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為何一再遭到質疑
——基于哈佛大學學生罷課的分析

引言

現代主流經濟學傾向于使用自然科學的分析思維和方法來分析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這不僅嚴重窒息了經濟學理論和思想的發展，而且也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現實日益相脫離。這樣，隨著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這種缺陷在實踐中的暴露，就出現了一輪接一輪的反思和批判思潮；同時，這種思潮也逐漸擴散到青年學子之中，一個典型事件是2011年11月哈佛學生的罷課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術壟斷以及對其他競爭思維的排斥，造成了經濟學界的單向度狀態以及對現實問題的集體沉默；同時，這種沉默所換來的除了偶爾的抱怨外，最終將導致矛盾的集中爆發。因此，哈佛罷課事件根本上具有學術和現實兩方面的深刻根源，它是30多年來經濟學界反思運動的延續，也是無法根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之內在缺陷在教學上的周期性爆發。

然而，與經濟學革新運動如火如荼的國際形勢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面貌和青年學子的態度：絕大多數經濟學人對歐美高校發生的經濟學革新毫不了解，也根本不愿了解，而只是一味地追隨著所謂的“主流”。更為甚者，對學術反思和批判持有一種本能的反感，認為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經濟學研究的人才去從事所謂的方法論探究，進而，他們也就將那些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視為沒有掌握現代經濟學分析工具而能力低下者，甚至當成非理智的憤青。為什么會這樣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一群知識狹隘而無力反思的經濟學人占據了重要的學術崗位，并通過各種制度安排來限制經濟學的多元化思維。

現代主流經濟學何以遭受挑戰

作為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斷深化對人類現實行為的認知并逐漸解決現實社會中不斷暴露出來的問題。為此，經濟學理論就不能僅僅停留在現象的解釋層面，而是要深入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同時，遵循從現象揭示本質以及由本質來審視現象的雙向邏輯，這就為構建“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提出了雙重要求：（1）不能脫離日常經驗；（2）又要把基于經驗的認識與邏輯化的知識體系結合起來。進而，一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經濟理論體系要得到廣泛的接受和傳播，還必須經受這樣的雙重檢驗：（1）理論邏輯自恰的內在一致性檢驗；（2）理論與事實相符的外在一致性檢驗。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局限于對市場表象的關注，并基于先驗的理性假說來構建邏輯化市場，進而為現實市場種種現象進行辯護，從而無法真正剖析現象背后的社會問題，進而也就無法滿足上述兩大一致性的檢驗。

具體而言，一方面，就外在一致性而言，經濟理論根本上要解決現實問題，從而需要與社會環境的演化保持一種歷史邏輯的一致性。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割斷了理論與歷史之間共同演化的邏輯關系，而日益被打造成一種具有普遍主義的抽象理論，從而導致理論體系變得越來越形式化。另一方面，就內在一致性而言，經濟理論體系必須建立在自洽性的邏輯之上，各具體理論的內在邏輯基礎也必須具有一致性。但是，迄今為止在社會科學各分支之間以及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卻存在差異巨大乃至截然對立的前提假設，不同的社會科學領域往往采取不同的分析邏輯。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現代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和方法。但問題是，社會經濟現象與自然現象存在根本性差異：（1）社會經濟現象本身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演化的；（2）型塑社會經濟現象的人類行為也具有明顯的意向性，由此產生出不同的社會行為。同時，正是由于研究對象的根本性不同，使得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在邏輯自洽性上也存在巨大差異：自然科學注重的是物理或數理的形式邏輯，而社會科學注重的是人的行為邏輯。這意味著，經濟學的研究不能簡單地蛻化為靜態的形式邏輯或數理邏輯關系，經濟學也永遠不可能達到像物理學那樣的“科學”和“客觀”的程度。

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刻意地向自然科學攀親，而與社會科學其他分支則不斷拉大距離；相應地，它積極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思維，進而致力于數理模型的構建和數學工具的使用，并由此以“科學性”而躋身于諾貝爾獎的殿堂。問題是，盡管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會捧出一兩個“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些經濟學家在提高社會認知和促進社會發展上究竟提供了多少幫助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片面地向自然科學攀親，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論文也越來越注重模型的優美，以致經濟學研究蛻變成向他人展示智力水平的一種游戲，而非探究事物內在本質及其因果關系的一門科學，甚至經濟理論也越來越成為與人類社會無關的“普適公理”。相應地，現代主流經濟學課程所提供的也只是與任何具體問題都沒有聯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還借助數學工具極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戰，進而對學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嚴重的壓制。

其實，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根本上應該是問題導向的，應該關注周邊的社會經濟現象，解決熟視無睹的社會經濟問題。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卻具有強烈的方法導向，熱衷于在既定范式下進行抽象的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而忽視這些分析工具在真實世界的運用；相應地，現代經濟學日益形式化和黑板化，經濟學界的思想則猶如一潭死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黑板經濟學”把青年經濟學子訓練成了一個個建模高手，卻不具有有關社會經濟現象的基本常識。這就如自閉癥患者，他們往往具有特異的才能，在適當場合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并由此獲得大量收益，例如，具有超強記憶力的自閉癥患者甚至可以被培養成賭圣，由此獲得的收益甚至可以雇傭多個正常人為之服務。問題是，如果社會充斥了自閉癥患者，那么，社會就會被割裂成一個個孤獨的個體，就不再有熱情和歡笑，也形成不了良好的合作秩序，從而也就會導致社會的解體。很大程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正處于這種處境，它正在培養出一個個自閉癥患者，而這最終又將會解體整個經濟學。

正是基于這種認知和反思，制度經濟學、社會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文化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新學科也逐漸興起，它們逐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自閉病癥。因此，盡管新古典經濟學還在極力維系它的正統支配地位，還在堅持理性+均衡的分析范疇，但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學已經死亡，我們也不能再用新古典標簽來描述當前的主流經濟學了。實際上，任何現實主義經濟學者都可以清晰地認識到現代盛行的那種經濟學的弊端，有社會實踐經歷的學者更是如此。例如，斯蒂格利茨早年主要熱衷于不對稱信息下的保險、信貸、租佃、失業等抽象信息經濟學理論的探索，但自2006年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后，他就加強了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同樣，以開發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和撰寫主流宏觀經濟學高級教材聞名的保羅·羅默在就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后也發生了很大的認知轉變，他指出，宏觀經濟學研究利率、經濟衰退、失業、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經濟增長等大事件，但顯然，幾乎沒有人能夠成功預測經濟大蕭條，因為迄今為止的宏觀經濟學本身就是胡說八道。

有鑒于此，一批眾多經濟學方法論專家以及非主流經濟學家也起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說進行嚴厲抨擊，進而也引起了不少主流經濟學家的共鳴和反思。例如，“后我向思考”網站的扉頁上就刊登了索德鮑姆、基恩、金迪斯、勞森、霍奇遜、本尼科特、吉列斯、布勞格、納爾遜、阿克曼、張夏準、奧默羅德以及弗里德曼、斯蒂格利茨、科斯、諾思、里昂惕夫、繆爾達爾、索洛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批判。同時，正是深受主流經濟學教材之害，進入21世紀后，由歐美高校學生發展的“后我向思考”經濟學革新運動就如火如荼地興盛起來了，它呼吁對現代經濟學做根本性的改革。盡管如此，主流經濟學教材卻依舊闡發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智慧，整個經濟學依舊深陷于沒有思想、缺乏反思的單向度狀態，這一情勢最終醞釀出了哈佛學生的大罷課。

中國經濟學界為何如此沉悶

面對歐美經濟學界出現的轟轟烈烈的經濟學反思運動，中國經濟學界卻呈現出截然背反的一種圖景：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化取向越來越強烈，乃至絕大多數青年學子都投入到這一領域之中。事實上，盡管新古典經濟學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已經在西方社會遭到了激烈批判并處于快速的衰落之中，但是，中國經濟學人卻將之捧若至寶而大肆引進。尤其是，中國經濟學人一方面熱衷于社會熱點和應用政策的研究，另一方面又熱衷于照搬主流經濟學教材中的方法導向研究而偏重于抽象的數理模型和計量實證，這就導致“黑板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以及社會實踐所造成的惡果更為嚴重。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國的那些經濟研究論文根本上是無意義的：（1）從事計量實證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對現實社會環境作正確的理解，從而那些實證分析往往非常牽強附會而根本無助于預測或指導實踐，從而表現為“下不著地”；（2）從事數理經濟學的那些人士根本無力在數理邏輯或模型構建上有所創新，而往往是機械地搬用（最多是對變量做些調整）西方學界的數理模型，從而表現為“上不入天”。當然，隨著“黑板經濟學”缺陷的逐漸暴露，中國一些經濟學人也提出了反思，并倡導“上天著地”式研究。問題在于，流行的所謂“上天著地”式研究往往被扭曲為：搬用教材中的一些理論來對具體問題進行解釋或解決，結果，這反而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更嚴重的惡果。

其實，作為一門致用之學，經濟學的現實主義發展根本上應該走知識契合的道路，但這一研究取向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卻遇到極大的阻礙。究其原因，中國經濟學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個不同的利益共同體，他們往往簡單地基于“主義”的立場來看待學術，從而也就缺乏起碼的學術交流、對話和尊重。結果，基于知識反思和契合的研究路向就面臨著這樣的困境：（1）它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往往不能被當前甚囂塵上的“主流”們所青睞；（2）它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反思和批判往往又不能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尤其是，功利主義的盛行使得青年學子們更是迷戀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從而對那些反思的聲音要么是故作不理不睬，要么就是竭盡嘲諷之能事。因此，即使籠罩在2008年經濟危機下的哈佛大學學生罷課事件在西方社會得到廣泛報道，但中國經濟學界卻依舊像一潭死水，青年學子依然毫無反應。

由此，我們就需要思考：中國經濟學界為何如此沉悶？這大致可從四個方面得到說明。

第一，中國經濟學人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崇洋心態：對國外經濟學者往往采取一種仰視的態度，稱之為“大師”或“泰斗”；相反，對中國經濟學人則采取犬儒主義態度，把任何批判和質疑都視為是一種“自傲”和“不自量力”。

第二，中國社會還缺乏獨立的人文思想這一“道統”：那些與政治需要不符的思想往往會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壓制，甚至根本就無法發表；相反，承襲西方的主流范式尤其是數理范式則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規避學術壓制，因為這體現了與國際接軌的前沿研究，數學邏輯更顯中立。

第三，中國經濟還處于增長周期，較好的經濟形勢在一定程度抵消了人們對其理論基礎的批判，而稍縱即逝的經濟機會也使得大多數經濟學人熱衷于去把握現實機會而不是理論批判；相反，西方經濟學子之所以起來反對主流經濟學，因為這種理論指導下所引發的經濟危機明顯影響了他們的生活。

第四，中國的市場經濟遠遠不是完全競爭的，不同崗位的收益相差極大，而進入具有高收益的財經崗位往往依賴于文憑之類的“敲門磚”，因此，經濟學專業的學子往往熱衷于獲得這樣的“敲門磚”，而不在乎是否真正學到了知識，提高了認知。

很大程度上，前兩者反映了崇洋主義、媚俗主義的學術精神，而后兩者則反映了功利主義和務實主義的人生態度。顯然，正是兩者的共同作用和強化，使得中國經濟學人熱衷于追隨主流學術，熱衷于模仿數理經濟學的形式，而鮮有時間和精力對這種流行范式進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質疑。

事實上，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很少有經濟學人能夠且愿意對社會科學各分支以及經濟學眾流派的學說進行系統梳理以及對相關知識進行契合，并由此對主流經濟學的思維和理論展開系統審視和批判。這些經濟學人往往會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各類學術宗派所排擠，從而就只能被邊緣化。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經濟學界當然也就難以有真正的學術探究，相反，盛行的大多是那些最大程度地利用現有學術規則以牟取私利的學術蟑螂。特別是，由于當前中國經濟學界的話語權基本上都為一些功利主義的海歸經濟學人所掌控，他們傾向于制定一系列的學術獎懲制度來推行現代主流經濟學范式，只有那些遵循新古典經濟學基本思維和分析范式的數理文章才能得到認可，乃至形成了居絕對支配地位的新古典主義中心觀。在這種游戲規則下，大多數經濟學人也就熱衷于撰寫為主流認可的形式文章。

結語

馬歇爾很早就指出，經濟學必須遵循日常生活的實踐，經濟學的理論也必須用大家所明了的語言來表達。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刻意地使用大家所不熟悉的術語名詞和數學符號，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提高進入經濟學的門檻，其結果就是，經濟學與社會大眾以及其他社會科學日益相割裂，最終蛻變成一種“我向思考”的經濟學。同時，隨著現代主流經濟學在經濟預測和社會實踐中遭遇越來越多的失敗，西方社會就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人以及青年經濟學子起來尋求改變，以致每一次重要事件的發生都會引發類似哈佛罷課的事件。但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學人卻依舊在大肆照搬這種新古典的主流范式。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學人深受功利主義和傳統智慧的雙重束縛，而無論是功利主義還是傳統智慧都促使中國經濟學人追慕西方的主流，與主流一致才會帶來認可，才會帶來利益。顯然，正是這種學術取向導致了中國經濟學的主流化和一元化，從而嚴重窒息新思想的出現和成長，嚴重制約學說理論的發展。同時，中國經濟學的僵化和形式化，很大程度上又與學者的知識結構和學術精神有關。正是由于缺乏學術反思和批判精神，大多數經濟學人熱衷于學術的“照搬主義”，乃至整個經濟學界日益陷入一種缺乏否定的單向度狀態，進而造成了如此沉悶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