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現代化”概念的流播、認知與運用

現代化或稱近代化，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晚清以降中國歷史演進的主題之一。以“現代化”的發生、發展和挫折來把握中國近代史，也被公認為相對于“革命”范式的另一重要范式，甚至反思現代化的種種新范式的構想，也早已不再新鮮。學界對于中國近代史上的“現代化”理論自覺問題，以及“現代化”概念出現之后的有關思想和實踐，已有不少富有創見的研究。但仍然留有可供研討的空間。本文希望能就“現代化”概念在中國流播開來的早期歷史及其契機，當時國人圍繞這一概念的有關認知與討論，以及此一概念在民國中后期的社會政治動員實踐和歷史書寫中的具體運用等問題，再予以進一步的探討。

“現代化”語詞和概念在中國的最早出現與最初流行

現代化概念起源于西方。在英語中，表達這一概念的主要詞匯即由Modern演變而來的Modernity（現代性）、Modernize（使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化）三詞。這些有關現代化的英文詞匯在華早期傳播最為重要的載體，是來華西人創辦的英文報刊。至少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Moderniz(s)ation、Moderniz(s)e、Modernity等英文詞匯就已經出現在《北華捷報》上，已有文章作者嘗試將這些語詞用于分析和討論“中國問題”，有的甚至明確顯示出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相互融合的重視。清末民初時，有些通曉英文的中國學人實際上已經開始主動使用上述英語詞匯和概念。Modernization等英文語詞早期在華傳播時，并非取單純表達時間含義的“現時代化”之意，而是蘊含進步、改善、改革、維新、發展的積極含義。當它們被直接用于概括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之時，與“西化”或“歐化”（Westernization）等概念具有一定的互通性。不過，清末民初流行的各種英漢詞典中，Modernization還沒有被譯成“現代化”。其與“現代化”穩定對應起來，還是在中文“現代化”語詞出現之后。

中文“現代化”或“近代化”語詞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便散見于知識分子的著述中。羅榮渠認為，“近代化”一詞最早見于1922年3月嚴既澄在《民鐸》雜志上提到“近代化的孔家思想”。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1921年9月，上海泰東圖書局于《申報》登載的一則廣告，便以《西廂（近代化）》為題，標榜新近改編并由郭沫若作序的名曲《西廂》劇本，更加“合于現在的舞臺”、“合于現代文學底體裁”。1923年，著名報人、社會活動家胡愈之將愛爾蘭鄉土文學家夏芝的詩與喬治·魯素爾的詩兩相比較，認為前者以民族傳說神話作“骨子”，后者往往從人生的立足點和經驗中體會出真理，由此判定后者的詩“比較的更多現代化了”。這是目前所見最早使用“現代化”一詞。時人主要從“時髦化”和“現時代化”理解“現代化”，其概念抽象化程度仍很不足、尚沒有根本超出純時間范疇之內涵的特點。這也與Modernization在當時英語世界的主要內涵和用法較為吻合。

總體來說，20世紀20年代前中期，“現代化”（或稱“近代化”）語詞還只是初登歷史舞臺，社會各界尚未普遍使用。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最初幾年，乃是“現代化”語詞在中國逐漸流播開來的重要時期。該詞不僅凸顯了與“現時代化”時間意義相一致的內容（并不一定是正面意義），也逐漸明確了其與古代和傳統相對應的那種“實質性”的整體內涵。當兩者統一起來時，其正面概念價值遂得以確立。就“現代化”一詞的現代意義而言，羅榮渠提供的且被學界征引多年的最早例證，出自1927年1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土耳其》，作者柳克述在褒揚土耳其國民黨執政時，曾將“現代化”與“西方化”并提。這雖不是中文“現代化”語詞的首次使用，但其將“現代化”與“西方化”、“文明”并列使用，進而凸顯這一概念的整體現代性內涵，實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此之前的同年4月，《東方雜志》發文稱頌阿富汗啟動的“現代化”改革乃是模仿日本的明治維新，系一個融政治、經濟、稅務、教育變革于一體的綜合計劃，亦是這方面的例證。

這一時期，“現代化”語詞和概念的使用開始大量涉及中國改革諸領域，不僅創制出“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企業現代化”、“軍事現代化”、“生活現代化”等復合詞匯群，還初步顯現了“現代化”應具備的核心內涵?！艾F代化”概念蘊含的“今勝于古”之意，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明確表達和論證，這無疑會使“現代化”與“現時代化”進一步區別開來。1930年，《大公報》發表社論直接宣稱：“現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趨勢”，是進化公例所要求的。這便直接道出了“現代化”概念蘊含的進化論邏輯。

此外，“現代化”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流行開來，還有值得一提的社會語言基礎。當時，先期或同期傳播的“近代”、“現代”、“近代式”、“現代式”、“現代主義”、“現代性”等詞，乃至“民主”、“科學”等詞，與“現代化”、“近代化”相互交替、并列使用，在規約、說明和幫助顯示現代化概念深層次含義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語言輔助功能。

“現代化”概念流播開來的歷史契機與“國家現代化”的整體訴求

綜觀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現代化”語詞的使用，具體用法雖有差異，但其所表達的現代化概念內涵，顯然從一開始就包括自然和社會兩方面的發展內容，并體現出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全方位整體變革的綜合性認知趨向，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從此時開始，逐漸流行開來的“現代化”理念總體上曾明顯經歷了一個從重文化到重社會經濟的內涵轉變。

如果只是孤立地片面強調1933年《申報月刊》有關“中國現代化問題”討論對“現代化”概念流播的標志性意義，而不把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視為一個不可割裂的“興起”時段來整體把握，恐怕不太符合歷史實情，也容易對“現代化”語詞和概念得以流行和傳播的歷史契機及背景因素，造成某種偏頗理解，或者說，容易忽視其他一些重要的影響因素。

在筆者看來，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現代化”概念初步流行開來，乃是國際國內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甚至是矛盾作用的產物。除了“唯物史觀盛行的語境”背景外，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和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所激發的巨大民族危機意識，以及1928年國民政府全國統一政權的建立及其高調鼓吹的“現代建國論”，乃至稍后于1934年3月發起的旨在對抗“西化論”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等，都曾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就民族主義情感的激發而言，其實也是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互動的結果。特別是中西文化之爭中圍繞“全盤西化論”的批評和反省，體現了一種民族意識覺醒的導向意義，對于國人進一步明確“現代化”與“西化”概念的區別，從而更加青睞言說“現代化”，確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完全將“反西化或歐化”的文化建設之“思想理路”的導向作用因素排除在外，也未見妥當。后者雖未必是最初的影響因子，卻無疑成為繼起的和持續起作用的有效因素。這種綜合因素的復雜作用，與最初流行的“現代化”概念并不偏重文化，而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整體變革的認知取向，恰相一致。反映在國人的“現代化”理念上，一開始就鮮明地體現出以整個“國家現代化”或“建設現代化國家”為中心目標和整體關懷的思想特征。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軍政人物動輒以“中國不是近代國家”（即不是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為借口，妄圖轉移國際社會視線，掩蓋自己赤裸裸的侵略行為，使其占領合法化。調查事變真相的國際聯盟持含糊態度，對中國未能實現“近代化”或“現代化”表示擔憂，這些都促進了中國人“國家現代化”意識的萌發，可以說成為“現代化”語詞在中國普遍流行開來的一個時代機緣。當時，對于日本人的有關挑釁，國人十分敏感，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迅速作出回應。有的學者展開針鋒相對的論辯，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形成統一的現代化國家，完全歸咎于日本的嚴重干擾。多數國人則由此深切反省自身存在的問題。不僅如此，當時日本關于“中國不是近代或現代國家”的別有用心的污詞，甚至還被國人反其道而用之，拿來勸說國民政府和民眾抗戰到底。

“現代化”話題在中國的日漸凸顯，還與國際聯盟的主張密切相關。當時，來東北調查的國聯專家在官方報告和個人論著中，曾多次論及“中國現代化”問題，這些作品被國人譯介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反復征引。這對國內“現代化”理念的勃興，有著直接的影響。

另外，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現代化”理念的勃興、“現代化”語詞的流行，與1928年北伐完成特別是東北易幟后南北得以一統，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形式上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也有著直接關系。新建立的國民政府，擺出一副建設“現代國家”的姿態，建設“現代國家”的訴求，也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的熱切期待。再加上日本侵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20世紀30年代初，激發了國人圍繞“國家現代化”及其包含的“軍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國民現代化”等論題，展開熱烈討論?！艾F代化國家”的發展訴求，激發了社會多面向的“現代化”追求，它們圍繞著國家建設總體規劃目標，表現出“現代化”理念發散、聚合的雙重效應，也因此成為當時“現代化”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的一個重要入口。

“現代化”概念內涵的認知：代表性的闡釋與思考

20世紀30年代尤其是1933年《申報月刊》發起“現代化”問題討論之后，學界逐漸將其作為重要的社會科學名詞和概念，從多角度予以定義和闡釋。從各自專業背景和觀察視角出發，將“現代化”融入某一具體社會領域加以把握，是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知識精英較為普遍的做法。他們賦予“現代化”在不同領域相對明晰的概念內涵，大體來說，關注經濟發展的學者將“現代化”定位為工業化、機械化、精確化、標準化、發展生產力；研究政治制度的學者理解的“現代化”是民主化、法制化、組織合理、運行高效；矚目社會問題的學者則將“現代化”界定為平等、公正、教育普及、大眾化、合作化等。但各種單一化視角的解讀方式，往往也會武斷地排斥現代化的其他必要內涵，難免失之偏頗。

從1934年起，已有學者意識到片面理解“現代化”的視野局限，嘗試全面、綜合把握該語詞和概念的含義，既自覺區分“現代化”含義的不同面相和層次，又注重提煉“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充分理解各部分、各要素之間的整體性和關聯性。1934—1935年間教育家羅家倫、留美歸國的政治學家張熙若、湖北報人萬巨星均主張將“現代化”切割為若干層面來把握，同時還充分認識到不同層面的“現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他們已清醒地認識到，單純追求物質、技術層面的現代化，并不能支撐整體現代化，現代化不僅要求物質與精神、自然與社會的協調并進，更重要的還在于實現現代思維方式與基本價值理念的有機統一。

在當時眾多的論述中，哲學家賀麟在1938年有關物質與思想關系的研討尤見深度，他較早向中國學術界引介了“現代化”之哲學抽象本質——“理性化”，認為它無疑是諸多現代性追求得以生發、確立以及實現整體合力的內在動力。

當時，知識界對“現代化”概念內涵的總結和提煉不僅僅基于世界與中國的發展現狀和趨勢，還表現為以“傳統”與“現代”截然兩分的方式，從歷史長河中追溯現代觀念的起源，把握現代化的歷史實踐和內涵流變，試圖為“現代化”的正當性夯實理論基礎。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法政專家錢端升以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將“現代化”及其觀念的孕育、形成、累積和發展，視為一個動態的漸進變化過程。他的論述已然為“現代化”找到了一個發展譜系，并以此圈定其核心價值，實現某種“自我確認”，這就為歷史地把握現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礎。但其中包涵的“好事一起來”的經典現代化理論傾向，也潛藏著某種非歷史性。

民國中后期，“現代性”認知深刻包含的“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和彼此斷裂的思維模式和習慣，已經基本形成，對傳統的拷問與否定仿佛已成為實現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步驟。于是，淪為落后、保守之代名詞的“傳統”成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現代性價值的優越性似乎必須借此才能得到確認。

反思現代化的努力在民國時期也并非全然無所自覺，時人對于盲目否定“傳統”價值的膚淺認識，已有一些正面批評。但總體來看，相信“現代化”之于“傳統”的正當性、優越性、進步性，依然構成民國知識精英的主流認知。人們對于“傳統”一直缺乏整體性的理論探討，也就是對于傳統的構成、特點、功能等問題，始終缺乏對象性的理論關照，人們往往只是在有關討論中具體涉及。表現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上，則是“傳統”多被用于形容詞而少為名詞形態，這就決定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未能真正成為民國思想史上的自覺命題，這也不能不影響到人們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認知深度。

如果從人類社會歷史演進角度把握“現代化”概念，還有兩個重要問題不可忽視。其一是“現代化是否終結”。本來，“現代化”是一個既完成而又未完成的過程，哈貝馬斯所謂現代性乃“未完成的方案”，即蘊含此意。換言之，現代化既具有歷史性，又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否認前者，現代化將無法成為歷史學家把握的對象；忽視后者，現代化則終將失去哲學的翅膀和理想的空間。民國時期，中國學人對“現代化”的未來面向雖有感悟，但總體缺乏理論自覺，有的學者如常燕生甚至認為，現代化“必須是指現代已有的事實，而非指未來將有的演變”。這就難免存在認識上的短視，容易將“現代化”內涵凝固化，從而忽視對其進行反思、批判和未來加以改進發展的可能性、合理性。

其二是從全球視野把握，“現代化”是否具有統一的模式和道路。民國時期，中國知識界體現這方面思考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是有人開始自覺對“現代化”與“西化”概念做出必要區分，并進一步思考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既吸收外來文化又能保持民族特色的問題。不過當時學者們總體上更多偏重于從“共性”方面把握“現代化”理念，他們雖強調中國的現代化當有自己的特色，但又不得不以現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為其未來導向和必經階段。他們寧愿相信“現代化”乃是世界各國都應遵循的帶有普遍主義意味的統一道路。

總體說來，由于內憂外患的現實困境和時代局限，民國學人對于“現代化”概念的哲學思考與理論建構，還存在諸多不足，甚至往往將“現代化”作為解決國家現實問題的方法和手段，缺乏從人類怎樣才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的高度，長遠、深刻地把握問題的從容。無論是對現代化的內涵、特征的理解，還是對其與傳統關系的認知，都還缺乏系統性。這種認知程度與當時中國現代化實踐剛剛起步，處于較低水平的客觀條件限制，也是相一致的。

“現代化”概念之運用：社會政治動員與歷史書寫

隨著“現代化”觀念在中國社會的廣泛播揚，各主要政黨均敏銳捕捉到這股勢不可擋的強勢思潮，他們根據各自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需要，及時吸納、解讀和運用“現代化”語詞，使之成為社會政治動員和歷史書寫的重要概念工具。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在高舉“民族復興”旗幟的同時，也正式將知識界熱烈研討的“現代化國家”理念，提升為最高層次的執政目標和發展追求。就筆者所見，閻錫山或許是抗戰時期最熱衷于使用“現代化”語詞的國民黨大員。1937年前后，在晉綏地區遭遇日寇猛烈進攻，成為抗戰最前線的危險時刻，他極力鼓吹和傳播“現代化” 理念，以服務于抗戰建國大業。

當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黨也積極參與到“現代化”概念的使用和話語構建中來，借此表達本黨的政治立場和主張。某種程度上說，“現代化”概念和用語的流行，也與這三股政治力量在知識界彼此互動、共同推動不無關系。

要體認閻錫山對“現代化”概念和用語的興趣與認知，深得其信任的兩位山西籍同鄉常燕生、杜彥興二人不能忽視。常燕生是青年黨領袖之一，杜彥興則屬具有左翼思想傾向的進步人士。1937年，二人圍繞“何謂現代化”在《月報》、《太原日報》、《山西日報》公開展開論爭。這些不同政治傾向的人物在抗戰時期匯聚于山西，他們對于“現代化”問題的關注與思考，自然會對閻錫山的“現代化”思想和實踐產生某種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青年黨另一位核心人物陳啟天在抗戰緊要關頭，不僅積極響應國民政府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動員令，還特意將本黨的“國家主義”主張列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首要指標，借此排斥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的超國家思想和個人主義、家族主義的反國家思想。由此可見青年黨既迎合主流話語又表達不同政見的政治策略之一斑。

中國共產黨及左翼文化人也并未排斥有關“現代化”的概念和用語。首先，理解并認同“科學化”、“工業化”、“機械化”、“民主化”等共識性內涵，并將其作為國家發展的正確方向，可謂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把握和使用“現代化”概念的基本思路。不過相對而言，他們對現代化的理解更偏重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發展等方面。其次，當現代化理念為國人學習西方、進行綜合性改革提供理性依據之時，共產黨人一方面倡導和從事暴力革命、破壞舊制度，另一方面也需要與標榜“建設”的主流強勢話語進行對接，以占據話語優勢。這也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需要面對的理論問題。1933年，左翼學者羅吟圃指出：“要根本上排除中國現代化的障礙是應從打到帝國主義，推翻現社會制度入手?！边@無疑是對今人慣用的“革命乃現代化之前提”一說直接和明確的表述。

就中國社會矛盾的認知而言，國民黨和青年黨均不承認中國存在西方社會那樣的巨大階級差異，并以此抨擊階級斗爭學說。中國共產黨的應對策略之一，就是通過揭露國民黨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貧富差距擴大的事實，驗證階級差異的存在，進而佐證“階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民國時期，“現代化”概念還被歷史學者廣泛應用于中國近代史的書寫之中。這是“現代化”概念的影響逐漸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國民黨人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即以“近代化”為把握中國近代發展的主體線索，開創了一種典型的史學現代化敘事。近年來，研究者多注意到，“現代化”書寫與同時期形成的“革命史”書寫，同史家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背景及其所認同的意識形態高度關聯，二者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觀點、理論預設及敘事方式，根本不同乃至截然相反。但今人如果只是看到當時兩種史學范式間的矛盾緊張關系之單面，不曾見到彼此相連相通之另一面，也容易陷入某種先入為主的認知偏見中，似乎革命史書寫一開始就完全排斥“現代化”的全部分析理路，乃至“現代化”理念本身，這或許也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既然左翼思想家和共產黨人主動參與到“現代化”話語建構中來，甚至對“革命”與“現代化”關系做過勾連融通，那么中共史家的近代史著述，似乎不太可能完全摒棄“現代化”觀念的運用或觀察視角，盡管其對“現代化”的認知本身也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科學化”、“工業化”、“機械化”等現代性內涵，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衡量近代中國發展狀態的基本標尺。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張聞天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等著作都從物質現代化層面，給予“洋務運動”一些正面的肯定。同時，民國時期的中共學者還努力從近代歷史進程中尋找實例，論證一定程度的現代化發展同樣為革命創造了必要的社會條件。大致可以看出，兩種歷史詮釋模式在興起初期，并非只存在對立和相互排斥的一面，實際上同時也存在彼此相通的另一面，且各有優長，在歷史認知方面，可形成互補。尤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現代化”理念曾明顯影響了中國共產黨及左翼學者的中國近代史書寫。

民國之后，現代化的努力和追求并沒有終結，它既有其歷史延續性，更有其面向未來的開放性，圍繞它的認知和實踐也始終在豐富和發展，并將不斷深化。如何站在人類文明進程的高度不斷把握和反思“現代化”，迄今仍然是困擾人們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