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賢相文彥博

石磊

文彥博（1006年～1097年），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字寬夫，別稱“文潞公”。從翼城知縣起步，歷仁、英、神、哲四朝，仁宗朝兩度拜相，英宗、神宗朝為樞相九年，哲宗朝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出將入相50多年，在政事、軍事、民事、文學、書法上均成就不凡，堪稱千古賢相。而其尤為后人所稱道的則是雖居廟堂之高，然關注民間疾苦，重視農業生產，以“兼濟天下”的心態為百姓服務，為朝廷效勞。

文彥博早年在基層任職，一步一步官至宰輔重臣，而其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為百姓舒憂解困的政治立場，則貫穿其整個仕宦生涯。

文彥博的第一個官職為大理寺評事、知翼城縣，雖然初入官場，已經顯示出了其親民愛民的良好作風。知翼城縣期間，文彥博親下阡陌，勸課農桑，深受當地百姓的擁戴。翼城有條河叫澮河，繞縣城南門而過，水勢洶涌，經常淹沒兩岸百姓的農田、屋舍。文彥博便在天圣六年（1028年）組織民夫修繕堤壩，并于縣衙東面修繕加固的河堤上捐建了一座河亭以觀察水勢，還親自書寫了歲月榜于河亭屋楹之上：“臨城碟，瞰澮溪，遠挹山光，林木森布，翼之盛況，此亭為最?！焙笪膹┎┲卫硪沓枪冏恐?，外調他邑，翼城百姓感其恩德，遂將此亭呼為“潞公軒”。

古語有云：“賢臣起于州縣，良將發于行伍?！弊怨乓詠砜h治一職都是歷練國家賢才，選擇政治棟梁的不二人選。文彥博在做了翼城知縣后，又先后擔任了榆次知縣、殿中侍御史、河東轉運副使、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等不同的官職，這些歷練最終為文彥博進入更高的執政平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慶歷四年（1044年）12月，文彥博以樞密直學士的身份改知益州成都府。成都經濟興盛，物產豐富，古稱“天府”，盛唐時期更有“揚一益二”的說法。文彥博在知成都府的三年中，“遇事果斷，政有威嚴”，但是其體恤民間疾苦的執政方式依舊沒有改變。舊時成都平原四周多山，地狹民稠，所以米價一直居高不下，一些不法商販經常囤聚米糧，高價出售，牟取暴利，百姓苦不堪言。文彥博的前任也曾采取過一些措施平抑米價，但都收效甚微。文彥博注意到這一問題之后，下令由政府從其余地方調集大量米糧，在臨近城門的十余處大院設立售米處，平價出售，并在成都府的主要街道張貼布告，通知百姓可以不限量購買。這一措施非常有效，不到半月，成都米價恢復到正常的行情，百姓們稱贊不已，認為文彥博治蜀有方。

熙寧二年（1069年），已經貴為樞密使的文彥博對參知政事王安石主持的“新政”持懷疑態度，尤其是認為“新政”中的“青苗法”嚴重損害了百姓利益，應該廢除。青苗法是在春秋兩季農作物未成熟以前，官府將常平倉的糧食折成現錢貸給農戶，待有了收成之后再加息納還，利息統一規定為20%，其初衷是為了避免農民受到高利貸者的盤剝，同時也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梢哉f政策制定的本意是好的，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地方官府為了多收利息，變百姓自愿借貸為強行配發，強制納息給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負擔，且一旦遇到天災，收成欠佳，百姓又要被迫向豪強借高利貸以償還官債，造成惡性循環。雖然文彥博曾經在皇帝面前舉薦過王安石，二人私交甚好，但是為了百姓著想，文彥博依然向宋神宗上了一道名為《言青苗錢》的奏疏，指出“青苗法”利于“富國”而不利于“安民”，朝廷若一意孤行，長此以往必定會失去民心。然而一心想要通過變法實現富國強兵的宋神宗選擇支持王安石，沒有采納文彥博的意見。文彥博見朝廷執意如此，便多次上疏，請求辭去樞密使，外轉到地方任職。

熙寧六年（1073年）四月，文彥博以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的身份判河陽府（今河南孟州附近）。對于文彥博而言，雖然暫時擺脫了復雜的樞密院政務，避開了中央的政治漩渦，但他并未忘卻民間疾苦和國家的興衰。熙寧六年（1075年），當他看到河陽、濟源等地的百姓因水旱災害而不堪重役時，立即上書朝廷：“臣檢會河陽諸縣人戶陳狀并值夏秋五料災傷，乞免向去一料春夫……兼臣于十一月、十二月兩次被旨赴濟源禱雪，所過河陽、濟源兩縣界，自秋至冬，久無雨雪，田疇干旱，種麥全少。況此兩縣在本州稍微富庶，尚乃村落蕭然，若不減重役，必不聊生?！背俗嗾埑p免百姓負擔外，文彥博還在洛陽龍門山附近的勝善寺建立了一座藥寮，捐獻錢糧、藥草、醫書，由精通醫道的僧侶為貧困百姓無償治病，解民困苦，造福一方。

元封三年（1078年），已經75歲的文彥博屢次上書告老還鄉，但是朝廷不準。九月份，宋神宗更是加封文彥博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兼河東、永興軍兩鎮節度使判河南府。北宋時洛陽為陪都，號稱“西京”，山河形勝，富庶繁華，文彥博雖然不再擔任宰相，但是負責西京洛陽府的相關軍政事務，也顯示出了朝廷對文彥博的重視。

此時的文彥博雖已年過七旬，但在留守洛陽期間，依然為當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彼時的首都開封府人口數百萬，物資消耗極為龐大，非常依賴溝通江南的汴河。汴河是一條人工河，自隋朝就已經開通，河水主要來自黃河，但泥沙淤積導致河道經常斷流。元豐二年（1079年），宋神宗下令引洛河水入汴河，以清理淤泥，“導洛通汴”。這本是一項利國之舉，但是由于洛河水量本就小于黃河，尤其是冬季河道結冰，進入汴河的水量更是銳減，有司為了保證汴河水量，不使洛水再入洛陽，嚴重影響了洛陽百姓的生產生活。文彥博發現這一情況后，非常著急，于是他趁著皇帝寵信的中官劉惟簡到洛陽之際，厚結惟簡，將這件事陳述給他，并托他如實轉告，請求宋神宗下令使洛水重新進入洛陽。劉惟簡回到開封后，將文彥博的請求如實報告給了神宗。非常敬重文彥博的宋神宗立即下令施工者復引洛水進入洛陽城，不但恢復了洛陽往昔的水上交通，而且也使得洛陽附近百姓的農田得到灌溉。洛陽民眾十分欽佩文彥博的德行，感念他“惠化遍天下，蜚有不周，而在洛為多”。元豐四年，洛陽百姓自發集資在洛陽資圣院為文彥博設立了生祠，以表達心中的敬意。

元豐六年（1083年）十一月，年近八旬的文彥博自感年老體衰，對于政治日趨倦怠，于是請求辭官歸隱。朝廷鑒于文彥博功勛卓著，名動天下，于是加官文彥博太師（三公官，正一品），準許文彥博以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東節度使的官銜致仕洛陽。

經歷了數十年的宦海浮沉，致仕后的文彥博變得更加豁達灑脫，雖然注意力轉移到縱情山水，賞花品酒，與洛陽一幫耆宿詩詞唱和，但是這并沒有改變文彥博對國事的關注，對民生疾苦的留意?！霸锔敝?，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宰相）司馬光上書朝廷，奏言文彥博“沉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請求臨朝聽制的高太后（名將高繼勛的孫女，英宗趙曙的皇后）和宋哲宗重新啟用文彥博。高太后于是派遣宦官梁惟簡賜給文彥博一份手詔：我臨朝聽制已經有一年多了，雖然盡心竭力，但是天下之大，事務之廣，能力還是有所不及，因而想多向老臣們征詢意見。我在宮中查閱舊日奏疏，發現您的章奏經?？梢郧兄袝r弊，發現愛卿您是可以擔當國家大任之人。期待您高明的進言，以彌補朝政的缺漏。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文彥博上疏答詔，提出了自己對于“納諫、任賢、安民、御邊、理財”等方面的建言，其中就包括“方朝廷大施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宜申戒吏部，遴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這段建言中，文彥博主張選擇良牧，施行仁政，撫恤民困，贏得民心。文彥博的愛民之心與親民之情，拳拳可見。

答資訪詔之后，高太后對文彥博的治國理政才能非常滿意，加之宰相司馬光的屢屢推薦，于是，元祐元年四月，朝廷授予文彥博太師、平章軍國重事的職位，序位在宰相之上。已經81歲高齡的文彥博接受任命之后，一面處理朝廷緊要的軍政事務，一面侍候哲宗皇帝經筵，向天子傳授儒家經典和治國要義。文彥博對于國家政務變革始終堅持一種穩健的態度，既主張變革，又反對疾風暴雨，以防加重百姓的負擔，比如其建言皇帝“蓋朝廷大號令必當自上而下，州縣常差役理需自下而上，則各從民便”。這一建言的出發點在于文彥博發現很多朝廷高官缺乏基層為官的經驗，他們發的很多議論雖然高雅，但是可操作性不強。他請求將朝廷政策的細節制定委托給地方府州縣官，從而制定出符合地方實際情況的行政措施。

元祐元年九月，文彥博政治上的親密盟友宰相司馬光病逝，文彥博深感悲痛，提筆寫下“莫逆論交司馬公，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謀同道殊無間，一死一生今遂分”的感人詩句。故友的相繼離世，政治環境的起伏無常，年老力衰的身體狀況疊加在一起，加速了文彥博的求退心切。此后三年里，文彥博不斷上疏要求致仕。雖然朝廷希望文彥博繼續服務天子，以“鎮服四方，穩定朝局”，但是面對一位八十多歲老人安度晚年的請求，也不忍拒絕。元祜五年（1090年）二月，文彥博以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充護國軍、山南西道兩鎮節度使的官銜致仕。臨行之際，文彥博因為洛陽遭遇大旱，于是又上了《奏勤恤民隱事疏》《奏久旱乞不追擾事疏》等數份關心“小民艱食”的奏疏。

仔細梳理文彥博的仕宦生涯，可以發現，解民疾苦、愛惜民力的思想貫穿其執政實踐的始終。從擔任翼城縣令時的親入阡陌、勸課農桑、治理水患，到擔任成都知府時的打擊奸商、平抑米價、與民實惠，再到擔任樞密使時的反對加重百姓負擔的“青苗法”，以及在地方重鎮三度擔任“使相”（節度使兼中央政府宰相頭銜）時，所上奏的“久旱無雨，乞減免百姓租稅”“復引洛水進入洛陽，恢復洛陽附近的農業生產”“選擇親民守令，大施仁政，勤恤民隱”，直至以太師致仕時所上的憂慮“小民艱食”的幾份奏疏，可以說，文彥博是一位真正踐行了“民本思想”的宋代政治家，其歷職內外，處處為百姓著想，對北宋中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宋代文豪蘇轍評論文彥博“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絕非恭維之語，當屬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