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研究

姚佳 郭珊

摘要：“新歷史主義”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學界，一種不同于舊歷史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的“新”文學批評方法，一種對歷史文本加以釋義的、政治解讀的“文化詩學”。新歷史主義的領袖人物格林布拉特將新歷史主義具體應用到文學批評上，提出了“文化詩學”的概念，主張文學研究應將作者、作品和社會環境三者結合起來。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學創作僅僅是對社會生活的模仿，認為它同時也是對文化制度的建構。

關鍵詞：歷史主義 ?新歷史主義 ?格林布拉特 ?文化詩學

略說

20世紀80年代初，當解構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在“語言論轉向”的旗幟下斬斷了文本與社會的關系，強調文本間關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進而熱衷于從文本的裂縫與蹤跡中尋繹壓抑語型和差異解釋，新歷史主義卻進行“歷史——文化轉型”，強調對文本實施政治、經濟、社會綜合治理，注重藝術與人生、文本與歷史、文學與權利話語的關系?！靶職v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是對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等強調文學本體論的批評思潮的一種反撥。它不僅主張將歷史考察帶入文學研究，更指出文學與歷史之間不存在所謂的“前景”與“背景”的關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它強調文學與文化之前的聯系，認為文學隸屬于大的文化網絡。它著重考察文學與權力政治的復雜關系，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同時也從參加意識形態的塑造。在批評實踐上，新歷史主義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文本往往與書信、游記、宣傳手冊、醫學報告甚至繪畫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細讀，文學打破了自治的領域，參與到其他文化文本的的不斷對話和循環之中。

新歷史主義

衛斯理·莫里斯（Wesley Morris）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走向一種新歷史主義》（Toward a New Historicsm）中開始使用“新歷史主義”這個詞，不過，他所謂的“新歷史主義”，是我們需要通過高度發展的歷史理解來闡釋文學作品，從而把它們完全放入它們那個時代的文化的基本問題和關注中;而理解文學中表現出來的過去，就是理解現在并建立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連接，使人文價值得以延續、傳承。因此，莫里斯所理解的“新”歷史主義，不如說與“舊”歷史主義更接近。而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指的是當時活躍在文藝復興領域的一小部分批評家所進行的與傳統歷史主義迥異的研究。

新歷史主義的領袖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將新歷史主義具體應用到文學批評上，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主張文學研究應將作者、作品和社會環境三者結合起來反復地進行闡釋，這種閱讀和闡釋的策略即“文化詩學”。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學創作僅僅是對社會生活的模仿，認為它同時也是對文化制度的建構。1980年，格林布拉特出版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莫爾到莎士比亞》。在這部讓文學評論耳目一新的著作中，格林布拉特提出了要進行文化的或者說是人類學的批評實踐。加州大學教授蒙特洛斯（Louis A. Montrose）界定了新歷史主義的理念，即“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所謂“文本的歷史性”，指的是“所有的書寫文本——不僅包括批評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們處身其中的社會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體性，鑲嵌著社會的物質內容”。所謂“歷史的文本性”，指的是由于我們無法回歸并親歷完整而真實的過去，我們體驗歷史，就不得不依靠殘存的歷史文獻。但是這些文獻不僅攜帶著歷史修撰者的個人印記，而且是經過保存和抹殺的復雜微妙的社會化過程的結果。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則指出：逝去的歷史永遠不可重現和復原，不可能真正“找到”;人們所能發現的，只是關于歷史的敘述、記憶、復述、闡釋，即對于歷史事件的主觀重構（不管主觀上會如何忠實于客觀歷史事實）。新歷史主義區別于傳統歷史主義，不僅局限于強調歷史對文本的背景作用，更強調文本與歷史之間互動的雙向闡釋與建構作用。

新歷史主義與傳統歷史主義都強調人物主體同社會歷史的聯系，都承認歷史條件對人類活動的巨大影響。但前者又不同于后者，新歷史主義具有“跨學科研究性”，并用“二元對立”的模式，即歷史與反歷史、語言與非語言去研究它們。其次，傳統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客觀存在，完全為客觀規律所掌控;新歷史主義則強調關注歷史的文本性，重視被正統歷史打壓的邊緣歷史[5]。20世紀80年代的新歷史主義運動可以視為英美文學中出現的一種“對歷史的回歸”的傾向。從此傾向來看，我們又可以分辨出兩種歷史主義：一種是重新建構更具包容性的文學史的努力，即“新的文學史”;另一種則是可以看做是“正宗的”新歷史主義——即格林布拉特所指的始于英國文藝復興的研究[7]。

從表面上看，新歷史主義的“歷史文化轉向”帶有很強的革命性和顛覆性，事實上，它的誕生并非斷裂式的橫空出世。在20世紀文學批評領域，正當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高揚文學本體論旗幟角逐上陣之時，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和女性主義批評家卻從來沒有忘記提醒我們文學與政治、歷史、文化、階級、性屬等之間存在者不可割裂的聯系。新歷史主義所繼承的，恰恰正是后一陣營的政治傳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歷史主義絕非馬克思主義在文學上的簡單移植。在經歷了后結構主義理論的洗禮后，在如何理解文學與歷史、文學與文化、文學與政治權力等問題上，新歷史主義者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作出了新的思考。

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的誕生

斯蒂芬·J.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freenblatt， 1943—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期間，曾幫助創作名叫《表征》（Representations）的雜志，該雜志刊登了一些重要的早期新歷史主義批評，他為《英國文藝復興的權力形式》（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sih Renaissance，1982年）撰寫的導言，刺激了新歷史主義的成長。在這篇導言中，格林布拉特對他所稱的“新歷史主義”與新批評、早期歷史主義進行了區分，新批評認為文本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結構，早期歷史主義則是獨白式的，試圖發現一種單一的政治觀。

格林布拉特在后來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走向文化詩學》（“Towards a Poetic Culture”，1987年）中，詳細論述了他關于新歷史主義的主張。正如他在文章開頭提到的，他并不試圖“定義”新歷史主義，而是要“把它當作一種實踐”。使新歷史主義區別于20世紀早期的“實證主義歷史學術”的是它對新近理論的開放性;格林布拉特評論說，他自己的觀點滲透著?？碌挠^點，也滲透著人類學與社會理論。他提出，一方面要將這種實踐置于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之中，另一方面，要把它置于后結構主義之中。

格林布拉特的著作《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1980年）和《莎士比亞式的協商》（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1988年），都采用一種批判性的實踐，以格林布拉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深刻地重新評價了文藝復興時期和其他時期的全部形象，質疑了傳統的分析范疇，把新近理論激活起來的一種新能量，灌輸到在其文化語境內部對文學進行的研究之中。新歷史主義拒絕自身與一系列明確的立場結盟，這樣，它借助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各種洞見;反過來，他的洞見已經得到了具有各種不用觀點的批評家們的支持。

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的特征

文化與文化詩學

雖然格林布拉特“發明”了“新歷史主義”并使之廣為流傳，但更多的時候，他用“文化詩學”來指稱自己的批評實踐?！靶職v史主義”更像文藝復興批評中廣泛的對歷史的回歸，而把“文化詩學”更像在這個大的語境中更具格林布拉特個人風格的批評實踐。

對格林布拉或者整個新歷史主義批評而言，處于中心的都是這樣一種觀念：文學與其它實踐、行為和價值聯系在一起，文學總是與非文學的東西相關。研究文學就是研究文化，反之，為了理解文學，我們不得不理解一個文化。格林布拉特引用沃夫岡·伊澤爾（Wolfgang Iser）、羅伯特·威曼（Robert Weimann）和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文化詩學要避開穩定的藝術模仿論，試圖重建一種能夠更好地說明物質與話語間不穩定的流通的藝術模仿論，試圖重建一種能夠更好地說明物質與話語間不穩定的流通的闡釋范式[7]?！?/p>

格林布拉特采用了一種與通常的學術論文迥異的、特有的寫作方式。對故事（story）講述的迷戀、軼聞（anecdote）的使用，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和隨筆（essay）的形式，是格林布拉特寫作最為顯著的特征。從此意義來看，他的文化詩學也可以被解讀成一種極具個人風格的寫作方式。

重塑英國文藝復興的自我

格林布拉特的1980年的專著《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從主題上屬于對文藝復興“主體”的研究傳統的一部分，而方法上則是“歷史的”。但支撐他的歷史研究方法的，不是道格拉斯的實證主義，而是他所謂的“文化詩學”，或“新”歷史主義。格林布拉特在該書的序言中明確提出，文學批評的“恰當”目標，不管如何難以實現，都應該是一種“文化詩學”。這種批評“必須少關注風俗和體制的機制，而更多關注一個社會的成員應用到他們經歷上的闡釋性建構”。[7]文學闡釋，尤其是在闡釋文學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現的歷史意義時，也必須將文學作品納入某特定歷史時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這種生活范式是一種超越作品，卻能賦予作品一完整意義的集體性的經驗。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 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學形象和文學意義是對人物與其文化環境的關系反復地進行闡釋的結果。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反復”，即闡釋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個反反復復、沒有止境的過程。這使得格林布拉特所研究的文藝復興的“自我”呈現出一種與之前同類研究不同的新面目。

格林布拉特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塑造》其中一章描寫闡釋了莫爾的生平、他參與的歷史事件、亨利八世宮廷的文化以及莫爾的寫作。該章詳細描述了莫爾自我塑造與自我取消（Self-Fashioning and Self-Cancellation）之間的相互作用，即莫爾如何從他的文化材料中參與和塑造了一個自我，同時又希望抹去這樣塑造的自我。格林布拉特把這種情形稱為莫爾的“投入”（engagement）和“疏離”（detachment）之間的辯證[7]。格林布拉特的意圖，不是要闡明極富個性的“個人”，而是要揭示無意識地構成每個“私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文化范式”?！白晕摇鄙钌畹厍度肓恕拔幕敝?，甚至在我們一直都認為正相反的地方，也是如此——那些看似凸顯自我的行為，實際上也不自覺地吸收了文化或被整合進了文化。同時，格林布拉特并不認為文化是鐵板一塊，他同時也思考了自我如何反抗社會和文化的整合。

結語

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使新歷史主義實現了自己的承諾，即成為一種具有政治批評傾向和話語權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詩學”或“文化政治學”。西方有些學者認為，新歷史主義因其自身的理論局限，已經成為“過時”的理論了，甚至已經有人在談論“新歷史主義之后”這個課題了，但新歷史主義仍然對文學文化研究發揮著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保羅·H.弗萊，《耶魯大學公開課：文學理論》[M]，呂黎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2]鮑忠明等，鏡與燈：《押沙龍，押沙龍！》的新歷史主義解讀[J].外國文學，2011.

[3]M.A.R.哈比布，《文學批評史：從柏拉圖到現在》[M]，閻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

[4]盛寧，新歷史主義·后現代主義·歷史真實[J].外國文藝研究，1997.

[5]吳家榮，新歷史主義理論對大陸文學創作的影響[J].中國文學研究，2017.

[6]王寧，“后理論時代”西方文論的有效性和出路[J].中國文學批評，2015.

[7]朱靜，《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