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研究的文獻綜述

康珊珊

摘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巨大，學者對其影響效果進行了探討。通過對現有國內外文獻進行梳理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產生反向技術外溢這一觀點已在我國學術界達成基本共識;在討論FDI對東道國影響方面研究結論并不一致，這可能是未考慮投資母國與東道國的差異引起的;而當固定探討一國OFDI對東道國所產生的影響時，研究結果趨于一致，但東道國的異質性仍不可忽略。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反向技術外溢;污染問題

Abstrac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huge， and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explored its effec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ort out the exis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finds tha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an produc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has reached a basic consensus in Chinas academic circle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host country are not consistent， which may be unconsidered investm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ome country and the host country is caused; when the influence of a countrys OFDI on the host country is fixedly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tend to be consistent， bu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host country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Pollution Paradise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以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FDI）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觀點日趨成熟。根據《世界投資報告》，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額為1250億美元，位居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在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830億美元，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位于美國之后。如此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OFDI）會如何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承接FDI的東道國將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對于中國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十分重要。近年來，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不斷發展，東道國的環境質量和制度質量成為FDI流入效應的研究重點。本文旨在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和對承接FDI東道國的影響兩方面對國內外現有文獻進行梳理，為未來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提供新思路。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研究文獻總結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研究

理論認為隨著一國對外投資活動的增多，跨國公司通過對外投資項目能夠吸引和學習東道國有關的先進技術，降低生產成本，獲得積極的反向外溢。國內學者對中國FDI反向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各種傳導機制獲得東道國的反向技術外溢，從而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這在我國學術界已達成基本共識（闕大學，2010;沙文兵，2012;孟青蘭，2017）[1]-[3]。毛其淋和許家云（2014）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OFDI與企業創新之間的因果效應顯著，且OFDI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是逐年遞增的[4]。蔡冬青和劉厚?。?012）認為我國OFDI顯著提高了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而東道國優良的制度環境可通過與我國OFDI反向技術外溢的協同作用對我國的技術創新起到促進作用[5]。張春萍（2012）、王恕立和向姣姣（2014）使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進出口創造效應，但存在國別差異[6][7]。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哪些因素影響了反向技術外溢效應作用的發揮？技術外溢效應在各種產業之間的效果是否一致？國內學者對這些問題已經做出了嘗試性研究，這將是今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影響研究的新方向。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研究

關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所產生的影響研究起步較晚，類似的研究側重于討論FDI對東道國的影響，而FDI與OFDI之間聯系緊密，因此對于FDI對東道國影響研究的文獻梳理將有助于進一步理解中國OFDI對東道國的影響研究。

1.FDI 與東道國環境質量的研究綜述

FDI與東道國環境質量的關系主要有兩類觀點：第一種是“污染天堂”假說，假說認為那些面對國內嚴格環境規制的企業會為了節約成本而將高污染產業轉移至其他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而導致了東道國環境質量的降低（Copeland和Taylor，1994）[8]。Esty和Geradin（1997）還發現在國際競爭環境下，東道國會傾向于通過降低本國的環境標準來吸引更多的FDI，帶來“競次效應”[9]。Baek（2016）、Lin（2017）、嚴雅雪和齊紹洲（2017）、張磊等（2018）的研究也從不同視角證明FDI會在某些程度上惡化東道國的環境污染，即承接FDI的東道國會成為“污染避難所”[10]-[13]。另一種是“污染光環”假說，核心觀點是FDI所帶來的先進清潔技術和環境友好理念能通過技術外溢來推動東道國本土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從而降低東道國環境污染（Birdsall和Wheeler，1993;劉玉博和汪恒，2016;Liu等，2017）[14]-[16]。以中國為例，許和連和鄧玉萍（2012）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空間計量的研究表明：總體來說“污染天堂”假說在中國并不成立，FDI在空間地理上的集群是有利于改善中國環境的，其中來自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外商投資更是顯著降低了中國的環境污染[17]。

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者各持己見，但根據已有文獻的回顧與梳理，不難發現研究結論的差異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學者們在選取研究方法以及反映一國環境質量水平的核心指標上差異較大，這將極大干擾最終結論。林季紅和劉瑩（2013）的研究發現若將環境規制視為嚴格外生變量，那么實證結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說在中國不成立，而一旦將其視為內生變量，則結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說在中國是成立的[18]。另一方面，部分學者提出不能忽略了FDI來源國的差異，將一國的FDI總量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事實上，不同來源國的FDI在投資進入方式（王明益，2014）[19]和投資進入動機（孫早等，2014）[20]等方面有明顯不同，對東道國產生影響的能力和路徑也并不一致，因此在研究時有必要將投資母國的異質性考慮在內?；诖怂悸?，劉乃全和戴晉（2017）運用多種估計方法來說明中國OFDI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環境帶來了“污染光環”效應，且這種效應不存在異質性[21]。劉玉博和吳萬宗（2017）讓污染進入生產函數，實證結果表明中國OFDI規模的增長總體上促使東道國污染排放總量增加，但從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國OFDI顯著降低了污染排放量，提高了東道國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當地環境質量[22]。顯然，當從特定國家角度出發探討一國OFDI對東道國環境質量所產生的影響時，研究結論的沖突有所降低。

2.FDI與東道國制度質量的研究綜述

關于FDI與東道國制度質量之間的關系，傳統理論認為FDI的進入能夠影響東道國的腐敗程度與營商環境，從而改變東道國經濟社會運行交易成本（Kwok和Tadesse，2006;Long等，2015）[23][24]。和FDI與東道國環境質量關系的研究類似，學者們對于FDI的流入是對東道國制度質量產生了正向的積極影響還是負向的消極影響存在分歧。但由于學者們在核心指標的選取上較為統一，采用世界治理指數（WGI）來衡量一個國家制度質量進行研究，因此結論爭議主要來自于投資母國與東道國的差異。使用WGI的研究結果表明FDI的流入能夠整體提升東道國國家質量，但在制度質量維度上呈現出異質性（祖煜和李宗明，2018;黃玖立等，2018）[25][26]。而關于投資母國與東道國差異帶來的爭議，潘春陽和廖佳（2018）的研究結果表明對于制度質量低于中國的東道國，中國的OFDI顯著提高了制度質量，而對于制度質量高于中國的東道國，中國的OFDI則沒有顯著的制度效應[27]。此外，Long等（2015）從中國企業微觀調查數據出發，研究表明FDI的存在對不同地區稅負下降與法制水平上升產生了積極影響[23]。

由上文可知，大多數文獻將一國的FDI總量視為一個整體，忽略了FDI來源國差異。而FDI與東道國之間的關系是復雜多維的，條件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可一概而論，如不加區別地引入外資則有可能阻礙東道國的經濟發展（黃建宏和蒲云，2004）[28]。因此，繼續將一國FDI視為一個同質整體進行研究將極大地影響結論的可信度，有必要從特定國家角度出發，探討一國OFDI對東道國所產生的影響。除研究OFDI與東道國環境（劉乃全和戴晉，2017;劉玉博和吳萬宗，2017）[21][22]和制度之間的關系（潘春陽和廖佳，2018;祖煜和李宗明，2018）[25][27]之外，部分學者將關注點放在了行業出口、結構升級等方面。鄭磊和汪旭暉（2018）通過行業層面的實證檢驗發現美國OFDI對東道國行業出口強度的影響會因投資動機不同而明顯不同。其中，資源尋求型FDI對東道國出口強度起顯著正向作用，出口平臺型FDI能降低東道國企業沉沒成本以提高其出口業績[29]。姜慧和孫玉琴（2018）通過動態面板門限模型發現東道國制度指標在影響東道國經濟增長時，都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只有跨越相應門檻值，中國OFDI才能給其經濟增長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30]。賈妮莎和雷宏振（2019）基于開放經濟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數理模型發現：中國OFDI整體上通過技術溢出、要素供給及生產率效應推動了“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國家的產業升級[31]。

三、文獻簡評

綜上，通過對中國OFDI影響研究的文獻回顧與梳理，本文總結出以下結論：第一，我國OFDI通過各種傳導機制能夠獲反向技術外溢，從而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已在我國學術界達成基本共識;第二，在討論FDI與東道國環境和制度質量關系方面，并未考慮投資母國與東道國的異質性可能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結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第三，當具體探討中國OFDI對東道國所產生的影響時，研究結果趨于一致，但東道國的異質性仍不可忽略。因此，在今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研究中，對我國而言，反向技術外溢效應的影響因素和產業差距是否存在可能會成為研究重點;對東道國而言，要注意考慮其他國家OFDI的特質和東道國的差異，即從固定他國OFDI影響視角出發，研究我國OFDI對某一類東道國的具體影響，這樣的研究結果才更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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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郭麗春 劉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