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能政治批判：新統治階級

引言

2016年秋天，托比·楊做了一件頗具反諷意味之事。托比的父親是英國社會學家和工黨終身貴族邁克爾·楊，也是賢能政治（meritocracy）這個詞的創造者，該詞首次出現在他1958年的諷刺作品《賢能政治的崛起》中。托比是當之無愧的教育改革者，在當記者和傳記作家時就名聲大噪，之后創辦了西倫敦自由學校。2016年9月，他在澳大利亞一家月刊上發表了一篇8000字的文章，重新探討了由他父親創造的這個標志性概念。他寫到，父親的觀點——賢能政治逐漸創造出一個等級森嚴和缺乏流動性的社會——無疑是正確的，但依靠廢除選拔性教育來解決問題的想法卻是錯誤的。如果賢能政治制造出新的種姓制度，“解決辦法應該是讓它的尚賢色彩更濃厚些”。要恢復機會平等，他建議應為“低于平均智商”的貧窮父母提供補貼，使其在孕育孩子的過程中就最大程度地提高孩子的智商。該建議的反諷意味在于托比正是因為父親的緣故，才對世襲遺傳并不重要的觀念擁有特別的洞察力。

托比求助于優生學的古怪之舉表明，就像批判賢能政治的所有現代人一樣，他也找不到解決辦法。他們揭露的問題是根本性的，但提出的解決方法都不過是微調而已，要么稍稍改善制度的效率，要么稍稍減弱對窮人的偏見。

但是，若不把賢能政治視為理所當然，會怎么樣呢？我們應該根據某些值得向往的品質為候選官員排序，然后從中挑選最優秀者。這個理念似乎不言自明，但它是在不久前才被創造出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如果回顧它在英語世界首次出現的場合，我們就會發現有一群人反對它，不僅因為他們覺得這在實踐中行不通，而且因為他們根本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原則。賢能政治有了開端和過程，還可能有個終結。開端就在1854年的《諾斯科特-特里維廉報告》的第一頁，在那里作者首先杜撰了這個詞。

兩個改革者的故事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曾說過，任何一個政府職位，我派誰擔任，誰就合適。這就是他那個時代的人對任命權制度的理解。這基本上被當作政治事實來接受。政黨民主需要政治工作者，如果不能為親信分配公務員的工作，政黨如何能說服人們為其工作？任命權制度現在被視為現金捐款：毫無疑問有些聲名狼藉，肯定容易招致腐敗，但這并不違法。本杰明·迪斯雷利可以說是喬治時代的散漫松弛與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正當性之間的過渡人物，他在1858年寫道：“任命權是權力的外在的、可見的標志，權力則是內在的、精神的恩典?！?/p>

這種神圣推理對未來時代的新教改革者沒有任何意義，對查爾斯·特里維廉爵士來說當然也沒有意義。今天，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被認為是傾向自由的克拉珀姆教派（Clapham Sect）自我滿足的原型，他甚至認為妹夫特里維廉有些自命清高，但這并沒有阻止麥考萊利用他的影響力在1840年任命特里維廉為財政部高級常務秘書，特里維廉則一直認為自己的晉升是朝廷對其功德的獎勵，回到英國時，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相信尚賢原則了。

除了前私人秘書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之外，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需要第二位主席來調查公務員體制改革時，他首先想到了查爾斯·特里維廉，認為此人是能夠給他答案的可信賴者。當時的共識是公務員制度已經混亂不堪，并且效率低下，必須采取措施整頓。

諾思科特和特里維廉花了將近8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本只有23頁的報告。幸運的是，報告出現在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后引起公眾強烈要求行政改革的關鍵時刻。報告建議，所有新入職的公務員都要接受中央公務員委員會的某種考核。最起碼，拼寫和算術等資格考試將淘汰掉明顯的不合格者。更理想的是設置大學水平難度的競爭性考試，每年在確定的日期在多個地點舉行，考試科目包括希臘語和化學等。不需要名家推薦，任何人都可以參加考試。然后，每年公務員職位空缺多少，就按成績排名從上到下錄取多少名考生。

特里維廉依據校長、教授和官員的意見完成了調查報告，引人注目的是所有教育者幾乎全都支持，所有官員則幾乎全都反對。官員們警告說，該報告精心斟酌后表達的觀點在實踐中可能根本行不通。就像用帶有主觀性的“根據功績來晉升”取代根據資歷晉升將為任人唯親大開方便之門。在曾嘗試過資格考試的部門，監督者發現考試讓“填鴨式教學”者的錢包賺得滿滿，對工作效率的提高卻不能產生多大作用。在反對者看來，整個事件就像是校長的一場陰謀。

也有人擔心將競爭推向社會的各個角落，可能對公務員系統的社會活力和彈性產生不良影響。愛德華·羅米利議員警告說：“公務員從下層階級招收的人員越多，高層人才報名的就越少?！边@不僅僅是勢利。如果政府想讓公務員們勇敢面對議員、金融家和外國政客，就必須招聘有相當社會地位的人。

還有其他反對意見。首先是民主問責問題。公務員們覺得他們得到這個工作是自己依靠功德得來的，并不欠任何人的人情，因此能保持獨立性，也就是說能在監督和制衡面前保持鎮靜。即使如此，他們的權力并不是源于民眾，而是源自議會庇護者，因為民眾離他們太遙遠了。

轉變政府精神

更大的擔憂是，賢能政治會產生一種唯我獨尊的中央集權。普魯士的先例讓沃爾特·白芝浩警覺“英國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建立起有組織的官僚機構”。格萊斯頓回答說，“在歐洲大陸某些國家，這種改革實驗或許有危險，但在英國，你想讓公務員系統有多強大就能讓它變得有多強大?！?/p>

聽到這種言辭，羅伯特·塞西爾（即已故的薩爾斯堡勛爵）說：“他并不認為那種恐懼像右邊可敬的紳士認為的那樣毫無根據和異想天開?！彼J為，選擇你所能找到的最聰明者不僅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這種人可能傲慢自大，爭強好勝，并將“認為自己被大材小用，大好才華被埋沒了”。薩爾斯堡認為，這種傲慢在機關辦公室里已經夠糟糕的了，若蔓延至公眾事務，將會對公民的自由造成威脅。

更籠統地說，薩爾斯堡預測，競爭性考試將危險地改變政府的精神。薩爾斯堡問到：“為什么應該把私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恩惠、友誼、善良和感恩統統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在努力消除濫用權力的種種可能性之后，人類還保留哪些其他品質？仁慈？靈活性？對國家的忠誠？政治家可以依靠數學公式管理國家的概念實在危險得很，這是變態的觀念。

薩爾斯堡是保守派，他對任何進步都從來不會用一個好詞來形容。另一個激烈反對“公開競爭”的詹姆斯·斯蒂芬爵士也是如此。他是可靠的自由派，但是，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派一樣，斯蒂芬主要是基于人道主義立場提出反對意見。按照英國的諾思科特-特里維廉報告，公務員系統作為殘疾人、失明者、耳聾者、體弱多病者的庇護所的名聲當之無愧。斯蒂芬認為，如果尚賢原則被廣泛采用，大多數人會驚訝地發現，他們與少數精英的關系就像殘疾人和聾啞人與他們自己的關系一樣，有尊卑貴賤之別?！拔蚁?，尚賢世界（detur digniori）是暴君和奴隸組成的世界?！?/p>

舊貴族離去，新貴族到來

那么，在賢能政治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究竟誰正確呢？支持者們除了堅稱在一般情況下，在更理性的基礎上選拔的人將更優秀之外，做出的具體預測驚人地少。因此，很難判斷基于功德的任命是否滿足了他們的期望。

毫無疑問，政府的規模迅速擴大。公務員隊伍在50年內增加了3倍，在接下來的10年內又翻了一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已經高達281,000人。顯然，這主要是因為政府的工作量越來越大，還有一個原因是公眾開始相信政府很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從前假公濟私的糟糕時代也絕對不能容忍的干涉，現在有了合理性，因為熱衷神秘性的全國性政府認定它是智慧之源。

殖民部由于其特別專橫跋扈而臭名昭著，可能是因為它所監督的那些強悍和活躍的人，在很多情況下都是因為在國內看不到發展機會才到國外闖天下的。常務秘書長羅伯特·米德在1892年的評論中提到，殖民地總督往往都是很“低賤的人”。但是，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并非地主貴族的傲慢自大。諾思科特-特里維廉時代有關公開競爭是否有助于中產階級或上層階級的辯論早已結束。其實，賢能政治創造了全新的階級，部分來自舊貴族階級，部分來自新商業階級，但他們并不忠誠于任何一方。在187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新階級攫取了舊貴族權力的所有支柱，不僅僅是公務員系統，還有軍隊、司法、地方政府、政黨組織和教會的權力。

這是諾思科特-特里維廉報告的意義。賢能原則就像是英國政治代碼中的病毒，它創建的階級早就設計好要掃蕩眼前的一切。就像宗教狂熱者和民族主義者有時會戰勝僅僅有信仰激情的普通士兵一樣，賢能政治支持者贏得勝利是因為他們比舊貴族更堅信自己的優越性，“托天之?！保╠eo gratiasnonsense）的話語根本無法讓他們變得謙恭一些。賢能政治支持者的另一個戰場優勢是流動性。判斷他們接管國家政治權力程度的很好方式是觀察出生在他們選區的農村議員的百分比——柴郡的數字從70%（1832—1885）急劇下降到25%（1885—1918）并不罕見。

地方政府的變化也類似，因為對于擁有本職工作而僅在業余時間為市民服務的市長和地方紳士官員來說，政府的責任沉重得令他們難以招架，他們不得不引進大批專業人士來幫忙。結果證明，貴族應該更加擔心的是官僚階層而不是其他階層。貴族試圖阻止官僚階級支配國家，但他們徹底失敗了。這次失敗不僅僅是一個統治階級被另一個統治階級所取代，而且是社會之間相互監督制衡的脆弱系統的終結。

熱烈擁抱貴族制

賢能政治從摧毀貴族開始，最終卻創建了一個新的貴族階級。美國反賢能政治文獻的幾乎每一本書都提出這樣的控訴，這通常都出現在擁有實證性數據支撐的章節。1985年，名牌大學的學生中有不足一半的學生來自收入在最高四分位的家庭；到了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67%。那些大膽引用查理斯·默里《分崩離析》中的證據的作者發現，該書用實證性的數據記錄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美國的知識精英成員相互通婚、共同居住在“最富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把孩子送到同樣的名牌學校讀書，因而走上一條世人眼中的成功之路。

問題大量涌現，但解決方案永遠滿足不了需求。批判賢能政治的作家們用螺絲刀而不是大錘來攻擊賢能政治機器，他們的差別僅僅在于想調節哪個閥門而已。有些人認為解決辦法是為弱勢群體的孩子提供優惠，以使其躋身精英的門檻，但這樣做可能令情況變得更糟糕。如果更多的人開始爭奪數量有限的崗位，精英家庭的孩子擁有的微弱優勢將變得更加明顯。

其他人贊成更激進的解決方案，即重新確定“賢能”的定義。但是，除非廢除家庭，否則成功的父母總會把優勢傳遞給孩子，這將使每一代人都享有這種優勢。賢能如何定義并不重要；賢能政治的動態運作都是一樣的，其操作過程不可避免。

我的解決方案完全不同。賢能政治已經僵化成了世襲貴族制，那就由它去吧。人類歷史上的每個社會都有精英。貴族是什么？不就是努力將自己呈現為社會精英的精英分子嗎？允許創造這個貴族群體的社會力量繼續工作，并擁抱這個標簽。無論如何，這個種姓會吸收很多新的賢才，只要他們覺得有助于維持群體的連續性。對每個統治階級來說，新人才就像新發行的貨幣一樣都是必要的，無論是否尚賢。如果種族平衡對賢能政治支持者來說是重要的，他們應該將這個考慮納入系統中。如果他們覺得地理上的多樣性很重要，就應該確保它的存在。

我很清楚，這個主張很難贏得他人的認可。并不是辛辛那提社會的統治精英強烈否認他們與貴族有任何相似之處。經濟結構慫恿精英產生一種幻想，因為有錢人更有可能從就業而不是從資本中賺錢，因此他們更容易認為自己是上班族。作為文化消費者，他們謹慎地表現出蔑視鄉村音樂之外的一切東西。下層階級的各種消費如說唱、拉丁美肥皂劇、華夫餅烏（Waffle House）都受到精英的追捧，被薩姆斯·拉赫曼·可汗稱為精英們的“雜食性多樣化”?！靶戮兯坪踉谡f，‘你瞧！我們可不是排外性的俱樂部?？梢哉f，我們是最民主的群體?！?/p>

不同于尚賢制，貴族制可以把真實內容納入課程體系——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道德上。每個貴族都有一種精神氣質和好的習性，用以平衡貴族容易犯下的道德錯誤。20世紀構成美國“統治精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后裔的上層階級非常富有，所以他們給孩子們灌輸的是清教徒禁欲主義精神。作為禁欲主義對立面的18世紀英國輝格黨貴族則培育了一種實用主義精神，用以抗衡其懶惰傾向。當今精英最令人頭疼的罪惡是他們的傲慢自大，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智慧上都是如此。其次是缺乏幽默感。要解決第一個問題，培養精英的大學應該特別強調謙恭的重要性，他們或許發現學會自嘲是獲得這種美德的途徑之一。

這里有個令人傷心的故事，耶魯大學前校長金曼·布魯斯特在創立現代尚賢制機構方面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多。雖然出身于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精英，但他對這個群體的打擊可謂不遺余力。出于反精英的理由，他關閉了精英社團骷髏會（Skull and Bones）。然后，急急忙忙去向他的導師、20年前擔任耶魯校長的惠特尼·格列斯伍德夸耀他的立場。此人也出身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精英家庭，但熱心改革。結果，格列斯伍德非但沒有對這個舉措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根本沒有在家里接待他，人家穿過小鎮前往自己的秘密社團“狼首會”（Wolf's Head）參加守夜儀式去了。故事的辛酸之處在于，布魯斯特雖然意識到他出身于“五月花號”貴族世家，卻根本不明白他的舉措可能毀掉這個階級?；叵肫饋?，依靠老耶魯的現有美德、為公眾服務和公平競爭的意識等，布魯斯特似乎本來可能實現他的愿望——更加多元化的學生團體、更嚴謹的課程體系、更自由的學術氛圍。不幸的是，他對這些美德視而不見，卻做了蔑視者能做的唯一事情：摧毀了這個階級。

改造當今精英的任務應該托付給對它有好感的人。該精英群體盡管有種種缺陷，但也仍然有許多美德。其道德嚴肅性與前幾代精英的輕浮形成鮮明對比，其實用主義意識有時候可能有所減弱，所有這些都有令人欽佩的活躍性和實干精神。我們需要的是有人能描繪出尚賢精英的最佳自我，并呼吁他人向這些典范學習。但是，這個過程只有在新統治階級證明自己是名副其實的精英，并贏得當之無愧的尊重之后才會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