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律規制下的高校校園新媒體

于洋

[關鍵詞]新媒體;青年亞文化;行政權力;法律規制

引 言

校園新媒體肩負著思想引領和校園文化建設等重要職能，在擴大學校影響力、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發展高素質人才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目前在嚴格的行政管控與不健全的法律等規制下，如何使得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持續發揮優勢作用成為重要難題。

互聯網信息技術迅速發展，智能手機得到普及，新媒體技術也蒸蒸日上，新媒體信息傳播滲透于大學生日常的生活學習之中。校園組織代表廣大學生權益、心聲，新媒體技術的日益發展為組織的服務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途徑，但同時也對其服務水平、服務內容有了更高的標準。校園新媒體信息生產關乎內外，如何在社會主義新時代下，把握好潮流動態的同時生產廣大同學喜聞樂見的信息，對良好校園文化氛圍塑造、幫助學生成長成才至關重要。

然而，作為主流媒體的追隨者，校園新媒體主要由在校學生承擔起運營工作，信息生產過程不僅要考慮到上級的指示，還要貼近青年學生，這種“上有老下有小”的標準讓校園新媒體信息生產過程中充滿了阻礙。

一、校園新媒體的發展現狀

2019年3月28日，騰訊微校與浙江大學聯合舉辦“中國校園新媒體創新力峰會”，發布了《2019校園新媒體觀察報告》，報告了目前我國高校新媒體發展狀況和學生群體新媒體的使用情況，呈現出當代高校的“微”生活。目前校園新媒體是學生們獲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其傳播效率高而且互動性強，深受青年學生群體的喜愛。據統計，截至目前高校開設的公眾號總量已超過45萬個，各高校立足于打造微信公眾號矩陣，塑造各高校的形象和品牌。高校新媒體的運營主體主要分為學校官方賬號、學生自治組織賬號和校園自媒體賬號3類，其中學校自媒體公眾號數量最多，占比47%;學校官方公眾號傳播效果最好。分析比較三年數據發現，在平均單篇閱讀數上，校園官方公眾號的增長最多，校園自媒體次之。本文主要討論學生自治組織新媒體。

二、校園新媒體的現狀

（一）青年亞文化的推動作用

青年亞文化是與主流文化有不同的價值體系與表現形式，但是這并不都是“反文化”，并且逐漸被大眾所接受。2018年11月3日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王思聰iG戰隊3：0零封FNC戰隊，捧得了S8總決賽的冠軍獎杯，奪得了首個全球總決賽冠軍。社交媒體瞬間被“iG奪冠”刷屏。

自互聯網迅速發展以來，電子競技等同于“打游戲”，被冠以“電子海洛因”的污名，不被主流所接受，基本上統一為“青年亞文化”現象。但2017年國際奧委會代表們發聲：競技性的電子游戲項目可作為一種體育運動，第十八屆亞運電子競技將被納為表演項目，2022年杭州亞運會電子競技將被列為正式比賽項目。

青年人意識里清楚電競并不是網游，然而，家長、教師等社會公眾深受主流文化的影響，“玩游戲不務正業”的想法根深蒂固。作為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面向廣大學生受眾的同時也要面向其家長、教師等社會群體，弘揚主流文化無可非議，而“電競”處于文化的邊界，當其他新媒體正加班加點加工“iG奪冠”的信息，企圖抓住熱點，獲得超高瀏覽量之時，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運營團隊不知如何下手，矛盾不已。

以K大學學生會為例，在新媒體運營團隊從社交媒體上刷到此條信息，考慮到電競文化與沉迷游戲的現狀在大多數眼中混為一談，擔心發布后受到輿論非議和上級領導批評，猶豫不決。而在猶豫之時，“共青團中央”微博率先發聲，并于結尾配轉發送出征服、戰服以及Q幣等福利。上層主流媒體官方信息生產組織的率先發聲，無疑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K大學迅速編輯，短時間內獲得了上千瀏覽量。再觀之主流媒體，自共青團中央后，紫光閣和央視新聞也隨后發布“iG奪冠”信息，表示祝賀。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以“傳者”為核心是我國新聞媒介的信息生產原則。1956年，中國著名新聞學教授王中提出“讀者需要論”，即新聞媒介在信息生產過程中必須滿足讀者需要，受眾是傳播過程中的開始和結束，決定著媒介傳播的風格定位、內容取舍乃至效果成敗。

而在互聯網信息時代迅速發展下，學生受眾作為網絡原住民自然會生產出許多新型的不同于主流的文化——青年亞文化，但其并不都是“反文化”，他們以不同于以往主流的方式亦可促進社會的發展、民族的進步。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在滿足學生受眾信息需求時，勢必要考慮到生產內容是否與主流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大眾的普遍觀點存在沖突與矛盾，在深思熟慮中謀求合適的出路。

（二）行政規制的限制

校園學生自治組織，以“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監督”開展工作，在教師指導下，自主開展新媒體平臺建設工作，主要生產并發布與學生息息相關的信息。但當學校有重大新聞事件時要充分考慮到校園新媒體的“階層順序”。目前高校學生組織的管理均呈現“科層化”結構，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穩定和有序，能夠高度集中學校對學生組織的領導。但在實際工作中，這種僵化的機制、低下的效率早已使得基層信息生產組織苦不堪言，同時，學生自治組織的“自治性”也漸漸隱形。

K大學學生會在官網發布其校領導成功當選政府單位領導的消息后，其迅速編輯發布，30min不到破5000閱讀量，3h內達5萬閱讀量，當天破10萬加，這也是“K大學學生會”微信公眾平臺和K大學其他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中首條10萬加的推文。但卻受到了組織分管領導教師的批評。K大學學生會率先在校黨委和團委發聲，在上級看有違“規矩”。而作為學生自治組織立場，雖然其主要關注對象是廣大學生群體，但其仍是學校許可下進行的學生自治組織，有權對學校的新聞事件或者活動進行公開發布。并且，此條推文毫無錯誤、政治導向準確，內容上無可非議，但此后K大學學生會微信推送審核愈加嚴格，由一開始的“干事—部長—主席”兩級審核，變為“干事—部長—主席—指導老師—團委副書記”四級審核。

科層化的管理結構要求上下層級間交流要規矩有序，可以保證層級的穩定性，保證上級對下級領導的權威性，同時保障規章制度的嚴格執行和實施。組織里的權利和資源通常集中于較高的管理層，學生組織需要由低到高按層級報備、申請，獲得批復，才能行使相關權利或者獲得相關資源。這種煩瑣的管理機制顯得僵化、缺乏創新，若任何一個環節出現紕漏，將影響整個組織的發展，不利于新時期下學生組織的改革與進步。

（三）法律規制的模糊

目前，在行政監管體制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的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滯后于新媒體的發展速度，造成法律制度形成一定程度上的缺位;除此，各行政機關部門在制定規章制度時，往往各行其是，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時的沖突。顯然，缺乏一部管轄范圍廣，效力高的法律制度，造成行政機構監管效率低下，新媒體信息生產阻礙重重。

K大學學生會由于轉發某省學聯一篇軟文而被起訴。但實際過程略有波折。起訴者并非某省學聯，是其原創作者，此文是某省學聯轉自某原創作者。但K大學學生會在其文末注明來源于“某省學聯”，并且未激發原創保護提醒，無侵犯原作者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主觀故意，且“K大學學生會”微信公眾平臺受眾基本為在校學生，該文發布后閱讀量僅過六百，未形成廣泛傳播，網絡傳播效應極其有限。在收到律師函第一時間，K大學學生會負責人已主動聯系原創作者道歉并取得了原諒，但作者已將信息網絡傳播權等相關權利轉讓給某A公司，但其版權聲明書里顯示轉讓給B公司，而訴訟中又稱是C公司。再查實與C公司有關的撤訴民事裁定，顯示原告訴多名被告的同類案件均撤訴，基本可以判斷本案是原告的惡意訴訟行為。但是，本為非商業性平臺、取得原創作者諒解、發布沒激發平臺原創保護、摻雜在對方復雜不清的權利轉讓下等有利的證據仍沒讓K大學勝訴，模糊不清的新媒體法律規制邊界，給新媒體信息生產的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壓力。

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運營者為在校學生，法律維權意識薄弱，時常容易受到權利侵犯。在工作壓力大時，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運營者會選擇轉發相關合適文章，以減輕原創壓力，而此時極易造成侵權。有時可與原創后臺聯系獲得白名單擁有轉載權限;但在后臺回復不及時的情況下，運營者一般會進行原文復制，后附“原文轉自xx”，此種模式若被深究極易引起權利糾紛。由此，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運營者的法律素養亟待提高。

三、改進對策

（一）提升運營團隊的職業素養

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運營團隊由在校學生干部組成，是先進的學生代表，要率先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政治覺悟，要培養大局意識和全局觀念，勇于擔當新時代下青年的使命與責任。其次，要有熟練的專業素養，熟悉新媒體運營技的特點，培養準確發聲、引導輿論的能力，培養發現校園新聞線索的敏銳性，傳播青春正能量。

（二）提升運營團隊的法律意識

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運營者為在校學生，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普遍不強，在受上級行政權力規制同時，還容易受社會相關組織誘導欺騙。在新媒體信息生產是常會遇到新聞自由、公民隱私權、作品版權著作權等問題，在不了解相關法律法規、沒有足夠的法律維權知識儲備下，會產生工作失誤甚至造成惡劣影響。所以學校應該開展相關講座、課程進行培養，新媒體工作者也要主動去學習相關法律法規，提升自我法律和維權意識，進而保證報道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三）管理者要適度引導

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為學生自治，但仍需有經驗的人進行指導。年級高的應將積累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規律及時分享給低年級的團隊成員，確保在新人剛接觸時減少不必要的失誤。作為黨委或團委等學校機構，應在仔細考察了解的基礎上，制定校園自治組織新媒體平臺信息生產的原則和考核標準，以免學生自治組織新媒體平臺發布內容過于隨意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兩方都應給予下面信息生產單位足夠的創造空間，不可過分審核與引導，更不可形成二元對立的格局，需要勤溝通多融合。在部分敏感信息內容生產過程中，自治組織新媒體應及時報備申請，尋求建議，上級指導單位也應合理提出指導意見，雙方高效溝通后再確定生產，保持運營者積極性和創造性，又可規避運營者和管理者之間思路不統一的矛盾。上下需要互相理解，才能尋求順利的信息生產之道。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本文系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青年項目“精準扶貧政策信息多級流動與數字化傳播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6CXW02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