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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針見血地指出時代的問題,
正如偏激的波德萊爾指出城市的問題
不僅僅是楊花的問題一樣。 那種又麻又癢的絮狀物體,
象征的東西, 不僅包括內心的煩悶情緒
或者對風景的精心描繪, 還包括愚人
未曾領略的幽默感及其他。 而健康的常識枝葉
面對機器頌歌合唱團的消極反應, 總是讓小鎮風云
瞬間發生劇烈變化, 無論從語氣還是從行棋風格。
姑媽正用羊毫抄寫凍僵的腳趾曾經抄寫過的
紙條或者便簽——既行無間獄, 無謂恐與懼——
不必將之譯成現代語文吧, 聆聽者即將拍攝鄰居們
送別某人的紀錄電影: 一邊爭搶某人漂亮的衣裙,
一邊為某人之不幸而哭哭啼啼——而其中的矛盾之處
對渾然天成的他們而言并非矛盾,
而且我所看重的邏輯問題早被酒精問題取代,
甚至多年之后, 當某人從異域歸來, 一臉天真的鄰居們
仍然不知羞恥地以恩人面目出現, 噓寒問暖——
而她啞口無言, 而我痛哭不止——
人性之幽深之復雜是馬里亞納海溝同志望塵莫及的,
何況楊花僅僅是輕飄飄地浮動, 就有捕風捉影的人
抒情或者為其虛構豐盛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