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道德綁架問題

紀曉東

摘要：在傳統德治思想的熏陶下， 我國現代公民的道德認知和評價出現兩極化、簡單化發展趨勢， 許多公民樂于堅守“非善即惡”、“非忠即奸”、“非黑即白”的簡單信念， 難以理性看待人們正常道德發展層次， 視一般道德水平為不道德， 唯高層次道德水平方稱道德。加之， 現代大多民眾對“道德義務”和“道德權利”了解不深、對“道德”和“法律”邊界認知不夠等諸多因素作用， 導致如今地鐵、公交等交通工具上， 越來越多把道德當成工具的道德綁架行為出現， 一幕幕將禮讓視作義務的“強迫讓座”現象頻繁上演。

關鍵詞：道德綁架

道德綁架指的是道德主體以行善的名義， 為實現或維護某種道德信念目標， 借用輿論的手段對道德客體進行精神意志層面的施壓， 逼迫客體履行一定行為或終止與道德相沖突的行為。道德綁架作用的對象有多種形式， 可以是個體對個體實施道德綁架， 也可以是群體對個體， 或者是發生在群體與群體之間， 道德綁架作用對象的人數沒有限制。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現象都反映著道德綁架問題，如公交車上老人強迫婦女、兒童讓座等，很多人都說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

一、道德綁架的內涵、要素和特征

道德綁架， 即以道德之名， 行綁架之實， 指人們以其自己認定的道德標準或某類人默守的道德直覺主動去干涉他人道德選擇和道德自由的一種行為。從理論來看， 道德綁架中的“道德”是一種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里提到的“愿望的道德”， 不是“義務的道德”。如果道德綁架中脅迫使用的是義務的道德， 特別是“完全義務” ， 非“不完全義務”， 那就不存在道德綁架這一說?？傊?， 道德綁架是錯誤的將“不完全義務”等同于“完全義務”。[5]它忽視了自主的“道德權利”而過分強調“道德義務”， 模糊了“德治”和“法治”的地位和關系， 混淆了“傳統美德”和“現代基本道德”內在區別。綁架者以“道德衛士”自詡， 打著“正義旗幟”、站在“道德高地”， 口誅筆伐要求被綁架者做“道德標兵”， 施“善行義舉”。而道德標準相同和道德評價一致的輿論審判追隨者是道德綁架得以實施的“幫兇”， 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道德綁架的諸多特征， 概括起來：一是相對法律而言的弱強制性， “強迫讓座”給當事人輿論壓力， 強迫其行善， 帶有軟暴力性、弱約束性;二是傷害了被綁架者的道德自由， 不難看出“強迫讓座”中強迫者和被強迫者的權益是一方獲益、一方受損;三是大眾對道德定義認知的主觀性， 康德強調：只有處于責任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 而責任就是由于尊重規律而產生的行為必要性， “強迫讓座”現象中的強迫者與熱心圍觀的輿論審判追隨者， 他們的道德評價大多憑主觀直覺、傳統思維， 帶有強烈的主觀性、錯誤性;四是對社會道德發展和被綁架人心理健康發展的危害性， “強迫讓座”中的“道德情感共同體”可能不道德， 它會促使集體不理性行為的發生， 破壞倫理公平。

道德綁架行為的危害

道德綁架行為戕害了個體的道德自由和道德權利。自由不僅是人做出道德行為的前提， 也是道德自身的內在本質。人類之所以能夠區分善惡而動物不能， 就是因為人有自由意志。道德綁架行為侵害了被綁架者自由選擇道德行為的權利， 是對被綁架者自由意志的踐踏。在這個意義上， 道德綁架者的行為目標只是為了自身和被救助者， 體現的是善的特殊性， 而不是善的一般性， 阻礙了其他個體道德權利的實現， 這種行為是不值得提倡的。當被綁架者迫于精神和心理壓力或者輿論壓力而選擇做出符合道德綁架者要求的行為時， 這種行為已經不是被綁架者自由選擇的結果， 因而談不上是一種道德行為， 由此， 道德綁架行為自身反而是消解了道德， 增加了社會生活中的不道德因素。

道德綁架行為模糊了社會生活中的善惡標準。在道德綁架行為中， 道德綁架者的行動邏輯是， 只要意圖是好的， 行為必然就是善的。道德綁架者認為， 由于在整個綁架行為中并沒有為自己謀利益的想法， 所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實施道德綁架行為， 并且絲毫都不懷疑自身行為所具有的道德意義， 自以為是在履行幫助他人的道德義務。但是， 從媒體上披露的道德綁架事件中可以發現， 道德綁架者的行為并不都是那么高尚、無私和純粹， 一些人利用道德綁架行為來發泄對社會的怨恨， 表達自己對社會的不滿， 他們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受難者， 而是從道德綁架中求得一時的感性快樂和情緒滿足。有的被綁架者是莫名其妙地被強行卷入道德兩難境地之中的， 他們被迫接受著道德綁架者的道德審判和道德拷問， 不得不配合道德綁架者上演一場又一場“道德大戲”。實際上， 盡管道德綁架者自認為擁有道德的優越感， 但他們的舉動卻不是一種善的行為。

目前道德綁架相關的消減途徑

（一）以強化媒介素養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信息時代的發展， 網絡媒體的興起， 拓寬了人們關注社會的渠道， 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社會輿論對社會心理的多元化導向。人們極易在群體暗示、傳染等非理性心理的影響下， 無意識地模仿他人的行為， 對他人的言論不加篩選和判斷地進行傳播， 偏聽偏信。道德綁架問題的日益凸顯不僅與公眾自身的道德素質密切相關， 而且與媒體從業者、信息把關人能否正確、理性的引導輿論導向、行使話語權有一定的聯系。不容置疑， 部分媒體從業者為了博得公眾的眼球， 謀求自身的利益， 在信息生產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主觀因素對客觀事實進行道德審判， 對真實事件進行非理性的表達和傳播， 誤導了輿論方向， 極大地造成社會生活的無序化。為此， 我們應監督引導媒體從業者在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中， 嚴格約束自身行為， 積極引導輿論導向， 構建健康有序的輿論氛圍。

（二）以道德知識教育培育理性道德心態

道德綁架現象的滋生與人們對道德義務的曲解和道德知識的匱乏息息相關。相比較法律義務而言， 道德義務不具有法律義務的強制性， 而且， 由于道德義務本身的層次性， 導致道德義務的約束性也存在差異。比如， 公平、誠信等維護社會有序運行的基本道德義務往往具有較強的約束力;而仁慈、慷慨等促進社會和諧的崇高道德義務的約束力則相對較弱。然而， 由于公眾對“自然義務”和“允許的義務”沒有正確區分， 把帶有“理想期待”性質的行為當作“現實必須”， 就必然會造成對他人道德權利的侵犯。

道德綁架作為一種不良社會現象， 其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和個體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 這種現象是一種長期的歷史性存在， 只是在網絡信息技術的助推下， 演變得尤為激烈， 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也日趨顯現。但只要我們有足夠智慧， 理性看待這一現象， 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下， 堅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可以預見， 我國公民的道德素質必將極大提高， 道德綁架現象也一定會逐步消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