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貴州人參與公車上書

周勝

“公車上書”在中國近代史上，無疑是一件彪炳史冊的大事，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被稱為“拉開維新變法的序幕”。據康有為自撰《我史》說，“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一日（即公歷4月15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啟超）鼓動各省，并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并遞，章滿（都）察院?！瓡r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于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遍傳都下，士氣憤涌，聯軌察院前里許，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痹谒审掴趾灻麊紊系闹挥?03人，廣西99名居于榜首，貴州以95名僅次于廣西。貴州士人此舉，歷來評價很高，有人認為貴州舉人是“冒死簽名”。

關于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一事，有學者認為雖有此舉，但仍提出了不少疑問。黃彰健先生認為康有為的上書事件隨著《馬關條約》在四月初八日的批準，所以“議競中寢”，并質疑松筠庵能否容下一千二百人。汪叔子、王凡兩位先生提出了康氏上書的人數不確切，康有為及其黨人前后有著不同的說法，人數漸次增加?？紫榧壬弥袊谝粴v史檔案館所藏檔案，證明當時并無阻礙上書的政治背景。姜鳴先生則指出當時“公車上書”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反而是被康有為指責為阻撓舉子上書的各級官員。而舉人們的上書也未受到阻礙。茅海建先生對此考據甚詳，認為康有為組織的號稱18行省舉人聯銜的上書，是一次流產的政治活動。自當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反對和談的奏折、電報多達150余次，參與人數超過2000余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過半數參與其中，京城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諸部官員均有大規模聯名上書。各省舉人也都在聯名上書，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聯名上書。舉人上書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

不管康有為如他自己所說是“公車上書”的領導者，還是他自己夸大其詞。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在所謂的松筠庵集會前，貴州舉人就已經參與“公車上書”了。

光緒二十一年（1895）四月初七，都察院代奏了《葛明遠等貴州舉人條陳》（110人）以及廣東（289人）、江西（121人）、廣西舉人（115人）的條陳。貴州舉人上書署名的有：葛明遠、呂釣璜、喻熙箴、傅夔、吳廷璧、顧?；?、周之麟、吳鵬、杜樹菜、張鴻逵、張煦春、張可烘、王勛、陳清明、馬治源、張清華、謝承圭、吳正樞、申德渠、徐致和、曾鵬星、陳鳳儀、后贇、廖杭、樂嘉藻、廖襲華、聶延祜、羅廷珍、石天榮、周廷琛、蕭正和、戚朝勛、李端（既+木）、羅會恕、黃瑩書、談定安、胡嗣芬、楊澍、華鈖、黃鍾杰、戴仁祿、周學海、李紹蓮、徐培中、姜興胄、孔繁錫、胡序銓、熊濱臣、譚沛霖、張杰、劉廷魁、王玉梁、王崧壽、樊瑗、顏德輝、彭汝疇、楊綬、柳元翹、陳文燽、陳其鑄、猶龍、猶朝選、猶海龍、王之珍、王維恪、鄒國柱、胡紹銓、吳本基、李端榮、曾壽祺、丁樹銘、張致安、吳懋卿、楊錫謨、晏懷新、馮元亮、魏祚臣、周堅、劉端菜、周永年、金正煒、龔綿元、任承紀、楊元龍、胡紀辰、楊鴻翥、丁樹楠、李端棨、黃明，王智元、黃家琮、匡履福、朱勛、楊國棟、丁良佐、張堯煦、聶樹楷、申允熙、趙永霖、伍襄鈞、艾應芳、聶樹奇、周泌、董玉林、曾鳳文、蹇念恒、馬汝驥、陳夔麒、周祜、胡培元，共110名。

在呈文中，葛明遠等開宗明義指出：“為受挾割地，諸戎生心，將及云、貴，請更正和議、勿割臺灣，以鞏邊防而系民心?！?885年6月9日，在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11月28日，此條約在北京交換批準。中國承認法國吞并安南（今越南），從此中國西南門戶大開。故而貴州士子有唇齒之痛，極為憂憤：“而云、貴一隅，近鑒前事、遠計后患，尤用悚標，懼禍將及！故敢瀝肝膽、冒斧鉆，為我皇上一言?！辈⒁云辗☉馉幒投硗翍馉帪槔犊毖裕悍?、土構兵割地是因“皆公私俱竭，不得已而為斯舉?！?870年普魯士因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觸怒了法國政府，法國對普魯士宣戰，但戰爭開始后，法軍接連敗北。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親率近十萬名法軍在色當投降，停戰協定賠款2億法郎。割讓阿爾薩斯一洛林的大部分地區。1877-1878年俄羅斯與土耳其爭奪勢力范圍展開第十次戰爭，俄軍兵臨奧斯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簽訂了《圣斯特法諾條約》。而甲午戰爭中，“我師雖小有敗衄，而十八行省山東而外未受一矢，金甌依然;津、沽熙熙，神京無恙。率土臣民握拳攘臂，忠義憤發，隨地可用。奈何以四境全盛之邦，一鼓少挫，而甘學法、土二國：此誠薄海內外所不解者也?！?/p>

呈文中不僅指出：“若復割臺，東南之防，更復何有！”割讓了臺灣，東南沿海哪里還有防御的可能。更進一步指出：“況倭既得臺，經營整頓，藉其饒富，無異又益一日本！我棄地不治，故為石田;人盡地乏力，將成天府。不識他日東南各省與強鄰為界，何以自存！”后來的事實的確證明了貴州舉子的預見，日本將臺灣作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后盾，同時又是向南方發展的基地，為其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等服務。

呈文還提醒朝廷：“法人之取越南，欲以窺云、貴、廣西;與倭人之取高麗，欲以窺遼陽、山東，其立意相同?！薄叭舨恢S，則法釁立開。英索廣東、川、藏。俄索新疆、漠北，茍求而不得，亦復如是?！辟F州舉子還提出：“今者割地之外，復益以二萬萬之兵費?；噬掀堃源硕f萬之款購置兵械、廣募新軍、搜求將材、激厲士氣、淘汰庸臣、誅磔懦將，信賞必罰以號天下。天下之大，食毛踐土之眾，豈盡無人心，甘負天日;眾志成城，有必然者?！迸c其還要賠償兩億銀兩，不如用來擴大和裝備軍隊?！俺舜巳诵墓探Y之馀，正可以抒義憤而鞏邊衛;亦時會之不可失者也?！迸c其他呈文著眼于“朗戶既失，危急堪虞”相比，貴州呈文的思慮和眼界顯得更為寬遠些。

在具名舉人中，領銜者葛明遠，字子惠，畢節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科進士。李端（既+木）、李端棨、李端榮和在松筠庵簽名的李端桑、李端榘均是李端棻的堂兄弟。樂嘉藻是貴州辛亥革命的參與者之一。陳夔麒是清末重臣陳夔龍的二哥。蹇念恒是著名作家蹇先艾的父親。聶樹楷，字尊吾，一字得庵，晚號聱園居士，務川人，仡佬族詩人。胡嗣芬，字景威，號宗武，開陽人。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進士，民國初參加編纂《清史稿》，又曾主持江南通志局。

至于落款日期，一則都察院是雙日堂期，代奏條陳在其規定的早朝日。都察院、大理寺隨同刑部參加早朝，八日一輪。四月初七日是都察院的早朝日，所以貴州舉人的折片可能是四月初六日堂期呈遞都察院，初七正好輪都察院早朝呈上。一則據當時天津《直報》報道：“已據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將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繕折具奏，未經抄發?！币篮笠环N說法，那么貴州舉人的上書是在四月初四日前。

又據《點石齋畫報》以“伏闕諫書”為題報道：因所呈各情繕折具奏，未經發抄?！笆且猿趿?、初八兩日，都察院署內各省孝廉又聚千余名之多，紛紛議論，勢若哄堂。經京畿道前往彈壓。諸孝廉聲稱，歷朝有事，文死于諫，武死于戰。今我國家被侵受辱至于此極，而文不聞有死諫者，武未有死綏者。三百年養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無恥耶。一唱百和，院憲等皆無可如何?！眻蟮纼热菖c天津《直報》的報道基本一致，估計是依據《直報》轉發。這兩天聚集都察院的千余名孝廉中是否有貴州舉子？想來是不會缺席的。據此報道，初六這天“勢若哄堂”，貴州舉人呈文如何呈遞呢？我估計貴州呈文應是在四月初四前呈遞，初七都察院早朝奏上。無論如何，貴州舉人上書都在松筠庵集會之前。

由此看來，確實是有兩次“公車上書”：前一個是由各級官員、舉人參與的上書，后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各省舉人聯銜的上書活動。而貴州舉人對局勢的了解深切且態度堅決，則兩次都積極參與。在呈文中具名的110名舉人中有95人在松筠庵知單上簽了名，所以在論及貴州舉人“公車上書”時，絕不能忽略前一個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