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湖南人的精神

陳先樞

什么是湖南人的精神，早在近百年前，陳獨秀先生就給了我們答案。1920年，陳獨秀在《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文中寫道：“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論楊度為人如何，卻不能以人廢言。湖南人這種奮斗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干云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文章結尾繼續寫道：“不能說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松坡，已經是完全死去的人，因為他們橋的生命都還存在。我們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歡迎他們的奮斗精神，歡迎他們奮斗造橋的精神，歡迎他們造的橋，比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松坡所造的還要雄大精美得多?！?/p>

湖南人這種“奮斗造橋”的精神具有明顯湖湘地域特色。湘人精神的地域特色無外乎源于兩種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環境，二是社會環境。唐代韓愈在《送廖道士序》中說：“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最。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中州清淑之氣于是乎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扶輿，磅礴而郁積”，“意必有魁奇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劉禹錫在《送周魯儒序》中也說：“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薄扒寤鄱摹奔仁呛嫖幕奶卣?，也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之一。韓、劉所說指的就是自然環境對湘人精神的影響，所謂地靈人杰是也。

至于社會環境對湘人精神產生的影響，可追溯到楚人的性格。楚人似乎有一種勵精圖治、自強不息、剛毅執著的精神。楚被秦滅亡，楚人還發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漢之際，屈原、賈誼先后流寓湖湘，使楚人精神更加得到發揚。以“經世致用”和“倫理踐履”為主要特征的湖湘學派產生在南宋以長沙為中心的潭州，它與楚人的精神一脈相通。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人》一書中說：“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后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苯篮厦耧L強悍，士人性格堅毅，勇于任事，敢于犧牲，正是遠古楚人文化精神的近代回聲。

在這種自然條件和社會基礎大背景下形成的湘人精神，即“奮斗造橋”的精神，有著共同的精神特質，即心優天下、不怕犧牲的愛國情操，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敢為人先、兼收并蓄的創新精神，勇于任事、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

一、心憂天下、不怕犧牲的愛國情操

古代的湖南被視為蠻夷之地，許多有著憂國憂民胸懷、治國安邦抱負的政治家和學者，在政治上受到誣陷或打擊時，往往被貶謫、流放到湖南。他們在這里所寫的詩文，往往都是抒發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理想抱負;他們的際遇充滿了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令人激憤的悲壯色彩。

湖南作為屈原、賈誼的“傷心”之地，湘人精神從初始就帶有一種悲壯、憂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國最早的知識分子骨子里的參政意識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屈原在《離騷》寫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他求繩墨與規矩于正道，寧死也不茍合求榮。屈原懷沙自沉百余年后，又一位政治家兼文學家賈誼被貶謫長沙。他上《治安疏》批評政治，寫《過秦論》分析秦之成敗得失，其憂國之心，不在屈原之下。他在長沙寫下了漢賦名篇《吊屈原賦》，以屈原的遭遇自比，抒發胸中的憤懣。

自屈賈之后，憂患意識一直是湖湘歷史文化的主流。東漢末，“天下起兵誅董卓”，是“長沙子弟最先來”（唐呂溫《陽人城》）。東晉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記》描繪了一個小國寡民的世界，沒有統治，沒有剝削，以自給自足的農耕生活為基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士大夫心中的“烏托邦”。

唐代因參與“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為永州司馬的柳宗元，在永州關心民間疾苦，多施善政，并將自己的政治抱負蘊涵在詩文中，以致“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柳宗元字子厚）為師”（《柳子厚墓志銘》）。

宋代范仲淹寫的《岳陽樓記》，對湖南人的影響更大。文中提出，有抱負、有理想的“仁人”不應以自己的得失為重，以個人際遇和環境的變化而悲、而樂，而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君子的崇高風范超越個人的狹小精神世界，不論升降進退都不忘天下黎民與社稷?！跋忍煜轮畱n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成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行為準則和座右銘。岳陽樓成了先憂后樂的精神象征，激勵了歷代湖湘士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

南宋的湖湘學派在政治上更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極力主張抗擊金軍，收復中原。胡宏（早期湖湘學派創立者之一）一身正氣，視富貴如浮云，寧可隱居衡山過清貧的生活，也不與主張妥協的秦檜往來，拒不接受秦檜的召用。張栻把抗金復仇作為政治大綱，在他的影響下，不少湖湘學子投筆從戎，奔赴抗金戰場。在抗金活動中，湖湘學子堅決反對“和戰之念雜于胸中”，主張抗金復仇。

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在決定中國政治命運的關鍵時刻，對待生與死的抉擇，湖湘先賢大義凜然，慷慨悲歌。南宋末，元朝數萬大軍圍攻長沙，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李芾率全城軍民死守3個月，直到矢盡糧絕。城破時，李芾全家19口從容自盡。在岳麓書院讀書的數百學子，與元軍展開了搏殺，大部分獻出了生命。明末清兵入關，明朝覆亡，時任明代岳麓書院最后一任山長的吳道行，悲憤不已，痛不欲生，他“望闕痛哭展拜，輿歸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國。在清政府起兵收復新疆的偉大戰爭中，又是“湖湘子弟滿天山”。統率湖湘子弟，“輿櫬出關”的是69歲高齡的左宗棠。他還是在20多歲窮困居家時就寫過一副對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雄心壯志已溢于紙上。

清末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以鮮血和生命實現了維新圖強的誓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迸R刑之前，他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一批批湖南人沖鋒在前?！盀樗娜f萬人爭人格”（蔡鍔語）而甘愿犧牲自己生命的湖南人前仆后繼，層出不窮。唐才常發動自立軍起義，最后英勇就義;陳天華、姚宏業、楊毓麟、彭超、易白沙為了喚醒民眾而蹈海、投河殉國;禹之謨在臨刑前絕筆遺書中說“軀殼死耳，我志長存”;黃興發動黃花崗起義，斷指猶戰，勇往直前;宋教仁成為為“憲政”而犧牲的第一人;毛澤東一家為革命犧牲了6位親人，等等。僅從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收錄存冊的湖南革命烈士就有近10萬人。

湖南歷代賢哲倡導的這種“心憂天下，不怕犧牲”的養心、治身、經

邦、濟世的道德規范，對湖南人的精神和社會風氣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

黃興

二、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

楚先民在早期的發展階段，就孕育了強烈的事業進取精神。屈原放逐沅湘，始終念著富國強民。為解救祖國的危難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逼鸪修D合，千載而下，湖湘士子發揚光大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煉出湘人精神的基本內核——經世致用。

湖湘學派產生之際，南宋正處于內憂外患之秋，湖湘士人蒙受了一種家破國亡的屈辱感外，還多了一層民族文化的危機意識，因而認識到提倡經世致用，既是為了“經邦濟世”，也是為了挽救理學自身。南宋形成的以“湖湘學派”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它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把傳習理學的學術教育活動同經邦濟世、解危救難的強烈經世愿望緊密結合在一起。胡安國以《春秋》為“經世大典”;胡宏主張“以仁致用”;張栻強調“知行并發”，無不出于現實的需要。 湖湘學派自宋代發軔一直倡導“求仁履實”。首先表現為重視人才的品德、操行、性格、情感、意志等素質的磨礪和塑造。湖湘學派第二代大師胡宏便把“有體”作為培養人才的標準。謹守倫理道德規范，謂之“有體”。其次表現為推崇“治事”能力和才干的培養。湖湘學派第三代大師張栻更強調教育應培養能“傳道濟民”的人才。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至潭州，興學岳麓，頒布了有名的《朱子書院教條》，使岳麓書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學規。在教學宗旨上，朱熹反對當時官學中“務記覽，為辭章，釣聲名，取利祿”的流弊，反復要求“講明義理”，進而提出“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作為實際生活和思想教育的準繩，尤其著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復禮、道德自律等道德修養原則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學的精髓。清乾隆年間岳麓書院山長羅典歸納并提出了“堅定德性，明習時務”的教育方針，完整地表述了上述兩重含義。

在理政方面，湖湘士子也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談道學者比也”。其中有敢于直言規諫的朝臣彭龜年;有善理政事財務、成功治理通貨膨脹的“通務之學”陳琦;有熱心發展生產、關心人民疾苦的良吏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張栻在《岳麓書院記》中提出的“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在他的弟子中得到了實現。

明末清初，從岳麓書院走出來的王夫之，又把經世思想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王夫之本以反清復明為頭等大事，在舉兵起義、出仕南明的政治斗爭失敗后，才歸隱山林，發憤著述，以表達自己的經世致用之志。他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氣、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礎上，提出“天下惟器”，“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的唯物自然觀，從而抑制了理學走向空疏和虛誕，適應并推動了實學思潮的發展。

到近代，湖湘經世學派發展到了巔峰。魏源首開近世風氣，在學術上復興今文經學，打破舊漢學板塊而為新學;在政治上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使湖湘學人從此走出封閉，睜眼看世界。魏源還受當肘湖南經世派代表人物賀長齡之托，主持編撰了巨著《皇朝經世文編》。魏源以實用、經世為主旨，選取清代200多年間的論學、論洽文獻2000多篇，編成120卷。此書刊行后，數十年間風行海內，湖湘士子更深受影響，促進了經世致用思想的發展。

湖湘經世學派倡導“倫理踐履”，強調自身道德修養的力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修身”是為前提。曾國藩家書云：“近來帶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之茍取，但求自己不茍取?！痹S多湖湘學子都像曾國藩那樣清修內省，嚴于自守，以“從人間問四方事”來培養自身的人品。這種以廉正為榮，以清貧為高，出污泥而不染的自恃心態，是造就湖湘人才的內在動力。曾國藩承“桐城派”遺緒，自開“湘鄉派”士風，形成龐大的“書生領兵”集團。從這一集團分離出來的郭嵩燾和曾紀澤，走出國門，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成為中國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梁啟超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時，才24歲，血氣方剛，情感橫溢，親自制定了《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日“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這10條學約雖已明顯含有學為維新圖強服務的思想，但其要領仍是“倫理踐履”，充斥著儒家的修身治學精神。他認為要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首先要養心、治身。

“實事求是”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傳》，但之后千余年間卻不見經傳。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湖南巡撫卞寶弟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提出“實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1914年湖南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賓步程將“實事求是”4字書刻成大匾，懸掛在岳麓書院。后來，毛澤東對“實事求是”進行改造，“一切從實際出發”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靈魂。

時務學堂的教職員合影

三、敢為人先、兼收并蓄的創新精神

湘人精神是在湖南原住民文化（揚越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吸納以中原文化為主的外來文化（楚文化）而形成的。

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后，湖南有過多次外地部族或民眾的大規模遷入。首先是在5000多年前從炎帝、黃帝、蚩尤直到堯、舜、禹時代的大遷徙。湖南地區古老傳說認為蚩尤的原居住地在南方，即今湖南中部至湘西一帶。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領，傳說中九黎族的勢力非常強大，逐漸向黃河下游發展。此時，起源于黃河中上游陜甘高原的炎帝、黃帝兩大部落集團也先后向東發展。炎帝、黃帝、蚩尤三大部落集團為爭奪土地，連續爆發多次戰爭。在華北平原的涿鹿，九黎被黃帝和炎帝部落聯盟打敗，蚩尤被殺。九黎部落大部分向南遷徙到湖南等地定居，成為三苗。古代以“三”為“多”，說明是眾多的民族集團。至今湖南保留了許多關于蚩尤和三苗的傳說、古歌和習俗。苗族是三苗的后裔，奉蚩尤為始祖。蚩尤與炎帝、黃帝同是中華民族的始祖。

在北方，黃帝與炎帝又發生戰爭，炎帝部落戰敗，在其首領的率領下，一部分人也南遷到湖南。炎帝在湖南留下更多遺跡和傳說。炎帝神農氏晚年到南方巡視，一面了解民情，一面嘗草采藥，為百姓治病。典籍中還有炎帝建“長沙厲山國”的說法?！肚G州記》說：“神農生于隨縣厲山，就都于長沙，死葬茶鄉?！辈栲l即今炎陵縣鹿原陂。據考證，至少在西漢以前這里就建了陵墓。宋乾德五年（967年），太祖趙匡胤詔令在陵前建廟奉祀。此后，歷代人前往謁陵拜祖，香火不斷。

堯、舜、禹時代，三苗勢力強大，成為北方華夏族的勁敵，舜、禹都曾統帥大軍向南方進攻，攻打三苗。相傳舜南巡時途經一處，但見山清水秀，風光綺麗，頓覺心曠神怡，命人奏起韶樂，引來鳳凰翩翩起舞。這個地方后來就叫韶山?！妒酚洝份d，舜死之后，葬湘南九嶷山。馬王堆出土的西漢湖南地圖上還標有陵墓的具體位置。舜的二妃娥皇、女英聞舜的死訊趕來，至洞庭湖君山，波橫路斷，慟哭不已，淚水滴灑在竹上，留下斑斑痕跡，形成斑竹。至今君山仍有湘妃墓、湘妃祠。舜帝給湖南帶來了新的道德文化。

大禹在湖南也留下許多遺跡和傳說，如衡陽岣嶁峰上有最早的禹碑，禹穴是大禹藏書之處。

此后，夏、商、西周王朝的勢力也都達到湖南。到春秋戰國時期，以江漢地區為中心的楚國疆域日漸擴大，稱霸中原，南征洞庭湖以南，將這里納入自己的版圖100多年。楚國強制江北小邦和方國南遷，如將羅子國、糜子國、鄖、庸的遺民分別遷到今天的汩羅、岳陽、茶陵、大庸（張家界）等地。楚國勢力占據湘江流域的一些戰略要地，迫使大批原住民向西、西南的山地遷徙。

秦漢以后直到元朝，中原地區進一步成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成為政治、軍事爭斗較集中的地方。北方中原地區，戰爭連年，水旱災害不斷，民眾大量死于兵災和饑荒。相對而言，湖南戰亂較少，社會比較安定，被看作偏遠荒蠻之地或“世外桃源”，又有較好的進行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因此，自漢末開始，北方人大批往南方逃亡，不少人到達湖南。湖南江湖平原的楚人、巴人等一些原住民又逐漸被迫退到西南山區，和那里的原住民一起，成為后來苗、瑤、侗、壯、土家等族的先民。他們一直保持著本民族的特色和獨立性。江湖平原地區則逐漸成為以北方移民為主的聚居地，成為漢民族的成員，融合了原住民和外來移民的文化特征。

元末明初，湖南遭到連年戰禍，原住民大量往西逃亡到四川、貴州。明朝實行招誘流亡和移民墾殖政策，相鄰省份的人絡繹向湖南移民。據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統計，先后從江西遷入的達324族，占外省人的63.1%。明末戰亂，湖南各州縣又廣遭蹂躪，后又經歷三藩之亂，長沙一帶被殺“數十萬口”，白骨遍野。清朝順治、康熙到乾隆年間，多次頒布“招民開墾”諭旨，于是大量江西移民再次進入湖南。民間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說法。

歷史學家林增平先生曾說過，大凡離鄉背井，前往他方的移民，“一股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開拓意識，自立自強和勤奮創業的精神”。幾千年的變遷，使湖南成為以漢族為主、多民族共存的地方。先遷徙到湖南的外地移民，對后遷入者來說，也成了原住民。他們一次次帶來外地域、外民族的文化，一次次進行文化交流與融合，使這里既保留了本地的文化特色，又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在學術思想、理論思辨上，有儒學、佛學與道學，理學與心學等不同學派的溝通與融合。北宋周敦頤的理學思想就是以孔孟儒學為正統，兼收道、佛思想。南宋“朱張會講”則是湘學與閩學的交流與相互借鑒、吸收。清初王夫之博采眾長，而集大成。到近代，湖南士子又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文化，從而成為多元一體、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

在湖湘文化發展的歷程中，一些代表人物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有的如屈原、賈誼、柳宗元、胡安國、胡宏、張栻等是外省籍人士，受湖南地域文化的影響后才閃爍出新的思想光芒;有的如陶澍、魏源、曾國藩、郭嵩燾等湘籍人士，則是以湖南的本土影響為根基，在省外甚至國外吸收新的思想后，豐富了湖湘文化的內涵。由此可見，湖湘文化正是在湖南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基礎上與外域文化相碰撞、相結合的產物。

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在四次重要的歷史時刻出現過影響重大的思想理論大融合。第一次是在宋代，儒學吸納佛、道思想，形成新的儒學即理學，其開創者是道州人周敦頤。第二次是清初，衡陽人王夫之集中國古代文化之大成，總結和發展了中國歷史上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使唯物辯證法思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次是鴉片戰爭前后，邵陽人魏源學習西方以商立國和民主政治，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第四次是湘潭人毛澤東，提出和實踐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四次思想理論大融合、大創新的先驅竟然都是湖南人。

四、勇于任事、不屈不撓的斗爭意志

勤勞勇敢、艱苦質樸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湖南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從湖南的地域特點和民眾源流的視角來考察，便可明了這一傳統形成的必然性。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湖南地處云貴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嶺山脈向江漢平原過渡地帶，東、南、西三面高山，中部丘岡起伏，山丘占全省面積的80%，北部為湖泊平原，地勢呈朝北開口的不對稱馬蹄形。冬季從西北南下的干冷氣流長驅直入，而夏季從海洋來的暖濕氣流受阻，全省冬冷夏熱，春溫多變，夏秋多旱，嚴寒期短，暑熱期長。這種地理和氣候環境，一方面有充沛的雨量、發達的河網、茂密的森林、湖河谷地肥沃疏松的土地、豐富的動植物和魚類資源，為遠古人群的采集、漁獵和以后發展農耕及牲畜飼養提供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陡嶺險峻，群山阻隔，更遠離海岸，與外界交往困難，加之變幻莫測的風云、滔滔的洪水，又給人們的生存帶來種種艱辛。

歷代遷入湖南的大批居民，來到荒蠻之地，不避艱險、歷盡艱辛，他們披荊斬棘，百折不撓，其“篳路藍縷”的精神在遷徙過程中和在新的生活地域得到增強。

在最早遷入湖南地區的移民中，蚩尤族的影響是巨大的。蚩尤英勇善戰，是最早的兵器制造專家。蚩尤雖在與黃帝的爭斗中戰敗被殺，但他在戰爭中威風赫赫的英雄形象，長久地流傳在民間，被后人奉為“戰神”并加以祭祀。苗拳、湘中新化等地的梅山武術，相傳都源自于蚩尤。

湖南人不服氣、不服輸的倔強性格在知識分子身上又有其特色。王夫之抗清失敗后，眼見清朝統治者對漢人和其他民族的殘酷殺戮，悲憤不已，發誓“頭不頂清朝的天，腳不踩清朝的地”。他住在衡山縣湘西草堂一心著書立說，很少出門;如若出門，必手打雨傘，腳穿一種高跟木屐。

清代名臣陶澍

清代名臣陶澍是勇于任事的典型，他倡言“通經學古而諸致用”，“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在安徽巡撫、兩江總督任上，陶澍將自己一貫強調的“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的主張付諸實踐。他大力整頓吏治，興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鴉片，倡導文教，改革鹽政漕運，推行銀本位制，經世功績卓越，成為一代名臣。他在道光四年（1824年）洪澤湖決口，運河漕運受阻影響京師糧食供應的情況下，從實際出發力排阻力啟用海運，不僅節約了巨額運費，又避免了人員傷亡，為清政府改漕運為海運創造了良好的開端。他改綱鹽制為票鹽制，無論何人，只要照章納稅，均可領票銷鹽，從而廢除了鹽業專商，將官營改為商營，使清政府的鹽稅收入得到了保障，開創了中國鹽政的新局面，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清光緒二年（1876年）春，陜甘總督府三聲炮響，以10000多名湖湘子弟為主力的步兵、騎兵、炮兵隊伍，浩浩蕩蕩出發，西出玉門關，向新疆挺進。當時，境外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立為王，宣布獨立，實行奴隸制度，荼毒漢、回、維吾爾等族人民。沙俄趁機占據伊犁。在軍機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下，朝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收復新疆。此時，清廷國庫空虛，財政拮據，軍費需要左宗棠自己解決，還要面對政敵的攻訐。但他決心冒著政治、軍事風險，踏上收復新疆的征途。左宗棠統帥著“老湘軍”及豫軍、蜀軍等共約7萬人馬，經過5年多的艱苦斗爭，于光緒七年（1881年）將新疆收復。

近代以來，湖湘人才以聯袂而起、結群而強著稱于世。先后涌現六大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人才群體：以陶澍、魏源、賀長齡等為代表的經學主變派;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理學經世派;以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楊毓麟、熊希齡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焦達峰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譚延闿、楊度、劉人熙、符定一等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以及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等為代表的新民學會派。各個人才群體內的成員，在政治上、學術上觀點比較接近，相互間交往密切。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體在中國近代社會舞臺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做出了各自的貢獻。

清嘉慶道光（1796-1850年）年間，以長沙岳麓書院陶澍、魏源為首的經學主變派高揚南宋湖湘學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經世致用”之學，把知識界從漢學訓詁中解脫出來，去探討改革弊政、拯救危機的現實問題。這種學風影響到整個近代的湖湘學子。湖南近代人才輩出，陶澍稱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賀長齡曾是他的下屬，魏源在他幕中達14年之久。張佩綸贊其為“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頭。

曾國藩興辦湘軍，使晚清一度出現了“中興”的局面。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政治、軍事舞臺的主角。整個湘軍系統中位至總督者15人，位至巡撫者14人。

從清道光到民初，長沙籍的大臣、尚書、總督、巡撫、都督就有20多人，如譚繼洵、譚鐘麟、勞崇光、張百熙、瞿鴻褸、譚延闿、黃鉞、孫道仁等等。兩江總督是清王朝極為重要的官位，它管轄著當時的江蘇、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財賦的主要來源。近代兩江總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去了9位，他們是陶澍、李星沅、曾國藩、劉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國荃、魏光燾、李興銳。

湘籍開國領袖將帥與歷史名人震撼群雕

清末維新運動，湖南是最開風氣的省份。大批熱血青年聚集省城長沙，在湖南巡撫的支持下，開學會、興學堂、辦報紙、辟輪運、建工廠，搞得轟轟烈烈。維新志士中救國最堅定、最富犧牲精神的是湖南人，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林圭、秦力山等都為救國圖強獻出了生命。

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頭陣。同盟會的創會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達20人，其中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是主將。1905年同盟會成立的頭兩年，有會員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會人數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爭中和后來的反袁護國斗爭中，許多湖南志士為國捐軀，如蔣翊武、劉道一、陳天華、禹之謨、焦達峰、陳作新、黃興、蔡鍔等，他們多長眠在長沙岳麓山的蒼松翠柏之中。孫中山在評論湘籍志士時說：“革命軍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像這樣的戰爭，是非常的戰爭，不可以常理論。像這樣不可以常理論的事，是湖南人做出來的?！?/p>

清末君主立憲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體。長沙是20世紀初全國最早發起立憲請愿運動的地方，是全國立憲派的重要基地，這與當時長沙聚集著大批向往開明憲政的知識分子不無關系。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物，如譚延闿、楊度、劉人熙、符定一等，確實是一群“曠代逸才”。他們不僅推進了近代中國反封建的民主化進程，而且對發展湖南教育事業做出過巨大的貢獻。

到民國以后，長沙涌現的政治、軍事名人就更多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前期，黃埔軍校1至5期共有學員7399人，其中湖南青年2189人，占1/4強。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在十大元帥、十位大將和57位上將中，湖南籍的元帥有3人、大將6人、上將19人。以“燦若群星，輝映神州”來形容這一人才集中的情況實不為過。

近代湖湘人士勇于任事、不屈不撓的精神為何如此強烈，與湖南人的性格有關。關于湖南人的性格，《史記》稱其“驃悍”，《隋書》謂之“勁悍決烈”，陳寶箴日“好勝尚氣”，長沙人章士釗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勢之順逆，人之毀譽，不遑顧也”。

這都表明湖南人確實具有一種卓躒敢當、剛勁篤實的特殊性格。直到當代，這種性格仍未改變。歷史證明，大凡湖南人只要認準了一個目標，有了一種思想主張，就不會輕易改變，這是近代湖南名人輩出的一個特殊的原因，也是湖南人能形成“奮斗造橋”精神的一個特殊的原因。

摘編自《文史拾遺》，本文參考了文選德、田伏隆主編的《湖湘文化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