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漢研究100年

葛承雍

1

胡漢歷史問題不僅是歐亞大陸上民族史、邊疆史、文化史、語言史的前沿研究，也是中國歷代王朝與域外周邊國家以及西亞、地中海沿岸之間往來互動的敘事，從廣闊無垠的草原到茫茫無際的戈壁，從峻嶺奇峭的大山到河川交叉的平原，都留下胡漢碰撞演繹的歷史與胡漢融合的文化遺痕。一個世紀以來，中古胡漢演進圖冊不斷被考古新發現所補充，喚起了人們從歷史記憶中醒來。

人類的記憶常是文化的記憶，人類的歷史也是依靠文化的鏈環銜接與延續。千年前的中古時代已經離我們的記憶十分遙遠了，但是這個消失于歷史深處的隋唐文化又距離我們很近很近，豐富精彩的唐詩常常吟詠朗誦隨口而出，斑斕多彩的唐服常常飄忽在人們眼前，風剝雨蝕的唐窟佛像不時展現在人們面前，花紋精美無比的金銀器不斷出現在各類奢侈品的海報上……今人借助隋唐大國的文化遺產仍然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出國展覽的大唐文物成為中華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其中的胡俑、壁畫、金銀器、紡織品等更是精美的藝術品。

書寫胡漢歷史就是書寫我們民族的心靈史，是提高民族思想境界的人生之學。胡人形象的陶俑、壁畫等載體不是一幅幅威武雄壯的“群星譜”，但卻是能夠進入那個時代歷史譜系的一組組雕像，彰顯著那個時代的民族形象和藝術魅力。觀摩著不同的胡人造型正反面形象，猶如端詳觀賞“肖像”，讓我發現了唐代社會多元文化的民族正面。

西安何家村出土唐鎏金雙獅銀碗

北朝隋唐對我來說并不是一個幻象，因為可以通過雕塑、壁畫、繪畫、器物等種種圖像看到當時人的形象，通過縮微的文物看到當時的卓越創造。所以我每次面對那些雕塑的胡俑、蕃俑、漢俑……觀察那些壁畫中深目高鼻的栩栩如生人物，不是干巴巴、冷冰冰的感覺，而是濕漉漉、黏乎乎的情感，文物就是當時歷史遺留下的精華版，對我們的思維理解有著直觀的作用，并成為今人解讀古代最為輝煌時期的向導。

20多年來我走訪了海內外許多收藏有中國古代“胡”“蕃”等外來文物的考古單位和博物館，記述拍攝數以千計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畫，閃現在我眼前和縈繞腦際的就是中古時期的胡人記憶。歷史的經緯中總是沉潛著被文獻忽略的人群，最精彩的史頁里也匿藏著深深的外來民族元素，來自西域或更遠西方的胡人就常常被主觀避開。所幸的是考古文物印證了史書記錄的胡人活動，呼應了詩賦中對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舊史逸聞細節疑團，生動地折射出胡漢相雜的氣象。盡管學界有些人嘲笑我是“紙上考古”，但其中的辛苦一點不比田野考古輕松，只有破解疑難問題寫成論著才能體會。

有時為了一個歷史細節推敲往往要熬好幾年，等待新的證據出現，比如狩獵中的馴鷹，我既聽過哈薩克人也聽過鄂倫春人馴鷹者的介紹，這不是史學意義上的考證，而是為了尋求新的認知和新的敘述角度。又例如馬術馬球，我曾到京郊馬球俱樂部向調馬教練、馴馬獸醫和賽馬騎手當面討教，理解打馬球的主要細節。這樣文章就活起來了，給人以精神上的滋養。我在新疆學術考察時，維吾爾族學者就對我說，胡旋舞、胡騰舞都應是手的動作最重要，扭腰、轉脖、抖肩、伸腿以及扭動臀部，都是以手勢為主?，F在仿唐樂舞卻將腿踢得很高，女的露大腿，那是笑死人、丑死人的花架子。這就促使我思考我們理解古代胡人一定不能想當然按照現代舞蹈理解，舞蹈是全身姿勢，用身體運動的舞蹈語言，很可能與我們有著較大隔閡。而在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察，又明白了烏茲別克族屬于突厥民族，舞蹈以雙手為姿勢;塔吉克族屬于伊朗民族，舞姿以雙腿為姿勢。因此要貼近古代，需要認真考察思索。

高昌景寺壁畫

2

中古隋唐時代藝術的魅力在于給人遐想，這種遐想不是瞎想，而是一種文化語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種活著的文明史。藝術來源于真實，也高于真實，當那些千姿百態、造型各異的胡人蕃人形象文物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常想這是不是一種活態的文化生物，它不是玄虛文字描寫的，卻是從點滴微觀的真實細節做起的可信典型，從而使久遠的人物又有了活生生的呼吸，以及有血有肉的生命。

一個個造型各異的胡服蕃俑，不僅調動了我的想象力，而且要再現重要文獻記載的史實，像斷片的串接活現出有歷史依據的外族形象，力求還原或接近歷史。有人說我是挖掘陶俑里的胡人藝術形象，實際上我更多的是讀書識人，通過文獻記載與出土文物互證互映，不僅想說清楚胡人陶俑的沉浮轉變，更重要的是用胡俑的記憶串起當年的歷史。

狩獵胡俑，西安東郊唐金鄉縣主墓出土

有人問，哪個胡俑會說話？土與火燒制的胡俑確實不會說話，但是胡俑的造型卻是有肢體語言、形狀語言的人，此處無言勝有言，不僅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也給人聆聽其聲的感覺，陶俑就好像是凝固的語言，縮微的雕塑，訴說的故事，是以“人”為本的構思創作，細心挖掘它，采集創意，權威解讀，就能成為文化的承載者、歷史的記憶者。伴隨著考古發掘和文物發現，漢晉至隋唐的陶俑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其中不乏優秀之作，有些被人們誤判為贗品假貨的藝術造型也從墓葬中挖出，著實令人吃驚。這些陶俑作品被人們記住，成為那個時代精神的象征，看到的人就能感受到它的風骨、硬骨，也能感受它的柔骨、媚骨。

生活，是陶俑創造者藝術敏感的源泉，正是異族種種生活狀態成為創作者接通才華的渠道，許多胡俑造型擺脫了外在奇異怪誕的生理性描繪，更重視內在的心理刻畫以表現人物的本來面貌。當然，我們也能看到很多的陶俑粗制濫造、雷同相似，談不上是精美藝術，僅僅是靠數量濫竽充數擺放墓龕，但就是有幾個造型獨特的胡俑也會使我們眼前一亮，感嘆當時工匠精彩絕倫的手藝和藝術創造。

狩獵胡俑，西安東郊唐金鄉縣主墓出土

泱泱大國的唐朝最重要的啟示在于它掃除了萎靡不振心態帶來的性格上的軟化，在民族精神上值得驕傲，這崇敬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那個時代民族的心靈。找尋外來文明研究胡漢互動就是讀他們的心靈史，找尋人性的共識與不同族裔的沖突，而我們每一個人關心自己的血脈的來歷則是共通的情感。

唐代留給我們的不是到處可見的能夠“申遺”的遺址，更多的是無形卻融入血液中的制度和文化，三省制使得參與政府管理的官員互相制約不能為所欲為，科舉制度最大限度地打破門閥固化，釋放富有天才的青年人的活力，使他們有了上升通道，他們遠赴邊塞為博取功名不惜獻出熱血和生命，使所有年輕人獲得一種尊嚴和榮譽感，就自己的所長而展現才華。如果說國都長安社會環境容易產生“光芒萬丈”的詩人，或是濃縮很多的“高才”“天才”的文人，那么唐代也是一個盛產傳奇的時代，洛陽、太原、成都、廣州、揚州等城市譜寫的傳奇正是與外來文化有關的人和事。

湖南考古所藏長沙窯址出土胡人男女情侶繪畫殘片

“拂林花亂彩，響谷鳥分聲?！保ɡ钍烂瘢骸对侊L》）“宛馬隨秦草，胡人問漢花?！保ㄠ嶇W：《入塞曲》）“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征兵?！保ù揞棧骸哆|西行》）“背經來漢地，袒膊過冬天?！保ㄖ苜R：《贈胡僧》）“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保ɡ畎祝骸队闹莺R客歌》）像這類朗朗上口的描寫胡漢族群與藝術的詩歌俯拾皆是，司空曙《校獵曲》“數騎胡人獵獸歸”，鮑方《雜感》“胡人歲獻葡萄酒”以及“胡歌夷聲”“胡啼蕃語”“胡琴羌笛”“胡云漢月”等，過去被認為對周邊種族有貶低歧視之意的“胡”，越來越成為今天國際公認的中性詞，演變成為我們熟悉的對等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長河里，胡漢融合鼎盛時期不過幾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們幾代人體察省悟，一個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總是被困在民粹單邊的囚籠里。隋唐時代作為多民族匯聚的移民國家，正是鐫刻下了大國自信和文化優越的紋理。

3

中古北朝隋唐時期形成了一個由多元文化構成的多民族群體，這個群體又被統一意識形態和共同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例如《舊唐書·滕王元嬰傳》記神龍初年，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嬰的兒子李茂宗“狀貌類胡而豐碩”，很有可能他是胡漢結合的后代。又例如壽安公主是唐玄宗和曹野那姬中外婚姻的混血姑娘，被記錄進《新唐書·公主傳》，這類例子唐代應該是很多的。但我們并不是宣揚“和諧”、不談“沖突”，族群之間的矛盾不會消融無蹤。

敦煌景教基督畫像復原圖

胡人的臉龐并不能完全代表外來的文化，在中國古代墓葬習俗中，對胡人作為奴仆以炫耀墓主人的地位，是自漢代以來一脈相承的藝術表現，漢代畫像石中就有胡人跪拜形象，在東漢墓葬中的胡俑更有特殊性，不由得讓我們想起敦煌懸泉置出土漢簡中記載的二十余國外來使者、貴人和商人。也使我想起移民從來都是弱勢群體，不斷會受到本地官方和各色人等的威脅，除非以地域、種族形成的聚落已成為有影響的移民據點。魏晉以后遍布中國北方的外來移民聚落和北方民族中活躍的胡人，促成了以胡漢“天子”“可汗”合銜為代表超越民族界限的國家管理系統。隋唐兩代能發展到具有“世界性”元素的盛世，不是依靠胡漢血緣的混合，而是仰仗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是取決于血統，而是決定于心系何方。

曾有資深學者當面向我指出：現在一些研究者在書中大量使用史料以佐證胡人文化，乍一看，顯得相當博學有深意，但卻并不具有與其博學相當的思辨深度，這種研究成果所表現的僅僅是胡人歷史線索的再現，缺失理論上的洞見，雖時有創新，卻難以走出歷史文獻學的庸見，使得研究成果缺少了一種脈絡思考的深度，只是在歷史研究中一次轉身而已。

西安北周安伽墓中野宴商旅圖

這番話對我震動巨大，使我認識到：高估胡蕃沖擊或低估胡人活力，都不可取。胡人不是當時社會的主流，不是漢地原住民的形象，“胡漢”兩字并不曾被作為任何某一個朝代的專屬名稱，胡人進入中原仍是以中華正朔為標志，但我們用文物再現和用文字釋讀，就是通過截取一個非主流橫剖面，力爭探索胡漢繁雜、華戎混生的交融社會，給予人們一個不一樣的視角認識真實的中古歷史。特別是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移入易、融入難的外來移民問題，沒有史書背后的體悟恐怕只是一種隔靴搔癢的描寫。如果我們將自己置入歷史語境中，以一個唐代的文化遺民、古典的學者文人，唯有以如此身份，才能坦然地進入中華共同體的歷史場景中。

在中古時期出現的“胡人”不僅是指某一個族群，而是一個分布地域廣泛、民族成分復雜的群體，包括西域、中亞、西亞甚至更遠的人群?！昂恕币庾R是當時一種非常重要的多民族意識，在其背后隱藏著域內域外互動交流的潮流。海內外研究中古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科技、文化的學者們都指出過隋唐經過對周邊區域的多方經營，不僅有遙控冊封蕃部的羈縻體制，還有胡漢共管“都護府”的軍政體制，或者采用“和親”方式妥協安撫歸順的其他族群，胡漢并存的統治方式保障了一個時期內的社會安定與政權穩定。

1981年新疆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出土粟特文摩尼教徒書信

目前學界興起用“全球史”視野看待歷史進程中的事與人，打破民族國家疆界的藩籬，開放包容的學術研究當然是我們的主張，我贊成對過去歷史進行宏大的敘事，但同時也執著于對個體命運的體察，對歷史細節的追問，對幽微人心的洞悉。我要感恩漢唐古人給我們留下如此壯闊的歷史、文學、藝術等文化遺產，使得我們對“漢唐雄風”的寫作不是跪著寫，而是站著寫，有種俯瞰強勢民族的英雄主義崇拜;念漢賦讀唐詩也不是坐著吟，而是站著朗誦，有股被金戈鐵馬沖擊的歷史大氣。

每當我在博物館或考古庫房看著那些男裝女像的陶俑，眉宇間頗有英氣的女子使人恍惚有種歷史穿越感，深究起來“巾幗不讓須眉”也只有那個時代具備，真實的歷史訴求和藝術的神韻呼喚，常使我的研究情緒起伏跌宕，但絕不能削弱歷史厚重感，減弱人文思想性，化弱珍貴藝術品質，只有借助胡漢融合的圣火才能喚醒我的激情，因為圣火點燃的激情，屬于中古中國，也屬于全世界。

《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封面效果圖

在撰寫《胡漢中國與外來文明》這部著作的各篇論文時，我并不是要充分展現一個文物學者、歷史學者的豐沛資源，更不是顯擺自己的廣博和龐雜，單是搜集如此豐富多樣的史料就是一件費時耗力的事情，更何況還要按照一定的邏輯和原則組織成不失嚴肅的歷史著作，其中許多學者專家提示的智慧和知識的付出，讓我對他們不得不肅然起敬，盡管大名不再一一單列，可是他們的學術成果永遠啟迪著后人。

（摘自“絲路遺產”公眾號）（編輯/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