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支出與中小學生體質健康動態發展追蹤
——基于面板數據的分析

張 磊, 隋曉梅, 張 潔, 張 巖

(1.中國人民大學 體育部,北京 100872; 2.中國人民大學 人文奧運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3.中國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隨著經濟發展和國民意識的進步,公眾對健康問題有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國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不僅關乎個體的生活工作,而且影響國家的發展。健康作為人力資本之一,對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眾所周知,而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增長對當地居民健康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影響,且經濟增長與健康的關系呈現多樣化態勢。青少年的健康關系到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命運,因此倍受關注。教育作為提升人力資本的重要手段,其對健康的改善作用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關注。一方面,經濟增長帶來了先進的物質條件、優質的教育資源和更多的教育經費投入,提高了青少年的健康意識;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的背后是生活節奏的加速和自然環境的破壞,影響了青少年的身體健康。因此,本文從近20年經濟發展與教育經費投入的雙重視角下,研究經濟增長、公共教育支出與中小學生(以下簡稱“學生”)體質健康三者之間的關系,揭示經濟增長背景下公共教育支出對學生體質健康動態發展的影響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 經濟增長、公共教育支出與學生體質健康的邏輯關系

1.1 經濟增長與健康的關系呈現多樣化態勢Riley[1]的研究數據顯示,從長期趨勢看,經濟增長與健康水平基本呈正相關關系。納入具體研究對象、研究時點、區域與個人特征等影響因素后,經濟增長和健康的關系呈現多樣化態勢,經濟增長不一定同步改善國民健康狀況,二者關系甚至可能反轉,即隨著經濟增長,健康水平出現了下降。針對我國數據的分析也表明,盡管從長期看,經濟增長能夠促進健康水平的改善,但初期經濟增長可能引起健康水平的下降。經濟增長方式、社會環境以及生活方式的變化都可能是導致健康水平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原因。Neumayer[2]指出,德國在1980—2000年,隨著經濟的增長,死亡率出現了上升。Granados[3]、Gerdtham等[4]的研究也表明,美國在1900—1996年和1972—1995年,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Granados等[5]發現,與德國相比,經濟增長對日本人慢性病的影響更大。另外,個人特征因素也影響經濟增長與健康的關系。Lin[6]細分了不同收入、教育水平人群的健康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聯,發現經濟增長對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的健康提升作用更大。

1.2 居民健康滯后于經濟增長的直接與間接機制

1.2.1 直接機制 直接機制指在經濟增長中產生了許多不利于居民健康的因素,這些不利因素危害了人體健康,如伴隨著經濟增長出現的空氣污染、水污染等問題,過度城市化問題等。發展中國家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帶來的自然資源過度利用、高污染、衛生條件匱乏等問題,是損害居民健康的因素。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與改善,這些負面影響會逐漸緩解。Robinson等[7]的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往往導致個體工作時間增加、工作強度增強,從而產生額外的工作壓力。Ruhm[8]認為,工作壓力還會引發睡眠缺乏、脾氣暴躁、情緒不穩定、抽煙酗酒等不良的行為,導致健康水平下滑。Schnall等[9]發現,工作壓力過大危害健康這一現象已經得到了多國數據的支持。而且,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行為也會隨經濟水平的提高出現相應的變化。Krüger等[10]指出,由于人們的行為和健康意識不能很快適應經濟增長帶來的外界環境的變化,人們所患的各種慢性病激增。

1.2.2 間接機制 間接機制指社會環境、干預政策在經濟增長影響健康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Granados[3]發現,隨著經濟惡化,就業人群和失業人群的健康差別越來越不明顯。而且,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影響經濟增長與健康關系的重要政策變量。Anson等[11]發現,社會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的國家在相同程度經濟下滑情況下,能夠更好地避免居民健康水平下滑。他們以美國大蕭條時期為例,社會保障體系較為健全的城市居民健康水平并未因經濟下滑受到負面影響,完善的政策計劃體系保證了穩定的營養、住房和衛生保健條件,若干傳染性疾病死亡率下降。而且,健康水平的提高不僅取決于可用資源,也取決于資源分配的方式。即便經濟水平較低,但是通過將更多的資源分配給衛生事業,同樣可以保證健康水平的逐步改善。如古巴在經濟發展不見起色的情況下,通過政策的扶持,保證民眾的健康訴求,改善了居民的健康水平[12]。

1.3 公共支出對健康水平的影響公共支出作為政府干預政策的重要形式之一,也受到了健康問題研究者的關注。Musgrove[13]分析了決定健康衛生的公共支出的9個不同標準,并說明了在做決定時,不僅要全盤考慮這些標準,還應考慮這些標準之間適當的順序和可能存在的矛盾。在對死亡率(尤其是按年齡和調整年齡的死亡率)、發病率(根據癥狀或確診為疾病)或健康狀況進行回歸之后,有研究指出發達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的追加支出不應只考慮影響健康或可降低死亡率的醫療因素,而更應注重考慮諸如遺傳、飲食、吸煙、運動和自然環境等非醫療因素[14]。此類研究已有不少,但大都集中于政府在醫療衛生上的公共支出對健康產出的影響,未考慮其他公共支出項目對健康產出的貢獻。

1.4 受教育水平對健康水平的促進作用Grossman[15]指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資本的2個重要組成部分。到目前為止,多數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對居民健康水平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二者呈正相關。Richards等[16]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發現1990年美國1名25歲大學畢業生比高中畢業生的壽命至少多8年。Culyer等[17]發現,無論是身體功能、死亡率等客觀健康指標還是自我評價、認知等主觀健康指標,均存在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壽命越長的現象。文獻[18-20]中的研究表明,在北歐、美國、加拿大等,受教育水平與健康水平呈正相關關系。程令國等[21]使用中國老年人數據,研究了教育對健康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發現教育顯著提高了中國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存活率,且教育帶來的健康投入效率的提高比放松預算約束所起的作用更大,因此,可通過健康行為的干預增進人們的健康。

1.5 教育作用于健康的收入和認知行為機制第1種機制是通過收入發揮作用。Ashenfelter等[22]與Moen[23]提出,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意味著個體投資于健康預算約束集越大。Ettner[24]進一步指出,更高的收入能夠提供更好的營養物質基礎,也可使個體更有能力支配更多的經濟資源進行專門的健康投資,如健身設備的購買、醫療保險和服務的購買等,從而有利于個體健康的改善。第2種機制是通過個體認知行為等發揮作用。Cutler等[25]指出,人們通過接受教育,對健康的認知和相關健康行為有了更快的進步,從而在同樣的健康要素投入水平下,受教育程度高者能獲得更多的健康產出并會更好地優化其健康投入組合。Sander[26]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少抽煙、喝酒、吸毒。Shea等[27]還指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飲食更加健康,并更積極地鍛煉身體。

綜上,學生的健康直接影響到未來勞動力人口的質量,學生健康水平的改善有利于人力資本價值的提高,進而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整個社會的進步。以公共支出為代表的干預政策是影響經濟增長對健康作用機制的重要方式;另外,教育對健康有積極的影響,且公共教育支出是我國教育投入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擬對學生健康、經濟增長與公共教育經費投入三者關系進行研究,并重點研究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公共教育支出對學生體質健康動態發展的影響機制,找出影響學生健康水平的綜合因素,為相關部門制訂相應措施提供參考,從長遠角度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潛質。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對象各省人均GDP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生均教育經費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簽)、各省城市和農村不同年齡段男女生的體質健康標準分數據(來源于教育部)。

2.2 體質健康測量指標人類對體質健康的理解是隨著時代不斷發展的,對體質健康全面測試和評價的方法也處于持續探索創新中。美國健康、體育、娛樂協會在1950年制定的學校體育評價指標包括俯臥撐、折返跑、投擲、立定跳遠和50 m跑。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學者開始區分身體運動素質與身體健康素質。1988年美國健康、體育、娛樂和舞蹈協會公布了新的測試方法,包括1 mile(1 mile=1 609.344 m)里跑或走、皮下脂肪厚度、BMI、坐位體前屈和引體向上等。此方法歷經數年理論與實驗考驗,成為目前美國學校最普遍的體質健康測試方法?；谇叭说难芯?本文采用了教育部頒發的學生體質健康標準作為評價學生體質健康的指標來衡量學生健康狀況,同時基于統計口徑一致與統計量可得性問題,對標準做了適當修改。本文所選用的指標充分考慮了中國學生心理與生理的發展規律,如采用耐力跑反映心肺功能和耐力水平;BMI間接反映人體成分;坐位體前屈反映人體肌肉和關節的柔韌性等[28]。本文選用的體質健康標準分是一個中立而可靠的指標。采用此標準分,一方面是基于數據可得性限制下的統計口徑統一性和數據質量的考慮,教育部統一收集的學生體質健康數據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與可比性;另一方面是基于此標準分可客觀反映個人健康狀況的考慮。故從研究的實際意義和數據可得性2個方面出發,選取了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分作為衡量學生健康的研究對象(表1)。

表1 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分單項指標及權重

Table 1 Indicator and weight of standard physical fitness test scores

測試對象單項指標權重/%小學一年級～高中三年級BMI15肺活量15小學一、二年級50m跑20坐位體前屈30斜身引體向上20小學三、四年級50m跑20坐位體前屈20斜身引體向上201min仰臥起坐10小學五、六年級50m跑20坐位體前屈10斜身引體向上101min仰臥起坐2050m×8往返跑10初中、高中各年級50m跑20坐位體前屈10立定跳遠10引體向上(男)/1min仰臥起坐(女)101000m跑(男)/800m跑(女)20

2.3 數據選取與變量解釋

2.3.1 被解釋變量 數據分析的目的是檢驗經濟增長與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對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因而被解釋變量為根據學生體質健康標準計算所得的體質健康標準分。本文使用的是7～18歲中小學生當年的體質健康測試分數,將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分作為數值變量進行回歸分析。

2.3.2 關鍵解釋變量 根據研究設計,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關鍵解釋變量被設定為各省人均GDP的對數值、各省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的對數值。另外,教育部組織的全國學生體質健康調研共進行過4次,分別在2000、2005、2010和2014年,為4個準連續性周期。為了充分考慮支出效應的滯后性和4個準連續性周期的學生體質健康數據,人均GDP數據使用的是體質測試當年及前4年的數據,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數據選取的是學生受教育期間(如12歲的學生,考慮7～12歲的數據平均值)的當地教育經費支出的平均值。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數據口徑區分了小學和中學。

(1) 各省人均GDP的對數值:采用各省的人均GDP數據表示經濟增長。本文對各省人均GDP數據進行5年平均,調整了僅使用單年收入作為估計的結果,以避免使用當期的GDP數據可能造成的低估或高估。

(2) 生均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的對數值:采用省級層面的公共教育經費數據。將樣本中學生受教育期間所處省份平均每年的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作為公共教育支出的替代變量,即根據居民受教育的年限以及各年的不同教育層次生均教育經費支出水平加總獲得政府對該居民的總投資,再除以其教育年限。

2.3.3 控制變量 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城鎮與農村在經濟增長與教育支出上的差異較大,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學生體質健康數據,本文將分別討論城鎮與農村的特征,以期對二者的經濟增長與教育支出對各個群體的影響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并提出針對性建議。

(1) 學生性別。性別在影響身高、體質量差異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將性別作為二值變量處理:女性設為0,男性設為1。

(2) 學生年齡。由于不同年齡下身高、體質量的差別較大,在回歸中加入年齡項克服年齡因素對體質健康標準分的影響。

(3) 學生所在地。城鄉差異是影響身高、體質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將“城鎮還是農村”作為二值變量處理:城鎮設為0,農村設為1。

(4) 學生測試年份。將年份作為啞變量處理。

2.4 模型設計為了估計公共教育經費支出與經濟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建立OLS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如下:

Y=β0+β1·ln GDP+β2·ln EDU+β3·location+

β4·sex+β5·age+β6·year+ε

在該模型中:被解釋變量Y表示學生的體質健康標準分;關鍵解釋變量ln GDP與ln EDU分別表示學生所在省份5年人均GDP平均值的對數與學生受教育期間所在省份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平均值的對數;控制變量location是0—1變量,表示學生處于城鎮還是農村;sex也是0—1變量,表示學生性別的男女;age表示年齡;啞變量year表示學生體質健康調查的實際年份,可能為2000、2005、2010或2014年這4個年份;ε為誤差項。

3 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分析通過對農村學生與城鎮學生、女生與男生等主要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分均值在75～78分,其中農村學生分數均值高于城鎮學生,女生分數均值高于男生(表2)。

表2 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分常用統計量

3.2 模型檢驗對經過篩選的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數據進行基本模型逐步回歸,表3中“回歸1”列～“回歸3”列分別匯報了公共教育經費支出與人均GDP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盎貧w1”列不加入控制變量與公共教育支出變量,只關注人均GDP增長?！盎貧w2”列加入公共教育支出變量?！盎貧w3”列進一步加入代表學生性別、所處城鎮與農村情況和年齡等控制變量?；貧w分析結果表明,其他因素不變,學生所處省份人均GDP的增長使得學生體質健康標準分上升,即經濟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起到了正面作用,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的增長也顯著改善了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貧w分析結果還顯示,女生體質健康狀況優于男生,農村學生體質健康狀況優于城鎮學生。

表3 基本模型的OLS回歸分析結果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號中的數值為穩健標準誤,表5～表9同此

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須警惕自變量的共線性帶來的模型參數估計不準確問題。多重共線性使得參數的最小二乘估計量不確定,從而無法估計回歸模型中單個變量的單獨效應,造成t檢驗值偏低。因此,本文采用方差膨脹因子(VIF)法做共線性診斷。自變量Xj的方差膨脹因子定義:

診斷結果顯示,當地人均GDP對數值、當地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對數值的VIF值分別為3.61與2.04,模型平均VIF值為2.29。由于VIF值均小于5,模型通過了共線性診斷。為確?；貧w分析結果的可信性,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敏感性分析,隨機刪除了樣本中10%的數據,發現回歸分析結果基本一致(表4)。

表4 方差膨脹因子法診斷結果

3.3 修正后的模型檢驗進一步按照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以平均值為界,將樣本分為高支出和低支出2組,比較高低支出省份經濟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影響的差別,從而驗證不同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下經濟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同時,還可以按照人均GDP數值將樣本分為高經濟發展水平和低經濟發展水平2組,比較高低經濟發展水平省份中公共教育支出對學生體質健康影響的差別。通過表5所示回歸分析發現,高、低教育經費支出水平對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不同。在教育經費支出高的省份,人均GDP的增長有利于學生體質健康的提高,且公共教育支出的增長也對學生體質健康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在低教育支出省份中,經濟增長與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增長對學生的體質健康影響相對微弱且不顯著。另外,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省份,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的積極影響比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大。表6所示交互分組結果顯示,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水平低的省份學生體質健康水平受到低經濟發展水平的抑制,受到高經濟發展水平的促進,且經濟發展水平低時高教育經費支出對學生體質健康的推動效果更好。公共教育支出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起到調節作用。

從上可得出啟示:① 當前階段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居民生活水平雖然相比20世紀有了顯著提高,但與國際社會相比仍存在極大的上升空間。在此背景下,經濟發展水平的上升有利于學生體質健康的提高。② 在進行教育經費支出時,應注意保證“量”要足。相對較低的公共教育支出并沒有對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提高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也沒有有效聯動GDP的增長間接促進學生體質健康。尤其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省份,只有教育經費支出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才能促進學生的體質健康。③ 出于對社會長期發展的考慮,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并不可以短時期突擊,在此情況下,可以通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相對靈活、及時地調節教育經費支出水平,從而更好地促進學生體質健康。

3.4 城鎮與農村的分組模型檢驗為了更加深入了解不同中小學生群體在經濟增長與公共教育支出對自身體質健康影響方面的不同,分別對城鎮學生與農村學生做了回歸分析,揭示農村和城鎮這2個結構內的流動性。表7展示了不分公共教育支出大小與人均GDP水平高低時城鎮與農村的回歸分析結果。表8與表9展示了按公共教育經費支出與人均GDP水平的高低將城鎮與農村的樣本分別劃分為高支出低經濟發展水平組、高支出高經濟發展水平組、低支出高經濟發展水平組與低支出低經濟發展水平組4組后,公共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作用于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將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與人均GDP水平按平均數分為高低2組,分別在高低支出組中計算城鎮與農村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比較高低組群體的差距以確定公共教育支出水平對這種差距的影響。由于增加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的政策通常針對的是弱勢群體,即農村地區或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地區的學生,需要考慮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是否真正對這些落后地區的學生的體質健康起到積極影響。因此,需要驗證公共教育支出對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農村與城鎮地區學生的體質健康水平的影響。

表5 公共教育支出與經濟發展單獨分組的OLS回歸分析結果

表6 公共教育支出與經濟發展交互分組的OLS回歸分析結果

表7 城鄉分組的OLS回歸分析結果

Table 7 OLS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urban sample and rural sample

類別城鎮(n=2128)農村(n=2029)當地人均GDP對數值0.288?0.232?(0.168)(0.132)當地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對數值0.461???0.286?(0.167)(0.165)學生年齡-0.367???-0.360???(0.0404)(0.0398)學生性別-2.029???-2.243???(0.269)(0.270)2005年-0.614?-1.088???(0.358)(0.351)2010年0.0655-0.0718(0.488)(0.473)2014年-1.841???-0.903(0.637)(0.623)常數項80.55???82.58???(2.153)(2.075)R-squared0.8560.802

通過回歸分析發現,總體上對于城鎮而言,高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組的樣本均顯示了人均GDP增長與公共教育支出對學生體質健康水平提高的顯著促進作用。同時,高公共教育支出組中人均GDP變量的系數與公共教育支出變量的系數遠高于低支出組的系數,即增加的公共教育支出與增長的人均GDP水平對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相比低教育支出省份學生更大。對于農村而言,高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不一定會對經濟增長促進學生體質健康狀況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只有在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的情況下,高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才對經濟增長促進學生體質健康起到正向的激勵效果。低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沒有顯著提高農村地區的學生體質健康狀況,相反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系數為負,即起到了抑制學生體質健康水平提高的作用。聯系當前現實,在中國各地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公共教育財權統籌于省級政府的背景下,公共教育支出規模在不同地區差異顯著。對于較為落后的農村地區和欠發達省份,更應加大對這些地區的公共教育支出份額,加強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的扶助與中央政府的專項支持,彌補由于家庭收入或其他因素帶來的相對劣勢。

表8 城鎮學生的OLS回歸分析結果

表9 農村學生的OLS回歸分析結果

通過將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與人均GDP水平分別區分為高低2組,兩兩對比可以發現,對于城鎮而言,在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確實在更大程度上對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的學生體質健康水平提高起到了作用,因為高經濟發展水平樣本對應的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相比于低經濟發展水平樣本更大。在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低的情況下,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還是低的地區,人均GDP增長與公共教育經費支出的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的促進作用微弱。對于農村而言,在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低的情況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對高經濟發展水平與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即相應的系數為負。在較高的公共教育支出水平情況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只提高了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學生的體質健康水平,而對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學生體質健康的影響不顯著。

4 討論

本文的價值與創新之處在于:① 在變量層面,引入了公共教育經費支出這一變量。前人鮮有研究過健康、經濟增長與公共教育經費三者之間的關系。采用OLS面板數據回歸分析方法,基于經濟增長與教育經費支出的雙重視角,比較經濟增長與教育對學生體質健康狀況的影響及效果差異,并研究了教育支出對于經濟增長作用于學生體質健康機制的影響。② 在數據層面,國內關于全國范圍的學生體質健康的實證研究不多,大多局限于某一市或幾個學校內,不利于對全國學生健康水平進行全面觀測。本文所使用的學生體質健康數據覆蓋全國各個省份(港澳臺地區除外),是具有代表性的大樣本微觀數據,可以更加有效地反映全國不同性別、不同地區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可以更加細致、深入地研究不同教育經費支出水平與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影響,彌補前人研究的不足,提出提高針對不同地區學生健康水平的措施。

無論在城鎮還是農村,公共教育支出的增長有利于改進經濟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促進作用,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可彌補經濟水平落后地區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不足。無論城鎮還是農村,較高的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水平會顯著提高學生的體質健康水平。在教育支出水平較低的階段,公共教育投入對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提高作用甚微,但在支出水平較高時,學生體質健康水平顯著提高。由于當前中國二元結構顯著,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與相對較低的地區的家庭普遍面臨借貸約束,且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家庭面臨更緊的借貸約束、農村居民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對于城鎮而言,在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較高的情況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顯著提高了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在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無論何種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學生的體質健康受經濟增長與公共教育支出增長的影響微弱,結果不顯著。對于農村而言,在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對高、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的學生體質健康改善狀況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較高的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下,政府公共教育支出顯著提高了高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而對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學生的影響不顯著。

根據以上結果得到啟示:在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規模的同時,還應考慮城鎮與農村的政策目標群體。在城鎮地區,應在逐步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的基礎上,考慮政策的主要目標群體,深入考察社會結構的分層,關注經濟發展水平落后地區的學生群體,實現公共教育支出在促進學生體質健康、促進經濟增長對學生體質健康作用上的效果最大化;而在農村地區,當前急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使得公共教育投入對學生體質健康的改善作用得以在農村地區顯現,并實現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 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可以彌補經濟水平落后地區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不足。

(2) 較高的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水平能顯著優化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

(3) 由于政府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與當前中國居民普遍的借貸約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不是低收入弱勢群體。

5.2 建議

(1) 加大對公共教育支出的重視程度,在絕對值逐年增長的同時,不斷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在財政支出和GDP中的比重,促使公共教育支出從低水平提升至高水平,真正發揮其提高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的間接作用。

(2) 合理分配教育資源,縮小城鎮與農村的制度差異。完善地區財政分權機制,加大對農村教育經費投入,降低公共教育支出對城鎮的傾向性,使其在城鎮與農村得到合理分配。

(3) 加強對城鎮社會階層結構的分析,明確公共教育支出的政策目標,實現公共教育支出邊際收益的最大化,提高整體社會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