境、防護性保障和經濟狀況對撫養人數多的家庭福利影響更大，撫養人數少的家庭福利受就業影響更明顯。

關鍵詞：被征地農民;福利;可行能力;結構方程模型;天津

中圖分類號：F301?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DOI 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9.01.016

Abstract： The article constructed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f multidimensional benefits of landless farmers based on capability approach of Sen. As example of Tianjin， appl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testify functioning's influential degree to welfare， and identify functioning's importance to different landless farmers.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1）in economic developed area like Tianji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landless farmers welfare was not economic status and employment， but emotion， life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ve guarantee; （2）as to standard， endowment insurance， collective provides job， scenery environment， life expense and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satisfaction were more important to welfare; （3）through dividing groups to landless farmers according to transforming principle， it found that， elders concern protective guarantee and life environment， youngst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emotional satisfaction and employment; as to functioning， life environment， protective guarantee and economic status had larger effect to family welfare of many fosters， the family welfare of less fosters would be affected by employment obviously. Relevant suggestions were finally put forward.

Key words： landless farmers; welfare; capability approac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ianjin

農地城市流轉過程中伴隨產生大量的被征地農民，如何解決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和安置已關系到社會的穩定發展。學術界對被征地農民的研究已較多，其文獻成果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一是關于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分析與探討，如制度完善、程序公正、保障模式和落實情況等[1-2];二是征地過程中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的保護研究，學者們從法律監督、制度公平公正、農民意愿、多維權利是否受損以及受損的原因等視角進行了分析[3-4];三是很多學者關注征地后農民的出路，文獻集中在被征地農民失地后的適應性、市民化、就業和返貧現象等的探討[5-6]。但是事實上征地過程中農民主要關注的仍是補償安置問題，通過文獻檢索發現很多學者進行了這方面的研究。首先，從單一貨幣補償到多元化補償安置模式的探索，以及各種補償方式的利弊[7]。其次，在各種補償模式下學者們對被征地農民的福利水平進行測度，從影響福利因素的定性說明到基于經濟學理論的定量分析[8]，其中部分學者應用Sen相關理論測度征地前后失地農民福利的變化，如高進云等[9]在可行能力理論下分析了湖北省農地流轉后農戶福利變化，研究結果表明，除農民的居住條件得到改善外，經濟狀況、社會保障、環境條件、社區生活和農民的心理狀況等都比征地前惡化;丁琳琳等[10]從類似的5個維度分析江蘇省不同地區土地征收前后農戶福利水平的變化;王珊[11]的研究中增加了組織生產、健康與休閑、社會參與、子女教育和社會公平5個維度，研究表明武漢和咸寧的失地農民總福利下降。筆者發現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評價總福利和各功能性活動的變化，很少有測度各功能性活動對福利的重要性。本文運用Sen的可行能力理論，借助結構方程模型，通過分析不同的功能性活動對被征地農民的影響程度，確定其對福利的重要性，從而為福利改進提供關注重點。同時，由于農民個體的異質性和生活環境的多樣性，本文還進一步對不同的被征地農民分別研究，識別相同的功能性活動對他們福利影響的差異，從而完善被征地農民的補償安置政策，維護這一群體的利益，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1 理論依據

傳統福利經濟學認為福利是追求個人的最大效用，一般采用收入、商品等進行衡量。這種福利測度方法有明顯的問題：一是市場之外的商品或服務不能測量;二是忽略個人的差異性。對于被征地農民，用收入指標同樣不能客觀地衡量福利狀況的變化。征地前農民擁有土地，代表有工作、收入、生活保障、精神依靠、社會身份認同、社會尊重、責任與使命等。若只考慮經濟方面的指標，很難準確反映征地帶給農民的福利變化。

1.1 功能性活動及具體指標選取

20世紀80年代以來，Sen[12]在詳述可行能力理論過程中，對基于傳統效用標準的福利測度進行了強烈批判，并重新定義福利的概念。福利既不是效用（如福利主義者所聲稱的），也不是基本物品（如羅爾斯所要求的），而應該是一個人選擇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實質自由——即可行能力，也就是人有可能實現的所有功能性活動的集合。阿馬蒂亞·森[13]提出了5種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動——經濟條件、透明性保證、防護性保障、社會機會以及政治自由，但是Sen也指出，他所給出的5種功能性活動并非一個完整的功能性活動清單，因此在Sen可行能力理論基礎上，學者通常根據自己的研究領域進行功能性活動指標的選取，并未達成一致。如Nussbaum基于發展公平理論，對可行能力的研究采取了一個更廣闊的哲學方法，構建了一個人類核心能力的清單——一個適用于全球范圍內的能力集，即她劃出了生命、身體健康、身體完整和感覺等10種人類核心可行能力[14];Anand等[15]卻選擇健康、住房、社會交往、休閑、伴侶和就業6個方面的功能性活動考察對個體福利影響的主要因素。在實踐方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Sen理論框架下構建了人權報告相關的評價指標;世界銀行年度發展報告同樣是Sen理論的應用。此外，不難發現針對某一特定的研究對象，一些功能性活動的影響要比另一些功能性活動顯著。通過實證調查和相關文獻研究，筆者選取5個方面構建被征地農民的功能性活動。

1.1.1 經濟狀況 Sen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指出，一個人的生活質量應該不是根據其財富而是由他的自由來衡量的，但是Sen也承認收入、財富和其他影響因素在一起時是重要的。對于我國農村而言，物質水平還不是很發達，收入仍是約束生活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并且個人偏好和家庭情況使得支出存在明顯差異[16]，所以筆者選擇的經濟狀況量化指標是年人均純收入和年人均生活支出。

1.1.2 就業 Slow[17]曾提到失業除了收入損失外，更會導致多方面的嚴重影響，包括心理傷害，失去工作動機、技能和自信心，增加身心失調和發病，擾亂家庭關系和社會生活，強化社會排斥，以及加劇種族緊張和性別歧視。雖然種地辛苦，收入不高，但只要有地農民就有選擇是否種地的權利，失地后是可行能力的喪失。所以本文選取新工作是否好找、集體是否提供就業崗位兩方面來衡量被征地農民的就業情況。

1.1.3 防護性保障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在征地過程中所有權歸國有、使用權轉移，農民喪失了生存和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失地的過程導致農民的防護性保障嚴重缺失，抵御社會風險的能力降低，實質是對農民自由的一種剝奪。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否健全對失地農民的可行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本文將從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社會治安3個方面來具體分析被征地農民的防護性保障。

1.1.4 生活環境 經濟的發展帶動人們物質水平不斷提高，良好的生活環境逐漸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農民宅基地被征收其新的居住環境充滿不確定性，所以征地前后的居住環境變化將是影響農民福利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試圖通過噪音污染、空氣質量和景觀環境3個指標來度量被征地農民生活環境的變化。

1.1.5 情感 以Sen可行能力理論為基礎，Nussbaum提出了人類核心能力，其中之一是情感能力。一般而言，就是指能夠去愛、去感到悲傷、去體驗寂寞、去表達感激以及表達有正當理由的憤怒，即個人的情緒發展不會受到恐懼與焦慮的迫害[18]。本文從以下幾個角度探究被征地農民的心理情感：征地補償、征地后農民生活質量和農民對征地這件事的看法，具體指標為征地補償滿意度、住房改善滿意度、生活水平滿意度以及農民對征地的厭惡感。

1.2 轉換因素指標的選取

在應用福利經濟學中，一般用實際收入比較代替福利比較。但是人類的年齡、性別、特殊才能、殘疾等諸多方面千差萬別。這樣即使他們擁有完全相同的商品組合，其可行能力也存在差異[13]。本研究選取年齡和家庭撫養人數分析影響功能性活動的因素，探索哪些農戶更關注哪方面的福利，為具體工作的開展起到指導作用。

2 數據說明和模型構建

2.1 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基于農地流轉多發生在城鄉接合部，選取天津的4個郊區作為實證研究區域。以區域內的被征地農民為研究對象展開問卷調查，共回收樣本397份，其中有效樣本為376份（表1），問卷有效率達94.7%。

本研究的問卷主要包括2部分內容：其一是根據Sen理論所設計的影響福利各功能性活動的具體指標，采用了對征地前后對比調查的方式;其二是被征地農民的個體特征，如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表2）。為了使指標具有可比性，根據其代表的含義對選項重新賦值（表3）。

2.2 結構方程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的：一是要測量不同功能性活動對被征地農民福利水平的貢獻程度;二是根據轉換因子對總樣本進行分組，以便更好地分析功能性活動對不同農民群體福利的重要性。由于結構方程模型能夠測量理論上推導的變量（潛變量），并且其結果的路徑系數可以反映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潛在變量（功能性活動）與觀測變量（具體指標）的關系是在資料搜集完成之前事先提出的假設性概念，然后通過實際所搜集的數據，構建適合的結構方程模型驗證假設是否恰當。本文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其驗證分析模型。不同觀測變量之間的協方差，反映了潛變量的共同影響。測量方程的矩陣形式為：

（1）式中，X為觀測變量，δ為誤差項，ξ為潛變量，Λx為因子載荷。

結構方程反映了潛變量之間的關系。作為原因的潛變量稱為外因潛變量，作為結果的潛變量則稱為內因潛變量。結構方程表達如下：

（2）式中，η為內因潛變量，ξ為外因潛變量，ζ為內因潛變量的殘差，B為內因潛變量之間的結構系數矩陣，Γ為外因潛變量與內因潛變量之間的結構系數矩陣。

本文模型中包含14個觀測變量，分別為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治安、噪音污染、空氣質量、自然環境、生活質量、住房改善、土地補償、征地厭惡、集體提供就業崗位、新工作、年人均純收入、年人均生活支出。模型中5個內因潛變量，分別為就業、經濟狀況、防護性保障、生活環境、情感，還包括一個外因潛變量──福利。潛變量無法直接測量，只能通過觀測變量測量。將以上思路繪制成結構方程測量模型（圖1）。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功能性活動貢獻

利用AMOS21.0軟件，導入調查數據，采用最大似然估計（ML），從而計算出結構方程的標準化路徑系數。最終模型適配度指標為：Chi-square=187.718，Degrees of freedom=72，CMIN/DF=2.607，RMSEA=0.065，GFI=0.936，AGFI=0.907，IFI=0.808，CFI=0.802。模型擬合度較好，結構模型的計算結果（圖2）。

由結構模型中潛變量間路徑關系可以看出（圖2），被征地農民福利水平在通過顯著性檢驗的5個維度上具有較高的載荷，說明5個維度對個人福利均具有顯著影響。同時，標準化路徑系數說明功能性活動對個人福利影響由大到小依次是情感（0.68）、生活環境（0.55）、防護性保障（0.52）、經濟狀況（0.46）和就業（0.45）。結構模型結果表明：（1）情感每提高一個單位，福利水平就會增加0.68個單位。原因是天津征地補償普遍較高，并且能夠獲得較好的安置，被征地農民情感上愿意政府征收土地;（2）伴隨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宅基地被征收農民的新居環境也得到了明顯改善;（3）對于防護性保障，雖然政府自2004年以來頒布了《天津市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試行辦法》等一系列文件，但是由于一些地區未完全落實、相關政策也有改進的余地，因此，防護性保障仍是影響被征地農民福利的重要方面;（4）天津市經濟相對發達，工資和就業率較高，征地前部分農民就已經實現非農就業，因此，在征地過程中就業和經濟狀況對失地農民的福利影響較弱。

由測量模型結果，歸納觀測變量與內因潛變量相互關系如下：（1）情感觀測指標中，補償滿意度的路徑系數最高，說明在大多數農民心中，仍把貨幣補償方面放在首位;（2）反映生活環境的3個指標路徑系數都在0.5以上，說明在天津這樣的發達地區，人們對生活環境的要求在不斷提高，此外，被征地農民新生活環境的合理規劃，不僅有利于城市邊緣地帶的環境治理，而且有助于他們快速融入城市生活;（3）反映防護性保障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兩個指標與福利顯著相關，說明在現階段這兩項是提高被征地農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標;（4）反映經濟狀況和就業的可測變量中，生活支出對經濟狀況具有顯著影響，原因是征地前后農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生活上由部分自給自足方式變為完全依賴購買，增加了日常開銷。另外，就業維度上，征地后集體幫助解決工作影響顯著，原因是這類工作雖然收入不高，但要比自己外出打工穩定。高路徑系數說明大多數的被征地農民更在意工作的穩定性。

3.2 按個體年齡分解

由于不同年齡的被征地農民需求相異，筆者將總樣本分為老年和青壯年兩組，并對結構方程模型修正（表4）。由輸出結果可知，在青壯年組的5個維度上，只有情感（0.91）、防護性保障（0.58）和就業（0.54）對個人福利的影響在5%上顯著，其中青壯年對征地補償安置情感滿意度每增加一個單位，個人福利就會增加0.91個單位，結合反映情感的3個可測指標，說明征地后經濟補償越多，青壯年情感滿意度越高，對提高他們的福利水平有顯著影響;同時，老年組的防護性保障（0.88）、情感（0.63）、生活環境（0.54）和就業（0.48）對個人福利有顯著影響，其中防護性保障的路徑系數要高于其他幾個維度，但是在觀測變量中，筆者卻發現養老保險對老年組的防護性保障影響不顯著。原因是在征地之前，大多數農民已經擁有農村養老保險，征地只是把農村養老保險換為城鎮養老保險，而且截至調研時點，部分被征地農民的城鎮養老保險還未落實，造成養老保險對福利的提升沒有顯著影響。

兩組結果對比發現：（1）就業方面，青壯年福利受其影響高于老年人;（2）生活環境方面，與青壯年相比，老年人都以住宅為中心進行活動，因此，征地后社區生活環境對其福利影響顯著;（3）情感和防護性保障方面，青壯年的情感對福利影響更大是因為他們更關注所獲得經濟補償，反之，老年人更關心防護性保障;（4）修正過程中，無論是老年或是青壯年的經濟狀況都對個人福利不顯著，更加證實被征地農民的經濟狀況對福利影響較弱。

3.3 按家庭撫養人數分解

按非勞動力在家庭人數占比是否超過一半，將數據分為2組，對模型修正后發現（表5），撫養人數多的家庭除就業之外，生活環境（0.67）、防護性保障（0.64）、情感（0.63）和經濟狀況（0.46）都在5%上，對個人福利具有顯著影響，路徑系數相差不大，最高不超0.7，說明這種家庭的福利受多方面影響，不能通過增加某一維度的補償而大幅度提高福利水平;撫養人數少的家庭在就業（0.77）、情感（0.68）、防護性保障（0.44）和生活環境（0.44）維度上顯著，福利受就業和情感影響更大。

2組結果對比表明：（1）撫養人數多的家庭在征地后一般會首先考慮生活環境和防護性保障，原因是撫養對象多是老人和小孩，他們與成年人相比自我保護能力差，身體免疫系統處于衰退期或發育期，對外界生活環境有較高的要求，而撫養人數少的家庭，雖然生活環境和防護性保障對福利有顯著影響，但路徑系數較低;（2）與撫養人數少的家庭相比，撫養人數多的經濟狀況對福利影響顯著，經濟狀況每提升一個單位，福利就會增長0.46;（3）征地后不管是集體安排還是自己應聘得到的工作（大多是臨時工），工資普遍較低。對于撫養人數少的家庭幫助較大，但是撫養人數多的家庭就業不會對福利產生顯著影響。

4 結 論

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論，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探討各維度功能性活動對被征地農民福利獲取的重要程度，并以天津被征地農民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通過結構模型結果顯示，情感滿意度、防護性保障、生活環境、經濟狀況和就業對個人福利的影響在5%水平上顯著，其中對被征地農民福利最重要的不是經濟狀況和就業，而是情感、生活環境以及防護性保障。因此，補償安置政策應該在補償方式多元化的基礎上有所側重。首先，加強與被征地農民的情感交流，緩解他們對征地的抵觸心理。其次，改善安置區的生活環境，加強居住地的選址和景觀設計，配套相應的基礎設施;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快落實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完善就業保障和子女教育保障等。此外，有針對性地對被征地農民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增強他們的就業競爭力和社會適應能力。

（2）通過測量模型發現，5個維度的觀測變量中，征地補償滿意度、養老保險、景觀環境、人均生活支出和集體提供就業的路徑系數要高于其他指標，路徑系數越高對被征地農民福利的間接影響越大，說明不同指標對福利水平提升的貢獻度不同。所以保證被征地農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更有助于資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他們福利水平的提升。

（3）被征地農民受到年齡和家庭的客觀限制，其群體內部對福利考慮的側重點存在明顯差異。其一，老年與青壯年相比，福利受防護性保障的影響要高于情感滿意度，另外，老年人關心生活環境，青壯年卻關注就業。其二，撫養人數多的家庭生活環境、防護性保障和經濟狀況對福利影響較大，撫養人數少的家庭福利多來源于就業。因此，政府除了對補償安置的維度應有所側重外，還應該注重農民內部不同群體政策的針對性，使資源流向他們需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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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8-01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1YJC630046）

作者簡介：趙秀君（1993—），男，山西朔州人，在讀碩士生，主要從事土地經濟與土地政策方面的研究。

通訊作者簡介：高進云（1978—），女，河北張家口人，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土地經濟與土地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