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線索

美國社會學家、史學家蒂利曾寫道：“沒有歷史的社會學就像是好萊塢道具，有著壯觀的布景，甚至可能有出色的景象，但在這些景象背后空空如也，沒有人物、沒有內容?！痹诖罅Τ珜Ы徊鎸W科的學術潮流中，社會科學和史學間存在的互動、互補、互利關系似乎已經無人質疑。這種關系的兩層意義也很直觀：其一，現實與歷史有著連續性關系，欲認識現實需把握其歷史上的來龍去脈；其二，史學和社會科學各自發展起來的研究思路、分析概念和知識積累于對方領域有觸類旁通之用，如歷史社會學、經濟史等交叉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所顯示的那樣。

我向史學家和史學研究學習的最初動機，即從中國歷史過程中尋找認識和解讀中國國家治理的線索。在田野研究中我們接觸到豐富多彩的基層社會生活，紛紛揚揚的鏡頭和線索常常使人陷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困境。歷史的維度幫助我們從縱向上觀察和解讀這些現象，有助于擺脫這一束縛。

向史學學習的幾個方面

一位研究中國史的美國學者這樣說到，以他的觀察，好的社會科學研究大多是史學角度的研究。這個說法有幾分道理。社會科學分析旨在尋找和解讀社會現象背后的普遍性規律和機制，但我們的研究著眼點常常只是關注此時此地的社會設施和過程。這一情景猶如刻舟求劍，在燈光下尋找丟失的鑰匙，只是在我們熟悉的有限的知識背景和空間中尋找答案。史學研究為社會科學走出這一困境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正如跨越史學和社會科學邊界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休厄爾所說的，歷史學家知曉如何思考和分析時間維度上的社會生活。

第一，史學研究幫助我們拉長觀察分析的距離，開闊視野，看到更為寬廣的歷史背景和過程，因此有利于把握所關注現象的演變過程和規律性特點，發展出更為深刻有力的理論分析。社會科學研究大多以當代社會政治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雖然具體研究中可能會使用歷時性資料，但時間伸展有限，且多以數據資料形式進入分析過程，不足以呈現和開掘豐富、細致的歷史背景和人們的行為活動，不能等同于或替代史學研究提供的知識。當代社會的許多重大事件變化極快，頭緒紛雜。雖然就事論事的解釋說辭也許可以自圓其說，但一旦將這些事件放進歷史長河中，可能就會發現類似現象在不同時點上重復出現，因此導致不同的結論。史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視角，引導我們著眼于從縱向過程來辨識和解讀社會現象的來龍去脈和主流枝節，從而提出好的理論解釋。

不同的時間尺度調整著研究者的觀察焦距和角度，有助于發現事物間關聯和過程及其背后的機制，從而重塑研究問題。社會科學旨在發現社會現象背后的規律，而史學所提供的長距離觀察和背景知識可以幫助社會科學學者跳出日益令人窒息的狹窄學科約束。

第二，史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而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對史學研究成果的了解和借鑒遠遠不夠，沒有充分應用史學學術資源。我的研究興趣是當代國家治理問題，當我試圖從歷史維度開拓視野時，馬上碰到了歷史專業知識的瓶頸：歷史年代遙遠、資料分散，而我在歷史研究手段、背景和語言等多方面知識有限。史學家的研究工作幫助我們打開了一個個黑箱，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想象的空間。我在田野研究中注意到大部分鄉鎮干部長期駐守本地，只有幾位主要鎮領導在全縣范圍流動。在縣、市層級上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我把這類現象稱為“層級分流”。在閱讀歷史書籍時，我接觸到了中國歷史上官吏分途的現象，啟發我去探究當代官員層級流動模式與歷史上官吏分途的關聯和歷史淵源。史學家在這個領域做了諸多的研究工作，我的研究工作從這些史學工作中獲益極大。

我們從史學研究中得益的不僅包括豐富的資料，還包括經過史學家目光審視過的歷史脈絡和思想線索，啟發我們從新的角度理解和解讀今天的國家治理制度。以我有限的史學知識來看，社會科學研究中關注的各種現實制度現象，如黨政關系、人事制度、中央-地方關系、政商關系、觀念制度等，都可以從歷史演變軌跡中找到有益的研究線索。史學界有關郡縣與封建、中心與邊緣、歷史分期、官僚體制、土地制度、財政賦稅制度等的研究，為我們從大歷史背景下認識當今國家治理的過程和機制提供了思考角度和參照框架。

跨學科視角下的國家治理

社會科學學者與史學的互動是建立在本學科的學術關懷基礎上的，與史學互動時所持的態度是有選擇的“拿來主義”，即根據特定的研究問題和理論邏輯而進行有意的采集和釀造，因此給這一互動過程帶來了一些特點，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為例。

我的田野研究工作引導我關注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即穩定再現的制度安排和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得到史學研究的啟示，提出“帝國邏輯”的分析框架，試圖提煉和解釋國家治理在歷史上沿襲至今的基本特點。其中心觀點是：在委托-代理的治理規模壓力下，中國國家治理的演變過程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制度安排，即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它們互為依賴、相互轉化。這兩者間的關系調節來自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在象征性權力與實質性權力之間（或曰“名與實”關系）的相互轉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制度設施和機制。我將上述帝國邏輯簡要概括為三對關系：委托與代理、正式與非正式、名與實。

這一理論框架和思路部分來自于觀察和閱讀，即基于田野觀察和閱讀其他研究成果，包括史學研究，當然也是在社會科學的“推理”邏輯下展開的。也就是說，我根據對國家治理的基層運作和歷史情形的具體觀察，依照社會科學（主要是組織學）的相關理論邏輯和分析概念，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下一步的工作是以這個分析框架為基點，有選擇地考察和分析中國歷史上官僚體制的一些側面：一方面試圖通過這一分析框架提出有新意的解讀；另一方面在這一過程中考察這一分析框架是否有好的解釋力，以期進一步改進。

社會科學的理論思路塑造了它的研究問題和解釋邏輯，影響了研究者的關注側重點，因此它具有特定的選擇性和分析性。從上述帝國邏輯的理論視角看，非正式制度在國家治理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需要特別關注非正式制度如何與正式制度互動。當我提煉出“正式與非正式關系”在帝國邏輯中的核心地位這一命題后再來閱讀史學研究，則對各種史料的關注、取舍和權衡有了新的感悟。歷史上有關正式制度的史料極其豐富，官制、正式權力程序和活動在典籍中有著詳細的記錄。另外一個豐富資源是中國古代思想，其經過歷代經學的闡述發揮，可謂博大精深。關于制度史、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也因此尤為豐厚，為我們認識國家正式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傳承和演變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相比之下，關于非正式制度的史料匱乏，相應的研究工作也較為薄弱。有些史料以舊聞軼事的形式對非正式過程有所記載，但其系統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另外，學術研究也有一種傾向，就是將偏離正式制度的行為活動多從負面角度進行呈現和抨擊，例如文獻中描述的潛規則的種種事例和官場內外的所作所為，而沒有將其作為國家治理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來分析解讀。如此，歷史資料以及相關的研究工作更多呈現出正式制度的面孔，從而給人留下了中國國家運作制度和過程之正式、完整、井然有序的印象。而我在現實田野研究中觀察到，在許多情形下，非正式過程運作比比皆是，與我們從官方的正式制度或文本資料上看到的正式、理性的形象時常形成鮮明的對比。歷史上的治理過程是不是也有類似的特點？在文本上是如何體現的呢？

這一觀察提示我，要尋找國家治理的歷史脈絡，必須努力超越正式制度和官方文本，搜尋有關非正式運作的歷史資料，以便解讀正式與非正式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象征性權力與實質性權力之間的轉化。這一理論興趣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領域，如正在興起的社會史、家族史、行會史、基層法律實踐的史料，以及野史、文人筆記，甚至古典文學作品中有關士大夫文人活動的描述和記載。這些資料從不同側面刻畫了中國官僚體制內外上下之間的互動交往。近20年關于地方史、家族史的研究工作為我們認識國家與地方制度間互構的過程和機制，提供了豐富的線索和思考空間。也因為這個緣故，葛兆光對民間信仰文化的關注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關于制度史的新近研究角度也提供了窺見實際運行過程的窗口。例如鄧小南追溯、解讀北宋四朝間“祖宗之法”的建立和演變問題，細致描述了其“擇取‘祖宗故事可行者’予以認定……不斷修正，不斷解釋，不斷更新再造”的過程。作者概括的“立紀綱”與“召和氣”之間、“說法”與“做法”之間透露出帝國邏輯在歷史上運作的縷縷光影。

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是雙向互惠的。一方面，如社會學家韋伯所強調的，意義解釋在社會學研究中極為重要，所謂社會行為是建立在對他人行為的意義理解上進行的。史學研究提供了有著特定時空維度的豐富資料，尤其有利于社會學的意義解釋。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對史學的影響痕跡也處處可見。韋伯社會學的解釋學傳統經過格爾茨的文化人類學進入史學，體現在達恩頓《屠貓記》等著作中?？罪w力在《叫魂》中著力借用韋伯的官僚制分析，為這本著作增添了精彩的點睛之筆。列文森的《儒教及其現代命運》展現的所謂“詩人”風格，一方面源于作者宏大的想象力和生動的語言能力，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其討論中體現的類似社會科學理論的抽象能力，從微觀層次的士大夫言行遭遇到宏觀層次的皇權、官僚集團、儒家思想，從觀念文化到權力政治，縱橫捭闔，穿行自如，超越了史學敘述的通常格局。再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通篇沒有使用社會科學的概念，但在他敘述的字里行間和旁白感慨中處處透露著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分析。也許正因為這些作者們有意無意間的社會科學品味，使得他們的作品在史學領域之外的讀者中產生了廣泛的回響。

社會科學的分析概念與邏輯推理也有利于澄清史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通常所說的歷史依賴性或途徑依賴可借助社會科學分析加以嚴謹化。政治學家馬奧尼區分了兩種不同意義的歷史依賴性，一是過去的歷史遺產影響了我們的價值觀念、文化導向等，表現出“漸變”的趨勢；二是“途徑依賴”，其機制表現為，一旦有了特定的初始條件，其隨后變化受到已有過程的影響，導致途徑上或結構上的“鎖定”，由此展現出不同的演變軌跡。換言之，途徑依賴概念特別強調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和初始條件的重要性，即不同的起點誘發不同的演化過程，因此導致不同的結果。同理，歷史上可能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和結果，但各有不同的途徑依賴因由。從這一角度看，歷史上國家治理在“集權-放權”周期中擺動的現象與“途徑依賴”機制所影響的預期軌跡明顯不符。由此引出進一步的問題：為什么特定的“初始條件”（如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放權狀態或高度集權的起始狀態）沒有改變歷史的進程，仍然重歸周期往返的舊轍？社會科學的概念和邏輯提高了認識與解讀歷史現象的分析力度，提出了新的研究問題，引導我們進一步探尋相關的歷史進程或結構制約。

保持社會科學與史學研究間的“良性緊張”狀態

歷史學和社會科學有著既互為補充、互為借鑒又互為緊張的關系。上述討論更多強調了兩者間互為借鑒的關系，現在著重討論另外一面，即社會科學與史學間存在的“良性緊張”關系。所謂“良性”，是指雙方因各自學科不同的學理、方法和任務而產生的不兼容和緊張。韋伯曾指出，史學研究關注的是對具體文化場景中的人物、個人行動、結構的因果分析和解釋，而社會學則關注和追求類型概念和規律性過程。這一認識捕捉到這兩個學科鮮明的不同之處。也正因不同，才有互補和互為借鑒的諸多益處。

史學與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上有著明顯的差異。史學研究以歸納法為本，聚焦于某一時空的特定事件或現象，強調搜集史料、解析史料，在充分占有乃至窮盡某一課題相關資料的基礎上考證辨析。社會科學研究則通常采用演繹推論法，是所謂“理論導向”的研究工作。社會科學的理論目標是發現社會現象背后超越一時一地一事的規律性特點和機制。從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角度看，任何理論模式都是“猜想”，社會科學的研究發現永遠是暫駐的，是階段性成果，等待著未來研究工作和新經驗事實的檢驗和證偽。而且，不同的理論邏輯提供了不同的解釋角度和邏輯，它們相互競爭，不斷推出新的解釋，加深韋伯意義上的“理解”。

史學和社會科學在方法論上的不同，導致了它們在對待資料、理論取向和學術標準上的明顯差異。歸納法的研究方法強調資料的系統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中國史學提倡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的學風，反映了這一方法論的基本立場。一個好的研究工作在充分占有和解讀史料的基礎上可以一錘定音，以為傳世之作，即所謂十年磨一劍。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史料的價值及其豐富性，以及貼近資料的解讀，學術批評也大多集中在資料詳實真偽之辨。而社會科學使用資料來驗證理論邏輯所引出的實證意義，因此任何資料都只是理論所涉及或涵蓋的總體的一個部分（即“樣本”或局部），其理論有待于不同樣本的進一步檢驗或證偽。

史學和社會科學的上述特點導致了它們對理論和研究設計的不同要求。嚴耕望明確提出史學研究不能用社會科學方法的觀點。從史學研究的目標和研究方法看，這一看法不無道理。理論有著燈光聚焦的取舍功能。理論越明朗，取舍性越強。社會科學的推理方法論提倡“理論導向，實證檢驗”，意味著社會科學理論的暫駐性和變動性，也為此建立了一系列的學術制度來服務于證偽方法論的警戒線，例如要求在理論邏輯、分析概念和相應的實證意義上的明晰準確的表述，以便進行有效的實證研究檢驗，也發展出廣為接受的研究設計的基本標準、可重復性檢驗的規則，以及可觀的學術批評空間。

史學的另一傳統——解釋學傳統——主張超越史料編纂考證的研究目標，關注事物現象間內在關系并進行意義闡釋，因此有意在史學研究中應用社會科學理論和分析概念。不過，理論導向的傾向可能有意無意間塑造了學者在收集和解釋資料上的注意力和判斷力。史學家李峰根據新近的考古發現，對比韋伯有關官僚組織特點的討論，從結構特征、文書程序、仕途路徑等諸多方面考證解析。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韋伯式的官僚組織特點在西周時期已經完整地具備和表現出來這一命題，令人耳目一新。我對考古學完全外行，不能對這些史學分析本身妄加評判。從社會科學研究的角度看，可以提出兩點商榷。第一，韋伯理論特別強調不同官僚體制中的特定權威關系：在法理權威基礎上，權威建立在非人格化的程序理性之上；在家產制權威基礎上，人身依附的忠誠關系是其基礎。這兩種權威關系在結構上十分類似，但其實質性內容和行為特點則相去甚遠。韋伯在對西方與中國官僚體制的比較分析中也特別強調了這一差異。但這些豐富微妙的內容和行為方式難以在青銅器銘文中得到充分體現。第二，從帝國邏輯中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關系看，中國官僚體制的突出特點在于兩者的結合，即在類似的組織形式背后，可能有著相當不同的權威關系和非正式關系。盡管銘文內容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背景，但其大多與正式制度相關，如冊命金文、祭祀禮儀、等級制度等，而非正式行為方面在考古資料中難有記載。因此有理由推斷，基于青銅器銘文的研究發現更多展現了官僚機構的正式面孔，而非正式面孔則難以顯現。也就是說，即使我們完全接受李峰書中提出的考古發現，也需要對這些資料中所反映的上古時期中國官僚組織的特點和性質加以仔細限定。

雖然學科間的學術標準不同，但社會科學和史學間交融互動有助于更好地利用不同領域中的研究成果。例如“皇權不下縣”是當代學者提出來的關于歷史上國家治理的一個解釋。史學家胡恒在其新作中，仔細收集資料以考證清代基層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機構設置，提出了在縣屬區域內有著相當規模的政府人員。胡恒的研究工作從具體史料層次上說明，“皇權不下縣”這個說法不符合史實，這糾正了人們通常的認識。如果從“帝國邏輯”中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這一核心問題看，清代縣屬區域政府機構設置與皇權間關系還有待進一步的辨識。從正式制度角度看，政府在編人員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皇權向下延伸。但進一步的問題是，這些縣屬機構人員的所作所為在多大程度上體現或代表了“皇權”抑或地方利益？換言之，皇權是否下縣，不僅要看正式制度，還要看實際運作過程，看非正式領域中的具體行為。正如在當代中國，基層政府官員有著國家代理人的身份，但其實際行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國家利益抑或本地利益，這仍然是一個有待分析的問題。胡恒書中對這些機構的地方性運作的兩重性有所涉及，但其主要關注點是正式制度和官方文本所呈現的畫面。

我從社會科學角度對上述兩個史學研究例子加以評論，希望從一個側面展示史學與社會科學間的“良性緊張”。從社會科學理論角度對史學的研究工作“評頭品足”，其目的不是橫加指責、論斷是非，而是從不同角度和思考邏輯為這些研究和可能的解讀提供一個參照框架。從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看，我欣賞史學家使用歸納法來整理資料的做法，即盡力占有資料、呈現史料，并進行貼近資料的解讀和分析。史學的嚴謹細致方法使得我們在借用這些研究成果時有著充分的信任。當然，我也希望讀到有著更多解釋學色彩的史學研究，即在讀到有關資料的編纂考證之外，還希望了解作者的延伸思考，即關于史料間縫隙何在、史料堅實與否的評判以及可能的不同解釋。對于外行的社會科學學者，史學研究的解釋學可以提供一個更為開闊的思想交流空間。

概言之，社會科學與史學研究應該保持一個良性的緊張關系，即保持在方法、資料和解釋上的學科差異，通過這些差異引起的緊張和互補來推動思想的碰撞、知識的深化。社會科學中有著一系列與史學交叉的研究活動，包括經濟學、政治學、中國研究領域，以及近年來涌現的“量化史學”研究。這些研究體現了社會科學以特定理論框架為導向、以分析見長的鮮明特點，它們在歷史背景、史料考據和意義解析等方面與傳統史學研究頗有不同。史學研究和社會科學關于歷史現象的研究無法也不應該相互替代，也不應該用同樣的標準加以褒貶評價。如果我們接受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學科差異性和互補性，會有利于彼此學習，更好地發展相應的分析工具，從不同側面豐富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

不同學科的學者在各自領域中和不同研究途徑上的探索，可能不約而同地發現了同一個或類似的機制過程。例如，在歷史過程中，一種新制度興起與擴散的機制是什么？我注意到，人類學家道格拉斯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類比”這一機制，即某一領域中廣為接受的習俗或觀念通過“類比”被引入另一領域，構建了該領域中的新興制度。她指出，類比機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將社會分類加以“自然化”，人們共享的類比性為那些脆弱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合法性支撐和穩定的基礎。經濟學家薩格登在討論“先來先得”規則的產生過程時也提出了同樣的機制，即一個新的領域中采納的資源分配制度是通過類比機制從人們熟悉的其他領域中引入的。這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地將這一“類比”機制的思路追溯到哲學家休謨那里。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帕吉特和他的合作者在研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地區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時提出，“合伙制”這一新型組織形式是通過“類比”機制將傳統領域中的師徒制行會形式跨域移植到金融領域并進行功能再構而產生的。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史學家閻步克在討論禮制如何維系了分化中的政統、親統和道統之間的關聯時也提出了同樣的機制（他稱之為“比擬”、“擬化”）。他注意到，在微觀層次上士大夫同時扮演“君、父、師”角色，通過“類比”機制使得政統、親統和道統這三個領域間既有分別又彼此交融，可相互比擬，“三者最終統一于‘守禮’的‘君子’角色之中”。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史學這些不同的學科，在不同課題、不同分析框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探索不謀而合，展現出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妙，給讀者帶來意外的驚喜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