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學視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邊界

現代政治學產生于美國，早期的比較政治學也是以美國政治為重點研究對象，帶有明顯的“美國印記”，但在研究方法上卻受到歐洲哲學的諸多影響。大部分學者使用歷史學方法研究與國家相關的問題，形成“有限國家研究+歷史學”的模式。直到行為主義革命后，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美國學者開始強調研究的科學性，提倡“價值中立”，定量分析方法開始進入學科研究視野，政治科學范疇下的比較政治學由此產生?？梢?，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門學科研究議題的范圍、研究視野的廣度和深度，量化研究方法直接推動了整個比較政治學學科朝著科學化方向發展。因此，作為方法論領域的重要議題，量化方法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并在比較政治學主流研究文獻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在研究設計、數據分析、案例選擇、標準制定等方面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量化研究方法會逐漸取代定性分析，成為比較政治學唯一的方法論范式？比較政治學視域下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使用邊界？本文通過分析和反思比較政治學的量化研究方法，肯定量化研究于比較政治學的突出貢獻與適用性的同時，嘗試界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邊界，為比較政治學的科學實證研究奠定方法論基礎。

量化研究方法對比較政治學的突出貢獻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導研究者選擇問題、評估數據、建構理論的價值取向，是科學研究在構建理論框架和運作過程中的操作規范，決定著研究技術的選擇、研究對象的范疇和研究議題的深度，是制定研究設計和實施研究實踐的前提條件。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收集資料、分析資料的手段和操作規程，具有專門性、技術性和可操作性的特點。在研究技術層面，定性分析指研究者憑借直覺經驗選擇研究問題、考察研究對象及對象之間的聯系、解釋政治現象的方法；定量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據統計數據，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分析研究對象的指標和數值的方式來解釋研究問題?？梢?，兩者僅在是否使用數據資料證明理論假設方面就存在本質差異。隨著行為主義革命的發展、新興獨立國家數量的增加，定量分析成為比較政治學主流研究方法，既推動學科方法論范式和理論范式的轉變，又推動學科朝著科學化、系統化的方向發展。

一方面，比較政治學視域下方法論范式發生轉變?！懊軤栁宸ā保ā澳吕瘴宸ā保┦莻鹘y比較分析的邏輯基礎，用來確定政治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系，包括契合法、差異法、契合差異并用法、共變法、剩余法。但是，僅適用于小樣本研究的“密爾五法”無法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首先，二戰后，比較政治學研究對象由“西方發達國家”轉為“大量新興民族國家”，傳統的小案例比較分析方法無法涵蓋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求同法和求異法都是單因解釋，無法闡明事物發生背后的真正動力和原因，無法滿足研究對象的擴大和多因解釋的要求；最后，行為主義革命的興起也推動比較政治學方法論范式的轉變，促使實證的、經驗的行為主義研究方法發展為學科主流。

另一方面，比較政治學視域下理論范式發生轉變。量化研究方法推動了大量經典命題和理論范式的產生，為比較政治學學科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首創“范式”概念，提出常規科學的本質是“解謎”、科學革命的本質是“范式革新”的觀點。相比于常規科學，科學革命遵循“反?，F象出現—范式修改—常規科學規則模糊—先前范式崩潰—科學危機—新理論范式產生”的路徑發展。事實上，比較政治學學科史的發展也在某種程度上遵循著“范式革命”路徑。

第一，國家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范式。二戰后，新興獨立的民族國家成為研究重點，研究者觀察到這些地區和政治行為體無法歸納到傳統的主權國家體系中，這一“反?，F象”促使他們修改原有的“國家主義理論范式”，引入“政治體系”這一新概念，推動“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范式的產生。結構功能主義分析框架有效地拓寬了研究對象選擇范圍，發展中地區的國家成為新的比較研究對象；拓展了比較對象類別，競爭型、半競爭型、權威型三類政治行為體成為新的研究焦點。相比于傳統比較分析法的少量案例，量化研究涵蓋的樣本數量更多，使作者有機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調查研究，得出普適性的宏觀理論。

第二，新制度主義理論范式。研究者一方面懷疑“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范式的解釋力和科學性，認為過于宏觀的理論框架僅可以闡述政治現象，無法解釋現象產生的背后原因；另一方面，反思行為主義“價值中立”理念的可行性。此后，學界重新回歸“國家-制度主義”的研究范式，推動新制度主義理論范式產生。大部分學者重新定位學科發展方向，研究內容上要求“回歸國家”，研究方法上要求重新審視定性研究的重要性。相比于“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范式下的量化研究，“新制度主義”范式下的研究涵蓋的樣本范圍更小，但研究層次可以深入到國內具體制度層面，理論范式由闡述性介紹轉向解釋性假說。在這個時期，學者們為了構建更具說服力的理論范式，在無意中已經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結合使用。

第三，多元主義理論范式。1989年后，比較政治學深受第三次科學革命的影響，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逐漸找尋到了適合本國發展的制度和路徑，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多種新興的政治模式。政治現象多元化推動研究議題的多元化，促使學者們研究范圍更加細化和專業化，學界逐漸劃分出東亞、東南亞、中東北非等地區性研究領域，來探究各地區政治獨特性。另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計算機技術的興起，大數據分析和統計方法進入比較政治學方法論研究范疇，推動量化研究結論朝著更加科學化方向發展。傳統的歷史、規范研究也重回主流方法論研究領域，研究議題的多元化對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定性、定量、質性比較分析等研究方法共存，也推動了理論研究范式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

綜上所述，研究者對量化研究方法的認知轉變，推動了比較政治學方法范式遵循“密爾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論范式”的路徑發展，推動了理論范式遵循“國家中心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主義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徑發展。量化研究方法為比較政治學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量化研究于比較政治學的適用邊界

許多定性研究者認為定量研究是以粗糙版本的實證主義為基礎，以無法實踐的“價值中立”觀念為前提，駁斥了比較政治學理論范式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可能性。事實上，量化研究方法自身具有局限，在比較政治學視域下的解釋力也有限。

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自身具有局限性。首先，在量化研究中，最常見的搜集資料的方法便是問卷調查，包括抽樣調查、民意調查等具體形式。通過標準化的問卷調查來搜集民意，獲取有關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方面的資料，看似非常容易和科學，但是容易忽視受訪者的社會或政治背景。其次，量化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一般研究者和研究機構的調查范圍都較小，只有政府部門有能力去進行區域性、全國性的調查。但是來自官方的資料的真實性存在問題，政治性的決策考量在其中發揮關鍵性作用，公開的資料常常是通過政客和官僚們選擇想要公諸于眾的消息。最后，部分研究者無法對研究對象進行實地考察時，會選擇文本分析的方式，但是他們從當地官方媒體文本或政治辯論中獲取的資料以及分類和估算的方式，都會忽略語言文字背后的真實情況。

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在比較政治學視域下解釋力有限。第一，研究者很難保證初始數據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如果研究者使用包括政府統計數據、官方新聞文本在內的二級數據，雖然這些官方數據可以為研究提供充足的樣本量，但是研究者無法保證數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如果研究者想避免官方數據失實而親自進行實地調研，就必須尋求私人企業、研究機構或國家的資金支持。那么此時就必須要思考研究結果是否會受到支持者的影響？是否能保證研究過程“價值中立”？第二，研究者選取研究對象范圍受限。傳統定量方法是在“求同法”和“求異法”的基礎上，進行大樣本統計和比較分析，但是歷史事實都是既定的、獨特的，很難找尋具有相似性的大樣本。不僅如此，當今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是二戰后才實現獨立，獨立前的國家歷史并不符合現代政治學語境下的“主權國家”，不能作為案例樣本進行比較分析。因此，比較政治學解釋的大多數問題是具有時效性的，學者們選擇的案例也集中于1945年后。

由此可知，相比于定性研究，量化研究以闡述自變量和因變量的相關關系為目標，研究結果常常是一些得到普適性共識的、不需要證實的結論。相比于政治哲學，以量化研究方法為主導的比較政治學發展時間短、理論基礎弱，很難構建解釋力度強的理論范式。相比于其他社會科學，比較政治學研究議題受到時效性、區域性、人為政策性影響，可供選擇的案例樣本有限，量化研究很難發揮大數據統計的科學性。

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的融合和質性比較分析法的興起

一方面，國外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呈現定性、定量相融合的趨勢。20世紀60年代末，比較政治學發展到后行為主義時代，很多學者針對量化研究方法的局限進行了反思。20世紀70年代，美國比較政治學界掀起定性和定量方法優劣之爭。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歧之一便是樣本量和案例量的選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地區和專業性研究成為學界研究焦點，單一地區的國家數量有限，一般都處于中等樣本規模中，這既不符合定量方法對大樣本的數據要求，又超過定性方法的研究范圍。阿倫·李普哈特（Arend Lijphart）率先提出研究方法的使用應依據案例的數量進行劃分。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于1968年發表《比較方法的未來》，開始討論將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結合的問題。加里·金（Gary King）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在合著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中指出，定量、定性等研究方法并非互相排斥，即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可以在研究中結合使用。羅伯特·古?。≧obert E. Goodin）將二者關系概括為“對少量案例進行定性分析的學者能夠推動定量分析學者朝著更精細的結構性分析方向發展，進行定量分析的學者也能夠推動定性分析學者朝著更系統的測量和假說驗證的方向發展”。

20世紀80年代，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論的爭論旋渦中，質性比較分析方法進入比較政治學的視野中。查爾斯·拉金（Charles Ragin）使用布爾邏輯或布爾代數，重新組織經驗案例，設計出可視化的質性比較分析軟件——FS/QCA，從而提升了質性研究方法的實用性和可行性。此后，質性比較分析技術更加精細化，發展出Crisp-set（明確的集合）和Fuzzy-set（模糊的集合）兩種分類方法，以及多值質性比較分析（multi-value QCA）和新分析技術TOSMANA（Tool for Small-n analysis）等分析軟件。1987年，查爾斯·拉金出版的《比較方法：在定量和定性測量之外》是質性比較分析范式的代表作。作者明確界定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分界線，嘗試將布爾代數運用到比較政治研究中。在此基礎上，新的研究技術——集合論和布爾代數（布爾邏輯）產生。布爾邏輯將傳統案例的特定原因和結果組合成新的案例，即研究者使用的案例不是直接產生于初級的社會經驗現象和政治現實，而是在特定的計算程序的處理下（FS/QCA），在布爾邏輯的指導下，形成的新案例。

另一方面，回顧中國比較政治學發展歷程，探究量化研究方法發展前景。1979年，中國政治學研究恢復，比較政治學研究也逐漸邁入正軌。2010年后，以《比較政治學研究》、《比較政治評論》和《比較政治學前沿》為代表的比較政治學專門性、獨立性期刊紛紛出版，學界開始規模性、系統性、針對性地開展學術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方法論創新，探究專屬于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但是，作為“新生兒”的方法論研究存在諸多問題。目前，我國研究仍停留在引進西方比較方法前沿理論階段，并未做到方法論創新與自覺。同時，方法論研究落后于學科內其他議題。

面臨此種發展困境，在中國比較政治學視域下，研究方法如何進行創新？如何找尋方法論自信？可以遵循兩種路徑。第一，“西方方法+中國議題”路徑，即使用西方先進的方法論系統知識解釋中國問題。目前，我國有很多學者實踐此種路徑，例如，郝詩楠和高奇琦在分析分離主義成功原因時，使用質性比較分析方法，選擇了5個正面案例和10個負面案例進行質性比較分析，成功組合了“非民主政體”、“經濟不發達”、“外部干預”、“國家統一時間短”和“分離主義組織的暴力化”等五個主要變量，分析了兩條平行的分離主義實現路徑和原因。第二，“西方方法+中國方法+中國議題”路徑，即以議題為出發點，將西方傳統研究方法與我國方法論或思想相結合，進行方法論創新。根據研究問題的獨特性與研究進程的可行性，貫穿研究方法的精髓——比較分析，在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傳統政治思想的深度剖析；在提高研究科學性的基礎上，提升研究思想深度。

結語

比較政治學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學科，雖然相比于自然科學，它利用統計數據建立的因果鏈條和相關關系都具有人為性、主觀性、非科學性；相比于其他相對成熟的社會科學，它的理論基礎弱、研究對象數量有限、研究議題不斷變動。但整個學科仍處于不斷發展進步中。一方面，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量化研究方法成為比較政治學學科主導，推動方法論范式遵循著“密爾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論范式”的路徑發展，理論范式遵循著“國家中心主義—結構功能主義—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主義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徑發展。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也成為其進一步發展的阻礙，統計數據的獲取和真實性問題、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問題、研究議題的選擇和解釋力度問題，都成為量化研究學者難以逾越的鴻溝。

客觀而言，在一項好的研究設計中，量化研究無法脫離定性分析而獨立存在。而且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存在漏洞。質性比較分析在操作過程中也需要依賴研究者的主觀意志，允許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修改數據，仍然沒有擺脫“方法論客觀性”的質疑。比較政治學研究目的是解釋政治現象，研究路徑是“實證主義、經驗分析、比較研究”，定性、定量和質性比較分析僅僅是服務于研究路徑和研究議題的技術，應該結合定性和定量分析來展開實證研究，發揮學科特色和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