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問題是個偽命題？

蕭敢

經濟學家茅于軾提出一個看似聳人聽聞的論點，“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是個偽問題”，所謂“十八億畝紅線”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從學理邏輯來看，茅于軾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的解釋是：第一，中國的土地極度稀缺。從經濟角度看，中國應該加大城市化力度，因為城市土地的價值更高，比種糧的收益高，也更能解決就業問題;第二，中國應該加大糧食進口力度，因為糧價還很便宜，中國進口糧食所需費用與中國出口額相比，微不足道;第三，從進口依賴度來看，中國面對的石油危機比糧食危機要嚴重十倍，糧食并非中國的短板;第四，歷史經驗表明，只要國內外糧食市場正常運轉，中國絕不會發生餓死人的大饑荒。

單純從糧食數量的角度提出反駁，看來都不夠有力。比如有人認為：第一，外國可能停止對中國的糧食出口，或者以此為籌碼進行要挾。但茅于軾可以反詰，少數國家要全面封鎖中國，乃至中斷全球糧食市場的運行，極為困難，幾無可能。第二，糧食數量可能有波動，從而影響對中國的糧食出口。茅于軾仍然可以反詰，糧食由于氣候原因而全球減產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龐大糧食市場的運行可以逐漸撫平缺口。

應該說，這個方向上的博弈，經濟學家略勝一籌。但是關于“糧食質量”的討論，其他學者的意見就重要得多。單純從字面來看，食物越多，當然越不可能饑餓。我們真的感覺饑餓了，就說明自身的需求發生改變。改變的是我們，不是糧食。所以研究糧食問題，不應該光盯著土地和糧食產出。那只是供給的一面，還要看看全世界人民的胃，那才是我們的需求。

比如說，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全中國人民一年最多消費4公斤肉，一般都要憑票供應?，F在已經達到近60公斤，算下來每人每天都要消費三兩肉。很多城里人都吃膩了肉，忙著減肥和“樂活”。與此同時，蛋、奶的消費數量也都有極大程度的提高。中國人已變得和西方人一樣嗜肉，看看滿大街的燒烤攤、快餐店應該想到，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怪現象。

要知道，這種改變的同時，是我們在食物上的支出占我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恩格爾系數的降低，一般認為是經濟發達的表現，因為人們可以把更多資金投入娛樂、休閑或者更有回報的投資上面。只有似乎不通經濟學的斯蒂爾不吃這一套，對這個現象表示憂慮，覺得人們把飲食這項天大的事情給工業化、機械化，每個人的胃和頭腦一同全球化，實在是危機重重。

這些數字的背后，更深刻的意義是我們的飲食結構、飲食方式的變化。先是腌制品，然后是罐頭，再后來是冰箱的普及?，F在保鮮技術、運輸技術和農業的發達，一面從儲藏環節入手，一面從生產環節入手，已經可以保證我們在一切季節吃到一切食品。如果愿意再多付出少量運輸費用，我們就可以隨時吃到全世界的一切食品。

千百年來，在糧食問題上，人們面臨的總是食物的稀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沒有動物就吃蟲子，反正想盡辦法來維持身體所需的蛋白質和熱量。但是全世界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已經進入一個“食物豐裕社會”，我們目前稀缺的資源是胃的容量。很多人都說，現在要追求吃得健康，而非吃飽，用經濟學術語表示，就是約束條件發生了改變。

與此同時，我們的時間也變得更寶貴，更稀缺。原本我們把一日三餐，特別是晚上一頓，作為每天最大的享受，需要嚴肅認真地對待。但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今天，我們已經更習慣用資本家的眼光看世界，把吃飯當作浪費時間的瑣事，只不過是再生產所必需的無奈條件。買菜、做飯、洗碗的過程尤其無法忍受，所以快餐以及各類速凍食品、方便食品大規模出現，意味著我們對待飲食的態度發生了改變。

今天只有少數貧困的人和少數富裕的人才能認真對待飲食。貧困的人，時間的機會成本很低，無所事事，所以可以安心吃飯。富裕的人，不需緊張地把時間用于再生產，所以也可以認真對待吃飯。

食品的市場化、全球化，導致許多變化。很多人都已意識到，食品非季節化、非地域化（也就是全時段、全球化）的必然后果，是食品的同質化。全球很多地方都盛產蘋果，但最后必然是少數表面光鮮、保存時間長的蘋果被全球化，擠掉其他蘋果的市場份額，很可能它并不是最好吃的。

但反過來看，食品的市場化、全球化也有很大的正面意義。比如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淀粉食物中的兩項，土豆和玉米，原產地都是南美。正是這兩種食品傳入歐洲和亞洲，才導致整個世界歷史的改變。

而且同質化的現象絕非食品領域所獨有。在文化方面，全球各地方言正在迅速消失，英語等強勢語言不斷擴張;技術方面，從電腦到互聯網到微軟到谷歌，大公司通過壟斷技術標準，消滅了無數小企業;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無不如此。有許多種理論都試圖解釋這些現象，如模仿、擴散、路徑依賴、壟斷競爭等等。而與之相應的反同質化的趨勢也在不斷加強。比如更多人開始支持方言，更多人開始使用小眾但出眾的新技術產品。在食品領域，也有更多人拒絕快速食品，追求有機食物、順應季節的本地食物等等。

食物領域充滿了悖論，也不妨視作不同觀念的競爭。比如我們經常聽到的牢騷，“只有農民每天吃的才都是有機食品”，“美國人吃那么多肉，然后再到跑步機上甩掉”，“有錢人都又黑又瘦，胖的都是窮人”，背后就是觀念的競爭。

英國作家Derek Cooper的一句話很妙：“那些在談論食物時使用戰爭作為隱喻的人，對食物的認識往往比他們承認的更準確?！?/p>

早在公元前7世紀的時候，雅典就開始從黑海進口糧食，因為雅典的局部土壤（疏松的砂質土壤）不適合種植糧食，只得進口。雅典設法把它的弱點轉化為優勢，發展出一支強大的艦隊，這支艦隊隨后在戰爭中成了一個決定性的武器。

后來的羅馬亦是如此。羅馬雖然可以出產糧食，但只有進口糧食才能滿足它不斷擴張的需求。公元前3世紀的時候，羅馬已經從西西里島和撒丁島進口糧食，后來更是把整個地中海沿岸都作為自己的糧倉：每天運往羅馬的食物包括，來自西班牙和突尼斯的酒和油，來自高盧的豬肉，來自希臘的蜂蜜以及最重要的來自西班牙的醬汁，那是一種已發酵的魚醬。很顯然，如果沒有它們，羅馬人的生活是過不下去的。

大英帝國在17世紀的崛起，背后亦是類似邏輯。比較一下英國和法國的溫度、降雨，再計算一下英國的土地，就能知道英國是一個很難發展出高效農業的國家。他們的唯一出路就是向外擴張，戰爭、殖民或者貿易，最終也做到了這一點。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于，這些沒有很好農業基礎、沒有足夠豐富食物的國家，不得不依賴進口，向外索取或者交換，最終竟然大半都獲得成功，而且是極大的成功，遠非重視國內糧食產量的國家所能比。按照Derek Cooper的邏輯，“糧食戰爭”有道理，但絕不是劃定紅線、準備了糧食去戰爭，而是放棄糧食自給，置之死地而后生，為了糧食，真正投身于全球化的博弈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