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村民感知的旅游扶貧效應研究
——以郝堂村為例

高榮麗

（信陽職業技術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鄉村旅游扶貧涉及面廣，不僅從微觀層面影響貧困農戶的生產生活，更是從宏觀層面對區域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由于郝堂村旅游扶貧起步較早，旅游扶貧的帶動效應較為明顯，現已成為信陽鄉村旅游發展的一張名片。通過旅游扶貧開發帶來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改善和文化環境的變化，是能夠看得見和摸得著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旅游扶貧效果。但每個人由于個人利益和視角的不同，對扶貧效應的感知程度不同，最終導致旅游扶貧的支持率和參與意愿各不相同。因此，從居民的主觀感知入手，進行研究郝堂村村民對旅游扶貧效應的感知，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一、郝堂村旅游扶貧發展簡況

在沒有發展旅游業之前，郝堂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農業收入和外出打工的收入，2009年該村人均年收入為4000元左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2009年，郝堂村在全國率先實行了以養老資金互助社為載體的“內置金融”實驗，用金融為杠桿撬動郝堂村的建設，破解了農村發展的融資困境。

2011年，政府把郝堂村作為可持續發展實驗村，在交通、水利、扶貧等領域累計投入超過2000萬元，強化了基礎設施建設，并陸續引來專家團隊介入郝堂村的改造試驗，為郝堂村的快速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智力支持，使得郝堂村的面貌煥然一新。2012年，郝堂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約7000元，已接近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的水平，比建設之初增長了75%。到了2013年，建設效果凸顯，在景觀環境、生活條件、鄉村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開始連續榮獲各種殊榮。借助于媒體宣傳，郝堂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開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隨著游客越來越多，郝堂村旅游業開始發展起來，大多外出打工的青年均選擇了返回郝堂村，投身建造農家樂等旅游接待設施、銷售農副產品。到了2014年，全村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元。2018年，郝堂村在清明節、五一、端午節等節假日，日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左右，此時，全村70%以上的人均收入是來自于旅游收益。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旅游創收逐漸占據了郝堂村村民收入的絕大部分，鄉村旅游在郝堂村扶貧工作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對郝堂村村民主觀感知的旅游扶貧效應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法。為確保量表設計的科學性和有效性，首先通過文獻梳理，提煉和總結其他學者在旅游扶貧效應研究中的測量量表，在借鑒一些較高信度和效度的經典量表的基礎上，設計出旅游扶貧效應指標評價的量表。再經過征求多名鄉村旅游研究專家的意見，逐步修改完善后形成最終的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含樣本個體基本信息、積極效應感知、消極效應感知、態度與意愿共四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樣本個體基本信息，包含了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方面；第二部分是積極效應感知，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微觀個體等方面；第三部分是消極效應感知，包括物價水平、收入差距、生活習性及生態環境等方面；第四部分是支持和參與意愿。題項的量表設置選擇了傳統的李克特5級量表。

（二）范圍選取及資料收集

以郝堂村當地居民為調查對象，考慮到該村旅游扶貧參與主體的多樣性，調研過程中選擇了少量居住在郝堂村的外來經營者和員工。問卷形式以電子問卷為主，配合少量的紙質問卷表。在調研過程中進行一定的解釋和訪談，確保居民答卷的準確性。此次調查問卷設計樣本容量330份，回收298份，回收率達90.30%。剔除信息不完整和答題明顯失真的問卷，有效問卷285份，有效率達95.64%。

（三）問卷分析

從性別結構看，男性占42.8%，女性占57.2%，女性相對而言比男性更為積極熱情接受問卷調查；從年齡結構看，26-60歲的中青年年齡段屬于投入旅游扶貧開發的主要群體；從受教育程度看，郝堂村民總體學歷水平不高，并且村里開發時間晚，產業體系和就業環境不太成熟，很難吸引本村大學生返鄉和外地高學歷人才前來就業；從收入水平看，大多數受訪者的月收入水平在4000元左右，基本上與當地收入水平吻合。

三、結果分析

（一）樣本扶貧效應感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通過對扶貧效應感知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直觀地了解相關因素所蘊含的重要特征。

統計結果顯示（附表1），積極效應得分較高，消極效應得分較低。從均值的分值比較來看，在積極作用感知中，平均分最高前5個題項分別是第1項、第2項、第5項、第6項以及第14項。高分題項主要集中在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方面；在消極效應感知中，高分的前3個題項分別是第17項、第18項以及第21項。說明當地居民比較關注旅游開發對當地物價、公平、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等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

表1 性別的獨立樣本T檢驗

表2 不同年齡段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表3 不同文化程度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表4 不同收入水平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從標準差和變異系數來看，變異系數最低的第一項，說明當地村民對旅游扶貧的經濟效應均有感觸，認同度較高。

（二）方差分析

本研究以郝堂居民的人口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分析居民在性別、年齡、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等方面不同的特征對社會環境效應、經濟效應和消極效應的感知影響。主要用到獨立樣本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

1.性別的獨立樣本T檢驗

根據不同性別的居民，運用獨立樣本T檢驗的方法，結果如表1所示。

分析結果顯示（表1），在經濟效應方面，男方均值大于女方均值；在社會環境效應方面，男性均值小于女性均值；在消極效應方面，男性均值大于女性。因此，不同性別的居民在經濟效應、社會環境效應、消極效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2.不同年齡段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將年齡分為18歲以下、18-25歲、26-40歲、41-60歲、60歲以上共五個階段，確定不同的年齡段對社會環境效應、經濟效應和消極效應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分析結果顯示（表2），不同的年齡段對經濟效應的感知度為0.148，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不同年齡段的對社會環境效應的感知度為0.219，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不同年齡段對消極效應的感知度為0.027，小于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因此，不同年齡段對經濟效應和社會環境效應的感知滿足方差齊性，且均存在顯著的差異，但不同年齡段對旅游扶貧的消極效應感知沒有顯著差異。

3.不同文化程度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本研究將文化程度劃分為初中及以下、中?；蚋咧?、大專、本科及以上四個層次。

分析結果顯示（表3），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對經濟效益的感知度為0.950，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對社會環境效益的感知度為0.042，小于顯著性水平，拒絕原假設；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對消極效應的感知度為0.936，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因此，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在經濟效應和消極效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但在社會環境效應方面差異不明顯。

4.不同收入水平的單因素方差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表4），不同收入水平的村民對經濟效益的感知度為0.168，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不同收入水平的村民對社會環境效益的感知度為0.709，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不同收入水平的村民對消極效益的感知度為0.392，大于顯著性水平，不拒絕原假設。因此，不同收入水平的村民在經濟效應、社會環境效應和消極效應三個方面均存在顯著的差異。

5.相關分析

問卷運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對居民的扶貧支持和扶貧參與跟代表扶貧效應公因子中的經濟效應、社會環境效應和消極效應進行相關分析，選取雙側顯著性檢驗，判斷各個變量間是否具有線性相關關系（見附表2）。

在0.01顯著性水平上，根據旅游扶貧支持意愿與扶貧效應的相關性矩陣（附表2）表明，扶貧支持意愿與經濟效應、社會環境效應都為正相關關系，與消極效應為負相關關系。說明經濟效應和社會環境效應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居民的旅游扶貧支持態度。

在0.01顯著性水平上，根據旅游扶貧參與意愿與扶貧效應的相關性矩陣（附表3）表明，扶貧參與意愿與經濟效應、社會環境效應都為正相關關系，與消極效應為負相關關系。說明經濟效應和社會環境效應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居民的旅游扶貧參與意愿。

四、研究結論

主觀感知效應評價結果表明，當地居民對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的感知最強，對旅游扶貧開發表示積極響應和參與，而以提高物價和生活成本、拉大收入差距為代表的消極效應普遍存在；不同年齡段對旅游扶貧的消極效應感知沒有顯著性差異，不同文化程度的村民在社會環境效應方面差異不明顯。除此以外，不同性別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對旅游扶貧效應感知均存在顯著的差異；通過相關分析發現，旅游扶貧的支持和參與意愿跟經濟效益和社會環境效應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消極效應的負相關關系不明顯。

依據以郝堂村為樣本的旅游扶貧效應評價，總結了郝堂村旅游扶貧中存在的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有：村民文化程度不夠高，旅游業自身的特征影響，社會分配機制欠完善，缺乏有效的市場監管等。據此，可以遵循以村民為中心、多元協調、高質量發展的原則，通過統籌兼顧、因地制宜，加強旅游市場社會化治理，深化旅游精準扶貧力度，拓寬營銷渠道等路徑予以優化。

附表1 扶貧效應感知的描述性統計

附表2 旅游扶貧支持意愿與扶貧效應的相關性矩陣

附表3 扶貧參與意愿與扶貧效應的相關性矩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