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現實·民族意象·邊緣游離：《撞死了一只羊》復合題旨解析

王紅艷

《撞死了一只羊》是由澤東電影出品制作的劇情片，由王家衛監制，萬瑪才旦執導，藏族演員金巴、更登彭措、索朗旺姆出演，于2018年9月4日在第75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首映并榮獲該單元最佳劇本獎。該片改編自次仁羅布短篇小說《殺手》和萬瑪才旦短篇小說《撞死了一只羊》，講述了一個因仇事件而引發的關于救贖和放下的具有東方神秘特質的故事。

一、魔幻的現實可能最接近真實

非驚悚劇，非科幻劇，非喜劇，非悲劇，根據網絡對《撞死了一只羊》的評價，盡管它有“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但總體而言是更偏重劇情的現實倫理劇。

全劇從荒漠風沙開始，司機金巴開著卡車播放著藏語版《我的太陽》。雖然主角向其他人表示“真是奇怪，莫名其妙地一只羊撞在了卡車上”，但電影示意司機金巴是看見禿鷲而走神，由此撞死了一只羊。好心的司機途中遇到了徒步的殺手，和司機同名的殺手金巴上車后，司機金巴的演唱及兩人對話可以視為全劇最具有喜劇效果的片段。司機金巴說：“我給你唱個歌吧?！背T問道：“我唱得怎么樣？”殺手金巴說：“不咋樣?！奔词顾緳C播放了歌唱家的磁帶，殺手依舊道：“比你好一點?！边@一片段是兩人談話中最具藝術性的，除此之外均是十分現實的。第一，司機抱怨撞死了一只羊并向殺手詢問是否抽煙。第二，兩人談論各自的姓名、去目的地的目的。第三，殺手看到方向盤上方的照片后詢問照片中人是誰，司機回答是自己的女兒。

司機金巴與殺手金巴的第二次相遇是源于“撞死羊—殺手復仇”給前者性生活帶來的消極心理影響，他們的相遇卻發生于酒店女老板的回憶和口述中。穿皮衣的司機引來女老板的好奇眼神，衣衫襤褸的殺手招來女老板的不屑反問。在這一人物對話相對比較密集的片段中，女老板的回憶是引起司機找到瑪扎的橋梁，司機和殺手兩人吃飯說話方式的不同反映出兩者不同的身份。在這一段中，容易被觀眾忽視的是細節“金剛杵”，這一名詞出于喝酒玩樂的老者，但劇情意義是對比殺手懷中的匕首。金剛杵質地堅硬，是佛教法器，被認為有無堅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可以解除煩惱，摧毀阻礙修道的惡魔。但匕首出于戰事，更往前追溯的話可以溯源到舊石器時代的刮削石器，與宗教較遠。在殺手手中，匕首復仇滅生的消極功用正是被金剛杵暗示著。

司機與殺手的第三次相遇發生在雜貨店老板瑪扎的轉述中。即使被酒店老板稱為“不準備常住，心事重重”，但手持佛教法器、口念經文的瑪扎一臉和善。司機和殺手看到的都是瑪扎非常平凡的三口生活。復仇成功與否是全劇的核心、矛盾的焦點，觀眾的疑問也在于殺手為什么沒有拔出匕首?，斣D述而形成的黑白影像終于給了殺手釋放真實情感的機會，到此才知瑪扎并非當年殺害其父親的兇手，殺手淚如泉涌。殺手哭泣的理由也為觀眾的評說提供了余地。

兩個金巴的最后相遇出現在司機的夢里。司機修車后坐地而睡，解除疲勞之際，戴墨鏡的他出現在手持匕首向瑪扎復仇的夢境中。按照“魔幻現實主義”在我國學術界早期的定位，陳光孚先生認為其形成來自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印第安人古來的神話傳說和東方阿拉伯的神話故事；另一方面則來自西方卡夫卡和?？思{的現代派文學?！盵1]魔幻的現實并非唯心，它只不過是文學對現實更夸張、更大膽的想象，并且以認真的口吻講述。神話傳說均為遠古文學的濫觴，體現著先民的民族心理和審美意識。對于復仇這種心理活動，近代以來被學者如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引論”解釋；當代心理學與教學學、社會學、刑偵學等學科結合促進了人們對自身內心世界的認識，魔幻現實主義可以說就是人們用文學表現內心的新型文學手段。劇中司機無處傾訴他頭腦中對于殺手復仇場景的虛構，劇作者通過夢境來演繹。當夢醒之際，復仇是否成功不再重要，《撞死了一只羊》的主題得以回歸，司機終于摘下眼鏡如釋重負，他看到被撞死的羊經過和尚超度后在無數禿鷲的口中完成了天葬。

二、民族意象：從生活到哲學

民族的形成對于一個群體的生活勞動共同體而言有著豐碑性的意義。在我國主流的歷史學話語體系中，藏族人民在解放前，族群體制仍為奴隸制，并非僅僅是奴隸的存在，而是非常明確的奴隸制度。在劇中，卡車的出現就劃定了故事設定的時間上限。無論是馬路上兩個金巴的對話、司機金巴卸車放草、酒店內食客的飲酒吃肉無一不體現著具有現代化氣息了的藏族生活。極低的生產力、多夫制等成為藏族“落后野蠻”的刻板印象。但根據我國著名藏學專家李安宅先生《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中的描述，上述刻板印象并非客觀。

由于母親的地位較高，父親偏于溺愛，孩子幼年過著自由生活，成年以后又容易接近異性，工作和旁的活動，又都在唱歌的氣氛中度過，所以藏族的孩子是自然而自立的，他們都沒有創傷或抑制的經歷；來自宗教和部落道德的社會控制，來得很遲，可是無所不包，且是永遠五顏六色，使人興奮……婚事可以由父母做主，也可以自己選擇?；闀r親友聚會歡宴，但無宗教儀式。結婚既可以在宗族內，又可以在宗族外；定居可以在女方，也可以在男方。男女都可以根據情況繼承家系。只有女人的家庭，如姊妹、母親、女孩子，而無男人，同樣是個家。男女雙方發生戀愛要結婚，而任何一方的父母不同意，則可隱于朋友家中，直至反對意見消失之后。無論如何，生了孩子，則不能不承認既成事實。多夫制雖然存在，但不普遍，不像外界所認為的那樣。兄弟們與一個女人結婚，目的是不使家產分散，不是由于貧窮?；楹罂梢噪x異，是由于兩相不適，也可能因為婚姻以外有性的關系，這樣合也自由，分也自由，就不會有惡劣的影響。[2]

由此我們看到的是看重自由自然的兒童教育和婚姻觀念。劇中司機金巴的妻子去世了，他去找卸草人口中的“相好的”，也準備以一只羊相送，可見民風純補的傳承。劇中的特例在于殺手金巴，為復仇尋找兇手10年，這種特殊的生活軌跡超出了青藏高原上藏民的慣常生活。

直到今天，藏民人均GDP為全國最高，按照旅藏游客的口述，藏民桶裝牛奶潑向布達拉宮，口袋里也盡是金粉，不需外來游客的捐納。殺手金巴身上反映的是古遠游牧藏族所具有的民族特點。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因缺乏因時而變、因地制宜的農耕生產方式，其財富或說生產資料很難達到有計劃性的積累，暴富也主要依賴于劫掠。而恰恰由于搶奪帶來有悖人意的人畜傷亡等，受益者也必然出現內心的悔恨，向佛捐納成為釋放罪感的有效途徑。而“暴富意念—搶奪方式—捐納救贖”形成了游牧民族生產與宗教之間的合理邏輯。蒙藏多有依皈佛教者，也說明了這一點。而劇中司機金巴對和尚的捐納和對乞丐的施舍從現代的角度說明了宗教對于救贖現代人意外罪惡感的巨大作用。殺手金巴也信奉佛教，但其復仇旨趣卻徘徊于傳統與現代之間，其父死因極可能是由于生產資料被搶奪，由此反映出游牧民族舊有生活方式向現代性過渡所要解決的問題。

宗教在世俗者及無神論者眼中有些“秘而不宣”的意味，在各個民族的早期生活中，宗教發揮著哲學不能發揮的作用，但到了當代，哲學進步的腳步超出了宗教。中國儒家是講求入世的文化，外來佛教是注重出世的文化。前者早在先秦時期即架構出“仁禮和”三位一體的教育倫理思想框架[3]，而被藏族化的佛教始終未形諸經典，未積累出系統性的超過儒家的教育思想。對待“死”這一問題，佛教因為與儒家針鋒相對以至于我們無法立判其高低。劇中司機金巴看到被撞死的羊被禿鷲天葬，從自然中來又回到自然中去，終于摘下眼鏡開心釋懷。相比之下，對于殺手金巴的“哭之謎”，站在其追兇10年的事實上，原因更可能是“又無法報仇的遺憾”，而并非“復仇10年浪費光陰”或者“良心發現”之類的悔恨?？梢?，反映藏民的生活特色和終極哲學追問進而形成特殊電影藝術風格，分別為導演萬瑪才旦和監制王家衛的藝術追求。

三、邊緣游離：仇恨和理想的博弈

結發瘦弱的殺手金巴被善于識人的酒店女老板一眼確定為“乞丐”，滿臉胡子的司機金巴看起來也并非善類。二者均非社會上層，但仔細比較起來，前者的確是游離于社會主流之外的邊緣群體，而后者脫去滿是塵土的外套，那個時時幻想的金巴恰恰有著社會普遍大眾的特點。

無論中西古今，“金錢是否為萬惡之源”的辯論已經非常著名。在面對金錢上，殺手金巴面對女老板的詰問時拿出散亂的零錢證實自己并非乞丐，司機金巴每次都是小心翼翼清點要給出的錢，錢包中的紙幣也格外整齊；前者在吃完藏面得知瑪扎消息后直奔門外并不理會多付的零錢，后者買羊卻是屢次砍價、買包子也是埋怨“像眼睛一樣小”。如果真的說“錢是萬惡之源”，殺手不屑一顧，司機卻十分珍惜，因為司機自己認同道：“我是個跑運輸的?！?/p>

從待人的角度看，殺手金巴上車之前還十分猶豫，司機金巴在看到徒步狼狽的殺手金巴時卻熱心地施以援手。前者對歌曲、抽煙這些事情已經不感興趣，唯有談到復仇，眼神中才透露出內心的興致。面對女老板這個中介，前者除了詢問瑪扎還是詢問瑪扎，而后者，我們能夠看出他在詢問殺手金巴消息之外還有對藏式美女的“調情”之意。此外，后者的女兒對于他來說就是“太陽”，也與“我是個跑運輸的”這句自我認同相呼應。

兩人吃飯及與女老板的對話最能說明兩人生活狀態的不同。前者瘦弱，口渴之際首先要啤酒，不知還有別的牌子，不懂大瓶小瓶的區別，餓了也只是要一碗藏面。后者壯實，精打細算要小壺奶茶、兩斤肉、十五個包子，選擇百威啤酒也要問詢“為什么沒有標牌”示意“店方是否作假”。前者生硬地詢問瑪扎去處，后者卻是酒肉相待詢問瑪扎去處?？梢韵胂?，前者的尋仇之路大概阻礙重重，后者的人情世故或許可算十分純熟。

超越了生活，形而上的問題便是在兩者身上體現出的“仇恨與理想的博弈”。在英國社會學大師吉登斯所建立的經典社會學理論體系中，犯罪與越軌緊密相連，研究的重點也是性別與犯罪的關系、青少年犯罪、白領犯罪、組織犯罪和網絡犯罪[4]。殺手的復仇是一種極為小眾的民族內部矛盾引起的潛在性犯罪，基于目前情節，我們還可以判斷其為犯罪未遂。殺手其父被殺原因不得而知，但導演、編劇及監制主要希望通過犯罪這種極端的社會暴力現象來講述少數民族的邊緣群體共性。在殺手身上，觀眾在觀影之際很難有開心的情緒，相反卻是嚴肅、凝重占據了心態的主體，因為殺手的身世、形象、言行、去向都成為觀影者思考和反思的對象。而司機金巴在風沙、世俗與慢節奏的包裝下，倘無仔細的對比，我們很難發現他身上具有理想性的光環。而沒有這樣樸素的奔波者，年幼的女兒便失去了愛她的父親，《我的太陽》則流失了一位忠實的聽眾，蓄草站也丟失了一名愛崗的合作者，屠夫由此少了一個慷慨的顧客，其情人恐怕要在孤單無聊中度過一天，而作為觀影者可能也會因此沒有了觀察殺手金巴的眼睛。分析之后不難發現，司機金巴是個具有現代性特征的理想表率，這種堅毅的白日夢想家在充斥著戲謔玩笑的現代都市生活電影中，雖顯得特立獨行，但恰恰是過往歷史中奮斗者的真實倒影。

結語

為什么非要有兩個同名同姓同地位的金巴？一方面，按照電影文學“由巧成書”的慣常手法，司機聽到殺手姓名驚訝問道“誰起的”，而殺手聽到司機姓名時同樣問道“誰起的”，以電影人物的發問來代勞觀眾的心理活動，兩個金巴的設計無疑會縮短觀眾和人物的距離。另一方面，“兩個金巴”也有著極為基礎的現實。不僅僅是西藏，以語音文字為第一母語的地區往往有較多同名者，這種“相同發生率”極為普遍，遠遠高于漢語使用地區。由于象形文字取材于氣候、天文、生物，加之象形文字對我國漢字的重大貢獻，依靠大量圖形文字的漢字在這種姓名“相同發生率”上便大大降低。例如，兒童看外國電影會發問為什么這么多“湯姆”“杰克”，而中國電影卻少有這種情況。語音文字在意象的使用上就會有“趨吉避兇”的后來構建規律，即人們口耳相傳，“Helen”“Amma”便往往有偏重“真善美”的祝福意義。例如劇中金巴，即佛所起。

劇中酒店女老板的臺詞非常值得玩味。倒放電影，酒店女老板實際上首先遇到了殺手金巴，在其第二次詢問鎮上是否有個瑪扎時，女老板才提到確有其人。在商人的眼里，乞丐不值得施舍。而第二次司機金巴詢問是否有個瑪扎之前，他先是用刀割下一片肉問女老板“好不好吃”，女老板低下頭無奈地笑了，搭腔說謊道：“好吃?！币话愣?，做餐飲生意的店家即使常以店里餐食為自家起居所用，也不會有“好吃”這種享受性的評價。司機金巴只是問有無瑪扎并示意女老板說說此人情況，女老板很有可能第二次撒謊，“兩年前來到這里，心事重重，看起來不準備常住”。而真正的瑪扎及其家庭現身后，我們看到的是蒼老無欲、一家祥和穩定的鏡像。女老板的話是推動司機金巴進一步必須找到瑪扎的原因。

司機金巴為什么必須找到殺手金巴一看究竟呢？這與“撞死了一只羊”有什么關系？可以確定的是，司機金巴是一個平凡的勞動者，并非英雄式的人物，所以在與殺手金巴蓄意復仇的對比之下，電影寫他理想的一面的確存在。但人性的復雜遠不是僅有仇恨的驅使和理想的引領這樣簡單。司機金巴再次尋找瑪扎和殺手金巴是在他看到被撞死的羊得以天葬之前，這一推斷可以證明其情人所道“司機不行”原因主要是，殺手金巴及其復仇成功與否牽動著司機金巴的心緒。劇中僅僅顯示了禿鷲將被撞死的羊分而食之的場景，這一幕到底是否為司機金巴所看也并不十分確定。乞丐得到，200元幫助金巴拖著羊進行天葬，但考慮到禿鷲聞訊而來的速度和金巴尋找瑪扎的時差，導演最后給觀眾的天葬場景是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夢境般的天葬。失手撞死的羊得到了最終的超度，途中得知一個人可能被殺死也最終查明真相，司機金巴的內心才得以安生。

撞死了一只羊，羊無法復仇；殺手的父親被殺害，他卻要復仇。電影所帶來的反思具有極大的社會廣泛性，游牧式的生產生活方式遠不如大陸內部的都市安居生活。在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之下，邊遠山區的邊緣群體甚至鬧市區內的底層群體都開始走入主流人群的視野之內。本劇以其藏式復仇的神秘性而別具一格，但導演、編劇和監制并不會僅僅為了演繹神秘性而獻身電影藝術，在其背后有巨大的社會憂思。推動民族之間的對話和互動，鼓勵不同階層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或許能為減少本劇殺手金巴的不幸和增加司機金巴的福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陳光孚.“魔幻現實主義”評介[ J ].文藝研究，1980（5）：131.

[2]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 M ].商務印書館，2015：16-17.

[3]韓博韜，何振科.先秦儒家教育倫理思想框架探析[ J ].唐都學刊，2016（1）：20.

[4]吉登斯，薩頓.社會學（第七版）[ M ].趙旭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898-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