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與共有家園建設

張 玫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在總結人類歷史發展進程時曾總結道：人類歷史是“由一系列文化與環境的挑戰和應戰組成的”1[英]湯因比：《突破》，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梢哉f，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文明就是在人類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上構建而成，人類現代社會的高速發展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在“征服”自然的各種探索之上建立和發展而成的。

西南少數民族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了豐富多彩的優秀生態文化思想資源，這些少數民族和諧共生的生態文化觀念不斷充實著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文化，不斷豐富著中華民族的生態倫理觀念，更是從意識形態方面與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千年大計”、“根本大計”形成了呼應。

千百年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及對自然的探索與適應過程中，在因地制宜、因時而動的生活哲學指導下適應當地生態環境，形成了其獨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在對宇宙形成、自然萬物與人類關系等哲學思考基礎上形成了與其所處的生態環境緊密相關的社會倫理規范及行為準則，其中包括探索如何形成人與自然長期穩定可持續關系、保障群體長期繁衍生息的所有的意識形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生態文化意識和社會倫理規范。其間蘊含了樸素的生態倫理觀念，如互滲相生、共生互補、尊重自然、合理開發、可持續發展等，這些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不同程度地包含在少數民族的創世神話、宗教信仰、經濟觀念、社會意識、村規民約及民間習慣法之中，展現了西南少數民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樸素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又從世界觀的角度指導著他們探索出一整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實踐活動。

一、平等、和諧的生態倫理觀

1.“天人合一”觀念

“天人合一”觀念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統一性，即人與自然同源共生，人類來源于自然。在西南少數民族看來，人類與自然的“最初起源”都為某一初始物質，因人類與自然萬物有共同的初生之源，人類是從自然界走出來的生命形式，人與自然之間存在某種不可分解、緊密聯系的“血緣關系”，因此，人與自然萬物相互影響、相互依存、共生互補。在對自然環境要素的認識上，把自然元素看做是生命之源，蘊含著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樸素認知。如布依族古歌《造萬物》中記載，天地由“布靈”劈開清濁二氣而成，后“布靈”用身體汗毛化出人類；彝族創世史詩《查姆》及《梅葛》中也有類似記載，認為天地之始為“一團團”“時昏時暗”“時清時濁”處于“混沌”狀態的“霧露”，后經眾神分開“霧露”而成天地，后“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變成三代人”2楚雄州文聯：《彝族史詩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頁。；苗族《古老話·開天立地篇》中，則認為宇宙之始為“灰蒙蒙”“黑沉沉”“混沌如雞子”一般，“盤古”與“南火”兩位創世神分開“混沌”，開天立地；侗族《創世歌》中也認為“起初天地混沌”，“霧”生萬物 ；云南傈僳族認為，遠古時候“天地相連”“混混沌沌”。這些創世史詩、神話故事無一不將“混沌”看作是天地萬物之始，而這種未分化的“混沌”狀態的原始物質存在，展現了西南少數民族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觀——世界萬物都是由某種“初始物質”構成的。在這些少數民族的傳統哲學觀念中，這些“清濁二氣”、“霧露”“混沌”“瘴”等作為“初始物質”的不同表現形態，在漫長的演化中形成了宇宙天地萬物及人類。

2.同源共生觀念

“同源共生”觀念建立于“天人合一”觀念之上，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補充與升華。西南的諸多少數民族都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類同源同生，都源于某一共同的“初始物質”。例如，滇東南彝族阿哲人創始史詩《愛佐與愛莎》唱道：天地為“水”，這一原始性的物質在陰陽二氣交媾之力的作用下產生，隨后水中生蛙，蛙進化成為“人”。彝族人這種樸素的“進化論”，是人類源于自然的樸素猜想，是他們關于人類與自然界關系認識的最樸素思考。西南地區的其他少數民族中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人與萬物之間并無涇渭分明的界限，人與萬物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親緣關系，如藏族有“獼猴生人”的傳說，苗族認為蝴蝶媽媽為人類始祖，由此引出了苗族的楓木崇拜，侗族《龜婆孵蛋》則說人類由龜婆的蛋中孵出。這些異彩紛呈的神話傳說都蘊含了人是自然的產物并依托于自然環境而存在和發展的觀念，即上文所說的“天人合一、同源共生”的自然生態理論思想。對世居山地的西南少數民族來說，俯仰即得的自然物與人類是共生共存的依賴關系，自然與人類社會不僅緊密聯系，而且是一個動態有機體，彼此依存，缺一不可。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起相互適應、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形成了一種“水乳交融”的依存模式，兩者之間并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在他們看來，自然萬物與人類同根共源，一樣都是“屬靈”的有生命的物質存在，自然萬物與人類一樣擁有靈性及喜怒哀樂等情緒，同生共命運。同時，他們也認識到，人類的命運與自然界變化是生死相依的，不可能完全割裂開來。人類作為生物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自然物共享共同的起源，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關聯一體，相互依存，由此推演出他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最終認知：人與自然同源共生，人類社會及其個體成員與自然界地位平等，相互依存，共生互補，缺一不可，因此，人類必須努力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生關系。雖然這種認知以創始史詩、神話傳說、民間信仰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它從哲學認知角度反映了西南少數民族為追求自身生命與社會群體的延續及發展，在精神層面追求著對自然界的進一步認知，展現了他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認識及順應所處生態環境、動態調整其哲學認知以適應環境的有益探索，展現了西南少數民族社會發展必須適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客觀規律的歷史訴求。這種樸素的生態理論觀念為西南少數民族適應及保護生態環境、努力探索和調整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3.感恩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倫理情懷

馮天瑜在《中華文化史》中提出：“地理環境是文化創造的自然基礎，是各民族、各國制度文化機體的組成部分，地理對人類文化創造的影響是真實而多側面、持續而深入的，文化生態諸因子部分對文化生長發生作用，并影響制約著文化”3馮天瑜：《中華文化史：上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頁。。西南少數民族受所分布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影響，形成了“天人合一、同源共生”的生態倫理思想，這種思想反過來指導著人類探索、適應、改造自然的活動。正如湯因比所說，人類文明的產生深受所屬環境的影響，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給其社會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地域烙印，并形塑了其社會文化氣質。以稻作民族傣族為例，傣族人民對生態平衡有著獨特的認知。在他們看來，按照人與自然重要性從重到輕來排列，其順序為森林、水、耕地、山川，最后才是人類，人類依托山水樹木等自然資源而存在。在傣族人的生態倫理觀念中，森林蓄養水分，作物在水的滋養下才能茁壯成長，人類才能由此得以生存與延續。在這樣一種觀念的影響下，傣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為準則來規范人類對自然所施加的影響，由此構建出了其傳承至今的傳統生態文化。如傣族人對村落中涵養水分、維持村落生態環境平衡的“龍樹林”的崇拜與禁忌，展現了其生態文化的深刻內涵?！褒垬淞帧痹诖鲎迦搜壑惺巧耢`棲息之地，林中所有的樹木、花草及飛禽走獸都是“神物”，不能損傷，甚至連林中的枯枝都不能拾撿，更不能在林中拋灑污穢之物，每年還需定時祭祀。這種對“龍樹林”的崇拜與禁忌，在西南地區的彝族、哈尼族、瑤族、白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中普遍存在。正因為自然生態環境與人類這種極為密切的關系，使得人類各個群體對其極為關注并形成各自的傳統生態倫理思想。西南少數民族在其生態倫理思想的指導下，形成了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的生態實踐。

二、尊重自然、善待生命的生態倫理實踐

1.因地制宜，因時而動

因地制宜、因時而動，是西南少數民族適應所處的特定生態環境形成的動態調試，在他們看來，自然界的規律是可被人認知與利用的，因此，他們在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時，根據日月輪換、季節交替對自然資源所產生的影響，有選擇地調整其使用自然資源的頻率及數量，在滿足日常生產生活的前提下給自然界有機循環再生的機會。如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普遍施行的禁止春月燎獵的禁忌。在他們看來，春季是自然界萬物繁衍的季節，春節燎獵的行為無異于“殺雞取卵”，嚴重破壞了自然界的正常再生與更替進程，是一種極為短視的行為，應當予以禁止。而在保護動植物方面，不是一味地盲目保護,而是主張自然界生命平等，倡導“貴生”的生命情懷，依照自然規律,這就是“道”，即“是道則進，非道則退”的生態倫理觀基本行為準則。

2.合理開發，適度消費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已經清晰認識到，如何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將直接影響到與人類長期依存并對人類社會文化產生深遠影響的生態環境，進而影響到人類群體的生存與繁衍延續。他們普遍認為，人類的生存發展仰賴消耗自然界提供的物質資源，但是必須適度消費，嚴格控制人類社會規模與自然界所能夠承載范圍之內的動態平衡，即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必須控制在自然界可自我調控的合理范圍之內，因此，他們在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嚴格遵守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將對自然資源的利用進行嚴格控制，應時而動，使自然保持穩定的自我循環和代謝。如侗族諺語“一棵樹上一窩雀，多了一窩就挨餓”，形象展現了西南少數民族對合理開發自然資源、人與自然動態平衡的生態倫理意識。

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看來，對某些可再生自然資源的利用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如林木作為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生態系統的有機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對森林的正確認識、合理開發和有效管理方面，他們展開了有效的探索。憑借長期以來對自然規律的觀察與掌握，他們將森林劃分為禁伐林和可伐林，根據其具體分類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如作為有神靈棲居的“神樹林”、“風水林”和“龍樹林”為禁伐林，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為干預；而可伐林則供應人類的日常生活需要，如需采集薪木時，人類可修枝、打叉及砍伐有病的林木作為日常生活能源；遇到特殊的需求如建房、做棺木、節慶等重要宗教儀式中立天地樹等需求時，才能在可伐林中整棵伐倒，同時還需及時補種。

這種適度消費的生態倫理實踐，與西南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緊密相關。如居住于山區以農耕為主的彝族、哈尼族等對水資源的利用及管理，體現了西南少數民族適應特定生態環境的生存智慧。如滇南地區獨具特色的哈尼梯田，充分代表了西南少數民族對水資源利用的高度智慧，他們根據每一股山泉所承載的灌溉面積擬定應得的水量，按照水流經田地的先后順序，“刻木定水”，形成群體必須遵守的慣常式村規民約；同時，在水田中養魚將水資源利用立體化，既可獲得養殖產品，又可以利用魚消滅稻田中的害蟲與雜草，魚糞便又可增加土壤肥力，有效促進了梯田局部生態環境的穩定。

3.順應天時，持續發展

縱觀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眾多創世史詩、神話和民間傳說可以得知，他們很早就將人類的繁衍延續與尊重自然法則緊密聯系起來，且根據所處的具體客觀生態環境制定了尊重與保護自然的各種禁忌與規范，以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的，同時通過創世神話、民間傳說、宗教信仰及各種儀式儀軌，將和諧共處的人文關懷及道德規范擴展到自然萬物的范疇。這種樸素的生態倫理意識從社會制度的層面解答和規范了人類該如何處理與自然界的關系，對人們的日常行為形成了規范和約束，從主觀上營造了生態環境保護的良好社會氛圍，為人類社會保持與自然環境良性動態的互動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

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普遍認為，自然萬物的存在和運動發展都是有規律可循的，且這種規律是可以被人類認識及利用的。在這種理性認識的指導下，他們從人類群體的長期繁衍延續角度積極融入自然，調整自身影響自然環境的客觀物質行動，由此形成了順應天時、持續發展的的生態倫理實踐活動，不僅有效地防止了人們過度獵殺或采集動植物的行為，順應天時，應時而動，在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又兼顧了后代生存發展的義務與責任，確保自然界可再生資源能夠保持在可持續動態調整的程度，保證了自然資源的循環可再生能力，促進了西南地區人與自然的持續和諧發展。

在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看來，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就是本民族世代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他們既是其生態倫理思想的傳承者和踐行者，又是其所處生態環境的消費者和保護者。他們傳承的生態倫理思想生動展現了其協調自然、順應自然的愿望和實踐，將人類的長遠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動態平衡緊密聯系起來，同時，他們將這種需求與泛靈信仰、泛生信仰結合在一起，通過宗教信仰形塑出了該民族對自然界的道德認知，從宗教信仰中升華、衍生出對自然界的親密、感恩、敬畏的感情及愛護自然萬物的生產生活實踐，為保護生物多樣性、維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供了信仰基礎。在這樣的信仰基礎上，西南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各種保護自然、順應自然規律的村規民約、集體禁忌等，將人類對自然萬物應負的倫理道德責任外化為具有強制約束性的社會規范，展現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強調人與自然萬物具有平等發展權利的生態倫理觀念。

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深入挖掘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觀念的思想內涵與現實價值，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優秀生態文化的道德支撐作用，以此調節少數民族地區人與自然的關系，確保整個生態系統處于平衡狀態，從實踐上堅持探索習總書記關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效途徑，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三、在反思中實踐共有家園建構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9-4-23。。人與自然作為生命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二者之間緊密聯系，相輔相成，不可分割。人類只有在尊重自然規律、順應自然動態平衡的客觀發展路徑、保護自然的基礎上進行合理開發才是長久之計，才能實現人類社會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即生態和諧，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衡量標準，更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只有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及平衡穩定發展，才能最終實現和諧社會。

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了一系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客觀理性認識，這系列客觀理性認識構成了他們以平等、和諧、順時而為等意識為基礎的生態倫理觀念，清晰界定了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與作用，同時，肯定了人類與自然界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系，使得尊重及順應自然規律、與自然保持和諧動態關系的觀念成為他們在日常社會實踐中認可并長期堅持的共同價值取向和普遍施行的社會法則，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會規范，成為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長期踐行者。在長期實踐中，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將內化的生態倫理意識外化為村規民約、集體禁忌等普遍施行的社會法則，又從社會制度體系中強化了其生態倫理意識，實現了“倫理制度化和制度倫理化”的雙向互動，這樣的實踐方式，展現的正是西南少數民族在超越本民族文化、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優秀文化元素而達成的在構建“共有家園”方面的有效實踐與探索。

生態倫理作為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原則和規范，反映了西南少數民族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思想，形塑了他們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與民族精神，更是他們探索自然生產生活實踐的精神源頭和邏輯起點。在西南少數民族“天人一體、同源共生”宇宙觀的指導下，他們一致認為自然萬物與人類一樣，擁有生命、靈魂及喜怒哀樂，深刻展現了他們崇尚自然、敬畏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與理想?！爱斈撤N文化直接來自共同祖先群體的血緣群體，諸如血緣家族、雙系家族、家庭、氏族等，生者和死者之間便構成了重要的聯系，即在血緣群體成員和其祖先群體之間出現了一種社會關系?！蔽髂仙贁得褡迳鷳B倫理觀念，借助口耳相傳的創世神話、紛繁復雜的宗教儀式、神圣與世俗緊密結合的各種集體禁忌等，以社會制度化和神圣化的強制力約束著村落社群及個體成員，通過道德訓誡、社會規范的手段探索著保護自然生態、維持人與自然動態平衡的人類實踐活動。同時，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意識從客觀上也是一種民族文化的認同與自覺方式，它是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認識自然、探索自然的經驗總結，它的存在反映了這些少數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及對人類社會探索外界的客觀反思，是維系少數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思想紐帶，對增強少數民族內部凝聚力、保障民族群體的繁衍延續、構建人與自然“命運共同體”、推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四、結語

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要構建和諧良好的生態環境，從發掘和發揚少數民族優秀的生態倫理觀念入手是重要的途徑之一。西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觀念的形成發端于人類對該如何與自然界長期和諧相處的現實迷思，其中“貴生”的價值取向及其生態實踐，對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長期發展發生、建設人類共有家園提供了一種有效路徑。

西南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思想與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共有家園觀念不謀而合，它們的基礎都是“共生和諧互補”的生態哲學，以尊重生命為前提，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及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為目標，達到人類社會的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西南少數民族“同源共生互補”的生態倫理觀念通過其獨有的探索方式、代代相承為民族特有精神氣質及獨有的“參天地贊化育”的文化傳承氛圍，對周邊先進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姿態，展現了其對共有家園認識的鮮明個性。

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曾經對西南地區的生態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當前，如何積極有效地將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觀與國家地方保護生態的相關法律法規緊密聯系，相輔相成地進行生態環境保護，維護民族地區的生態平衡，將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與對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結合起來，既不剝奪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權利，又能夠有效保護當地生態環境，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共有家園，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且充滿挑戰的課題，更是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機遇。對此，我們要繼續做好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利用及有效傳承，在發掘、繼承與創新相結合中強調少數民族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關注現實生活中少數民族同胞對共有家園建設的現實需求及精神需求，探索少數民族對建設共有家園所達到的深度與廣度，促進少數民族地區長期穩定持續發展，讓所有少數民族同胞共享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