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再反思：歷史起因與演化邏輯

引言

對國家（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績效差異的決定因素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一直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任務之一。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取得了“奇跡般的成就”。然而，地區間差距擴大化的趨勢已經成為理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們關注的焦點。既有文獻分別從“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兩個視角來分析和探討國內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績效。

新近的文獻更加突出“人”的因素。它們認為中國的地方官員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而試圖從地方政府行為特征的差異來理解地區間經濟增長績效的差距。其中代表性的文獻有“財政聯邦主義”和“晉升錦標賽理論”?！柏斦摪钪髁x”和“晉升錦標賽理論”兩者所隱含的假設是相互沖突的。中國作為單一制的國家，地方政府的正式制度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地方官員都面臨來自中央政府相似的財政或政治激勵。無論是“財政聯邦主義”還是“晉升錦標賽理論”，它們都無法對中國地方經濟政策長時間所存在的地區差異以及所伴隨的地區經濟增長績效差異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

本文嘗試從地方干部的歷史來源出發來為研究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問題提供一個新的理論視角。本文試圖為理解改革開放前后的區域增長差異提供一個統一的視角。本文的實證結果也證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地方干部調遣與該地經濟狀況并不存在系統的相關性。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為背景，分析福建各縣市之間的經濟政策差異；第三部分利用福建省1952—1998年的縣級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結論與討論。

地方經濟政策差異的歷史探源

（一）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與實踐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為了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過了艱辛而輝煌的歷程，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黨的歷代中央領導都十分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所提出的建立“先進的工業國”強調的是重工業優先發展。然而，重工業作為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與中國當時的經濟狀況相沖突，使重工業優先增長無法借助于市場機制得以實現。

針對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在實踐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調整。在過去，一方面，有些中央部門對于地方工業的發展和統一安排注意得不夠，以致地方工業不能夠合理地發揮潛在力量；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領導機關也曾經不顧全國生產設備是否有余，不顧當地的資源條件和其他經濟條件，盲目地新建和擴建一些工業，因而也造成了國家的損失。這兩種偏向都必須糾正。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充分發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二）福建各縣市的具體實踐

具體到福建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接收福建地方政權的主要有三支干部隊伍。第一支來自三野南下干部，主體是三野十兵團軍轉干部，還包括華東局從上海、山東、江蘇抽調南下福建的干部。由于這些華東局出身的干部與三野存在長期工作關系，本文把他們和直接從三野十兵團轉入地方的干部統歸為“三野南下干部”。第二支是來自太行和太岳的“長江支隊干部”。長江支隊組建于1949年年初，有4500余人，共編為六個大隊。其中一、三、五大隊干部來自太行革命根據地，二、四、六大隊干部來自太岳革命根據地。第三支是福建本地游擊隊出身的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分別隸屬于閩浙贛邊委和閩粵贛邊委。

上杭縣是三野南下干部接管的典型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上杭縣屬于閩粵贛邊區所轄的閩西根據地。主政的三野南下干部在上杭縣采取了“左傾”的、集權化的經濟政策。同期，上杭縣大辦全民所有制企業，僅縣屬全民所有制企業就達60家。事實上，三野南下干部還能從上級爭取到相當大比例的經濟資源。除了福州、廈門，地處偏僻山區的龍巖、永安也得到了較多的上級投資，三明工業城建設即為明證。

東山縣是長江支隊接管的典型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來自太行區的長江支隊五大隊接管了東山縣。除“文化大革命”期間改由三野南下干部主政外，長江支隊及其培養的本地干部長期主政東山縣。在工業領域，東山縣通過自籌資金、國家劃撥或華僑集資建立起了一系列集體企業和國有小企業。

晉江縣是長江支隊干部和游擊隊干部通力合作的典型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晉江縣游擊隊力量一直較強。太行區的長江支隊干部接管晉江后，閩中游擊隊領導人許集美仍保留晉江縣長之職?，F實中，晉江政府統計的“大隊（村）以下工業”主要為個體或私營工業，集體性質的企業極少。晉江縣政府所采取的經濟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本地民營經濟的發展。

實證檢驗

本部分運用線性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貧w模型中的主要變量包括：衡量福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及改革開放后長期經濟增長績效的被解釋變量、測度地方干部歷史來源的解釋變量以及代表縣級特征的控制變量。

（一）實證模型和變量

本文以1998年在福建省行政區劃中的縣或者縣級市作為統計分析的樣本，共59個縣（市）。為了衡量福建省各縣（市）的增長績效，我們選取了各縣（市）1978—1998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和1952—1998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

本文最重要的解釋變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控制各縣（市）政權的地方干部歷史來源。我們確定了南下干部（包括三野干部和乙類干部）在1949年福建解放時接管縣（市）政權的地理分布，并根據各縣（市）的縣（市）志來衡量游擊隊干部對當地政權的影響力。具體講，如果一個縣在解放戰爭時期建立了游擊隊武裝，并且該游擊隊武裝參與了本縣1949年的解放戰斗，那么就認為該縣的游擊隊力量相對較強；反之，如果一個縣在解放戰爭時期沒有建立游擊隊武裝，或者即使有游擊隊但并未參與該縣1949年的解放戰斗，那么就認為該縣的游擊隊相對較弱。我們采用虛擬變量的方法來表示這種差異，如果游擊隊力量強則設為“1”，否則設為“0”。在縣（市）層面，南下干部與地方游擊隊干部有所交叉。就59個樣本縣來說，三野所接管的11個縣中，游擊隊力量較強的縣有3個；乙類中來自太行區的干部（以下簡稱“太行干部”）所接管的25個縣中，有12個縣的游擊隊力量較強；乙類中來自太岳區的干部（以下簡稱“太岳干部”）所接管的23個縣中，有10個縣的游擊隊力量較強。（甲類為三野南下干部，乙類為長江支隊干部，丙類為太行干部，丁類為太岳干部。）

無論是1952—1998年間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還是1978—1998年間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乙類干部管轄縣的增長速度均優于甲類干部管轄縣，而強游擊隊的縣要好于弱游擊隊的縣。不過，游擊隊所發揮的作用明顯受到所在縣干部歷史來源的影響。在甲類干部管轄縣，游擊隊的作用明顯弱于乙類干部管轄縣。

回歸所用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兩類：初始的經濟指標和地理變量。在初始經濟指標方面，我們將控制各縣（市）1952年或1978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和人口規模。關于地理因素，本文主要控制了15度以下平地面積占全縣面積的比例、平均海拔、海岸線的長度，以及到福建省中心城市福州或廈門的直線距離等。15度以下平地面積比例用來衡量該縣市可供開發為工業園區的土地資源比例，平均海拔用來控制山區或平原的地形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海岸線的長度用來控制沿?；騼汝懙牡乩砦恢脤τ诮洕l展的影響，到福建或廈門的直線距離主要衡量縣（市）的區位優勢。

本文還通過計算指數來測度地方干部歷史來源。其中，地方干部歷史來源指數1計算了1952—1998年甲類和乙類干部在省委常委中所占的比例，地方干部歷史來源指數2計算了1952—1998年甲類、丙類和丁類干部在省委常委中所占的比例，地方干部歷史來源指數3計算了1978—1998年甲類和乙類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有共同的革命經歷）在省委常委中所占的比例。

（二）實證分析結果

實證結果首先匯報了地方干部歷史來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第一組（模型1和模型2）回歸區分了甲類和乙類干部兩個來源，第二組（模型3和模型4）回歸又將乙類干部細分為丙類和丁類干部?？傮w而言，乙類干部所轄縣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增長快于甲類干部所轄縣；在乙類支隊內部，丁類所轄縣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增長又略快于丙類干部所轄縣。

在模型1中，被解釋變量為1952—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測度乙類干部的虛擬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為正。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乙類干部的縣市在1952—1998年的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比甲類干部的縣市高0.9%。此外，1952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負向顯著，這說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福建各縣市的經濟增長存在有條件收斂的趨勢。

在模型2中，乙類支隊所轄縣在1978—1998年的年均指數增長率比甲類干部所轄縣高1.91%，這一數值高于這兩類干部所轄縣（市）1952—1998年年均指數增長率的差距。這表明，歷史上的地方干部來源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后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被進一步放大。

模型3和模型4區分了乙類支隊內部的丙類和丁類干部。比較甲類干部、丙類干部和丁類干部的估計系數可以發現，這三類干部對于長期增長績效的影響也并不相同。無論是按1952—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還是按1978—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結果都是一致的。這很好地支持了我們的結論：不同歷史來源的地方干部對于本地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同。

上述計量分析并沒有考慮地方游擊隊干部對本地經濟增長的影響。游擊隊干部長期以基層為活動中心，與本地人民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因此，他們更有可能動員群眾來執行有利于本地經濟增長的政策。所以又設定第二組模型，其中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了乙類干部和游擊隊干部對經濟增長的聯合影響；模型3和模型4以甲類和丙類弱游擊隊、丁類弱游擊隊等縣市為對照組，估計丙類強游擊隊和丁類強游擊隊兩類地區相對于對照組的長期增長效應；模型5和模型6則進一步將樣本劃分為丙類強游擊隊（A類）、丙類弱游擊隊（B類）、丁類強游擊隊（C類）、丁類弱游擊隊（D類）和甲類干部所轄縣等五類地區。結果顯示，乙類干部和游擊隊干部都有利于地方經濟長期增長。其中模型2中乙類干部和游擊隊干部的系數是模型1中系數的兩倍以上，表明歷史上的地方干部來源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放大。相對于丙類干部而言，丁類干部和游擊隊干部的共同作用對本地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了更好的結果（見模型3）。這一點在模型4和模型5的回歸中也有所體現：從邊際效應上看，C類縣1952—1998年人均工農業總產值指數增長率比甲類干部所轄縣快1.6%，高于同期A類縣1.03%的估計系數。

值得注意的是，D類縣的長期增長率與甲類干部所轄縣并沒有顯著差異，而同為丁類干部主政的C類縣長期增長率則高于甲類干部所轄縣（模型5和模型6）。這說明即使對于同一歷史來源的丁類干部而言，其所轄縣的經濟增長績效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三）穩健性檢驗

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所面臨的一個潛在問題是某種特定來源的干部是否系統性地被派往某種經濟特征的地區。例如，如果乙類干部所接管的縣本身發展基礎就優于甲類干部所接管的縣，那么前者的長期增長優勢可能部分源自初始條件的差異，而我們的實證結論則有可能夸大了地方干部歷史來源對增長績效的作用。為了檢驗這一判斷是否成立，我們使用了Mutinomial模型考察南下干部來源與縣（市）特征的關系，設定甲類干部作為對照組。

分析結果排除了乙類干部有選擇地接管初始條件優越地區的可能性。除了平地面積比例，縣（市）其他經濟社會和地理特征變量與該縣（市）南下干部來源并沒有顯著關系。更為重要的是，丁類干部接管縣在回歸中平地面積比例的系數為負。這意味著丁類干部更傾向于被派往自然條件惡劣的山區，而這些地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平均發展速度卻高于甲類干部接管縣。換而言之，這些發現表明，地方干部歷史來源的影響遠遠比地理條件重要。

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地方干部的歷史來源入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福建省各縣（市）的經濟政策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進行了分析和檢驗。我們發現：地方干部歷史來源影響了本地的經濟發展。在福建的案例中，三野南下干部所轄縣的國有工業占比較高；而長江支隊干部和本地游擊隊干部所主政的地區，或者發展以“縣管集體企業”和“社辦”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或者鼓勵本地民間自發經濟；后者主政的地區取得了更好的長期經濟增長績效。地方干部的不同歷史來源是中國長期革命歷史的產物，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一分析視角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其他省份內部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

本文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已有的研究。中國地區之間經濟增長績效與發展模式的差異在1978年前就已經廣泛存在。這種差異一直保持到了現在，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因此，理論上有必要從歷史的源頭來解釋這種現象。更為重要的是，地方干部歷史來源所產生的影響具有持續性，從現實的角度也值得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探討。從理論的角度看，地方干部的歷史來源具有較強的外生性，可以當作研究地方經濟政策和區域經濟差距的自然實驗，故而本文的貢獻之一就是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這樣一個處理經濟變量內生性的歷史工具變量。誠然，本文的研究只是從歷史視角來探索解釋增長績效差異的初步嘗試，我們呼吁和期待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