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與歷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紀”意識

王鴻

內容提要在晚清思想界中，“二十世紀”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構成了理解那個時代的全新視角之一。本文在考察“世紀”這個新時間單位輸入晚清思想界的知識歷程的基礎上，探討晚清士人理解二十世紀的知識資源，進一步考察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紀”意識與“十九世紀史”之間的思想關聯。在本文看來，“二十世紀”一詞不僅為晚清士人提供了一種度量時間的新單位，而且由此促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紀”交替的時間感，凸顯了晚清士人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現實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之間的思想徘徊。

關鍵詞世紀二十世紀十九世紀晚清

〔中圖分類號〕K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8-0093-10

二十世紀是一個戰爭的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也是一個思想巨變的世紀。對于二十世紀中國的理解可以有多種路徑，但回到作為二十世紀起點的晚清，重新梳理當時士人的思想變動，顯然也是不可忽視的視角之一。將晚清與“二十世紀”聯系在一起，并非故作新意，而是一種基于歷史復雜性的認知。事實上，一些學者已就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紀”意識作了初步研究，探討了“二十世紀”概念在晚清思想界中的運用情況、“世紀”概念所帶來的新的時間意識和現實關懷、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紀”意識與長時段的中國近代歷史的關系等方面。關于“二十世紀”的研究，?可參見嚴昌洪、許小青：《跨進20世紀的門檻》，《癸卯年萬歲?1903年的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3頁;閭小波：《梁啟超的世紀情懷》，《二十一世紀》1992年2月號，第25～31頁;汪暉：《世紀的誕生——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之一）》，《開放時代》2017年4期。需要指出的是，近期汪暉關于“世紀”的探討，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一問題，但其基本關切在于二十世紀與長時段的中國革命之間的聯系，特別著重于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晚清士人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本文的問題意識不在于此，并且認為晚清士人對于“二十世紀”的理解是多元的，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和不確定性。通過這些研究可以看到，“二十世紀”在晚清是一個炙手可熱的概念，構成了理解那個時代的全新視角之一。不過，綜觀這些研究，作為一個新的、外來的時間概念，“二十世紀”是如何進入到晚清士人的視野之中，并在公共輿論中發酵，卻仍然有待于在知識和觀念上作進一步的細究。同時，如果說晚清士人已然意識到他們面臨著二十世紀的全新局勢，那么對于身處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他們而言，如何理解即將面對的二十世紀與剛剛經歷的十九世紀歷史之間的關系，則也構成理應被檢視的重要問題。事實上，“二十世紀”一詞不僅為晚清士人提供了一種度量時間的新單位，而且也由此促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紀”交替的時間感，此處由匿名評審專家提示，特此感謝。凸顯出了他們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現實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之間的思想徘徊。

一、“周”“世紀”與“Century”

梁啟超刊登在《新民叢報》第1號上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所記述的正是他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的所思所感：

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自我后，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斗酒傾盡蕩氣回中腸。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任公（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第109頁。

梁啟超對于時空的“驀然忽想”，似乎預告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一個日漸擴大的地理空間。在天干地支意義上的己亥年到庚子年、光緒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的轉變之外，出現了一個競爭性的新時間意識，即其所謂“新舊二世紀”的轉折。而原本稀松平常的洋流潮水，也被一截為二，被視為東西兩半球的分界點。進一步而言，他對時空的這種認識提醒我們，晚清中國的最后十來年，不僅是舊的時空觀念的延續，同時還是一個新的世紀的開啟，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轉折時刻，是東西半球日漸融合的關鍵時刻。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的這種認知雖為其一時情感之抒發，但在當時卻也并非他的一人之見。諸如“世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新世紀”等詞，密集地出現在晚清的各類報刊上。意識到已身處“二十世紀”的，不僅有感情濃烈之梁啟超，還有像一些熱情洋溢之留學生、立志雪恥揚威之新軍人，以及肝腦涂地之革命者等，也都清醒地將一己的責任與二十世紀的大時代背景聯結在一起。李書城：《學生之競爭》，《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2期;唐繼堯：《論中國軍隊急宜注重精神教育》，《武學》1908年第3期;鄒容：《革命軍》，《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第651頁。甚至在上至清政府官員的演說中，下至民間傳播的通俗小說中，也都出現了以所處之“二十世紀”自居的論述?！秴螝J使尚賢堂演講文》，《申報·光緒朝》第12072號，1906年11月26日，第2版;《滑稽小說·支那旅行（三十三）》，《申報·光緒朝》第12501號，1907年11月15日，第18版?？梢哉f，彼時的中國人面臨著全新的局勢，如梁啟超所言，已不再僅僅是“一鄉一國之人”，而是“世界之人”;已不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之人”，而是“二十世紀之人”。中國之新民（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新民叢報》1902年第2期。

不過，局中人的宣稱與歷史的事實之間，往往仍然存在著進一步探究的必要。雖然這些在晚清最后十來年間的文字中出現了相關詞匯，但要是就此簡單推斷當時的士人早已普遍熟知“二十世紀”或“世紀”的概念，卻也仍然值得存疑。事實上，傳統中國雖然有將“世”與“紀”連用的情況，但在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內涵，多指的是記錄帝王世系的典籍，如皇甫謐所撰的《帝王世紀》，便是諸多正史參考的書籍之一。這一點研究者已經指出，參見嚴昌洪、許小青：《跨進20世紀的門檻》，《癸卯年萬歲?1903年的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頁。另外，關于《帝王世紀》在正史中的參考，本文檢索了臺灣“中研院”的“漢籍全文資料庫”。而在中西交沖之初的晚清，在各式的英華字典中，也是直到1908年顏惠慶編纂的《英華大辭典》，才出現專指百年意義的“世紀”一詞，顏惠慶：《英華大辭典》（English?and?Chinese?Standard?Dictionary），上海商務印書館藏版，1908年，第334頁。此前衛三畏的《英華韻府歷階》（1844年）、麥都思的《英華字典》（1847-1848年）、羅存德的《英華字典》（1866-1869年）、盧公明的《英華萃林韻府》（1872年）、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1884年）、鄺其照的《華英字典集成》（1899年），則都是以“一百年”釋義“Century”一詞。衛三畏（S.?W.?Williams）：《英華韻府歷階》（An?English?and?Chinese?Vocabulary?in?the?Court?Dialect），澳門香山書院，1844年，第31頁;麥都思（W.?H.?Medhurst）：《英華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上海倫敦會印刷所，1847-1848年，第212頁;羅存德（Rev.?W.?Lobschied），《英華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with?the?Puti?and?Mandarin?Pronunciation），香港Daily?Press?Office，1866-1869年，第348頁;盧公明（Justus?Doolittle）：《英華萃林韻府》（Vocabulary?and?Handbook?of?the?Chinese?Language），福州隆祥洋行，1872年，第66頁;[日]井上哲次郎：《訂增英華字典》，藤本氏藏版，1884年，第222頁;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899年，第55頁。需要指出的是，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原著者為羅存德。以上關于近代英華字典中的相關信息，參考了臺灣“中研院”近史所開發的“英華字典資料庫”，特此致謝。而且，在顏惠慶的《英華大辭典》中，除了“世紀”外，“周”一詞也被視為翻譯“Century”對應詞?！笆兰o”僅出現在“Age”詞條下作為對“a?century，?a?period?of?one?hundred?years”的翻譯;在“Century”詞條下則并未出現“世紀”一詞，而是出現“泰西以一百年為一周”的解釋。

事實上，若是我們深入挖掘其間的區別，對于理解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紀意識而言，到底是以“周”，還是以“世紀”，來作為“Century”的翻譯詞，看似是一個細枝末節的問題，實則反映了晚清兩個新知識傳播群體在這個問題上的歧異。以“周”來對應“Century”，主要是由晚清傳教士群體主導的翻譯結果;而以“世紀”來對應“Century”，則是來華日本人和留日學生群體的日文翻譯的結果。

就前者而言，在晚清流行一時的、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與蔡爾康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The?Nineteenth?Century：?A?History）便是代表性著作之一。該書雖然是一部“世紀史”，鄒振環稱該書開創了晚清“世紀史”體例，鄒振環：《李提摩太與〈泰西新史攬要〉：“世紀史”的新內容與新形式》，《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9～307頁。但卻全然未出現“世紀”二字，而僅以“周”來指代百年之意。在該書“凡例”中便有指出：“西歷以每百年為一周，耶穌降世而后又即從誕日起計，相沿至一千八百一年，是為每十九周。此書專記一千八百余年之事，故西名曰《第十九周大事記》?！盵英]麥肯齊（Robert?Mackenzie）：《泰西新史攬要》，[英]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蔡爾康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5頁。而這種用法，在當時的傳教士群體中并非特例。在《泰西新史攬要》初版的1894年，《萬國公報》在報道法國的博覽會時，便也提及：“西人以耶穌生后百年為一周，今為第十九周，至六年后，即一千九百年，則為十九周之季年?！绷謽分g：《大法國事》，《萬國公報》第68冊，1894年9月，第60頁。而在1900年前后，《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等更以《十九周季年預迎二十周旺氣說》《十九周季年天下三大事記》《論二十周之前途》《十九周季年預迎二十周厚捐》等為題目，記述了新舊周在轉折之際所發生的事跡，以及對即將來臨的二十周的期許。林樂知等擬，蔡爾康譯錄：《十九周季年預迎二十周旺氣說》，《萬國公報》第131冊，1899年12月，第7～9頁;林樂知命意，蔡爾康遣詞：《十九周季年天下三大事記》，《萬國公報》第144冊，1899年12月，第7～9頁;林樂知譯，范袆述：《論二十周之前途》，《萬國公報》第161冊，1902年6月，第10～11頁;高葆真：《十九周季年預迎二十周厚捐》，《中西教會報》第6卷第62期，1900年2月1日，第24頁。

除了“周”之外，另一種譯法則是以“世紀”來翻譯“Century”。關于“世紀”一詞何時由日本進入中國，過去大多認為是戊戌維新后大量留日學生譯介日本著作的結果。嚴昌洪、許小青：《跨進20世紀的門檻》，《癸卯年萬歲?1903年的革命思潮與革命運動》，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頁。另外，關于“世紀”一詞的日文源頭，有研究者已點出，但也并未說明具體情況。參見[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第290、328頁;王立達：《現代漢語中從日本借來的詞匯》，《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6頁。但此一論斷顯然忽視了此前晚清報刊對于日文的翻譯。事實上，1889年5月31日的《申報》“東報述西事”欄目中的一篇文章在描述英國博物館的一本失而復得的古書時，便提及“是書失于十八世紀中，中英軍侵入麥尼堅之際”?！渡陥蟆す饩w朝》，1889年5月31日，第1版。此處使用了瀚海典藏近代報刊數據庫的《申報》全文搜索。不過，雖然該段落中的“十八世紀中”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內涵，但并未對“世紀”作出具體解釋，而文段也過于簡略，因而是否是有意識的翻譯，顯然值得存疑。真正有意識地讓“世紀”概念進入晚清士人視野中的，應該是主持《時務報》“東文報譯”的古城貞吉。由他翻譯的源自日本報刊中的文章中，直接使用了日譯“Century”的“世紀”一詞，并對之做了清晰的界定。在1896年《時務報》第11冊“東文報譯”欄目中，他翻譯的原刊登在《東京日日報》上的《土耳其論》一文中，便在提及“世紀”一詞時作出“西人以百年為一世紀”的解釋。[日]古城貞吉譯：《土耳其論》，《時務報》第11冊，1896年11月15日，第24頁。而在第14冊翻譯自《東邦學會錄》的《俄將論中國財政》一文中，他在提及“當今世紀”后，也以小字有意指出“西人以百年為一世紀，現世紀即西歷千八百年也”。[日]古城貞吉譯：《俄將論中國財政》，《時務報》第14冊，1896年12月15日，第19頁。而到了《時務報》第15冊的《中國邊事論（續第十二期）》《過波蘭記》這兩篇文章時，他便不再對“世紀”進行解釋，徑直使用“十三世紀初”“九世紀”“十六世紀”“十八世紀”等詞匯。[日]古城貞吉譯：《過波蘭記》，《時務報》第15冊，1896年11月25日，第24～25頁;[日]古城貞吉譯：《中國邊事論（續第十二期）》，《時務報》第15冊，1896年11月25日，第20頁。在之后的翻譯文字中，但凡遇到“世紀”二字，古城貞吉均直接翻譯，未作解釋，譯者顯然已視該詞為晚清士人可理解之詞。比如《時務報》第24期，翻譯自日本《太陽雜志》的《論邦國交際公法學》中便直接使用“第七世紀之初”。[日]古城貞吉譯：《論邦國交際公法學》，《時務報》第24冊，1897年4月22日，第19頁。關于古城貞吉的翻譯貢獻，可參見陳一容：《古城貞吉與〈時務報〉“東文報譯”論略》，《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

“世紀”概念的這兩種譯介，在當時的士人中都不乏擁躉。以“周”的用法來說，當時一些士人便以之指涉具有現代意涵的百年之意，如唐才常在論述公法學時，便提及“改制垂世，以治十九周以后之地球者，殆有符契”;唐才常：《公法學會敘》，《湘報》第43號，1898年2月25日，第169頁。而他在論述國會之重要性時，也提及“將來二十周文致太平之地球，其以此哉！其以此哉！”唐才常：《各國政教公理總論·國會》，《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79頁。而廖平在探討《春秋》時，則指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者，指今二十周世界言之也”。參見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28頁。與此同時，當時也出現了帶有“十九周”一詞的翻譯著作，如許士熊翻譯的《歐洲列國十九周政治史》、梁瀾勛譯述的《十九周新學史》。許士熊翻譯的《歐洲列國十九周政治史》，參見熊月之主編：《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27～428頁。華麗士著，梁瀾勛譯述：《十九周新學史》，1902年，鉛印本。不過，如同近代中國諸多概念一樣，“周”與“世紀”之間的詞語競爭，最終是以日譯詞匯成為了后來的主流翻譯用法。關于日語譯介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可參見羅志田：《抵制東瀛文體：清季圍繞語言文字的思想論爭》，《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第188～191頁。事實上，早在1897年，時任《時務報》主筆的梁啟超在《論譯書》一文中探討《泰西新史攬要》時，便不采用原書本有的“周”的譯法，而直接以“世紀”二字來作論述。梁啟超：《論譯書》，《時務報》第27冊，1897年5月22日。據此而言，閭小波和湛曉白都曾指出梁啟超是在抵達日本，在1898年創辦的《清議報》的《敘例》中才第一次使用“世紀”二字，顯然與史實不符。參見閭小波：《梁啟超的世紀情懷》，《二十一世紀》1992年2月號，第25頁;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5頁。而這種用法，隨著日后大量留日學生群體在輿論界的崛起，更是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壓倒性勝利似乎不是一蹴而就的，鄧實在1902年便將“周”和“世紀”聯結在一起，以“二十周新世紀”指稱當時的新時局，顯示了新詞匯交替過程中的復雜性。鄧實：《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論》，《政藝通報》第19期，1902年11月14日，第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