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間諜”海明威
——讀《作家、水手、士兵、間諜》

林頤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歐內斯特·海明威率領同伴，突進奧德翁路，前去“解放”麗茲酒店的酒吧。這是海明威的傳奇之一。

在歷史學家尼古拉斯·雷諾茲看來，它遠不止于傳奇。身為美國中情局博物館前館長，職業敏感讓他意識到，其間或許大有玄機。與海明威一起解放麗茲的同伴之一，是戰情局的戴維·K.E·布魯斯上校，他倆非常親密。雷諾茲心想，以海明威的性格，這位大作家和二戰情報界會不會有瓜葛呢？

雷諾茲在檔案中尋找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海明威在西班牙、哈瓦那、中國等地的蛛絲馬跡，讓他驚訝的是，他居然發現了海明威曾經與蘇聯內務部簽約，被后者招募成為情報人員。雷諾茲說自己仿佛挨了當頭一棒，差點毀了心目中的海明威的形象，后來，隨著挖掘的繼續深入，他漸漸理解了海明威，也理解了這段經歷對他的人生與藝術造成的影響。這就是他撰寫《作家、水手、士兵、間諜》這部“歐內斯特·海明威的秘密歷險記”的由來。

作品大致按照海明威1935年之后的事跡，與雷諾茲的揭秘推導，步步前行。突出海明威的人際關系、思想轉變，情報人員對他的拉攏，以及后期海明威的掙扎與痛苦。

為什么要從1935年講起？當年9月，海明威自發參與了美國東北部大颶風的民間救災行動，他對身陷苦難的人民很同情，對無作為的政府機構很厭惡，雷諾茲認為這是海明威的“覺悟”。同時，1935年，海明威已經出版了《太陽照常升起》和《永別了，武器》，兩部作品為他帶來了名望，但美國評論界對這位年輕作家還不夠重視，海明威對此很不滿，與之相反，來自蘇聯的著名翻譯家、評論家伊凡·卡什金的盛譽和他所描述的蘇聯人民對海明威的喜愛，顯然讓海明威頗為自得并對蘇聯抱有好感。

不過，海明威這時并不打算成為共產主義者，他更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立姿態。后來促使海明威左轉的力量主要有兩股?，斏どw爾霍恩，她于1936年12月走進海明威的生命，1940年成為他的妻子，她對戰地寫作和左派事業充滿激情；海明威的身邊還圍繞著小說家約翰·道斯·帕索斯等共產主義朋友。催化海明威轉變的導火索則是西班牙內戰。西班牙內戰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在西歐的唯一一場內戰。海明威以記者的身份來到西班牙，由于共產國際的積極爭取，他在1937—1938年間差不多變成了共產國際的宣傳員。直到戰爭的最后一年，他才更全面地審視這場戰爭，在戰后以批判的角度寫出了《喪鐘為誰而鳴》這樣的杰作。

雷諾茲梳理了尤里斯·伊文思（荷蘭共產主義電影導演和第三國際行動人員，與海明威合作了西班牙內戰的紀錄片）、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蘇聯內務部主管）等人與海明威的交好過程，后者還促成了海明威前往游擊隊訓練營參觀?！秵淑姙檎l而鳴》是一個關鍵事件，伊文思對海明威“回到了他原來的（非政治）視角”很失望。但事實上，海明威并未斷絕與蘇聯的聯系。根據歷史學家鮑里斯·伏洛達爾斯基對蘇聯檔案資料的研究，內務部在二戰期間曾利用海明威為消息來源，并以“ARGO”作為他的暗號，這與雷諾茲的描述是相符的。雅各布·戈洛斯，內務部駐紐約的行動人員，與海明威會晤，于1940年末或1941年初吸收海明威加入“我們的事業”。這是海明威攜瑪莎訪問中國的前夕。后來海明威表達了自己對國民黨的不滿和對周恩來的仰慕，以及他對中國局勢的看法。

不過，海明威是否明確意識到自己成為了“我們的事業”的一部分，這是大有存疑的。1942—1943年，海明威參與了美國海軍情報局支持的面向古巴的一次秘密行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指揮權，他很高興地用愛貓之名稱之為“無友”行動。1943年感恩節，雅各布·戈洛斯死亡。海明威與蘇聯情報部門的關系隨之中斷。在那之后，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海明威在法國的活動，他作為盟軍人員進入了巴黎。但他的解放行動違反了戰地記者的不直接參戰的原則，后來遭到指控，這傷害了海明威的感情。這也使得海明威終于意識到卷入政治的危險性。雷諾茲認為，海明威從此陷入了一種恐懼，害怕自己與蘇聯曾經的聯系暴露，這給作家晚期的小說創作帶來了戲劇張力，海明威在反思中逐漸成為成熟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更關注像《老人與?！愤@樣的作品所體現的個體的勇氣等問題。

雷諾茲的資料分析能力強大，但問題在于，確認海明威是“間諜”、甚至叛國的那點材料，實在乏善可陳。海明威與美國情報界，最多只能算是接觸或國民義務。海明威與蘇聯，性質要嚴重一些，但沒有證據表明他提供了有價值的情報。雷諾茲把海明威的自殺定義為害怕這個秘密曝光帶來的心理崩盤，這種說法或有夸大，不過壓力是有的。

從傳記描摹的情狀，海明威其實只是一個天真的政治門外漢。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作家海明威的氣質是一致的。海明威熱愛斗牛、狩獵、垂釣等運動，他希望展現給外界一種“硬漢”的氣概，熱衷于危險游戲提供了對膽量的考驗，因此，戰爭會吸引他，浪漫性格也會讓他好奇間諜活動。早在1925年12月25日，在寫給菲茨杰拉德的信里，海明威就談到參戰經歷為作家帶來的優勢，對于那些沒有參加過戰爭的作家而言，“它的確就是某種他們錯過了的、無可替代的東西”。這種想法貫穿了海明威的很多活動，也是讓他在蘇聯與美國之間搖擺的原因。他以他的方式參與戰爭，但在他思想的底層，他的寫作的核心，始終流露的，一直都是《太陽照常升起》開頭所引用的《傳道書》里的那句話“大地永遠長存”，沒有人有資格奴役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我們可以通過海明威的所有作品感受到這一點，最重要的這一點。我以為，海明威晚期的焦慮，并不僅僅出于所謂往昔秘密的暴露，也不僅僅在于他對自己名譽的擔心，更在于他意識到了他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自己的理念。

理解海明威的行為動機與他后來的壓力，還應當把他放回大的歷史背景里。比如，西班牙內戰的影響。很多知識分子、藝術家組成國際縱隊，奔赴西班牙。畢加索的名畫《格爾尼卡》就是反戰的主題，安東尼奧·馬查多和曼努埃爾等西班牙本土作家大力推動左翼運動。熱烈的政治氛圍，對社會主義的共同向往，很容易讓海明威積極投身。還比如，雷諾茲在談到共產國際的人員招募時，約略提了一句，說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也曾經為蘇聯做過事。這類招募在當時有點像撒網撈魚，歷史上有名的“劍橋五杰”，就是被克格勃吸收的出身貴族、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劍橋師生；而許多像海明威這樣的，并沒有經過培訓，也談不上如何重視，所以后來就斷掉了。到了冷戰時期，這種做法卻變得越來越常規，兩大陣營都在努力“挖墻腳”，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就曾經交給英國情報部門一份“黑名單”。美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氣壓也是很沉悶的，“麥卡錫主義”掀起了反共高潮，許多知識分子遭到迫害。海明威目睹這種情形，不能不擔憂。海明威晚年時常生病，時常陷入躁郁癥，他的記憶力和創造力都在流失。各種因素最后終于導致了他的自殺。

假如我們悉心尋找，在塵封的檔案堆里，像海明威這樣的“間諜”，一定還有很多，他們終生都在為此飽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