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歲月中的太行文聯

王稚純

太行文聯是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活動于太行山區域的一個群眾文化團體，也是這一區域開展文學藝術活動的領導機關。它的創建和發展是隨著由鄧小平、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開創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據地而不斷鞏固和壯大的。

1937年11月，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已侵占我華北的大部分地區，我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迅速進軍到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處的太行山，并以此為依托開始創建太行山抗日革命根據地。根據地的初創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抗日工作的局面很快開展起來，在群眾運動中，工、農、青、婦等抗日團體紛紛建立，其時，文化界的抗日團體也在緊張熱烈的醞釀當中。

1938年10月，匯聚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革命文化人高沐鴻、王玉堂（岡夫）、王書良、陳大東、周化南、郝汀、王振華等同志共同發起，創辦了這塊根據地的第一份綜合性文化刊物《文化哨》。關于這份刊物，建國后的幾種文獻是這樣極簡單介紹的：該刊由王玉堂、郝汀編輯，月刊，32開，油印。筆者曾多年潛心搜尋，終因年代久遠，無處覓到。很遺憾，今人已無法對該刊的內容去進行評介了。但筆者在一冊1939年5月出版的《政治周刊》雜志上看到一位署名“馬兒”的作者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專門介紹刊物《文化哨》的，從這篇文章中我們約略可看到一些《文化哨》的內容風貌，現將這篇文章摘錄一段如下：

“……《文化哨》是晉東南唯一的綜合性的文化刊物，在我們看了它一、二、三期后，首先要指出該刊物中無論是論文、小說、詩歌等，都能把握現實，適應著現實的需要，而且又都是生動的真實的描敘，及由心里發出來的呼吼，如‘戰時文化教育之商榷’‘文學新形式與街頭詩’‘啟蒙與引玉’‘反對侵略主義文化’‘論汪精衛投降’幾篇論文，都是抓住了問題中心，提示了許多寶貴意見。又‘指紋’‘忠告’‘一個人的死’幾篇散文小說也都反映了現實的戰斗生活。其它如‘生死線上’‘古今往來’‘我們不露一點秘密’（劇本）、‘我喊叫向全世界’‘光榮的俘虜’‘新春敬禮曲’（新詩）也都是把握著赤裸裸的現實發出的?！段幕凇吩趦热萆夏茏龅搅舜蟊娀?、通俗化，所以它足以成為戰士、農民、工人、婦女和學生的唯一友伴。它刊載了一些通俗的文字和詩歌，‘專等你’‘困死敵人’等街頭詩真正能達到了通俗、扼要和簡單的境地，適合了大眾的口味……”

這段文章摘錄或可使我們間接地增加了一些對這冊刊物的感性認知。筆者曾訪問過當年辦刊和為此刊撰稿的老人，據他們回憶，該刊出版發行后，受到了根據地黨委的重視和好評。

1939年，太行根據地在政治、軍事及群眾運動等各方面的建設均呈現出蓬勃發展的高潮，文化工作也是異?；钴S。5月4日，在以《文化哨》人員為班底的基礎上，成立了“晉東南文化教育界救國總會”（簡稱“文總”）。文總成立后，在它的周圍團結了大批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他們先后在太南、太北、太岳、冀西成立了文總辦事處，縣有文救會，村有文救小組；他們出版了定期的文藝刊物《文化動員》（因戰爭頻繁一度?？?，1940年復刊后改名為《文動》）、救亡劇本、街頭詩選、冬學課本、反“掃蕩”報告叢刊等書刊；先后成立和加入文救總會的晉東南文協、劇協、音協、美協等專業文化團體更加壯大了文總的聲勢，他們緊密配合根據地黨委號召，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討論會，宣傳抗戰，動員民眾，形式熱烈，內容扎實。正如1940年召開的晉東南文化界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文總的成立，對于本區的文化運動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文化工作逐漸走上正規的整齊的步調?！?/p>

1941年1月13日，晉東南文化教育界救國總會召開第二屆第一次執委會，會上做出重要決議，即：“文總”更名為“晉東南文化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晉東南文聯”。而隨著這塊抗日根據地的不斷鞏固發展和壯大，文聯影響所及也在不斷地以晉東南為核心向四周輻射著，這年9月，又稱晉冀豫文聯。1942年9月，以鄧小平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后，文聯便正式冠以太行文聯的稱謂，并一直延續到1949年全國解放的前夜。

無論是太行文聯，或是晉冀豫文聯，或是晉東南文聯，或是晉東南文總，再或是《文化哨》，盡管稱謂屢有變化，但這個團體總的宗旨、綱領、任務卻是貫徹始終，一脈相承的。因此，可以說，太行文聯的最初發韌，即是1938年10月初創雜志《文化哨》的時期，至1949年8月，隨著太行區的撤并，太行文聯圓滿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據此推論，太行文聯在太行山這塊英雄的土地上共延續發展了長達11年的時間。在這11年間，大小戰役頻繁發生，物質條件極為艱苦，即使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太行文聯仍堅持創辦、出版、發行了12種文藝刊物，如早期的《文化哨》《文化動員》《文動》《文藝輕騎》和稍后的《華北文化》《華北文藝》《新美術》《華北畫報》《詩風》《青年與兒童》《文藝雜志》《太行文藝》。這些文藝刊物有油印的、有石印的，有的為月刊、有的為半月刊，有的刊物僅出版了一期、兩期，但從這些刊物發表的大量文藝作品來看，它們都是在緊密地配合地方黨委和抗日政府的大政方針，宣揚科學民主，啟迪教育民眾，普及文化知識，引領創作導向。在創辦刊物的同時，太行文聯還及時配合當前形勢，編輯出版了多種宣傳小冊子。據筆者所知，現今幸存于世的有專供春節宣傳演唱的秧歌小調，如：《賀和平》《魚水相得》《秧歌小調集》，有秧歌劇本，如：《蒸干糧》《改變舊作風》《石寸金發家》《錯打算盤》《賀功》，有歌舞劇本，如：《小兩口談和平》《紡織好》《四大惡霸》，有農村快板，如：《保衛好時光》以及《昆明慘案》。當然，這類宣傳小冊子還遠不止如此，如：《反“掃蕩”報告叢刊》《文藝大眾小叢書》《古話正誤》《七七之夜》等等，只是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我們現今已很難見到了。

太行文聯當時聚集了大批根據地的文化先進，如“文總”時期的執行委員王振華、張柏園、高沐鴻、王玉堂（岡夫）、史紀言、李棣華、朱光、崔斗辰、李伯釗、楊秀峰、徐懋庸、任白戈、劉岱峰、杜潤生、安崗、陳默君、郝汀、陳大東等，晉東南文協時期的劉白羽、荒煤、洪荒（阮章競）、林火、李莊、張秀中、蔣弼、袁勃、何云、張香山等。他們不僅在當時肩負著根據地文化建設的重任，即便在建國后，仍然活躍于文藝戰線，有的同志還長期擔任著各地文藝界的領導責任。

曾先后擔任太行文聯主任的兩位根據地文化界領軍人物，一為高沐鴻，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即活躍文壇，積極參與文藝狂飆運動，著作頗豐；另為當時已名震全國文壇的徐懋庸。二位主任都曾為太行文聯的建設嘔心瀝血、功不可沒。但這二位主任均在建國后的政治運動中遭受不公待遇，竟至在文壇長期銷聲匿跡。即便如此，太行文聯那段火熱的日子仍是不會忘記他們的歷史功績的。

綜上略述，經11年的艱難歲月，太行文聯，為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歷11年的戰斗史跡，太行文聯，亦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應有濃墨重彩的一筆書寫。

附：

曾經在太行文聯工作過的同志名單

高沐鴻、徐懋庸、林火、王玉堂（岡夫）、郝汀、陳默君、張秀中、王博習、高詠、劉稚林、袁勃、陸耕、王韋、袁毓明、郭維洲、李光、馬印秋、趙楓川、阮章競、鄭篤、寒聲、夏洪飛、唐仁均、王禮易、葉楓、董彥夫、吉林、趙佩藍、張樸虎、武田壽、史文奎、程俊良、藥恒、張懷信、史孟如、孫茂堂、孟良、李紅、魯賓、吉祥、程永和、魏三海、楊化仁、宋秋原、杜四海（此名單無序排列，且定會有遺漏，懇望知情者補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