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辛豪放詞的不同之處

⊙李森

蘇軾、辛棄疾為兩宋詞壇上豪放詞并稱的兩位大家。首先由蘇軾對宋詞的全面改革，繼柳永之后，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將傳統表現為女性化的柔情之詞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變革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之后由辛棄疾確立并發展了蘇軾所開創的“豪放”一派，又拓展了一類虎嘯風生，氣勢豪邁的英雄形象，與蘇軾并稱“蘇辛”。蘇軾開創，辛棄疾繼承并拓展，兩者共同構成了豪放詞完美的篇章。

但二者也有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詞的主體風格不同，蘇詞曠達雄放、灑脫疏朗；辛詞慷慨悲歌、激情飛揚。這與他們二人的出生環境、個性特點有關。同時，他們的不同之處還表現在詞的表現手法。正如陳廷焯在其《白雨齋詞話》中所云：“東坡心地光明磊落，忠受根與性生，故詞極超曠，而意極和氣。稼軒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機會不來——故詞極豪雄，而意極悲郁，蘇、辛兩家，各自不同?！彪m然東坡詞和稼軒詞都以豪放的風格立于文壇，都有感傷現實的特點，但是兩位大家，一位是科舉出身，一位是行伍出身。一個生活在北宋，一個生活在南宋，兩者相距百年。經歷和性情不同，造成了他們詞風的迥異。

一、蘇辛二人詞的風格不同

蘇軾和辛棄疾，一位科舉出身，文名滿天下；一位行伍出身，英名喪敵膽。在不同的環境下，塑造了兩種不同的詞風。蘇軾的豪放詞風格飄逸、高曠，注重“放”；辛棄疾的豪放詞風格雄渾、慷慨，其詞注重“豪”。

蘇詞的風格形成之因與所處的時代、家庭環境和個性特征有密切關系，這主要從主客兩方面來論述。蘇軾生活在北宋時期，民族矛盾尖銳。宋朝廷的妥協退讓，被迫與北方地區的契丹族和西北地區的黨項族訂立屈辱和約，使得北宋王朝在民族政策上采取妥協退讓，社會矛盾相對南宋緩和。蘇軾生活期間并未正面逢迎民族情緒高漲，他只是盡了文人應盡的職責，只是在仕途坎坷時流露出天生豪放的性格，流溢于詞的曠達飄逸。

蘇軾通過科舉考試出仕，從小受家庭環境的熏陶。蘇軾的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后漢書·范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跡勉勵兒子砥礪名節。

在這樣的環境下，浸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蘇軾的天性，與道家思想十分接近。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家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在《韓文公廟碑》中，蘇軾說：“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菤庖?。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边@里所講的就是主體為增強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主觀自覺修養而成的一種氣概，來自儒、道、釋三家思想對他的浸染，使他在平生的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中仍能樂觀地面對生活，保持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如《水調歌頭》表達了一種曠達的情懷和樂觀開朗的胸襟。正如《蘇軾文集》中所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币蚨顾谀婢持姓諛幽鼙３譂庥舻纳钋槿ず屯⒌膭撟骰盍?。

辛棄疾生活在宋金對峙時期，民族矛盾尖銳，祖國分裂，而南宋朝廷腐敗無能，不思進取，這是一個十分需要英雄，卻又無法為英雄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時代。他“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陣子》）的希望破滅了。南宋是有強烈的民族情緒和激昂的國家意識的，辛棄疾恢復中原的志向與宋朝廷的“偏安”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辛棄疾通過行伍出身，家族世代仕宦，因父親多病早逝，辛棄疾被祖父辛贊撫養長大，受祖父的愛國主義影響極深，使他從小就樹立了殺敵報國的理想壯志，為民族復仇雪恥、收復失地。所以，其詞慷慨豪放雄渾，宣泄了他對現實的不滿與追求。

《破陣子》體現了辛棄疾詞的個性特點，也反映出兩宋詞史的又一重大變化，即男子氣概的激昂，詞中女性的柔婉美最終讓位于血性男子的力度美和崇高美。

這首豪放詞，通過描寫閱兵練武的場面，表現了抗金戰士的理想抱負及英雄氣概，抒發了詞人殺敵報國，建功立業的豪邁情懷。本詞以夢寄托理想。首句寫夢前，用連續性的動作情態表現心向疆場，殺敵報國的心愿；接著轉入夢境的描寫，分發烤肉，軍樂齊鳴，戰前閱兵，寫得威武雄壯。飛馬開弓，風馳電掣，寫出了反擊戰的迅雷不及掩耳；以戰告終，戰功赫赫——可惜這些都是夢境，結局陡然跌回現實，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引起了人們無限憤慨。

二、蘇辛二人詞的表現手法不同

蘇軾詞的表現手法是 “以詩為詞”，“以詩為詞”就是以寫詩的本領去寫詞。劉辰翁所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辛稼軒詞序》），這在詞中主要表現為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使詞不再是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題序是蘇軾“以詩為詞”進行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如《水調歌頭》的小序，交代了詞的創作時間、緣由，便于讀者更清楚地理解。同時，詞中還大量運用典故，表現詞的一種抒情手法。如《江城子·密州出獵》中描寫打虎，用孫權射虎的典故來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寫。詞的下片用馮唐故事，既表達了自己，也表達了對于人才得不到重用的惋惜。增強了詞的現實性和歷史性。蘇軾詞的表現手法增強了詞的藝術性，這種表現手法的運用。既豐富和發展了詞的內容，又對后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辛棄疾在蘇軾“以詩為詞”的基礎上，更新了另一種表現手法“以文為詞”?！耙晕臑樵~”就是將古文辭賦中常用的章法和議論、對話等手法移植于詞，并且創造性地運用經史子集等散文中的詞匯入詞。不僅賦予古代語言以新的生命力，而且空前地擴大和豐富了詞的語匯。

辛詞中大量運用典故，如《摸魚兒》用了三個典故，《賀新郎·綠樹聽鵜鴂》用了四個典故，《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用了五個典故，典故的運用，有的以古喻今，有的寄托情懷，或正用其意，或反用其意，非常靈活，加強了全詞的表達。辛棄疾善于熔鑄古語入詞，無論經史子集，古詩、古辭句，都能信手拈來，隨手任用，擴大了詞的語言使用范圍。如《水調歌頭》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直接運用了《離騷》中的語句。辛棄疾還善用口語、俗語、諧語入詞，增強了語言的生動性和通俗性。在詞中常出現一些口語和常用語詞“兒”、“了”、“哪”、“呵”等，如《鵲橋仙》中“嬌兒挑了，擔兒裝了，杜宇一聲摧起”。辛棄疾還擅長用散文化的句子結束，直抒胸臆，任情揮灑。例如《沁園春》，通篇使用散文語言，句式不失音律，別具一格。

“以文為詞”使辛詞真正達到無意不可入，無語不可用的藝術境界。正如清劉熙載在《藝概·詞曲概》中說：“稼軒詞龍騰虎擲，任古書中俚語、廋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天資何詹異”。

三、蘇辛二人詞所表達的作者心境不同

蘇軾向往自由、希望超脫，面對人生困厄和迫害有著不憂、不懼、無怨、無悔的清逸曠達剛正之情。這正是受傳統思想影響的結果，使他仍然樂觀面對生活。

在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中，無論是“烏臺詩案”還是被貶惠州、儋州，他都不忘自己的理想追求。例如《念奴嬌·赤壁懷古》，表達了作者的一種積極心態。

作者當時被貶黃州，血戰沙場的胸襟已被消磨殆盡，年華易逝，功業無成，借周公瑾在赤壁之戰建功立業的往事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英雄形象。雄奇的景物，懷古的豪情，造就了曠達豪邁的詞風。貶謫生涯使蘇軾更能深刻地理解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內心的情感波瀾。在看透世事之后仍不失去樂觀自信，在深刻體驗了人生痛苦之后又決不被痛苦所沉埋，這正是蘇軾詞的特別之處。

朱弁《風月堂詩話》：“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魯直亦嘡若乎其后矣?；蛑^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大不幸也?！笨梢娔婢硨μK軾來說并不是壞事，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家的玉成。

辛棄疾行伍出身，個性耿直，平生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詡。其詞中既體現了軍人的豪言壯語，又體現出文人的氣質。一生中多次遭人嫉恨殘害和排擠。他以豪放的風格來表達自我，表現了作者對人生的一種理想追求。如晚年所作《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以“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總結全篇，既是豪言壯語，又是英雄失路的不平之鳴。

總之，結合蘇軾的人生經歷、面對困難時的心境和表現手法，我們可以看出蘇軾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理特點，能跳出人生的苦悶，尋找人生快樂的一面。身處“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險境，卻仍能樂觀面對，充分展示了儒、道、釋三家思想在他身上的具體體現，最終形成了灑脫疏朗，曠達雄放的豪放詞。與東坡詞相比稼軒詞更突兀，更慷慨激昂。所謂時勢造英雄，正是時代不同，造成了兩位在詞壇上同為豪放而又迥異的不同之處，顯示辛棄疾豪放詞之中的悲壯與激昂色彩。

綜上所述，出身環境、面對困難時的不同心境和詞的表現手法造成了他們豪放詞的迥異。蘇軾的豪放詞風格飄逸、高曠，注重“放”。蘇詞在豪放中蘊有清曠之意，較偏重于灑脫疏朗，曠達雄放；辛棄疾的豪放詞風格雄渾、慷慨，其詞注重“豪”。辛詞慷慨、悲壯，充滿了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寄托了自己雄起壯美的理想。正如葉嘉瑩先生評價二人的豪放詞：“東坡詞超妙，富曠達飄逸之懷；稼軒詞沉郁，多憤慨之氣?！?/p>

蘇軾和辛棄疾是宋代豪放詞創作并峙的雙峰。他們用大膽的創作思路，將自己的人生豪氣注入詞中，將豪放詞的發展推向了頂峰，為后世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產。蘇辛都為宋詞走向高峰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被后人并稱 “蘇辛”，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云：“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