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百農》的后現代色彩

李春香

電影《迦百農》（Capernaum，又譯《何以為家》）把鏡頭對準黎巴嫩的難民，真實地記錄了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狀貌。印度作家泰戈爾說過，“愉快和痛苦都使人受到教育”。然而，在電影《迦百農》里，小主人公扎因的成長之路痛苦太多，快樂太少，厚重的痛苦遠遠超出了一個12歲男孩兒的承受力，以至于他的小小內心早早生出了“生即是死”的念頭，于是將父母告上法庭，原因是父母生了他。這種充滿悖論色彩的情節彰顯了影片的后現代意味。

影片以一個小男孩兒的視角審視難民營的生活，經歷著艱難生活的扎因對自己和難民營所有孩子的出生、對父母、對家庭、對社會，甚至對上帝都產生了懷疑。懷疑中的否定、難民生活的不安定、犯罪行為的習以為常，所有這一切都給影片蒙上了濃重的后現代色彩，這種后現代色彩主要體現在不確定性和解構性兩方面。

不確定性

后現代主義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確定性（ indeterminancy） ：“所謂不確定性，或者更恰當地說，種種不確定性，指由種種不同的概念幫助描述出的一種復雜的對象。這些概念是：含混、不連續性、異端。多元性、隨意性、叛逆、變態、變形?！冃芜€可以進一步用目前流行的十余種表達解體的術語來說明：反創造、分裂、解構、離心、位移、差異、不連續性、分離、消失、分解、解定義、解密、解總體化、解合法化?！备哦灾?，一切有違于常態的，具有含混、多變、不可測、不連續性等特點的現象和事件都可以認為其具有不確定性，《迦百農》里展現的難民的生活就充滿了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首先從主人公扎因身上體現出來：影片從醫生給扎因體檢開始，體檢的原因是這個叫扎因的男孩不知道自己的確切年齡。而他的父母在他出生時沒有給他做任何記錄，所以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具體多大。最終，醫生判斷他大約十二三歲。從一開始，影片就給觀眾一個訊息：主人公的年齡不確定，沒有身份證明，是非法出生。而在黎巴嫩的貧民窟乃至整個中東地區，有無數像扎因這樣沒有出生證明、不知道自己確切年齡的孩子。

這些無證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的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發現，然后被抓起來坐牢或者遣送回國——而回國后更加生存無望——他們在惶惑不安中度日如年。

之后，影片又為觀眾呈現出許多暗含著不確定性的鏡頭：

扎因妹妹薩哈被嫁給了大她二十幾歲的房東，她痛哭著被父親強行送走，她的未來將會如何？

沒有身份的埃塞俄比亞黑人女工——年輕媽媽拉希爾（化名泰格斯）本來只打算出去給家里的老母親打個電話，然后籌錢續簽證，卻因無證而被帶走，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兒子和指望她養老的母親。兒子還能活下去嗎？老母親能否安度晚年？而在家里，拉希爾的兒子并不知道他可能再也見不到媽媽，再也不能在媽媽溫暖的懷里觸摸著媽媽豐盈的乳房吮吸甘甜的乳汁。

離家出走的扎因就此成了失去媽媽的嬰兒的照料者，兩個毫無依靠的孩子能否活下去？

拉希爾好多天都沒有回來，他們沒錢了，扎因想起了曲馬多（一種可以制成毒品的處方藥），于是他重操舊業，把曲馬多溶進水里做成飲料去賣，生意居然不錯。他老練地抽著煙（如他媽媽一樣），和牙牙學語的尤納斯暢想著未來——可以去瑞典過有身份證明的生活。而給他承諾的是那個辦假證的阿斯普洛，他的理想能否實現還是個很大的問號。

在市場里賣紙巾的小女孩梅森每天都憧憬著她的未來：到瑞典過安定的生活。在她想象中，瑞典的敘利亞人很多，沒人會因為國籍找她麻煩，她會有自己的房間，“自己決定讓誰進或者不讓誰進”。但她辛苦攢錢要辦的是假證，她的美夢搖搖欲墜。

影片中所展現的所有人物都努力地活著，但是他們的生活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人們提心吊膽地等待著無望的未來。這種不確定性造成的結果就是以扎因為代表的人們對“生”的“合法性”、對倫理道德、對家的溫情等的懷疑與否定，這就使得不確定性成為影片的又一后現代特色——解構性的直接原因。

解構性

后現代主義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解構性，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上文提到的后現代主義之父哈桑給不確定性所下的定義中已經暗含了解構的意味，可見不確定性和解構性具有某種重合性。但是二者亦有明顯不同，“解構”概念源于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的“deconstruction”一詞，原意為分解、拆解、消解、揭示等，后被學界廣泛引用并被不斷注入新的內涵，并進入了后現代主義的領域。關于解構這一概念學界爭論很多，本文主要借用其“消解中心”的內涵。在《迦百農》里，影片從形式、主題、思想內容等幾方面顯示了其解構性的特點，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影片從形式上解構了電影本身。

影片不是純粹的紀錄片，也不是純粹的劇情片，而是紀錄片和劇情片的拼接與融合，這就從形式上解構了電影本身。導演拉巴基沒有找專業的演員，而是代之以與她設想的故事有相似經歷的普通人去演繹。她不希望這是一部“演”出來的電影，而是讓故事的主人公自己去再現他們的生活常態。這樣，拉巴基徹底將演員和普通人的界限抹去，使得這部電影不再是一部“常規”電影。不僅如此，拍攝時，她也不規定具體臺詞，而是告訴“演員”他們所處的情境，讓他們根據情況自由發揮，攝影師只負責記錄，從而進一步模糊了人物對白與日常生活用語的界限。從演員到臺詞，都是普通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反映黎巴嫩的現實問題，其真實性得到有效的保護。

從電影的形式、到演員的選擇，再到臺詞的設定，都和傳統電影的錄制方式截然不同，這種大膽嘗試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后現代色彩。后現代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質疑前人和叛逆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拉巴基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后現代特質的導演。

其次，對“生”之合法性的解構。

“生活是個婊子”，這樣充滿頹廢色彩的話竟然從一個12歲的男孩口里說出，這本身就具有顛覆性和解構意味。他本該擁有無憂的童年、溫暖的家庭、父母無私的愛，還應該坐在教室里接受豐富的知識，而這些他都無福享受。他有的是繁重的勞動、逼仄的生存環境、對他非打即罵的父母、一群需要他照顧的弟弟妹妹，和看著別人家的孩子上學放學時艷羨的眼神。

扎因有著和他年齡極不相符的清醒頭腦和成熟心智，他很少笑，眼神里充滿了焦慮和憂郁。在扎因眼中，生活“是一堆狗屎”：他出生在一個孩子眾多的難民家庭，難民營的生活現狀及父母“多生又不善養”的行為，使得12歲的他成為家里的主要勞動力，他既要賺錢，又要照顧弟弟妹妹，經歷著無比艱辛的生活。作為兒童，他沒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料，反而要像成年人一樣辛勞養家。更可悲的是，盡管他如此努力，仍然得不到父母的認可與鼓勵，反倒常被拳腳相加。他最喜歡的妹妹不到11歲便以五只雞的價格賣給了三十幾歲的房東，不到半年，妹妹因孕中大出血而亡。得知妹妹去世的扎因拿著刀捅傷房東，因此被捕入獄。難民營的雜亂無章、家庭的極度貧困、無數難民的悲慘遭遇……使得扎因開始對其“生”的“合法性”產生懷疑。于是，在獄中，他將父母告上法庭：“我要控訴父母生下我。我想讓那些無法養活孩子的父母不要生下孩子?！?扎因對“生”之“合法性”的質疑，生發出的是對難民生存問題的關注。在中東難民營中，貧困是首要問題。但“越窮越生，越生越窮”仿佛是一個充滿魔咒的怪圈，充斥著難民營。連12歲的孩子都懂的道理，億萬處在貧困線的成年人卻不懂。

影片結尾，母親來監獄看望扎因，告訴他自己又懷孕了，扎因眼神里流露出了不解、無奈、失望甚至厭惡之情，這種復雜的感情仿佛是對人世間所有即將來臨的生命的提前祭奠。扎因說：“你的話刺痛了我的心”“你太無情了”——他和母親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他認為母親生孩子是不負責任甚至是罪惡，而他母親卻反以為榮，覺得這是“真主賜予的禮物”——母與子的疏離感彰顯無遺。扎因的父母從未意識到孩子是要“養”的，“養”重于“生”。在他們眼里，孩子出生后就是獨立的存在，他們將一個個生命“拋”向世界就萬事大吉。這些孩子生或死或者被賣，都與父母關系不大，他們想當然地以為人都是這么活著的，因為他們一代代都是這樣過來的。在法庭上，扎因的父親說：“我有什么錯？我也是這么被生出來，也是這么長大的。從小到大別人跟我說，‘沒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孩子是你的脊梁骨。我哪會知道有一天我會被自己的脊梁骨戳穿心扉?！蹦赣H則稱自己“生來就是一個奴隸”。父母找各種理由為自己的無知和麻木開脫，在父母對自己失職的不自知中，對“生”的合法性的質疑也變得無力且毫無意義。扎因再也無法忍受父母的無知，他沖著自己的父親喊道：“你兒子一出生就死了……他并不存在，連番茄醬都有日期和保質期，你兒子什么都沒有?！睂λ麃碚f“生即是死”，他不屑于這樣的“生”，甚至詛咒這樣的“生”。人的“生”連番茄醬都不如，這是對人之為人的一種降格。這種降格深刻反映了難民營的悲慘生活給一個12歲男孩兒造成的嚴重戕害，發人深省。

父母認為生孩子是給予了孩子生命，孩子應當感激，而小主人公卻因此而將父母告上法庭。他認為沒有能力好好養孩子的父母生孩子是一種自私的行為，應該受到譴責，甚至是違法的。這種看似違背倫理的想法在難民營卻是極為合理的，他在為那些沒有能力選擇是否愿意來到這個世界的未出生的嬰兒代言，他說出了他們的心聲。每一個初生的嬰兒都有權利享受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安定的生活，那些沒有能力養育孩子的父母就不應當生育孩子，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道德。把養育孩子這么復雜的事情簡單化到“生”出來就萬事大吉的程度是不人道的，影片的深刻之處亦在這里。扎因指控的不僅是他的父母，更是那些造成這么多災難的個人和組織。影片希望通過孩子的申訴，喚醒那些為了個人利益或集團利益而制造沖突與戰爭的人的良知，停止沖突、回歸和平，讓無辜的人正常生活，讓無數的“扎因”有一個可以安居的家。

對“生之合法性”的懷疑是影片的主題，這一主題本身就暗含了某種解構意味。扎因解構了“生之合法性”，將父母告上法庭，然而，他的母親卻又懷孕了，這又進一步解構了他的行為，成為“解構中的解構”，使得扎因的一切努力在不斷解構中付諸東流。

再次，對倫理道德的解構。

道德是講給那些解決了溫飽的人聽的，當人在貧困線上掙扎的時候，道德往往被饑餓所吞噬。在黎巴嫩的貧民窟，嬰兒可以被買賣；女孩子未成年就被逼嫁人；男孩子成為童工，無知的父母不停地生育；未婚先孕的年輕媽媽獨自承擔著養育孩子的重擔，而孩子的父親則成了縮頭烏龜……這里的人們卑微地活著：孩子不是孩子，父母不是父母。

拉希爾的男朋友從來不管孩子，甚至拒絕看孩子的照片，因為他自己只是個看門的非法移民，被發現就會被驅逐。作為一個男人，他活得沒有尊嚴；作為一個父親，他沒有盡到責任，也不敢去盡責任。但盡管如此，為了一己之私，他還是制造了孩子。生了孩子卻躲起來，把責任全部推給孩子的年輕媽媽——同樣是難民的拉希爾，他的道德底線已經“跌破”，甚至沒有道德可言。

在貧民窟，街頭巷尾到處都是無所事事的人，嬰兒隨時可能被拐賣，小孩子隨時可能會受到侵犯和欺凌，犯罪成了常態。

在這樣的生存境地中，孩子無法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從父母的言行舉止中學到的是如何茍且偷生的本領，而這些往往和道德無關。以扎因一家為例，為了生存，扎因的父母帶著孩子一起制毒販毒。扎因經常去買曲馬多，他奔波于各個藥店，非常老練地撒著各種謊，盡可能多地騙買曲馬多?；氐郊?，母親帶著一群孩子非常嫻熟地把藥搗碎，溶解在水里，然后把干凈衣服浸沒在藥水里，再把晾干的衣服送進監獄里的大兒子手里。扎因的哥哥和表哥都在監獄，他的媽媽很熱情地和他表哥打招呼，仿佛到了學?；蛎窬?，而不是監獄。母親因為監獄里的兒子抬高了毒品的價格而為之驕傲，他們輕松地談論著毒品交易，毫不避諱旁邊吃奶的孩子和扎因。在這里，犯罪是常態，父母傳遞給孩子的 “人生哲理”是“只要能活干什么都行”。如果扎因不是一個頭腦清醒異常早熟且十分理性的孩子，他會像千千萬萬難民營的孩子一樣在無知中長大，然后重復著父母的生活。

扎因不想像他的父母那樣卑微地活著，他想過得有尊嚴，想去上學，但是父親沒有同意他的請求，因為他得勞動、得養家。他也想做一個好人：拉希爾被捕后，扎因不得不照顧拉希爾剛會走路的兒子。由于沒有生活來源，扎因幾次想把這個與自己毫無瓜葛的“弟弟”丟掉，但都于心不忍。然而，當他們被房東趕出來，眼看著就要餓死的時候，他還是沒能抗拒移民的誘惑，以500美元的價格賣掉了“弟弟”。止不住的眼淚表明了他內心的無奈、痛苦和不舍。但是他還是那么做了，這是一個“逼良為娼”的社會——善良如扎因力量太弱小，他實在沒法對抗強大的“惡”。正如他在狀告父母時所說：“我以為我們能做好人，被所有人愛，但上帝不希望我們這樣，他寧愿我們被踩在腳下?！彼囊磺蟹纯购团Χ际峭絼?，即使后來對父母“只管生不善養”的行為的控訴都是徒勞，因為母親又懷孕了。影片所傳達出的扎因的無力感和抗爭的失敗，是對人類道德的質疑和解構。

最后，對父母之愛和家的溫暖的解構。

在一般觀念中，父母對子女應當充滿著無私的愛，一家人在一起應當是充滿溫情的。然而在影片中，扎因一家人在逼仄的環境中過著毫無溫情的日子。父母奔波于生計，12歲的男丁早早擔負起了家里的重擔：他每天都要到雜貨店打工，回家還要幫父母照顧年幼的弟弟妹妹，有時還要和妹妹們上街賣飲料?？粗渌⒆由蠈W放學，他只有羨慕的份兒。這里，父母養育子女的唯一目的是傳宗接代。正如其父親在法庭上所言：“沒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孩子是你的脊梁骨?！?他以毫無計劃地不停生孩子顯示他男人的存在感；自己無法成為脊梁，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讓他們充當他的脊梁。艱難困苦的生活稀釋了父母對子女的愛，扭曲了愛的內涵。

這就難怪在扎因眼里，父母并不愛他，他沒有感受到父母的愛：“我只記得暴力、侮辱或毆打，鏈子、管子、皮帶，我聽過的最溫柔的一句話是：‘滾，婊子的兒子‘滾，你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錢，我住在這里的監獄，我像一堆腐爛的肉……”在這個男孩兒的眼里，世界如同地獄般，讓他恨不得不曾來過。

當法官問他為何起訴父母時，他哽咽著說：“因為生了我?！边@哽咽中充滿著的是深深的委屈和他對自己心酸往昔的回顧，更有對家的無情的控訴和對無知父母的無奈的恨。

電影《迦百農》所展現的生活充滿了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直接導致了影片所表現的內涵具有了解構意味，盡顯影片的后現代色彩。

萊布尼茨說過：“現在包含著過去，而又充滿了未來?！薄跺劝俎r》中所展現的是中東許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正在經歷的悲慘生活，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復雜的，也不在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之內，但是它帶給我們的觸動不應當是一時的，而應當是長久的，因為我們不僅擁有現在，更會走向未來。希望未來的世界里沒有受苦受難的“扎因”，只有美好的童年。就像影片結尾，扎因終于有了護照，鏡頭在扎因那難得的笑上定格了許久，這樣的笑耐人尋味，這樣的定格充滿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