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資助工作精準識別的方法與機制探索

黃曉龍 陸柳延

[摘要]精準識別是高校精準資助工作的前提，只有建立了精準的貧困生認定機制，才能為后續工作提供良好的基礎，最終實現資助工作的公平與公正，切實幫助有困難的學生。本文對當前高校資助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進行探討，提出建立高校精準識別機制的方法和途徑，從而實現資助資助與貧困生的準確對接。

[關鍵詞]資助;精準識別;機制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9）09-0064-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9.029

[本刊網址]http：//www.hbxb.net

2013年11月，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2014年，進一步提出精細化管理、精確化配置、精準化扶持等理念;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奪取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勝利”。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也是最終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之年，精準扶貧工作已經成為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內容，當前各級政府對貧困人口進行了全面的精準扶貧，包括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極大地解決了長久以來的扶貧難題，從實效上幫助貧困人口脫貧。高校貧困生的精準資助工作是國家精準扶貧工作的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有很多共通性，也有不同的特點，解決精準資助的問題需要從精準扶貧中尋找理論支撐和實踐方法，但更要根據高校的特點開展精準資助工作。在實際操作中，高校因其非行政性、多樣性和區域性等特征，給精準識別貧困生帶來的極大的困難，而是否能精準認定貧困生是后續工作開展的前提和基礎，第一步不精準，后幾步很難做到精準。

一、精準識別面臨的困難

（一）標準不明確，難以界定

教育部規定“家庭經濟困難，月生活費來源（含家庭、親友及學校提供的各種資助）持平或低于學校所在地政府規定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難以維持正常學習和生活開支的學可認定為貧困生?！钡窃趯嶋H操作過程中，不管是省教育廳的文件要求，還是學校的界定標準，對于如何精準識別貧困生，仍然不夠清晰，對于貧困生沒有明確的定性和定量，提供的標準過于寬泛，各條件之間的重要性以及實際遇到的各種情況很難涵蓋到，高校輔導員只能通過幾個重要點，如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低保證、是否單親、是否高檔消費等來確定貧困生，但是對于其他影響因素以及貧困等級的確定沒有清晰可循的標準，往往容易主觀化，造成識別的不精準。此外，高校的貧困名額基本都是按學生比例下發到學校，學校再按比例發到各學院，各學院按比例發到各班級，帶來的問題是，真實貧困學生數量與比例的不一致，出現各班級獲得資助的不平衡，導致部分不貧困的獲得資助，貧困的沒有資助。

（二）證明失真，甄別困難

當前貧困生認定主要依據是學生提供的當地民政部門開具的低保證、扶貧手冊、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等證明材料。低保證和扶貧手冊與當地民政部門有直接利益關聯，地方政府要向貧困戶提供各種資金補助、優價服務，必然會做到精準識別，因此真實性較高。但是這兩種證明材料受眾非常窄，大部分生活困難的貧困家庭沒有以上明確證明材料。這部分貧困學生需要到當地民政部門開具“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作為申請資助的依據，但是高校在甄別調查表上陷入難以求證的困境，學生家長出于無償獲利的想法，不少并非貧困的學生也向學校申請貧困資助，并且通過家庭關系獲得了“符合條件”的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近幾年在國家制度約束下，虛假證明的量明顯減少，但是因與地方民政部門沒有必然的利益關聯，在開具證明時，各地照顧本地學生的情況多有發生，地方越小。這就使得學校、輔導員在識別真實性時，困難加大，甚至可能出現失誤。

（三）地域差別，標準不一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8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蔽覈鴸|中西部之間的發展存在著不小的差距，這種不均衡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高校學生家庭經濟情況的主要因素。各地區對貧困的定義和標準不盡相同，如果采用絕對貧困標準，絕大部分貧困人口都在西部，如果采用相對貧困標準，就會出現各種不同的指標體系。當前高?；径际侨珖秶猩?，地域不同的學生匯集在一所高校。國家規定的貧困生認定是以學校所在地貧困線為標準，這就導致名額大量向西部學生傾斜，而東部學校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地方政府財政，這種不對稱會引起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甚至矛盾。另一方面，貧困學生提供的證明都是基于戶口所在地的標準，是否貧困的認定又取決于當地，這必然導致戶口所在地和學校所在地出現地域差別，標準不一致。

（四）單一目標，忽視需求

貧困生識別的所有指標都是指向經濟，由一個家庭的不同經濟因子構成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數據反映的信息非常全面，是家庭扶貧和學生資助的主要依據。但是這些數據的缺陷在于僅僅反映經濟情況，是一種簡單量化的體現。學生實際生活狀況心理狀況、學業狀況很難在其中反映出來。而在后續資助過程中，學生對資助的類別和需求呈現出多樣化，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需求，還有心理需求、就業需求、勤工儉學需求、學業需求等等，針對學生的資助工作應該基于學生的類型和需求開展，單一的經濟資助并不能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

二、建立精準識別的機制

（一）建立精準資助與精準扶貧信息共享機制

高校資助工作的開展基本是由高校獨立完成，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民政部門負責提供一份困難證明，對貧困生是否獲得資助并不承擔責任，高校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異地關系，使得雙方缺乏有效溝通。社會相關機構如銀行、電子商務與學?；緵]有銜接點，這些機構對學校的信息需求沒有提供的義務。因此，有必要由政府主導建立地方政府、社會有關單位、高校資助部門三方信息的共享機制，三方各自掌控的信息通過精準扶貧數據庫進行共享，以提供全面、動態的經濟數據，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精準識別。高?？梢愿鶕祿焯峁┑募彝バ畔?，有針對性地制定學生精準資助方案。同時各高校與地方有關部門形成聯動機制，通過后續抽樣回訪，對經濟困難學生家庭進行實地考察，了解受助困難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對學生形成監督壓力。

（二）制定基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認定標準

建立多指標認定體系，對掌握的信息進行有序整合，采取定性和定量的方式確立認定標準，以家庭經濟情況證明定性，以家庭成員健康情況、消費情況、其他收入情況定量。通過設定層級指標，設定每個指標不同個權重，給予相應的系數，以此建立數據模型，通過科學的程序對學生的困難等級及差異性進行綜合評判，計算出貧困學生的程度和等級。建模時不斷驗證修改，優化指標參數，形成較為科學的模型體系，并保持改模型的動態更新，根據實際環境變化和個人家庭變化，對這體系進行實時更新。在定量上，分兩級指標，一級指為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學生家庭社會狀況、學生所在地情況等，二級指標為更為細化地對家庭情況進行分類的25個指標，如家庭成員工作收入、職業穩定性、家庭其他收入（或資助）、家庭債務狀況、家庭成員數量、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家庭待贍養老人情況、所在地消費層次、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線、家庭消費數量、學生在校消費情況等一系列標準。每一項指標都有相應的權重，最終根據權重所體現的分值來作為識別貧困生主要認定標準。

（三）建立貧困信息庫，實施動態化管理

基于數據的獲取和建模，建立學校貧困生數據庫系統，輔導員通過系統進行實時管理，各項資助的申報均通過系統進行，學生貧困的等次和類型在系統中已經完成排序和標注，所獲得資助的次數和檔次在系統中均有體現，極大地減少了輔導員在材料整理過程中的工作量，將資助工作重心調整到標準的建立和更新上。學生家庭的動態性決定數據庫系統必須及時更新，進行動態化管理，學校需每學期將數據更新一次，將致貧和脫貧的學生信息及時進庫或出庫，將新的信息輸入數據庫，更新學生的貧困指標。隨著云技術的發展與普及趨勢，可以做到數據庫系統可以做到及時、自動更新。資助對象識別機制不是程式化的、機械的，而是適時的、靈活的。同時高校要建立起誠信管理機制，包括對學生進行誠信教育、對資助工作進行誠信評價、對貧困生進行誠信監督，以及對失信學生進行懲戒、對錯誤資助進行糾正等，確保識別時各項指標的準確性。

（四）精準識別資助對象的類別和需求

高校學生成為貧困生的原因主要是家庭經濟因素，但是貧困生對資助的需求卻不單單是經濟需求，還包括心理需求、就業需求、勤工儉學需求、學業需求等發展性需求，這就需要在識別工作中，細化學生的實際情況，按照不同需求進行分類。過多的無償資助容易助長大學生不勞而獲的心理，適當有償資助反而會起到自強自立的效果，對于不同的學生類型采取助學貸款、勤工助學、獎學金、助學金、困難補助、學費減免等不同的資助形式，最大化資助效益。資助需求類別的識別一方面需要客觀的數據化信息系統，另一方面需要輔導員做好主動關注和識別工作，與經濟需求的顯性不同，心理、就業等發展性需求是隱性的、內在的，需要輔導員主動的人文關懷才能顯現出來。因此需建立完善的師生交流互通系統，通過交流，輔導員能了解受助學生的特征，學生也能獲得表達的通道。學校根據貧困生的需求類型，提供不同的資助項目，將生存型資助和發展型資助結合起來，實現資助工作的最優組合，達到了資助育人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李珺.高校院系貧困生“精準認定”工作體系初探——以湖北經濟學院法學院為例[J].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18，24（3）：12-15.

[2]尹秀娟.高校精準識別資助對象的動態優先管理機制[J].閱江學刊，2018，10（4）：82-8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