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關鍵審計事項的正面評價預示著相對較低的審計風險嗎？
——基于審計定價視角

潘克勤 李雨霏

一、引言

2016年財政部發布《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504號——在審計報告中溝通關鍵審計事項》，要求注冊會計師對全部A股上市公司自2017年年報起披露關鍵審計事項。準則同時要求，注冊會計師不對關鍵審計事項單獨發表意見。但是，準則的措辭相對比較寬松，沒有使用禁止性字眼，只是用了“注冊會計師不對關鍵審計事項單獨發表意見”的措辭。因而，在實踐中就出現了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評價、并且均為正面評價的現象，這其中既有相對較小的會計師事務所，也有大所。如普華永道針對于“滬電股份”“海航創新”“城投控股”“海航科技”等四家上市公司2017年年報的關鍵審計事項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均做出了正面評價，其中“海航科技”當年還被出具了非標審計意見。當年被出具相對較為嚴格的審計意見（如保留意見）、但是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的現象也很突出， 2017年被出具保留意見的上市公司共28家（剔除金融行業、AH股上市公司和2014年之后上市的企業），其中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的有5家；2017年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共114家（剔除金融行業、AH股上市公司和2014年之后上市的企業），其中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的達到13家。注冊會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做出正面評價，究竟是在準則首次執行、對準則不完全熟悉基礎上的“無心濫用”，還是“有意為之”、進而通過此類表述傳遞信息，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本文認為：第一，單獨評價關鍵審計事項可能并非審計師的疏忽，而是有意為之，傳遞了注冊會計師對于經審計后的年報還存在除了出具非標審計意見原因之外的重大錯報風險較低的信心；第二，在對年報出具了較為嚴格審計意見、釋放了年報存在重大錯報風險的情況下，對關鍵審計事項的積極評價降低了風險溢價；第三，上述現象在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客戶中表現更為突出，說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由于談判地位和能力相對較弱，本身難以獲取風險溢價。

二、文獻綜述

（一）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特征及其影響的有關研究

關鍵審計事項準則在我國上市公司實施時間較短，有關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特征和影響的研究并不多。在關鍵審計實現披露特征方面，柳木華等（2018）對我國上市公司2017年報關鍵審計事項披露特征做了基本統計，發現：在披露數量上，全部樣本公司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條數為2.17個，但是國際四大披露的數量更多、被審計客戶規模越大披露條數越多；披露的內容集中于收入確認和各類資產減值；審計師在應對關鍵審計事項時重點關注計價和分攤方面的錯報；與英國上市公司比較，中國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數量少、變異程度小、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內容相似度高，說明中國審計師在披露個性化的關鍵審計事項方面非常謹慎。路軍等（2018）針對首次試行新審計報告準則的A+H股上市公司、李曉錚（2018）針對于深交所上市公司首次執行新的審計報告準則的研究，均有上述類似發現。闞京華等（2018）以首次試行新審計報告準則的A+H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客戶規模越大、財務杠桿越高，則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越多，說明關鍵審計事項的披露數量與客戶的經營規模和財務風險存在內在關系。

在披露關鍵審計事項的影響方面，張凱旋等（2018）以A+H股上市公司首次執行關鍵審計事項準則為契機，發現市場對女性審計師、年齡較大的審計師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做出了明顯反映；楊明增等（2018）發現，審計報告新準則實施顯著降低了企業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程度，審計報告中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信息量越多，審計質量越高；王旭東等（2018）發現，關鍵審計事項段所披露的信息與投資者投資決策具有相關性，且不同類型的關鍵審計事項對決策具有顯著性差別；王艷艷等（2018）通過檢驗市場反應，發現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提升了審計報告的溝通價值，而且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審計投入多、重要客戶的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其市場反應更強烈；關鍵審計事項表述的可讀性、積極語氣和金額數據等表述的精確度會增強關鍵審計事項的市場反應；韓冬梅等（2018）以實驗研究的方式發現，如果審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結論性評價，則審計師感知的審計責任加大，原因在于對關鍵審計事項有結論評價的情況下，使得結論更加明顯和突出，而且，明確的結論投資者會感知到更高的保證程度，如果給予明確正面結論的關鍵審計事項事后被察覺存在重大錯報，則審計師會承擔更大的責任。

表1 主要變量的含義和量化

（二）審計風險與審計定價的有關研究

Simunic（1980）認為審計定價包括審計資源成本（含正常報酬）和風險溢價兩部分；Houston，Peters和 Pratt（1999）（ 簡 稱 HPP） 將風險分解為重大錯報導致的訴訟風險以及與重大錯報無關的非審計風險；HPP（2005）進一步將非審計風險做了再分類，分為剩余訴訟風險和非訴訟風險，剩余訴訟風險是指與財務報告重大錯報無關的預期訴訟風險損失的現值，如客戶經營失敗導致財務報告使用人推定審計失敗或審計舞弊，從而被起訴的風險，非訴訟風險表示與當期財務報告有關的非訴訟因素引起的、影響審計師未來收益或損失的現值，包括未來從該客戶處可獲得收入的減少、因卷入客戶誠信危機給審計師聲譽帶來的損害等；Barron等（2001）用實驗方法發現，審計師對客戶高估經營業績錯報的訴訟風險評估高于對低估業績的錯報風險評估，而且前一種情況下審計師更傾向于增加審計計劃投入以化解風險；Bell等（2001）發現，審計師對高經營風險客戶索取了較高審計定價，但是審計師采取了增加審計資源投入（工作小時總數）而不是增加每工作小時收費標準的方法來獲得風險報酬；Venkataraman等（2008） 發 現，由于IPO前審計的法律風險相對較高，因而IPO前審計費用相對較高。

我國相關實證文獻發現客戶盈余管理、擔保風險、大股東資金占用等影響了審計定價；相關文獻也關注到客戶的內部治理、審計風險與審計定價的關系（潘克勤，2008）?？蛻粑⒂^視角的法律監管風險也成為影響審計師行為的重要因素（潘克勤，2011；朱春艷等，2009；馮延超等，2010）。朱春艷等（2009）發現，審計師在上市公司被處罰的當年及之后的年份要求更高的審計費用，但是處罰程度并沒有對審計費用造成顯著影響，文章還發現上市公司被處罰當年審計師的反應程度最強烈，要求的審計費用也最高；馮延超等（2010）以公司當年公告中披露的訴訟仲裁、違規處分等法律事件作為上市公司微觀法律風險的替代，發現法律風險與審計收費顯著正相關。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文獻述評及本文研究的問題

部分研究認為，關鍵審計事項披露會增強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 任（Katz，2014；Gimbar et al.,2016）。在此背景下，注冊會計師在披露關鍵審計事項之后又對其做出正面評價，無疑是對被審計單位給予更高程度的肯定性背書，從而會加大其審計風險，從實踐層面而言，注冊會計師何必多此一舉呢？因此，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單獨正面評價的內在目的到底是什么，值得研究。

目前，國內外尚沒有文獻對關鍵審計事項披露做深入的文本研究，尤其是實踐中存在的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單獨正面評價的現象，尚沒有展開任何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審計定價作為一個研究視角，討論在被審計單位被出具嚴格審計意見的情況下，對關鍵審計事項的正面評價是否傳遞了客戶存在除了出具非標審計意見之外的其他重大錯報風險相對較低的信息。

表3 主要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三、研究預期

（一）對關鍵審計事項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的正面評價、審計意見與審計定價

盡管在1504號審計準則中明確強調：“關鍵審計事項部分的引言應當同時說明下列事項：（一）關鍵審計事項是注冊會計師根據職業判斷，認為對本期財務報表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二）關鍵審計事項的應對以對財務報表整體進行審計并形成審計意見為背景，注冊會計師不對關鍵審計事項單獨發表意見?！钡?，實踐操作中審計師對披露的每一個關鍵審計事項均進行正面評價的現象還是存在的。更有甚者，在對關鍵審計事項發表正面評價意見后，給客戶出具的審計意見卻是非標意見，甚至是嚴格的非標意見。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現象？可能的解釋無非有兩個：一是由于首次執行新的審計報告準則，注冊會計師對于細節性的規定不清楚、執行不到位。但是這個可能性不大，原因是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審計準則的變化尤其審計報告準則的這個重大變化應該十分清楚，也應該具有一定的理解力和執行力；二是注冊會計師在實踐中“有意為之”，想通過這種手段達到其他目的。

出具非標審計意見尤其嚴格的非標意見，會計師事務所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已經變得比較微妙，正常情況下會計師事務所希望能與客戶維持業務關系的延續，在出具了較為嚴格的非標審計意見、已經釋放了一部分審計風險的情況下，可能會出于維護客戶關系的需要，在關鍵審計事項涉及的管理層認定本身不存在較大風險的情況下給予正面評價，并隨之調減審計風險溢價。審計師如果對關鍵審計事項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給予正面評價，但是卻出具了嚴格的審計意見，則有可能表明年報中存在、除了出具非標審計意見事由之外的其他重大錯報較少，年報盈余質量相對較高，因而審計風險較小，審計風險溢價下降。根據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1：審計師對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給予正面評價，降低了嚴格審計意見導致的審計風險溢價。

表4 全樣本OLS回歸檢驗

（二）對關鍵審計事項的正面評價、審計意見與審計定價：事務所規模的影響

根據DeAnjelo（1981）的觀點，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應該具有更高的審計質量，原因在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更具有發現錯報的能力，在出于保護品牌聲譽的動力下和深口袋效應的威脅下，更可能揭露年報中存在的重大錯報。因而，在上市公司審定年報中存在尚未揭示的重大錯報、在此基礎上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的可能性會下降。根據有關研究，我國資本市場上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確實具有更高的審計質量。王霞等（2009）發現大所比小所更容易出具嚴格審計意見，蔡春等（2005）發現大所出具的年報操控性應計更低，陳小林等（2011）發現大所更能夠識別不同屬性的盈余管理并將之反映在審計意見決策過程中。

因此，在上市公司被出具嚴格審計意見的情況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針對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應該更為謹慎。如果在客戶被出具嚴格審計意見的情況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則審定財務報表中存在重大錯報的風險相對較小，審計定價應該降低。由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的談判能力相對較弱，在審計定價過程中會比大所做出更多讓步、獲取更少的風險溢價，在對客戶出具較為嚴格審意見并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后，審計風險溢價下降幅度相對較小。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2：對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給予正面評價、降低嚴格審計意見導致的審計風險溢價這種現象，僅在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客戶中存在。

表5 按照事務所規模進行分組OLS回歸檢驗

表6 關鍵審計事項正面評價、審計意見與盈余質量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及數據

以2017年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123家上市公司為基礎，剔除金融行業、AH股、2014年及之后上市的企業，以及數據分析過程中有關數據缺失的企業，得到初始樣本114家；以2017年獲得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上市公司為基礎，剔除金融行業、A+H股、2014年及之后上市的企業，以及數據缺失的企業，在控制行業、年份基礎上，按照資產規模進行1:3的不放回配對方式進行配對，獲得標準無保留意見上市公司342家；共獲得樣本公司456家。

注冊會計師是否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積極評價、納入合并報表子公司數目數據，來自于手工查找2017年上市公司年報；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屬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來自于中注協網站公布的2017年會計師事務所排行榜；其余所有數據均來自于Wind數據庫。

（二）變量及模型設定

1.主要變量

表1列示了主要變量的含義與量化辦法。其中，PC為注冊會計師是否對關鍵審計事項單獨做出正面評價的二分變量。需要說明的是，就筆者查找的456家樣本公司的年報，如果注冊會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評價則均是正面或者積極評價，認可關鍵審計事項背后涉及到的管理層認定或者判斷。

審計意見有兩種賦值方式，一是有序變量，具體賦值方式如表1所示，在此基礎上計算審計意見的變化變量△Op，其具體計算過程中分母為“上年審計意見有序變量+1”，之所以“+1”，目的在于避免分母為0從而大量遺失樣本；二是審計意見二分變量，具體賦值方式如表1所示。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變量也有兩種賦值方式，一是有序變量Aud，具體賦值方式見表1所示，二是二分變量Big10，如果會計師事務所屬于國際四大成員所及境內前六大會計師事務所則Big10=1，否則Big10=0。除了年度審計定價變量，本文還構造了審計定價年度增長變量△Fee，具體計算方式見表1。

2.模型設定

模型（1）為本文的經驗模型。因變量為審計定價的自然對數（Fee）或者審計定價增長（△Fee），考察變量為審計意見（Opi）、注冊會計師是否對關鍵審計事項作出正面評價（PC）、Opi與PC的交互項、以及Opi＊PC＊Aud。預期 Opi顯著為正，PC顯著為負，Opi＊PC顯著為負，Opi＊PC＊Aud 也顯著為負。

模型的控制變量包括會計師事務所規模、會計師事務所變更，也包括樣本公司資產規模、財務杠桿、總資產報酬率、存貨占總資產比重、應收項目占總資產比重等財務變量；樣本公司的其他特征諸如上市年齡、納入合并報表子公司數目、第一大股東產權性質、國有股持股比例、前五大股東股權集中度、上市公司所處行業等維度的特征也會顯著影響審計定價，因此，納入上述控制變量。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模型中納入上年年報審計定價作為控制變量。本文認為，年度審計定價是在上年審計定價基礎上，考慮工作量變化、風險變化之后，經過會計師事務所與客戶談判確定的，因而，上年審計定價是決定本年審計定價的最基礎的決定因素。

因此，在上市公司被出具嚴格審計意見的情況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針對披露的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應該更為謹慎。如果在客戶被出具嚴格審計意見的情況下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則審定財務報表中存在重大錯報的風險相對較小，審計定價應該降低。由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的談判能力相對較弱，在審計定價過程中會比大所做出更多讓步、獲取更少的風險溢價，在對客戶出具較為嚴格審意見并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后，審計風險溢價下降幅度相對較小。

五、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表2顯示：關鍵審計事項被注冊會計師做出單獨正面評價的樣本公司共有72家，占全部樣本的16%；民營控股企業達到316家，占比69%；國有持股比例均值只有1%，最大值為58%；前五大股東股權集中度均值為0.12，最大值為0.58，最小值只有0.01；樣本公司中前十大所的客戶占比55%，共252家。2017年和2016年相比審計定價增長幅度均值為0.7%，增長最大幅度為7.77%，最小幅度為-15.35%。

表3顯示：PC與Fee顯著負相關，與Opx顯著負相關，說明關鍵審計事項被注冊會計師單獨給予正面評價則審計定價降低，審計意見越嚴格則注冊會計師越少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此外，Fee、△Fee與審計意見變量顯著正相關，說明審計意見越嚴格則審計成本及審計風險溢價越高；Big10與審計定價顯著正相關，說明大型事務所審計定價更高。

（二）基本回歸分析

1.全樣本回歸分析

根據表4回歸（1），Opx顯著為正，PC顯著為負，說明審計意見越嚴格則審計定價越高，注冊會計師單獨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正面評價顯著降低了審計定價?；貧w（2）顯示：Opx＊PC顯著為負，同時Opx顯著為正，但是PC不顯著，說明客戶被出具的審計意見越嚴格，則注冊會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越能降低風險溢價?；貧w（3）中，Opx＊PC＊Aud 顯著為負，同時 Opx顯著為正，但是PC不顯著，說明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則注冊會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越能降低風險溢價。在回歸（1）、（2）、（3）中，Aud和Change一直顯著為正，說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獲取了聲譽溢價，會計師事務所更換增加了初始審計成本，導致審計定價上升。

2.分組回歸分析

表5中回歸（1）和回歸（2）為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客戶的回歸分析結果?；貧w（1）中PC顯著為負，但是Opx不顯著，說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降低了審計定價；回歸（2）中Opx＊PC顯著為負，同時Opx顯著為正，說明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顯著降低了審計定價，而在出具嚴格審計意見但是沒有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的情況下，審計定價更高。

表5中回歸（3）和回歸（4）Opx、PC、Opx＊PC均不顯著，說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并沒有因為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而降低審計定價，客戶被出具嚴格的審計意見，會計師事務所也沒有獲得風險溢價，小型會計師事務所的風險溢價談判能力相對較弱。

（三）補充檢驗

1.以審計定價增長作為因變量的回歸分析

將模型（1）中因變量由Fee變為△Fee，無論審計意見變量為有序變量還是二分變量，也無論審計師規模是有序變量還是二分變量，表4中的回歸結果沒有改變。在以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大小進行的分組回歸檢驗中，類似于表5的回歸結果也沒有改變。

2.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和審計意見均采用二分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將表4中的自變量Opx和Aud兩個有序變量均轉化為二分變量（Op和Big10），重新進行表4中的三個回歸分析，發現在沒有引入交互項、類似于表4中回歸（1）中，PC顯著為負，Op不顯著；類似于表4中回歸（2）中，Op顯著為正，PC不顯著，OP＊PC顯著為負；類似于表中4回歸（3）中，OP＊PC＊Big10顯著為負，Op、PC不顯著。在類似于表5的分組回歸中，結果也沒有改變。

3.關鍵審計事項正面評價、審計意見與盈余質量

采用Jones（1991）關于盈余管理的修正模型，計算樣本公司的操控性應計利潤數據，并以操控性應計的絕對值（|DA|）代表盈余質量的高低，|DA|越大則盈余質量越差。然后以|DA|作為因變量，進行OLS回歸分析。表6顯示：PC本身一直不顯著，但是Opx顯著為正，說明審計意見越嚴格的上市公司，其盈余質量確實越差；PC＊Opx顯著為負，說明越是被出具嚴格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如果其關鍵審計事項被審計師給予正面評價，則盈余質量相對較高一些。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發現，盡管準則不提倡注冊會計師對關鍵審計事項做出單獨評價，但是，注冊會計師普遍對關鍵審計事項給予正面評價，并借此傳達了除出具非標審計意見原因可能存在的重大錯報之外，其他重大錯報風險較小的信息，并調低了風險溢價，維護了與客戶之間的關系。

本文的發現說明，注冊會計師會突破審計準則的一些非硬性約束并借此傳遞其需要傳遞的信息，因此，第一，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不宜對此類信息傳遞作過多約束和限定；第二，學術研究應該注重此類信息傳遞的機理和效果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