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實業與教育的雙軌現代性進路

班瑞鈞 原小強

摘? 要：實業與教育等等進路歷史性地屬于“中國現代性”的重要課題之列，同時也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在近現代歷史敘事的層面，馬相伯具有“實業家+教育家”的雙重標簽。在現代性視野下，馬相伯從夯實基礎、廣汲資源、開放創新等方面展開探索。他及其同行者們的思想與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近代中國現代性萌芽的基礎“場域”的一部分。以現代性為“座架”，站在實業史和教育史的雙向敘事維度上，對馬相伯的分析研究不僅可以張大中國近現代“現代性”追求的歷史資源，并將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當下乃至未來中國現代性發展構成一定的邏輯影響力。

關鍵詞：馬相伯;現代性;實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00X（2019）09-0187-03

Abstract：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istorically belonged to the important topic of "China's modernity"， and it also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 regain its new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on， Ma Xiangbo has the double label of "industrialist + educator". In the view of modernity， Ma Xiangbo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drawing resources widely，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To a great extent，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nd those of his colleagues formed part of the "field"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rmination of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 Taking modernity as the "frame" and standing on the two-way narrative dimension of industri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Ma Xiangbo's analysis and research can not only expand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pursued by modern "modernity" in China， but also form a logical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 Ma Xiangbo; modernity; industry; education

在某種程度上，近現代中國的歷史發展展現為對自身現代性方案不斷的孜孜求索。動搖乃至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統治秩序及其意識形態表征，構成了重構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前提。政治進路當然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而實業與教育等等進路也歷史性地屬于“中國現代性”的重要課題之列，同時也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

在近現代歷史敘事的層面，馬相伯具有“實業家+教育家”的雙重標簽。他一直都是中國實業救國進路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過程中，馬相伯個人的成功無可置疑，但實業救國的進路卻遲遲無法見效。這一結果促使馬相伯進而思考教育救國救民的迫切性，再疊加上他不斷共鳴的實業情懷與文化趣味，終對他轉向國民教育進路構成了巨大的歷史動力和邏輯動力。在現代性視野下，馬相伯從夯實基礎、廣汲資源、積極創新等方面展開探索。馬相伯及其同行者們的思想與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近代中國現代性萌芽的基礎“場域”的一部分。

一、夯實基礎

被西方侵略撞開國門后，經濟、文化層面的蒙昧狀態構成了馬相伯試圖重構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客觀歷史狀況，這一狀況也內在成為中國現代性問題展開過程中的挑戰與阻礙。馬相伯等人的歷史出場意味著：自秦漢以來既已成型的以小農自然經濟為核心的傳統中國，已經開始嘗試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

作為前現代的中國傳統社會，傳統小農生產都是在相同規模上進行的不斷重復性、周期性生產，即黃宗智所言意義上的“沒有發展的增長”。這樣一個傳統社會面對現代性“沖擊”不得不做出某種或被動或主動的“回應”。馬相伯的現代性追求和實踐中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他重農憫農的經濟傾向和人文傾向，力圖“找到一種既能實現遼闊農業社會的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強外來沖擊的社會結構?！盵1]馬相伯在這方面獨辟蹊徑：在重商主義的前提下，力主“講農法，開民智”方略。一方面，他主張通過辦報譯書來普及現代性農業科學技術知識?！伴_民智莫善于日報，日報不能降為旬報，旬報不能降為月報。假令國中農事報無可報，則又莫善于以譯書為報?！盵2]書籍譯介雖“見功遲”，但對于中國現代性農業發展具有長遠意義。因此，馬相伯曾詳細介紹《農業全書》《農學通論》等23種國外農學著作，希冀有所改變。另一方面，他力主通過設立學堂來培養現代性農業科技人才?！肮湃私碳诿鬓r，教必有教之方與教之地”，他參照“外國農政書院”，主張“設一學堂，購備書籍若干，農具小樣若干，土質小樣若干，化學器具若干，聽人來學”[3]。

在馬相伯的現代性思想與實踐中，愛農、愛民、愛生、愛國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較為明顯的表現就是馬相伯非常鼓勵學生的愛國救國熱情。其弟子于右任曾作詩譏諷腐敗時政而被清廷通緝。馬相伯得知后不顧個人得失、招其入學，不僅“免其學費”，且謂之曰：“余以國民一分子之義務，為子做東道主矣?！盵4]馬相伯先生對學生的愛、對農業的愛，真正的目的在為國家、為民族“不拘一格降人才”，將愛農、愛民、愛生、愛國融入整個近代中國對現代性的追求之中去。對此，弟子邵力子深有體會地說：“先生對同胞，不以思想，不以地位，不以階級而別，在救國大前提下，對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是一例的，這與先生的‘有容’精神有關，這與先生的學問有關。先生精神學問的最高目標在救國?！盵5]

二、廣汲資源

馬相伯在場的現代性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與西方的社會制度、文化理念的民族性生存比較中提出的關涉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西方的現代性操控與中國的現代性突圍之間的深刻矛盾以及這種矛盾的求解共同形塑了中國近代諸多問題的生成與發展，也預設了近代以來中國現代性求索的基本結構。馬相伯的思想與實踐就在這一結構下一一展開。對于外部資源，馬相伯擁有著立基于本土性探索基礎上的自信，在實業興學過程中學習、運行、超越外部資源并貫穿始終。

馬相伯主張通過發展對外貿易帶動實業發展，主張發揮中國的資源優勢與各國貿易。1885年馬相伯提出頗類似近百年之后中國的“經濟特區”的概念，可謂振聾發聵。當時，馬相伯為香港經濟所吸引，敏銳覺察到香制對面的九龍半島之地理優勢，意欲建立一個與香港對峙的經貿特區，將其“辟為商埠，建筑市場，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貿易，修一鐵路直達廣州”[6]。雖然這一建議后被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束之高閣”，但無礙于馬相伯可以被視為中國特色化市場經濟發展的先知。他力主發揮中國產品的比較優勢，在國際貿易的層面搶占話語權。馬相伯曾感慨地說：中國的綢鍛、茶葉、花布、瓷器等特產為西方所喜歡，如中國致力于改良工業與對外貿易的方法，必可向外取得一部分很有利的市場。

在近現代經濟史上，中國人對向外國借款向來有不同意見。馬相伯則是典型開放派，他主張依據自身狀況積極向外國企業借款，發展中國的實業經濟。1885年，馬相伯曾勸劉銘傳借款開發臺灣經濟并經營其他。1886年，李鴻章委派馬相伯赴美商談借款以開設“華美銀行”事宜。馬相伯與美方談妥后電報朝廷，瞬間招來責難。西太后勒令李鴻章停止一切借款事宜，馬相伯“弄得進退維谷，簡直不能見人”，最后只能“溜之大吉”，結束鬧劇般的美國之行。

在治學辦學過程中，馬相伯同樣充分汲取各種資源，積極推動世界各地現代性學制的引入與弘揚。馬相伯在治學辦學方面建樹頗多，曾創辦震旦大學院、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輔仁大學等。馬相伯曾公開表示其所辦學?！皩嵕哂形鳉WAkademin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公學’”[7]，并在《震旦學院章程》中明確指出：“課程遵泰西國學功令”[8]。其后，在《復旦公學章程》中進而把“研究泰西高尚諸學術”列入辦學宗旨。西學傳統漸趨濫觴。

在辦學管理運營方面，馬相伯充分利用各種層級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他強調：辦大學最重要的是教師隊伍和管理人才。但是，震旦學院辦學之初幾乎是白手起家：既沒有校舍師資，也沒有管理人才。對于前者的物力資源問題，馬相伯憑借其與徐家匯天主教會的深厚關系以及對教會的巨額私產捐獻，接到徐家匯天文臺余下的一些屋子作為院舍，并聘請若干外籍耶穌會教士為教授。對于人力資源的匱乏問題，經過反復權衡和深思熟慮，馬相伯決定汲取中國書院簡約化管理精神，自認監院（即院長）及導師，同時借鑒西方大學自治傳統，實行“學生自治”。馬相伯除總攬學校教務外，常親自授課，并樂于與學生同吃同住。他堅持讓學生參與各種形式的學校行政管理工作，其形式為由學生選擇出幾位代表，組成一個委員會以承擔學校的所有管理工作，學校成員在自治自主氛圍下生活、學習與工作。[9]

三、開放創新

當中國歷史進入近代后，諸方面的落后與不斷遭受欺辱的切膚經歷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集體民族心理，決定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與趕超構成了中華民族仁人志士的無意識心理投射。精神狀態的改變就是一種從傳統社會存在形態的“脫域”（disembeding）：將中國社會從傳統前現代的形態之中拔脫出來，并賦予新的基座上進行現代性的重構工作。因此，朝向現代性方向的各種形式、各個領域、各種層級的創新就具有了一種超乎尋常的重大意味。

馬相伯在實業管理方面努力嘗試新經驗的觀念與行為，這使得他成為中國近現代少數幾個能夠探索企業管理新技術新方法的實業家。1877年，馬相伯被委任山東濰縣機械局總辦后即著手全面調研，發現該機構組織臃腫、效率低下。全局“有一二十位候補官員，工人有二三百人，還有二百多名衛兵”，日常開支浩大，但它的產能卻是“十天只出-支槍。子彈火藥，也都用的是土法，每月出品自然有限”[10]。面對這樣的爛攤子，他很快提出改革對策，引進西方先進制造方法，使得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大大提升。1884年，馬相伯在《改革輪船招商局建議》中尖銳指出招商局的管理缺陷：“分局之弊，失之太縱;總局之弊，失之太浮，舉措無當，全憑私臆?！盵11]整個招商局“經理不善”，重要原因是“用人之弊”：“任人唯親”和“失之太濫”。一般辦事人員普遍缺乏現代實業的基本素質，上層管理者“掛名分肥”。他認為只有徹底地“改弦更張”，建立一套與新興民用企業相匹配的現代性管理理念，輪船招商局才有振興的希望。

在治學辦學方面，馬相伯積極提倡開放自由的辦學模式，他借鑒西方大學自治傳統，倡行“學生自治”：“院內各項事物，在先生監督下，悉歸學生管理?！背偢墒潞蜁嫺墒聻楣潭殑胀?，“其余干事，于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其職務之學期之終為止，執掌權限，悉遵學生自治規程”[12]。這種開放、自由的辦學模式，漸漸成為著名的復旦傳統，并不斷發揚光大。馬相伯還倡導學生主動參與學校食堂等的管理，設立“校內民主法庭”以解決同學間的糾紛，以培養學生自治精神，養成民主人格。

馬相伯既認可西方大學體制，也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大加弘揚，力圖結合中國書院與西方“柏拉圖教育”之精髓。當時，他對于社會精英喪失漢語文化精神深表隱憂：一國之語言，一國之心志所借以交通也。一國之文字，一國之理想所借以征驗也。[13]“讀十余年西洋書，為西洋同化了，將中國舊有的禮貌風俗習慣都忘掉了。這樣的中國人，與西洋人何異？”[14]因此，馬相伯極力反對“強行用殖民地的語言替代當地的母語”[15]，并在實業和教育實踐中身體力行。馬相伯在《復旦公學章程》中寫道：“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優，為最合格。惟中文差者，須自任于卒業限內，能加意補習為合格。其有意唾棄國學，雖錄取，亦隨時摒棄?！盵16]

馬相伯的開放創新、兼收并蓄不僅停留在中西方學校管理思想層面，更體現為自主研究的學風樹立。從為學救國的高度，馬相伯提倡自主研討的真學問，強調做學問乃思想上的自主獨立和學術上的自由研究。他說：“今茲所講，為格物窮理之學，求之一己，而無與人者也。故開宗明義，力求自主，夫自主與自由異。自由者，今日欲左則左之，明日欲右則右之。而自主則不然，有堅忍不拔之氣，強立不返之志，旦而矢之，則萬變不離。所謂三軍之帥可奪，匹夫之志難移，此鄙人所欲與諸君子共勉者也?！盵17]以震旦學院為例，學制僅為2年，對學院章程所列課程，馬相伯并不主張做過細的講授，而是著眼于治學門徑的指導和開悟。如弟子于右任所說：一切學科，重在開示門徑，養成學者的自由研究之風。

四、結束語

以現代性為“座架”，站在實業史和教育史的雙向敘事維度上，馬相伯的思想與實踐在近現代中國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和實業史的譜系歷史價值顯而易見?，F代性的一般理論規定就是“斷裂性”，即通過對傳統的顛覆從而實現與前現代的根本性斷裂。在馬相伯頗具現代性追求的思想與實踐中，傳統與舊秩序不斷接受現代性溶解的考驗?！芭f有的結構、格局、依附和互動的模式統統被扔進熔爐中去，以得到重新鑄造和形塑;這就是天生要打破邊界、毀滅一切具有侵犯色彩的現代性歷史中的‘砸碎舊框架、舊模型’的階段?！盵18]馬相伯的實業追求與教育實踐，構成了中國近現代精英重構中國現代性問題的現實探索。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對它的深刻理解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啟示?！盵19]在馬相伯的實業觀念和實踐中，他相信自己不過是財富的管家，而不是財富的終極擁有者，因此他愿意把大量實業獲得的財產捐資興教。作為近代教育家，馬相伯的教育思想具有一種相當前衛的現代性并付諸實踐。這使得教育在社會效用維度上構成了對社會和時代的影響力。這些在利己和利他之間尋求合理平衡的重要價值原則，正是馬相伯作為一名教育家和作為一名實業家一生奉行的，構成了馬相伯取得個人成就和社會成就的精神基礎和方法基礎。馬相伯是中國近現代較早的完整且成熟的實業家和教育家，對他的思想與實踐進行分析研究不僅可以張大中國近現代“現代性”追求的歷史資源，并將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當下乃至未來中國現代性發展構成一定的邏輯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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