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理念視域下的中國體育發展方式轉變

馬德浩

(華東師范大學 體育與健康學院,上海 200241)

如何發展、怎樣發展是制定國家政策時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诳茖W發展觀的重要思想,結合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對此,黨的十九大也強調:“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盵1]體育發展作為國家發展的一部分,也應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積極地貫徹“新發展理念”,順應國家的整體布局,有序推進自身發展方式的改革。

1 由要素投入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轉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盵2]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新常態下,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盵3]基于此,《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4]提出:“把創新作為推進體育發展的強大驅動力,充分激發各類主體的創新活力?！本唧w到體育發展方式的改革,就是要完成由傳統的要素投入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轉變。

1.1 要素投入發展方式面臨的挑戰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以政府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為主導,以縱向科層制管理體系為支撐的體育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方式在體育資源緊缺、體育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規模與能力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有其時代的合理性。然而,隨著我國經濟將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再加上人口老齡化加劇所帶來的醫療保障費用增多,致使我國整體的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財政,形成了長期以土地租賣為主要來源的財政收入模式,但隨著新常態背景下國外投資的減少以及農民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土地租賣獲得的財政收入日益萎縮。因此,無論從中央層面還是在地方層面,政府財政都面臨著“吃緊”的狀況。

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財政手段支撐體育發展,尤其是競技體育發展的期望和能力都在減弱。事實上,隨著國際競技體育競爭的加劇以及競技體育科技化程度的加深,政府的財政投入已很難維持競技體育的競爭性發展。此外,隨著我國“少子化”程度的加深以及“第一次人口紅利期”的逐漸關閉,無論是競技體育發展還是體育用品制造業的發展,均面臨著越來越明顯的勞動力要素約束[5]。再加上,國家在宏觀層面也強調“政府瘦身”,強調官辦分離,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以后,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的資源投入體育發展方式與國家整體性改革之間的沖突可能會越來越多,所面臨的體制約束、政策約束、項目競爭約束也將越來越大[6]。在這種背景下,由傳統的要素投入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轉變就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了。

1.2 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的策略

1.2.1 體育體制創新是根本 我國傳統的體育體制表現出典型的“管理主義”傾向,即政府在體育資源的分配上占絕對的主導地位,其通過科層制體系一層層下發指令,進而對整個體育的運作進行掌控。然而,隨著民眾需求的多樣化、國際化競爭的加劇,政府所擁有的體育資源已難以滿足國內的體育需求。再加上,改革開放以后,社會組織、市場組織的發展壯大,政府自身對體育運作的掌控力也在減弱。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出現了競技體育與群眾體育發展的嚴重失衡。這就需要借助新的理論對傳統的“管理主義”發展方式進行改革。這種理論就是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治理理論。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7]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其也被視為我國發展的第5個現代化。

治理與管理在內涵上存在質的差別。治理強調多主體參與,具體到體育發展上,就是其不僅強調政府作用的發揮,也倡導體育社會組織與市場組織在體育發展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與管理主義強調政府指令式的垂直控制不同,治理理論認為政府、體育社會組織與市場組織三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其關系應當是網絡式的合作共贏樣態。這對于體育發展而言,其實是一種創新型的體制模式,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與市場的力量來支撐體育的發展,從而破解體育經費短缺、發展動力不足、運行機制封閉等問題,也契合了國家整體的改革趨勢,進而減少與國家宏觀改革的沖突,獲取更多的改革紅利等。

1.2.2 體育科技創新是動力 除了注重體育體制的創新外,還應重視體育科技的創新。如果體制創新是保障,那么科技創新就是引擎。不管是在競技體育的訓練與比賽上,還是在群眾體育的場館建設與體質監測上,抑或是在體育產業的設備生產與媒體傳播上,科技創新帶來的發展動力日益強勁。然而,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科技創新促進體育發展的作用發揮上,仍存在較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體育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相對落后、體育科技創新的保障體系不健全、體育科技創新的成果轉化率低等?？梢哉f,提升體育科技創新能力不僅是滿足我國體育內生性發展的必要基礎,也是增強我國體育發展國際競爭力的客觀需要。所以,我國體育發展應當高度重視體育科技能力的提升,通過增加政府財政投入、吸引社會與市場資金等渠道打造一批體育科技創新平臺,改善體育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積極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打破政府權力壁壘,給予科研院所或企業更多的自主空間與政策紅利,健全體育科技創新保障體系[8]。另外,還要根據黨的十九大精神,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1],使得體育科技創新成果能夠快速地實現轉化,服務于體育發展。

2 由局部趕超發展方式向全面協調發展方式轉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協調發展,必須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盵2]黨的十九大也強調:“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盵1]基于此,《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4]提出:“積極推動體育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不斷增強各項體育工作的系統性和協同性?！本唧w到體育發展方式的改革而言,就是要完成由局部趕超發展方式向全面協調發展方式轉變。

2.1 局部趕超發展方式面臨的挑戰如果說創新發展的主要著眼點是擴大增量,那么協調發展的主要著眼點則是對存量進行調整與融合。管理學中有個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個木桶所能容下的水的最大量,并不取決于桶壁上最高的木板,而是最短的木板。對于體育發展也是如此,只有各個系統能夠協調發展,體育的發展水平才能達到最高。然而,受內部戰略選擇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我國體育走的是局部趕超發展的方式[9]。具體表現為:受我國競技體育優先發展戰略的影響,我國群眾體育的發展滯后于競技體育的發展;受奧運爭光戰略的影響,非奧運項目的發展滯后于奧運項目的發展;受我國整體城鄉差距與區域差距較大的影響,農村體育的發展滯后于城市體育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的體育發展滯后于東部地區的體育發展[10]。

與以往黨的發展綱要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同的是,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11]?！敖ǔ伞迸c“建設”雖一字之差,但其意蘊卻有很大區別。提出這一宏偉目標,意味著在未來5年內,國家發展的著力點會更加強調“補短板”,更加強調對發展落后地區與領域的扶持,這也是“精準扶貧”戰略的主旨所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指出:“要增強發展協調性,必須在協調發展中拓寬發展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盵2]對于我國體育發展的目標而言,從“體育大國”到“體育強國”,雖也僅有一字之差,但其實現過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在新時代建設“體育強國”,不僅要強調增加體育發展的整體增量,更要強調體育發展當量的協調性配置,尤其是加大對滯后領域的發展支持力度,走全面、協調發展的道路。對此,鮑明曉等[9]也指出:“新發展方式構建要由局部趕超、爭光為先向全面協調、科學發展轉變?！?/p>

2.2 轉向全面協調發展方式的策略

2.2.1 將體育發展的中心由競技體育轉向群眾體育2011年,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結果顯示:我國已進入深度老齡化時期。如圖1所示:2015—2060年,我國的人口撫養比開始快速攀升(主要由老年人口撫養比的上升所致),在短短的45年里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并將于2060年達到第1個峰值(49%),是同時期世界平均水平(28%)的近2倍。在未來45年里,中國的養老負擔將迅速加大,這也給原本就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嚴峻的挑戰[12]。在應對老齡化帶來的社會負擔加重問題上,以美國、日本、英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逐漸從傳統的重視“事后的醫治”向重視“事前的預防”轉移,并越來越重視體育在保持國民身體健康上的重要作用,社會保障模式也逐步從傳統的醫療保障為主向醫療與體育并重的保障模式轉變[13]。這其實也是我國積極推行“健康中國”戰略,并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的關鍵原因所在[14]。黨的十九大也再次要求:“要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盵1]

在此背景下,就要求政府部門把體育發展的中心逐步從競技體育轉移到群眾體育上來,進而贏得更多的政策與資源紅利。具體到促進群眾體育的發展策略上,關鍵是要以“社區體育”為基點重新構建我國群眾體育組織管理的新形式,進而破解“單位體育”消解后群眾體育組織失去著力點的核心問題。同時,還應通過財政補助、稅收優惠等措施重新挖掘“單位體育”的新內涵與新形式,進而使其成為“社區體育”的重要補充。

圖1 1950—2110年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人口撫養比的變化

Figure 1 Changes of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s in China and other parts in the world from 1950 to 2110

資料來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

2.2.2 優化運動項目布局 我國競技體育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實現“趕超”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實行了“縮短戰線,確保重點”的戰略,具體就是重點發展奧運項目,并在奧運項目上重點發展傳統優勢項目(如乒乓球、羽毛球、舉重、體操、跳水和射擊等)。這種戰略選擇事實上限制了我國非奧運項目以及一些非優勢奧運項目的發展。然而,隨著美國、俄羅斯、英國等傳統競技體育強國逐步重視體操、跳水和射擊等運動項目的發展,我國在傳統奧運優勢項目上面對的競爭日益激烈。再加上,受“縮短戰線,確保重點”戰略的長期影響,我國在其他奧運項目(如田徑、游泳、自行車、足球和籃球等)上的競爭力仍難以與傳統的競技體育強國相抗衡。這就使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面臨著“奪金點”相對飽和、金牌增長的瓶頸限制越來越緊的挑戰。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國家體育總局調研時強調:“要優化運動項目布局,惡補短板、強項更強……加快提升冬季運動競技水平?！盵15]因此,在優化運動項目布局上,筆者建議:① 進一步強化傳統優勢運動項目的競爭性,通過創新體教結合新形式擴大跳水、射擊、舉重、體操等項目的后備人才基礎;② 瞄準世界運動項目發展的新趨勢,提升潛優勢項目(如蹦床、摔跤、跆拳道、擊劍、賽艇、皮劃艇等)的發展水平;③ 重點發展田徑、游泳等基礎大項,以此帶動其他運動項目的發展;④ 以足球改革為樣板,深化籃球、排球、網球、高爾夫球等運動項目的職業化發展;⑤ 通過舉辦2022年北京冬奧會,大力推動“北冰南展”計劃的實施,夯實冬季運動項目的群眾基礎;⑥ 借助中共中央《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的政策紅利,加大資金投入與制度設計,促進武術、龍舟、舞龍、舞獅、射藝等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的發展[16]。

2.2.3 從城鎮優先發展轉向城鎮與農村協調發展 黨的十九大提出:“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盵1]《2014年全民健身活動狀況調查公報》[17]顯示:城鎮居民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比例為19.5%,而農村居民的該比例僅為10.4%。目前,制約農村體育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括:① 制度層面,“國家、省、市、區級”的縱向體育組織管理模式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基層體育組織管理的問題,使其不能深入農村基層開展經常性體育活動,甚至受“政府精簡,部門整合”的影響,市、區一級的體育組織管理部門與同級別的文化或教育部門合并,使得其組織管理農民體育的職能進一步被削弱。② 場地層面,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顯示,農村體育場地多集中在中小學校[18],但全國農村中小學校合并潮進一步加劇了農村體育場地的短缺。③ 社會體育指導員層面,截至2014年底,城鎮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數占全國總量的93%,而農村的這一占比僅為7%[19]?？梢哉f,不管在制度建設上,還是在場地與人員配置上,農村體育已成為我國體育實現全面、協調發展的短板。

在促進城鄉體育協調發展上,筆者建議:① 盡快將群眾體育的發展戰略從城鎮優先發展轉移到城鎮與農村協調發展上來;② 在鄉鎮一級政府建立體育工作領導小組,設立鄉鎮體育工作站,并以鄉鎮體育工作站為支點,以創建農民體育俱樂部為平臺,提升農民體育的組織管理效率;③ 鼓勵城鎮的群眾體育社會組織走進農村對農民體育進行指導,同時幫助農民建立自己的體育社會組織,進而彌補政府在農村體育組織管理上的不足;④ 加大對農村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對撤并學校的體育場地設施進行清點造冊,將其改造為方便農民進行鍛煉的場地設施;⑤ 利用農閑時節開設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班,鼓勵高校體育專業學生到農村就業,使其能夠在工作之余從事農村體育健身指導工作;⑥ 廣泛開展“體育三下鄉”活動,進行針對農村居民的體育科普知識宣傳,利用互聯網、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加強對農民體育健身意識的培養。

2.2.4 促進區域體育協調發展 受區域先天資源條件差異以及改革開放政策和不均衡區域發展戰略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在地理空間上存在著較大的區域發展差異,尤其表現在東部與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差異上。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上的差異同樣表現在區域體育發展的差異上。首先在區域群眾體育的發展差異上:東部地區各省、市的人均群眾體育經費總體上要多于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各省、區、市。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東部地區的體育場地數量和面積占全國的比例分別為43.29%和48.13%,中部地區的該比例分別為24.59%和21.45%,西部地區的該比例分別為25.96%和21.96%,東北地區的該比例分別為6.16%和8.47%[18]?！扼w育事業統計年鑒(2014年數據)》顯示:東部地區的社會體育指導員人數以及體育社會組織數量在總體上均多于中部、西部與東北部地區[19]。受以上因素影響,東部地區各省、市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數比例總體上要高于中部、西部與東北地區[17]。

類似的差異也表現在區域競技體育的發展上,如在反映區域競技體育發展實力的等級運動員(國際級運動健將、國家級運動健將、國家一級、國家二級運動員)與等級教練員(國家級、高級、一級、二級、三級教練員)的發展人數上:2015年我國東部地區的等級運動員發展人數為18 948人,中部地區為9 757人,西部地區為9 328人,東北地區為4 056人;東部地區的等級教練員發展人數為719人,中部為260人,西部為393人,東北地區為227人[20]。在反映區域綜合競技體育發展水平的全國運動會成績排名上,在第十二屆全國運動會成績排名前8的省份中,除遼寧省、黑龍江省屬于東北地區外,其他6個省份均來自于東部地區[21]。在反映區域職業體育開展水平的高水平俱樂部數量上,東部地區參與2017年中國男子足球超級聯賽的職業俱樂部數量為10家,中部地區為1家,西部地區為2家,東北地區為3家;東部地區參與中國男子籃球職業聯賽2016—2017賽季的俱樂部數量為14家,中部地區為1家,西部地區為2家,東北地區為2家。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競技體育發展水平要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而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間的競技體育發展差距相對較小。

在促進區域群眾體育協調發展上,筆者建議:① 由國家體育總局牽頭成立全國區域群眾體育協調發展機構,同時鼓勵在不同省、市、區間建立群眾體育協調發展機構,進而形成縱向的協調發展組織管理層次;② 確定全國統一的群眾體育基本經費標準,然后再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制訂相應的區域群眾體育經費補助標準;③ 定期召開不同區域政府職能部門負責人參加的群眾體育協調發展聯席會議,制訂群眾體育協調發展合作清單;④ 將群眾體育協調發展的整體方案嵌入國家區域發展的總戰略。

在促進區域競技體育協調發展上,筆者建議:① 國家體育總局應科學地規劃好全國競技運動項目發展的空間布局,通過財政支持、政策優惠等杠桿扶持區域特色競技運動項目的發展,進而避免省市競技運動項目重復性投資的現象;② 讓市場在區域競技體育資源的交流與合作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競技體育人才資源的流動上,更要盡快明晰競技體育人才資源的產權歸屬,逐步建立健全競技體育人才市場,培育相關的中介機構,進而促進競技體育人才在區域間的順暢流轉;③ 充分利用體育社團組織跨區域活動的特點及其追求公益性與非營利性的價值取向,讓其在促進區域競技體育資源的交流與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④ 對全國運動會的項目設置、評分規則進行改革,使其在促進區域競技體育的協調發展上發揮更積極的作用[22]。

3 由灰色單向發展方式向綠色人本發展方式轉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盵2]黨的十九大也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盵1]基于此,《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4]提出:“倡導體育設施建設和大型活動節能節儉,挖掘體育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中的潛力?！绷暯娇倳沎23]在對辦好北京冬奧會的重要指示中也要求:“堅持綠色辦奧,提升全社會環保意識,加強環境治理和污染防控,把綠色發展理念貫穿籌辦工作始終?！本唧w到體育發展方式的改革,就是要從體育與自然環境保護以及體育自身生態環境優化2個維度出發,完成由灰色單向發展方式向綠色人本發展方式轉變。

3.1 灰色單向發展方式面臨的挑戰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化發展的后期階段以及科技水平的極大提升,發展方式的轉型與生態文明的建設已成為必須探討的議題。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形成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11]。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對加快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進行了部署,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用嚴格的法律制度保護生態環境[24]。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更是明確地將綠色發展作為“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理念[2]。

目前,我國體育發展方式存在著“灰色”“單向”的特點。其中,“灰色”主要是指體育場館建設對自然生態環境產生的破壞,如我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形象工程斥巨資修建標準的大型體育場館,不僅占用了大片土地,消耗了大量鋼材,而且由于缺少先前的規劃與設計,導致建成后的場館使用率較低,與高昂的維護成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外,一些高爾夫球場、滑雪場、滑冰場的建設也存在“盲目鋪攤子,重面子輕里子”的問題,給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皢蜗颉敝饕侵赴l展理念畸形對體育生態環境產生的破壞,如我國體育發展中存在典型的“金牌主義”的發展理念,即一切以獲取金牌為評價標準。這種理念一方面致使體育管理部門將主要經費投入競技體育中,從而忽視了群眾體育的發展,導致體育人本價值的喪失;另一方面致使教練員、運動員、裁判員的體育價值判斷畸形,進而導致興奮劑服用、假球、黑哨等破壞體育公平現象的出現。對此,鮑明曉[25]指出:“當前體育實踐中存在著一些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在宏觀層面主要表現為對體育事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戰略作用認識不足,金牌至上的政績觀扭曲體育精神,導致體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不到位?！?/p>

3.2 轉向綠色人本發展方式的策略

3.2.1 體育發展與生態文明相契合 對于我國體育而言,堅持綠色發展不僅是為了契合國家整體的發展理念,更是為了實現體育的內在價值訴求。不管是從古希臘原始體育樣態展現出的對于神靈與大自然的敬畏看,還是從我國古代體育樣態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看,體育運動的一個原生動力便是尋求與大自然的和諧共處,這也是體育運動日益被現代人所喜愛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工業化建設的推進、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以及現代科學技術水平的提升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產業結構、居住空間與生產方式。農業占總產業比重與農民占總人口比重的下降,居住空間的集聚化與社區化,生產方式的工具化與智能化共同改變了人與自然的距離與關系。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生態的田園生活日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車水馬龍,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城市生活。如果從人類文明進化史進行考察的話,人類的農業文明持續了五千多年,而工業文明才三百多年,農業文明所塑造的文化以及生活樣態的巨大慣性其實是促使現代人親近自然的內在動力。

在實現我國體育由“灰色”發展方式向“綠色”發展方式轉變上,筆者建議:① 積極踐行體育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價值訴求,使體育的發展能夠與生態文明相契合;② 改革政府部門的績效考核與問責機制,把綠色體育活動的開展、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綠色體育環境治理等作為政府部門績效考核的重要內容,落實體育綠色發展責任制[26];③ 加強政策的約束與導向作用,通過制訂城市社區公園體育配套設施環保標準、室內健身場所環保標準等兜底線式政策,約束相關主體在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中的“灰色”傾向,同時還要通過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激勵政策引導相關主體積極進行體育場地設施的“綠色”建設;④ 完善立法保護、民眾監督、專家反饋等機制,提升大型體育場館建設的科學性,嚴格控制高爾夫球場、滑雪場等占用土地較多且存在一定環境破壞性場地的建設規模;⑤ 在社會體育指導員培訓中,重視其體育綠色發展理念的培養,進而使其能夠向普通民眾傳授綠色健身知識。

3.2.2 回歸體育的人本價值 事實上,從人類身體結構樣態的進化上講,人類目前的身體結構樣態是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形成的,其整體的構造主要還是適用于原始的狩獵文化或農耕文明。最近三百多年的工業化進程卻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這就導致了人類身體結構樣態與工業文明的沖突,因為三百多年的時間對于人類身體結構樣態的改變其實是很微小的。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悖論,即工具的發達和體力支出的減少,使得人類文明的另一面就變成了一個逐步削弱人的動物性或喪失人的動物機能的過程,從而破壞了人類在自然進化過程中所形成而且較穩定的許多物種機制。這種破壞所引發的惡果體現在現實中就是現代人身體上患慢性病的概率極大增加,精神上患抑郁癥、臆想癥的概率也不斷上升。正如李力研[27]所講的:如果說在“自然的人化”過程中,人類的生命機制發生著物種的退化,那么以強身健體、娛樂身心、克服病痛為特征的“大眾體育”則能最好地反映人類如何自覺地對這種退化的補救。這種補救其實是其回歸自然、保持動物性的自覺,也是體育人本價值的重要內涵?！扼w育發展“十三五”規劃》[4]也強調:“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體育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p>

要回歸體育的人本價值,筆者建議:① 把提升人民健康素質,促進其全面發展作為體育發展的核心要務,完成體育發展戰略中心從競技體育向群眾體育的轉移;② 加強體育價值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將體育價值定位從為國爭光為主的單向維度拓展到健康促進、國民教育、文化娛樂、社會緩沖、經濟產出和國家認同等多元維度上來,增進國家、社會對體育價值的認識[28];③ 改革體育行政管理人員的績效評價體系,提高有關群眾體育和運動員全面成才方面的指標權重;④ 建立完善的監督與問責機制,加大對興奮劑服用、假球、黑哨等行為的打擊力度;⑤ 重視運動員的文化教育,將文化課學習成績納入運動員等級評定的指標體系,并著力構建以學校培養為主導,以政府培養、俱樂部培養和家庭培養為輔助的多元化運動員培養模式。

4 由內部封閉發展方式向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盵2]黨的十九大也強調:“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盵1]基于此,《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4]提出:“加強體育與社會相關領域的融合與協作,積極吸引社會力量共同參與體育發展。加強體育對外交往,積極借鑒國際體育發展先進理念與方式,增強在國際體育事務中的話語權?！绷暯娇倳沎23]在對辦好北京冬奧會的重要指示中也要求:“堅持開放辦奧,弘揚奧林匹克精神,加強中外體育交流,推動東西文明交融?！本唧w到體育發展方式的改革而言,就是要完成由內部封閉發展方式向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

4.1 內部封閉發展方式面臨的挑戰我國傳統的體育發展方式帶有“內部封閉”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2個方面:① 在我國體育事務的管理與操作上,政府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體育社會組織與市場組織受體制、機制等原因的影響,很難真正地參與到體育發展中來。鮑明曉[25]認為:“我國體育發展的主要薄弱環節之一便是體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機制不健全,習慣在系統內封閉運行、自求卓越,重辦輕管的慣性仍然存在?！雹?我國體育在對外開放方面整體上仍停留在參加或舉辦國際比賽上,在深度參與全球體育治理以及體育產業國際合作與分工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對于第1個方面的內部封閉發展方式而言,主要面臨的挑戰是隨著我國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民眾的體育需求日益多元化、層級化,傳統的內部封閉發展方式所生產出的單一化體育產品已越來越難以滿足民眾的需求,致使民眾需求倒逼體育發展方式從內部封閉走向對外開放的力量日益積聚。再加上,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體育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的規模也不斷壯大。截至2014年底,我國正式登記的體育社會組織已達到32 785個,每10萬人擁有的體育社會組織個數已達到2個[29]。此外,“十二五”期間我國體育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的平均增長率為19.87%,2015年體育及相關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增長至0.8%[30]。與體育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規模壯大相伴隨的是其參與體育利益分配的意愿也日益增強,而這也是推動體育發展方式從內部封閉走向對外開放的重要驅力。

對于第2個方面的內部封閉發展方式而言,其向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原因有:① 體育就其本體性而言,主要指向人的身體運動,而人的身體運動不像語言、宗教、政治等較多地涉及意識形態問題,至少在形式上體育是人類的一種通用休閑方式[28],所以不管是來自哪個地區或民族,其對體育運動的理解與掌握并不存在較大的障礙,這也是體育實現開放發展的前提;② 目前國際體育發展的全球化秩序格局已經形成,以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各單項體育運動聯合會主導的全球化賽事組織管理體系也得到了絕大部分國家的認同,我國體育要發展就必須融入這一體系,否則就會陷入孤立,這從我國體育發展的歷史經驗中也可以看出;③ 隨著我國民眾休閑性消費的提升,體育產業已成為推動體育發展的重要引擎,而資本的逐利性與擴張性必然要求我國體育產業進行海外市場的開發,進而提升我國體育的全球性地位。

4.2 轉向對外開放發展方式的策略

4.2.1 構建體育多元治理體系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茍仲文強調:“體育改革的鮮明特點就是突出開放2個字……我們要走出自己的體育圈子,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的動力和活力?！盵31]楊樺等[32]指出:“現在,如果還以封閉的組織辦開放的事業,以小眾的模式辦大眾的體育,以傳統社會的方式處理現代社會的體育問題……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會束縛市場和社會發展體育的活力,使問題變得更嚴重?！币虼?要著重構建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共同參與的體育多元治理體系,以適應新時代體育發展的現實需求。在構建體育多元治理體系上,政府要發揮積極作用,具體包括:① 簡政放權,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14]的要求,取消不合理的行政審批事項,為體育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參與體育發展掃清制度障礙;② 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限期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真正脫鉤”的要求[7],盡快制訂體育社會組織直接依法登記注冊的方案,放開對體育社會組織“非競爭性”原則的限制;③ 推進政社分開,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33]的要求,逐步加大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力度,凡適合社會力量承擔的,都可以通過委托、承包、采購等方式交給體育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承擔;④ 完善體育產業法律法規,加強對體育產業的監督,維護體育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與有序性。

4.2.2 體育發展既要引進來,又要走出去 黨的十九大提出:“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盵1]所以,我國體育在對外開放發展上也應從“引進來”與“走出去”兩方面著手。在“引進來”方面,筆者建議:① 要有選擇性地舉辦一些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以擴大我國的體育影響力;② 在某些落后項目的發展上,要積極地引進國外教練團隊與訓練方法,以提升運動技術水平;③ 要有鑒別地吸收國外一些優秀的體育文化與運動項目,以豐富我國的體育文化生態;④ 在體育產業的發展上,要根據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放寬準入限制,積極有效引進境外資金和先進技術”的要求,主動搭建平臺、健全制度吸納境外體育資金與技術,在良性競爭中謀取共贏。

在“走出去”方面,筆者建議:① 要根據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的要求,積極地參與全球體育治理,提升我國在全球體育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既要有針對性地培養相應的組織人才,使其在國際奧委會與世界各單項體育聯合會任職并承擔一定的領導職務,又要敢于在國際體育爭端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以增強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公信力;② 要著力塑造我國體育文化的獨特性,積極向國外推廣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以增強我國的體育吸引力;③ 在體育產業的發展上,要根據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支持企業擴大對外投資,培育一批跨國企業”的要求,鼓勵、扶持相關體育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營銷與創收。

5 由效率優先發展方式向共建共享發展方式轉變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盵2]黨的十九大報告也強調:“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盵1]基于此,《體育發展“十三五”規劃》[4]提出:“加快完善體育共建共享機制,著力推進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均等化?！本唧w到體育發展方式的改革,就是要完成由效率優先發展方式向共建共享發展方式轉變。

5.1 效率優先發展方式面臨的挑戰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考慮到經濟基礎薄弱、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現實條件,鄧小平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钡膽鹇运枷??；诖?黨的十三大提出:“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盵34]黨的十四大提出:“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盵35]黨的十五大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盵36]黨的十六大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盵37]黨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盵38]黨的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盵11]從對以上國家重大文件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從黨的十三大到黨的十七大,我國總體上堅持的是效率優先發展,黨的十七大開始對效率優先發展進行調整,注重再分配的公平。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為主的同時,還輔之以其他分配形式,如投資、資源、經營管理等參與分配,再加上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出現了社會成員、地區、行業、城鄉等收入差距較大的現狀,影響社會效率和公平。為此必須通過二次分配或再分配來解決?！盵39]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效率優先發展,我國2016年的GDP總量已達74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為8 126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40]。然而,與人均GDP快速增長相伴隨的是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據統計,2016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465,高于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已威脅到整體的社會安全[41]。同時,階層結構也由計劃經濟時期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分化為當前的十大階層。這十大階層又可根據組織、經濟與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不同分為3個層級,即社會上層、中間層與底層。其中,社會上層主要由高層領導干部、大企業經理、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和大私營企業主構成;社會底層主要由生活于貧窮狀態且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者構成;其他階層屬于社會中間層[42]。效率優先發展方式并未使我國形成發達國家式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而是形成了“倒丁字型社會結構”,即社會中下層或底層人群比例過大,中間階層比例較小的結構[43]。而且,伴隨著階層差距拉大以及階層認同“兩極化”分離,階層沖突也日益增多,尤其是底層人群的不滿情緒在增強。據統計,2006年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底層群體維權事件數占了全年沖突事件總數的75%以上[44]?？梢哉f,如何使全體社會成員能夠公平地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與難點問題,而這也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共享理念的背景。

事實上,我國體育發展走的也是效率優先方式,這也導致體育發展成果更多地被上層或中上層人群所占據,而中下層和底層人群所能獲得的體育資源則相對有限。據田虹等[45]的調查:社會上層和中上層群體的體育消費行為顯著高于其他階層,而社會中下層和下層的體育消費行為沒有顯著差異。劉芬[46]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參與體育休閑的時間上,表現為階層越高,休閑時長相對越長的趨勢;在參與體育休閑的場所上,上層人群傾向于選擇“經營性體育場館”(比例為76.47%),而底層人群更多地是選擇“自家庭院”。田學禮等[47]的調查也發現,各社會階層經常參與體育鍛煉的情況整體上呈現出隨階層下降而參與程度減弱的趨勢。從這些調查中可以看出:不同階層人群的體育參與情況呈現出相對明顯的分化態勢,尤其是上層、中上層人群與底層人群之間的體育參與分化正在逐漸拉大,這不僅影響著“健康中國”戰略在體育領域的落地,也影響著體育強國建設目標的達成,更與社會主義體育事業追求民眾共享體育發展成果的根本宗旨相違背。原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司長劉國永[48]指出:“政府要順勢而為,著力補短板、兜底線,逐步縮小城鄉、地區、人群之間資源配置、服務利用和體質水平的差異,維護每一名群眾的健身權益?！?/p>

5.2 轉向共建共享發展方式的策略

5.2.1 從法治層面保障民眾共建共享體育發展成果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4]要求:“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斌w育權利在本質上屬于公民發展權的一部分,對于公民體育權利的確認與保障已寫進了許多國家的憲法或體育法中。據統計,全球有41個國家的成文憲法明確了公民體育權利。對此,原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趙勇指出:“重視依法推動群眾體育,美、德、英、法等國家都有完備的群眾體育法規……值得我們較好借鑒?！盵49]然而,到目前為止,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中,尚沒有直接規定公民體育權利的條款,這也是導致我國公民體育權利得不到較好保障的重要原因[50]。

在從法治層面保障民眾共建共享體育發展成果上,筆者建議:① 完善體育法律法規,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的修訂中對公民的體育權利進行確認,并積極推動公民體育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得到確認;② 增強體育法律與法規體系的可操作性,厘清體育法律與法規的邏輯結構,在制度設計與語言選擇上強化體育法律與法規的強制性特質,明確對侵犯公民體育權利行為的處罰措施;③ 樹立體育法治意識,嚴禁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做到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對于侵犯公民體育權利的行為要給予堅決查處。

5.2.2 從政策層面促進民眾共建共享體育發展成果需要注意的是,強調體育發展成果的共享,并不是說不要體育發展效率,而是要在注重發展效率的基礎上,更加強調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在從政策層面促進民眾共建共享體育發展成果上,筆者建議:① 健全體育發展政策制定的公眾參與機制,通過公共聽政、專家咨詢、民意調查反饋等渠道讓民眾參與政府體育決策[51],以充分了解其體育需求,進而促進體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② 保障體育資源的底線公平,構建均等化的基本公共體育服務生產與分配體系,適當地運用財政、稅收等手段對底層人群進行體育補償與援助;③ 通過購買服務、減免稅收、參股等形式促進公益性體育社團組織的發展[52],以調動社會力量幫扶底層群體的體育發展。

6 結束語

在我國宏觀層面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背景下,新時代的體育發展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機遇。如何應對這些挑戰,抓住這些機遇,進而實現建設體育強國的目標,首先要明晰的就是應堅持什么樣的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事實上為中國體育未來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提供了參考與指引。具體到體育發展方式的改革上,主要完成以下幾個轉變:由要素投入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發展方式轉變;由局部趕超發展方式向全面協調發展方式轉變;由灰色單向發展方式向綠色人本發展方式轉變;由內部封閉發展方式向對外開放發展方式轉變;由效率優先發展方式向共建共享發展方式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