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檔案匯編的編纂及其問題研究

王紅梅

摘要：辛亥革命檔案史料匯編的成果眾多，但學界對其研究寥寥可數。文章梳理了辛亥革命檔案匯編的編纂成果，從辛亥革命檔案的版本選取、內容介紹以及時間說明三個方面分析了編纂成果在編纂方法上的運用，最后指出了目前編纂成果中存在的問題，以期為辛亥革命檔案史料編纂工作提供參考。

關鍵詞：辛亥革命檔案；編纂成果；編纂方法

分類號：G272

Research on Compilation of Revolutionary Archives of 1911 and Its Problems

Wang Hong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There are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iv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but few scholars have studied it. This paper combs the compilation results of the archives compilation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aly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results in compilation methods from three aspects：edition selection， content introduction and time description，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mpilation result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iv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Keywords：Revolutionary Archives of 1911； Compilation Results； Compilation Methods

1辛亥革命編纂成果追溯

我國檔案文獻編纂活動歷史悠久，涉及的領域較廣，縱觀歷史上檔案文獻編纂活動的內容，除原始檔案文獻的匯編外，檔案史料的匯編也是檔案文獻編纂實踐中重要的內容。20世紀50至60年代，在史學界及其他學術界的帶動下，我國檔案文獻編纂活動出現了第二次高潮。這一時期編纂出版的有關近代史方面的檔案匯編標志性成果有：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叢刊包括《辛亥革命》）、明清檔案館（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前身）與近代史研究所等單位合編的《辛亥革命》《洋務運動》等專題類史料匯編[1]。20世紀80年代，辛亥革命研究者編輯出版了大批重要檔案文獻，如《臨時政府公報》《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等[2]。21世紀以來，編纂主體的擴大如檔案館、圖書館、高校、科研院所等紛紛加入并且不斷整理出版辛亥革命匯編成果，使得辛亥革命史料匯編成果大量涌現?！督晷梁ジ锩妨霞把芯繒克饕分惺珍浟?000—2011年間中國大陸正式出版和發表的辛亥革命史料、研究著作和研究論文及一部分海外和臺灣出版的史料和研究論著[3]。史料部分分為資料匯編、文集，本文重點關注其資料匯編成果，該書列舉了近十年出版的82種辛亥革命資料匯編成果，可見辛亥革命檔案編纂工作的蓬勃發展。此外，伴隨著辛亥革命紀念活動而出版的專題類、人物類檔案史料匯編成果更是不計其數。

通過梳理上述辛亥革命編纂現狀，可看出其成果數量豐碩，但檔案界對其的研究仍然偏少。王美嘉、黃菊艷在《廣東省檔案館現存辛亥革命與黃花崗起義檔案史料評述》一文中介紹了廣東省檔案館現存清末民初廣東各海關檔案中關于辛亥革命與黃花崗起義檔案史料的內容和價值。吳敏、陳麗芳在《武漢市檔案館館藏辛亥革命檔案資料研究現狀》中從五個方面概述了武漢市檔案館珍藏的辛亥革命檔案的內容，并總結了武漢市檔案館出版的四部辛亥革命檔案成果。綜觀現有研究成果，大多數文章僅是介紹某檔案館開展辛亥革命檔案史料展覽活動或征集檔案史料的情況，或是某區域檔案史料發掘利用情況，或是介紹某部編纂成果的檔案價值，甚至評價編纂成果的文章也不在檔案學界關注的范圍之內。辛亥革命是歷史和檔案界關注已久的主題，辛亥革命檔案的編纂成果可以納入檔案文獻編纂學的范疇。從檔案文獻編纂學的角度分析辛亥革命檔案編纂成果在編纂方法上的運用，剖析其編纂特色，指出其編纂中存在的問題，這是檔案學界的使命和任務?；诖?，考慮到機構編研實力及館藏辛亥革命史料的豐富性，筆者以上海圖書館整理編輯的編纂成果《上海圖書館藏稀見辛亥革命文獻》（簡稱《上海文獻》）為主，將其與《清宮辛亥革命檔案匯編》（簡稱《清宮檔案》）、《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簡稱《史事長編》）在編纂方法方面進行比較，揭示目前辛亥革命匯編成果在編纂方法上的獨特之處，肯定當前編纂成果中取得的成績，同時也指出其不足之處。

2辛亥革命檔案匯編編纂方法探析

2.1辛亥革命檔案的版本選取

選材是編纂的關鍵性環節，它直接關系到編纂的質量，選材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編纂成品質量優劣的重要標準。它包括檔案文獻的取舍和檔案文獻稿本的選擇兩個方面[4]。不同文本或版本其價值和作用有著明顯的區別，對于檔案文獻編纂工作而言，版本的選定不僅確定了檔案文獻的內容，而且也為后續考訂、?？钡拳h節選定了“模板”，在此基礎上開展文字、符號等方面的?？惫ぷ?，因而編者在編纂工作中確立選擇版本的原則尤為重要?？v覽辛亥革命檔案的編纂成果，大多數編纂成果（《清宮檔案》《史事長編》）在凡例中都未談及本書檔案史料版本的選取情況，有意或無意地回避了檔案文獻編纂中最不能忽視的版本選擇問題。而在《上海文獻》中編者專門對此作了說明，“本書在編輯過程中，經常遇到相同內容的檔案出現若干份的現象。本書編者確定了以下編選原則：檔案內容完全相同時，選用最原始的檔案，如同一份電報既有電碼本又有抄電本時，選用電碼本。檔案內容存在差異的，分兩種情況，若在后一稿上可清晰看出前一稿的內容以及后稿的改動痕跡，則只收后一稿；若兩稿（或兩稿以上）有明顯不同，且從后稿上無法看出前稿的本來樣態，則多稿并收，并在檔案標題后注明「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或「草底」、「謄清稿」等以示區別。另有一些與正檔內容相關的殘件，也一并置于該檔之后，并于標題后注以「殘件」字樣”[5]。如上所述，對于本書的版本選擇原則是以原始檔案為基準，而存在差異的不同版本時編者也多稿收錄，真實反映事實，不做任何掩飾，以留待讀者評述。此外，如若讀者對本份檔案有存疑之處，也可對照該檔案的底本以查疑解惑。從編者仔細且詳細的版本選取原則說明中足以看出此書在編纂工作時高度重視如何選擇版本的問題，這方面的經驗可為后續辛亥革命文獻編纂工作的開展提供借鑒。

2.2辛亥革命檔案的內容介紹

辛亥革命檔案的內容介紹即是對本書選取的檔案文獻內容的一個簡單解釋，如對特殊檔案的時間確定等。讀者在瀏覽檔案文獻之前，通讀內容介紹即可清晰了解本書收錄辛亥革命檔案的情況?！渡虾Ｎ墨I》在開篇提到“本書在內容上分為辛亥革命前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活動、鐵路國有與保路運動、武昌起義與南北議和、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四個專題，所以編者在每個專題前的導言概述了該專題所收文獻的主要情況?！盵6]導言的作用即在于闡明該專題的主要內容，同時說明收錄的相關檔案文獻以及其價值性。此外，查閱歷史事件的編纂成果應該掌握一定的歷史知識，能把握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助于快速查找到“目標檔案”。而各專題前導言部分的介紹，可引導讀者更加全面的了解辛亥革命事件的發展演變過程，同時熟悉本書編者針對此部分內容選取的何種檔案。除此之外，就本書中收錄的電報、信函等檔案時間的確定，編者指出“原檔中有不止一個時間標識的（如信函往往包括落款時間、封緘時間、發信時間、郵戳時間、收信時間等；電報則有落款時間、發報時間、收報時間、抄報時間等），信函以撰寫者的落款時間為準，電報則以發報人的落款電報音目為準。若無落款時間，則選用其余時間標識中最早的日期”[7]。信函、電報類檔案具有多個時間，而編纂中這類檔案如何排列，選擇哪個時間排序，這都是編者無法避免的問題。為了整個編纂工作有秩序地開展，針對類似的情況編者有必要首先確定一個標準，使整個編纂工作清晰、明了。與此同時，將這些標準在凡例中一一說明，讀者在利用時便知這些檔案的評判標準，這也是對讀者負責的表現。

2.3辛亥革命檔案的時間說明

辛亥革命檔案時間說明即該檔案是采用舊歷還是新歷的問題。一般而言，檔案文獻的記事時間不存在新舊歷差異的情況，但辛亥革命后廢除了舊歷（農歷）記事的習慣，而采用與世界接軌的新歷（陽歷）記事，因此辛亥革命時期產生的檔案文獻在時間上存在新舊歷混淆的情況。所以編者在編纂辛亥革命檔案時要注意分清新歷與舊歷，同時在編纂過程中要有一套標準，即以新歷（或舊歷）為基準?！渡虾Ｎ墨I》提出“本書所收文獻存在新舊歷并用的現象，編者在確定時間標引時，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的檔案，除明確注明為「西歷」者，一律視為舊歷并依其對應的新舊日期排列；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以后的檔案，除明確注明為舊歷者，或根據檔案內容能明確判斷其為舊歷者，皆視作新歷進行先后排列”[8]。編者在編纂檔案文獻時特別注重其新舊歷的區別，強調標記時間的準確性。詳細的時間說明，一方面，體現了編者在編纂工作中嚴謹的態度，盡心盡力編纂出高質量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編纂檔案文獻的特殊性，即不同檔案文獻具有不同的特征，辛亥革命檔案在時間上存在的特殊性是其它檔案不具備的屬性。所以編者在編纂時要有針對性，而不能以偏概全。而《史事長編》中“本書紀年，統用陰歷，后附農歷。每年于篇首標明公元年代，加注清帝年號或中華民國紀年及歲次干支”[9]。這體現出不同的編者由于所編纂檔案文獻的差異，其對時間的處理說明也會不同，編纂辛亥革命檔案時尤其需注意其新舊歷并用的情況。

3辛亥革命檔案匯編中存在的問題

如上所述，盡管辛亥革命史料匯編在編纂方法上頗具特色，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編纂成果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亟待完善。

3.1辛亥革命事件時間劃分未統一

編纂歷史事件首要解決的問題即是時間的確定性，清晰的時間界限才能保證檔案文獻在查找時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針對性，緊緊圍繞歷史事件的主題開展編纂工作，否則雜亂無章的檔案文獻無法有邏輯性、條理性地反映題目的內容。而辛亥革命事件涉及的時間較長，在以上分析的辛亥革命編纂成果中，編者對辛亥革命事件的時間劃分都有各自的見解。從凡例的介紹來看，鮮明地體現出本書編者自定義的辛亥革命劃分時間。

《上海文獻》介紹“本書所收文獻收錄范圍原則上自辛亥革命前的反清斗爭及資產階級革命派組成的愛國運動始，至二次革命止......”[10]；《史事長編》提到“本書起訖時間為1894年11月興中會成立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11]。從收錄檔案史料的具體內容來看，兩部成果的起始時間不一樣，前者文獻的起迄時間為1900年到1914年。兩部編纂成果在辛亥革命的開始時間以及事件上具有爭議，看似只是相差五年的時間，但是于編纂成果而言其內容上差距較大，檔案文獻數量的多少是影響編纂成果重要的因素。所以，檔案文獻編纂領域有必要統一辛亥革命的時間劃分問題，至于統一的標準可借鑒歷史學界的經驗。歷史學界在這個問題上也存有分歧，但普遍遵循的準則的是：國內學者和論著大多以1894年革命黨人孫中山創立興中會、從事反清起義，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推翻清朝統治和建立民國這段歷史，作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對象[12]。辛亥革命檔案史料的匯編也應該隨史學界界定其時間分割，而不能以編者主觀理解形成“一千個編者就有一千種辛亥革命”的局面。歷史事件的時間斷定應該嚴謹，至少要形成一個較為統一的標準，而不是主觀臆斷。

3.2影印出版成果缺少?？闭f明

?？惫ぷ魍c標點、注釋等工作密不可分，因此?？闭f明指的是編者對檔案原文進行的文字審訂、標點修改等工作后附上的修訂后的原文。影印出版成果固然保持了檔案原貌，生動、直觀地再現了原始檔案，從文書格式到書寫字跡均維持原樣，不做任何加工處理，將解讀檔案的權利歸還給讀者，這種出版形式既迎合了讀者的口味，也注重保護檔案的原生態，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但是一般說來，檔案原文的影印出版仍需在原文后附上編者的?？闭f明，才能便于一般讀者的閱讀和利用，換句話說，采用圖文對照的方式，原檔案的影印即是圖，而編者附上的?？闭f明即是文。因此，?？闭f明要求編者讀通讀懂檔案原文，正確理解和解釋檔案原文的原意，這也是檔案編纂對材料選擇使用以及加工的前提條件[13]。

《上海文獻》采用影印出版的方式將原文以原生態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是忽略了?？闭f明這一環節，以至于讀者利用此編纂成果在閱讀檔案原文方面具有較大的難度。一方面，書中檔案文獻存在少量字跡模糊或是字跡涂改的現象，這部分的檔案嚴重影響讀者順暢地閱讀；另一方面，有的檔案由于字體的原因完全辨別不出，這樣的檔案讀者完全不能利用，如第四冊中一九一三年七月的“北京先烈紀念祠致盛宣懷函”一文，原檔案的字體多為草書，字跡潦草，而且字體大小不一，以至于讀者難以識別，只能被動地求助他者。再有第一冊中一九零七年七月的“端方致那桐電”，原檔案字體為草書，筆者細致、認真地辨別，也難以識讀全文。而這樣的例子在書中絕非小部分，可想而知這樣的編纂成果實際利用率很低。此外，影印出版的《清宮檔案》同樣缺少?？闭f明，并且凡例中明確表示“本書所輯檔案，全部為原件影印。對于原檔的殘缺污跡，編者不作任何修版處理，一仍其舊，以保持檔案原貌”[14]。殘缺污跡不做任何處理，但應該在?？闭f明中修改以便于閱讀和理解。顯然，以上的情況都背離了檔案文獻編纂的初衷，即為學術界提供檔案史料以促進其研究，然而這樣“高難度”的檔案史料反而增加了研究者的負擔，令其止步于檔案，又何談利用檔案。編者在編纂工作中應該重視這樣的情況，重新審視編纂成果的利用性問題，是否便于研究者閱讀，是否適合于一般讀者，是否能促進學術界的研究。影印出版的編纂成果不同于排印出版的成果，因而編者更應該考慮這類問題。在檔案原文后附上經過編者加工的?？闭f明，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才能使編纂成果真正服務于讀者。

3.3編排體例缺乏創新性

體例在檔案文獻編纂中具有框架、骨干的作用，它決定了編纂工作的走向，選擇適合編纂內容的體例是編纂工作成功的前提之一。實際的編纂成果中均是不同體例結合使用，辛亥革命檔案匯編亦是此種情況，因此本文按其編纂成果的主要體例予以區分?！渡虾Ｎ墨I》和《清宮檔案》是按照檔案文獻的形成時間先后順序依次排列，其體例是編年體例，這也是歷史事件傳統的編排體例，因為這樣的體例較容易把握事件發生的前因后果，同時也便于讀者檢索和利用。而在此之前出版的《史事長編》一書采用了編年體與綱目體相結合的體例。該書新創辛亥革命編纂成果的體例，有別于目前辛亥革命的相關編纂成果，這是編纂方法的突破，打破了在編纂歷史事件時往往采用按歷史事件或按時間與地區結合的編排體例，可稱之為“全國首套編年體辛亥革命史料集成”。但是，這樣的成果僅是“一枝獨秀”，并非是辛亥革命檔案匯編的主流趨勢，不能佐證體例的創新性，只能說明個別編者有創新體例的意識。因為在具體的編纂工作中，大多數編者固守舊觀念，選擇編排體例時局限于現有的體例，因此按照歷史事件發展的階段或時間的編排體例在辛亥革命編纂成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編排體例不僅應符合主流趨勢，也應該結合編纂文獻的內容需要有所改變或創新。如僑批檔案匯編主要有按時間、主題、僑批構成部分及寄/收批地編排四種體例。后兩者均為僑批檔案特有，創新實用，匠心獨具[15]。這四種體例既包括主流的時間、主題編排體例，又有其特有的、只適合華僑檔案的編排體例，在眾多的編纂成果中運用獨特的編排體例，不僅可以博得讀者的眼球，而且會讓讀者乃至學術界對這樣的編纂成果過目不忘。辛亥革命檔案的匯編也應該找到其“個性”，循此探索出符合此檔案的編排體例。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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