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業報紙何以成為“技術新知”？

引言：“反哺”的活字印刷術與“舶來”的商業報紙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重要發明之一。中國早在宋朝就已出現了膠泥活字，但技術上仍不夠成熟。直至德國工匠谷登堡對印刷油墨、鑄字材料及壓印方法的創新，才使活字印刷術獲得了實用性，掀起了人類文明史中的“谷登堡革命”。鉛活字技術在近代由傳教士帶入中國，之后的幾十年間，“西洋印刷術反哺中國，雕版印刷逐漸衰亡”，近代中國印刷業的活字革命由此展開。

近代報刊從西方傳入中國，其帶來的西方科技與文化，在當時閉塞的中國是一種“新知”。報刊充當傳播新知識的媒介角色。另一方面，黃旦在研究中國現代報刊起源時指出，報刊能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種“新知”，屬于東漸的“西學”。西方商業報刊不僅是一種傳播工具，而且是具有多種面向的復合體。如果從技術的維度考慮，西方商業報紙作為帶有先進印刷技術的外來之物，本身也可謂之“洋務”。那么，作為“新知”的商業報紙，其“知識因素”除了存在于政治和文化層面，自然還有技術的層面，將附著商業報紙獨特屬性的技術要素也一并帶入。

在商業報紙的運營中，新聞產品需要高頻率、定期化生產，商業報紙的逐利性使其需要批量印刷來實現規模經濟效應，而其企業化乃至產業化的運作邏輯，也呼喚著標準化與生產效率。為了在激烈的新聞報紙競爭中勝出，中國近代商業報紙需要盡力地提高印刷速度與質量，為身處動蕩時局中的國人提供及時的新聞信息。在我國近代商業報刊中，《申報》《新聞報》可謂翹楚，因此在中國近代活字印刷革命中，傳承西方商業報紙特征的二者理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與歷史和產業推理不同的是，我國近代商業報紙在印刷出版史的研究中一直處于比較邊緣的地位。芮哲非稱：“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是中外企業中推動20世紀中國西式印刷技術發展最重要的公司。中國的大型綜合性書籍出版商的印刷技術遠比報館和其他印刷廠更為先進?！边@一評價顯然沒有對以《申報》《新聞報》為首的近代商業報紙在技術方面的貢獻給予足夠的肯定。范軍通過對出版史文獻的梳理最后總結道，作為一種出版活動的中國近現代報刊，其出版史視角的研究雖偶有涉及，但總體上仍處于“缺席”的狀態，而印刷技術正是出版活動的關鍵環節之一。

因此，本文基于商業報紙的經濟特征，以及由此產生的獨特技術需求，以代表性的《申報》《新聞報》為切入點，管窺具有“反哺”屬性的活字革命是如何在“舶來”的商業報紙中發生的，以及在推動中國近代活字印刷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商業報紙在技術層面扮演著怎樣的“新知”角色。

“規模效應”與“收益循環”：商業報紙的生長邏輯

作為商業報紙，《申報》《新聞報》的主要目的即贏利。報業作為大眾傳媒，需要較高的“初始拷貝”成本。隨著發行量的增加，這些成本會隨著“規模效應”的出現而逐漸下降，呈現邊際成本遞減的趨勢。即，在建造報館伊始，需要租建報館、購買印刷機器、雇傭員工等。而待“初始拷貝”完成之后，進行“復制”的費用則相對低廉。

另外，傳媒行業還存在“收益循環”的經濟規律：如果內容受歡迎、售價低廉，就會獲得更大的發行量，亦能招徠更多的廣告，那么在獲得豐厚的資金回流后，便可繼續擴大再生產，使媒介產品更加物美價廉，從而進入收益的“良性循環”；反之，將會陷入“惡性循環”。因此，商業報紙的這種收益循環特征，需要有較大的初始投資，以及之后視發行量與競爭對手情況不斷追加投資，方能穩固市場地位。

1872年美查等人集資創辦《申報》時共計投入1600兩白銀。相較而言，圖書業的初始投入則要小一些。一方面圖書印刷在很長一段時期以成本較低廉的雕版與石印技術為主，無論是機器還是紙張都相對便宜，而且省去了購買鉛字字模的一大筆開支；另一方面，圖書在當年也常用“預約訂購”的方式來營銷，即先刊登布告對將要出版的圖書進行征訂，用“先集資付費，再印刷出版”的類似如今“眾籌”的方式來減少書商的前期投資。這與必須完成所有前期投資、生產出成品報紙才能開始售賣的報業完全不同。

“申、新”對活字印刷設備的采用與更新

除了前述的高初始投入之外，報業后續追加投入也非常龐大?！吧?、新”兩報發行量在1920年起的10年內從3—5萬份上漲至14—15萬份。在容量方面，二者也展開了“厚報大戰”，分別從1917年的4至4.5大張，逐步發展到1931年最多時的10至12大張，因此報館不斷投資新設備來滿足發行量增長的技術需求。

印刷技術決定了印刷速度，而印刷速度一方面關聯到的報紙的“時效性”，速度越快，截稿時間便可越遲；一方面也關系到報紙的“容量”，速度越快，意味著單位時間內可印報紙的頁數越多。當年的《申報》，為了獲取最新的新聞，將截稿日期盡可能推遲。1928年添置美國最新司各脫（Scott）直線式輪轉機一臺，每小時可印四張一份的報紙3.6萬份?！吧衔缍r以前所得之消息，均可見之于當日報紙?！?934年又購置同式印機一臺，“上午四時以前所得之消息，亦可從容披露與六時前出版之報紙”。這樣雖然機器投入翻倍，但從凌晨兩點截稿推遲至凌晨四點，就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加及時的新聞內容。

長期以來，由于印刷與出版史研究多聚焦于書業，因此對于西方印刷技術的引進，將功勞多歸于以商務印書館為首的書商。芮哲非在研究中提到，在16種印刷機器中，有6種由商務印書館首次使用。的確，在印刷技術的試驗和采用中，商務印書館占據著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其主要創辦者夏瑞芳和鮑氏兄弟本身就是印刷技工出身。而作為資本家的商業報紙創辦人則更傾向于直接購進先進設備，快速提升印力。于是在購置先進活字印刷機方面，商業報館體現了更為超前的意識。

具體來看，芮哲非所提的6種由商務印書館率先使用的印刷機中，其實有3種為非活字技術的石印印刷機，而另外3種更加先進的滾筒和輪轉活字印刷機的采用，都落在了“申、新”二報的后面。比如在滾筒鉛字印刷機上，《申報》在1872年即開始采用夏兒意印刷機（Harrild&Sons）。在更加先進的輪轉鉛字印刷機方面，有1914年《新聞報》采用的巴德印刷機（Baensch-Drugulin）和1916年《申報》的大阪朝日（Osaka-Asahi）馬里諾尼印刷機（Marinoni）。其中，《新聞報》1914年對輪轉印刷機的引進，也被眾多史料認定為國內首次。在先進活字印刷機的采用與更新方面，“申、新”為代表的上海商業報紙作出了不亞于傳統書商的歷史貢獻。

“申、新”對活字印刷設備的中介與擴散

（一）作為活字印刷機的“二手中介”

由于商業報紙的初始和追加投資較大，利潤的壓力迫使其在各個環節精打細算，《申報》《新聞報》等報館采用“買舊賣舊”的方式來盡可能地降低設備成本。

國內的新型印刷機多源自技術領先的歐美?！耙粦稹鼻昂?，歐洲新聞事業得到空前發展，各大報館在戰爭結束時積累了頗多財富，因此紛紛更新設備。而淘汰下來的二手機器，則通過上海的洋行流向了國內出版商。如洋行買辦傅筱庵就曾向《申報》兜售一部九成新的三層輪轉印報機，其技術水平在當時的國內屬尖端之列。

另一方面，上海的印刷設備又領先于國內其他地區。引進國外機器的“申、新”二報，又轉身向國內其他報館輸出設備。天津新記《大公報》由于發行量提升至1.2萬份，而館內的印刷機產能難以跟上需求，遂于1929年從《新聞報》買來了一架二手輪轉機，以提升印力。就在這樣的“買賣”中，先進的西式機器流入上海，又進一步流入其他城市，設備的更替活動逐漸在國內擴散。

實際上，中國近代開埠之后，舶來的知識與觀念、技術與設備，都經歷著從沿海向內地擴散的過程。大變局下的近代中國，劇烈社會變動引致的豐富信息和民眾“減少環境不確定性”的新聞消費沖動，從上海這樣的中西文化交匯前沿逐漸走向其他城市?！渡陥蟆吩?872年創刊兩月后就已在15個城市設立了分銷處，最西已達武昌。上海西式商業報紙在外埠發行體系的建立，不僅僅帶去了新聞信息，同時也將商業報紙的商業模式傳入內地。普通民眾逐漸向大眾傳媒受眾或消費者轉變，受眾對報紙的需求，又進一步推動內地報館在技術上向《申報》《新聞報》看齊。在這一過程中，新技術以二手機器為載體，上海商業報紙又成為二手機器的載體，扮演著技術擴散的重要“中介”。

（二）充當商業代理與廣告媒介

作為“技術新知”的商業報紙，除了在技術和設備方面以“實體中介”形式進行示范和擴散之外，它本身更是一種“信息中介”，在活字印刷技術設備的普及推廣方面起到了傳統書業難以實現的重要功能。

申報館在創辦不久就開始成為倫敦印字機器行“夏兒意”在上海的代理商。1873年10月24日，《申報》頭版刊登社論《鉛字印書宜用機器論》，非常直接地鼓動江南書商購買新式印刷機。

同時，《申報》自身也充當廣告媒介，刊登大量有關印刷機器的市場信息。其中，以美查名義發布的《發賣印書各器》最頻，該廣告鼓勵各類機構對機器進行更新。經筆者統計，該廣告在1874年至1877年間共刊發了534次。同時，《申報》還為其他廣告主刊發了大量新舊印刷設備售賣的廣告?！缎侣剤蟆贩矫嬉嗳?，在1894年至1949年間，共有483篇有關“鉛字”的廣告。在當時，與“申、新”齊名的《時報》《字林滬報》，以及《春江花月報》《游戲報》《晶報》這樣的商業“小報”，都有大量的廣告與鉛字機器相關?？梢?，商業報紙已經普遍成為印刷廠商和書商擴散印刷技術的重要媒介。

報館訂單對本土印刷機修造業的驅動

（一）維修業務促進本土印刷機修造工業的發展

科學技術的“西學東漸”往往伴隨著模仿與創新的過程。從最開始的直接購買，到后來本土工匠參與維護和修理，進而在熟悉內部構造之后模仿制造，最后才能實現自主化生產乃至技術創新。以上海為前沿的中國印刷機修造業，在《馬關條約》之后的10年間完成了從維修機械到生產機械的跨越。

印刷機在當時構造復雜且造價昂貴，報館在采購之前需要大筆投資，而在采購之后則最看重后續的維護服務。然而，由于印刷機大多漂洋過海而來，甚至不少為二手印機，歐美機器制造商的后期維修服務很難滿足報館的本地化需求，這就給了本土技術工人留下了空間。

及至1929年，以上海為前沿的印刷機修造工業已相當發達，滿足了國內的基本需求。上海5家印刷和造紙機器廠生產了大量的印刷機器，種類齊全，價格低廉，“中國制造的印刷機每架約二三千元，外貨則要翻倍，凡銷數不多的報紙，國產印刷機已足夠用”。

（二）《新聞報》維修訂單與明精機器廠的崛起

在這些本土印刷機制造廠中，明精機器廠堪稱領先者，其生產的小報印刷機和全張報紙印刷機均屬國內首次。

明精機器廠的創辦者章錦林15歲就在印刷機器廠做學徒，后來成為機修工人。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從新聞報館的維修訂單中掘到了第一桶金，從此發跡。彼時，《新聞報》有一臺進口輪轉印刷機由于外國工程師安裝后沒有檢查，導致無法使用。章錦林聽說后便進行反復研究，終于解決了問題，得到了新聞報館的信任，新聞報館遂將機器所有的修理業務都交由其負責。

明精機器廠在1915年創辦時，資本只有500元，但新聞報館每年為其支付的印刷機維修護理的費用非?？捎^，僅僅是月費一項，每年就高達3600元，這在當時是不小的一筆數目。另一方面，章錦林對學徒工人十分苛刻，新聞報館大額訂單和廉價勞工之間的差額，是明精機器廠完成創業之初資本積累的關鍵。

明精機器廠在章錦林的掌舵下迅速發展起來。1915年時只有10名工人，而到了1922年時，面積已擴至3000平方公尺，全廠員工逐漸發展到140多名，儼然大型現代制造企業的規模。后來明精機器廠還通過維修進口機器逐漸摸清了印刷機的內部構造，完成了“由修到造”的跨越，開始仿制西式印刷機。在1916至1921年間，明精機器廠每年制造72臺機器，不但供貨給國內的報館和書館等，還向日本銷售，促使印刷機“國貨”走出國門。

如果從技術擴散的角度來看，也正因為《新聞報》當時購買了領先于行業、難以輕松解決技術故障的先進印刷機，才給了熱衷技術鉆研的章錦林以契機，由“維修”到“制造”的技能跨越，在日后方能在明精機器廠中實現。

結語

在以往的印刷史研究中，印刷機作為一種技術對社會變遷的推動作用常被人津津樂道，愛森斯坦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就是代表?！耙环N新媒介的產生，會改變人們日常存在方式及其社會關系，任何媒介的出現，都會構成一種新的網絡?！钡拇_，印刷機通過印刷產業和印刷品，改變了受眾的文化消費行為，提供了更快捷和豐富的信息，進而對社會變革帶來影響。但另一方面，社會的變遷對印刷技術的發展具有同樣的推動作用，已經形成新聞消費習慣的市民對更及時和廉價的新聞產品的需求，敦促報業不斷地更新設備、提升技術?；蛘呖梢哉f，印刷技術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構成了鉛字印刷術從西方“反哺”的歷史底色，而以“申、新”為主體的商業報紙則充當著重要的“媒介”角色。

于是，正如前文所展示的，在當時作為“新媒介經濟”的報業，具有贏利性、規?；?、產業化的經營訴求，以及定期化出版、高頻率更新、售價低廉的產品特性。這些特性塑造了商業報紙獨特的技術“偏向”，使其化身為與傳統書商所不同的“技術的新知”。這一“新知”，一邊通過效率的競爭與示范逐漸推動了企業和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一邊作為二手設備的中介和印刷商業信息的媒介，促進了活字印刷技術的普及。同時，報館的維修業務也滋養了當時處于萌芽狀態的本土印刷機修造業，助力產業鏈上游企業的發展。

1455年從歐洲掀起的“谷登堡革命”，以中國近代商業報紙為代表的出版商為媒，逐步完成了在中國的“在地化”過程。在西方印刷術“東漸”的過程中，緣于與書業所不同的特殊技術需求，《申報》《新聞報》等商業報紙作為“技術新知”，成為推動我國近代活字印刷術革新的重要先驅?！胺床浮钡挠∷⑿g與“舶來”的商業報紙，在這一過程中彼此成就。中國印刷的現代化進程，也肇始于此，直至20世紀下半葉激光印刷技術的出現，才告別“鉛與火”，走向另一個嶄新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