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多姿的黔北文化

文丨■ 周遠德

小游客在沙灘文化陳列館內參觀（潘義軍/攝）

黔北文化，是黔北各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積累的各種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風俗習慣以及積淀下來的各種物質文化形態。它在黔北地域范圍內產生，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黔北人創造的優秀文化成果。狹義的黔北文化，指現有遵義市地域的各類文化形態。廣義的黔北文化，包括今畢節的金沙，銅仁的思南、德江、沿河，貴陽的息烽、開陽、修文等縣豐富多彩的文化。

黔北文化受地域的影響，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山地性。二是地域性。三是開放性、先導性、包容性。四是大雜居、小聚居的社會環境。

遠古文化填補貴州文化空白

舊石器遺址和新石器遺址成為遵義遠古文化。1971年，在桐梓縣九壩鎮巖灰洞發現古人類化石和用火遺跡，距今為24萬年，是貴州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重要文化遺址。至1983年，共發現7枚人類牙齒化石，是迄今為止貴州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化石，屬更新世中期的猿人化石，被命名為“桐梓人”。這一重大發現填補了人類發展進化史上的關鍵一環。在巖灰洞中共找到石器材料12件，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域文化特征。大量炭屑和燒骨，成為迄今為止所知的華南地區用火最早的依據。1980年，貴州省博物館在桐梓縣城南的馬鞍山發現距今1.8萬年左右的馬鞍山舊石器遺址。在南洞發現4枚人牙化石，確定為晚期智人。1986年北洞首次系統發掘發現有20多種動物的上萬件動物化石；還有較為豐富的用火遺跡，數千件石制品，磨制骨器10余件。其中1件骨箭頭最為珍貴，是目前國內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唯一一件骨鏃，表明馬鞍山人已經發明了弓鏃。南洞1990年試掘，出圖動物化石300多件，石制品202件。馬鞍山文化是貴州舊石器晚期區域文化的重要代表。表現出不同的區域文化特征，屬貴州史前文化的另一類型。馬鞍山發現的石器使用銳棱砸擊法，無疑是人類技術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充分顯示了貴州遠古人類的創新意識。

2004年8月，貴州省考古研究所發現務川豐樂院子箐史前文化遺址，該遺址距今約8000—10000年間，是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產物。2003年，貴州師范大學秦啟萬教授發現習水雙龍打油洞遺址。當年11月，遵義市文化局組織專業人員進行踏勘，考察為新石器遺址。此外，在習水、赤水、仁懷、綏陽均發現新石器時代的磨制石斧、石網墜及石斧等工具，新石器時期以磨制石器為標志，說明遵義歷史文化悠久。

秦漢時期原生文化在吸納中發展

1.仡佬族的先民濮人是貴州最古老的民族

仡佬族是黔北原生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他們建立了西南夷最大的夜郎國，仡佬族即已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出現了村落和集鎮，有了君長，其社會處于原始社會末期或階級社會初期。但隨著戰爭、地理條件、氣候等因素的影響，各個民族不斷遷徙進入，民族文化受到影響。秦漢時期，開疆辟土，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對濮人部族征討攻伐。唐蒙帶領大批兵士會見夜郎侯多同，屢次對西南用兵，滅且蘭、攻句町、漏臥，夜郎國多次遭到漢王朝鎮壓。成帝河平年間（公元前28—前25年），陳立鎮壓了夜郎王興，結束了統治濮人近400年的夜郎政權。濮人為圖生存，四散遷徙流離，隱族埋姓，或改變族稱。部分族人與漢人融合，也有的被迫北遷巴蜀。這一結果必然使其文化受到強壓而引起結構性的改變，其最大的表現是族屬稱謂的改變和消失。三國后，有關濮人的記載逐漸減少，而代之以夷僚或僚的稱謂。從隋、唐起，史籍中出現于“仡僚”“偈（捷）僚” “葛僚”等稱謂，其實是仡佬的諧音異寫。黔北地域是仡佬族的主要分布區域。

務川有“丹砂古縣”之稱，2000多年的丹砂開采歷史，形成了豐富的丹砂文化。

2.手工和祭祀文化的發展詮釋了秦漢文化風韻。

沙灘文化陳列室（潘義軍/攝）

先秦時期，濮人就掌握了手工制陶技術、制曲技術和釀酒技術。仁懷市商州時期洞穴遺址中出土的系列酒器酒具，展示了黔北一帶制陶和用酒的基本情況，繩紋灰陶大口缸、繩紋圓底陶杯、錐刺紋圓底陶瓶3件器物共同構成黔北土著在祭祀活動中用酒的基本情況。正安、務川發現并出土的國家一級文物“蒜頭形青銅壺”“青銅鉦”，國家二級文物“提梁帶蓋銅鼎”“青銅甑”“青銅淳于”，其新穎古樸的造型體現了秦漢技藝。

濮人尚巫鬼，好祭祀，精神上崇拜祖先，崇拜古樹巨石。祭祖、祭神成為濮人重要的精神文化活動。

3.“漢三賢”奠定了黔北文化在黔地的先驅地位

漢武帝時代，制定了一系列振興儒家文化的政策，激勵著天下學士學習經學。濮人大戶的子弟，被募豪民及他們的子弟，在原本擁有漢學、文字學的基礎上，研習五經，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黔北地區出現的舍人、盛覽、尹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相繼北上求學，學成后或著書立說、或返鄉辦學，傳授漢學、文字學和經學，培養人才，土著濮人受到漢文化的洗禮，黔北地區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底蘊。他們三人是今貴州省的文化先驅。

隋唐五代時期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在融合中發展

唐代，貴州境內設置經制州。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融合是較為重要的文化現象。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李白被流放夜郎（今桐梓夜郎壩一帶），寫下不少與夜郎有關的詩歌。

唐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劉禹錫、柳宗元二人被貶往邊遠的柳州和播州。柳宗元聽說劉禹錫被貶播州，想到他有80多歲的老母，準備上書“愿以柳易播，雖得重罪，死不恨”。此時大臣裴度已經為劉禹錫奏請，得以改為連州刺史，柳宗元仍去柳州。以柳易播之事，播州建有紀念柳宗元的“儒溪書院”，也稱柳公祠。柳宗元的高風亮節成為黔北尊崇的傳統美德。

唐代，佛教傳入黔北。牂州建安縣丞牛騰“置道場數處”。桐梓的金錠山寺、玄風寺、興旺寺，習水土城景福寺，仁懷永安寺，正安大成寺，道真蟠龍寺，遵義城外大悲閣均為唐代興建的佛寺，佛教文化在黔北興起。

《珍州榮德縣丞梁君墓志銘》《羅氏譜·敘》《羅氏忠愛堂譜敘》是遵義以及貴州留存至今最早的三篇散文，對了解遵義地域唐朝時期的情況有一定參考價值。

宋元時期黔北文化得到較大發展

1.宋墓雕刻藝術精美

遵義市屬各縣（市、區）均有宋墓，宋墓的建筑結構、用材、石雕藝術風格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其中以楊粲墓為典型代表。楊粲墓石刻在中國石刻藝林中，是不可多見的杰作，達到了以形寫神，神形兼備的藝術效果，繼承發展了宗教造像和石窟雕刻藝術精髓，被譽為西南石刻藝術寶庫。1982年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道教的興起，促進了宗教文化的發展

南宋時蜀中文人學士及云游道士、僧人不斷流禹播州，楊粲也大力提倡道教、佛教。播州各民族仍兼奉地方神袛，與佛、道諸神通同合祭，形成混雜的龐大神系。

3.播州土司著書立說，推動文化發展

南宋播州安撫使楊價，是播州第14代土官，自幼好讀書，著作文章，襲職后推崇儒學，注重人才培養。楊價奏請朝廷，請求在播州開科取士，獲準播州解額為“歲貢十三人”。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播州人冉從周進京參加殿試，成為播州第一個進士。之后40年間，播州又有7人考取進士。

元代播州軍民宣撫使、宣慰使楊漢英，是播州楊氏第17代土官。他勤勉好學，廣游祖國山川，喜讀儒家經典著作，研究宋代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顥（號）的理學，是土官中很有文學修養的作家，著有《明哲要覽》90卷，詩文集《桃溪內外集》64卷。

明朝播州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發展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播州開始辦學，最早是播州長官司學（相當于州縣一級的學校），永樂四年（1406年）升為宣慰司學（相當于府學），是明代貴州最早的學校。

這個時期詩歌很有代表性。播州土司楊粲、楊綱、楊輝、楊斌均能賦詩。楊斌有詩8首存世，鄒公敢、何敏樹各存詩1首?，F存應用文10多篇。

在藝術方面，以書法和石刻較有成就。書法流傳至今的有楊應龍《驃騎將軍示諭龍巖囤嚴禁碑》，為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手書后勒石。碑文顏體楷書，被認為在“省內其他地區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類似的石刻或摩崖”，這是明代遵義書法和石刻的珍品之一。石刻以中寺石刻最為著名，人物、鳥獸、花卉、書法等雕刻，表現了明代遵義工匠高超的藝術水平。1982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正安務本堂（陳鵬 /攝）

移民文化和高僧文化在黔北交互相融，得到發展。南明永歷政權中部分文臣武將及一些知識分子，不滿南明流亡政權的腐敗與內斗，紛紛離職隱居，成為遺民，其中較有影響的有錢邦豈、陳啟相、黎懷智等10多人。

清期文化繁榮發展

黔北地域文化在清初融聚成型，繼而進入發展繁榮期。繁榮期的標志是“沙灘文化”的出現。

1.地域文化清初成型

在明末與南明時期多流匯聚與積淀的基礎上，黔北地域文化逐步成熟，成為中后期繁榮的前提。其表現是：一是本土作者成為創作主體?！皠e集類”著述，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本域達32人40種之多，《播雅》及《黔詩紀略》載有本域作者110人1320首詩作。大家羅兆甡、李先立、李晉、李專等即出現于這一時期。二是除了府、州、縣的官學外，師徒、家族傳承已成為人才成長的重要形式。遵義唐氏、宦氏、蹇氏、趙氏、王氏，桐梓趙氏、傅氏、侯氏，綏陽王氏等30多個文化世家，大多在此時開始出現或形成。三是文學創作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在顯現個人風格的同時，開始顯現出本域一定的風格特色。四是流官、遺民、移民、高僧等文化與本土文化有機融合，熔鑄了黔北文化有容乃大的文化品格。

2.科舉興盛，促進了教育的發展

清康熙中期起，隨著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繁榮，教育有較大的發展。直接為科舉服務的官學、書院，以及屬于蒙養教育的義學、社學與私塾成為辦學的主要形式?？滴跄觊g，黔北地區建立有遵義府學，真安州學，及遵義、湄潭、綏陽、桐梓、仁懷、龍泉、余慶、務川縣學，乾隆年間建立仁懷廳學。清代，有書院23所，每鄉有社學1所，地方或個人捐資興辦的義學有74所。私塾尤為普遍，僅遵義縣團溪區就有私塾100所以上，學生1000余人。黔北地域中舉756人，其中261人為武舉；中進士86人，其中10人為武進士；光緒二十七年（1903年），遵義縣人楊兆麟殿試一甲第三名，取得“探花”桂冠。

3.清末新學的興起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頒布新學詔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湄潭縣設高等小學堂1所，仁懷直隸廳在廳城設高等小學堂和初等小學堂各1所，各場市建初等小學堂18所。這些小學堂，開黔北新制小學之先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下詔廢科舉，遵義知府袁玉錫同年創辦師范傳習所。次年，創辦初級師范，并派員四處勸學，各縣新學堂紛紛興起。至宣統三年（1911年），遵義地域已有小學堂299所，占當時貴州小學總數的45.44%，居全省之冠。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創辦了遵義新學堂。此中學師資力量強，校舍好，設備齊全，為遵義培養了不少人才。

袁玉錫還從日本購來全套鉛印設備，辦官書局，辦起貴州最早的一份白話報紙。

這期間，沙灘文化孕育了大批人才，影響深遠，使黔北文化走向全國和世界。從明末至清末，在沙灘方圓幾里的范圍內文化沿襲300余年，出了數十名舉人、進士，尤其是涌現了以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為代表的數十名文人、學者，鄭珍、莫友芝、黎庶昌被譽為“西南巨儒”。 沙灘文人著述史書156多種，內容涉及經史、詩畫、地理、音韻、訓詁、版本目錄、科教、金石、書畫等10多個領域，文化學術成就達到全國一流水平。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化寶庫，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民國時期新文化新文學蓬勃發展

1.新劇演出與新文學興起

新劇，在遵義最初稱“文明戲”，抗戰時期稱話劇。遵義新劇編演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其先行者是遵義三中和團溪新民小學。

新文學在遵義的興起，首先是在學校中傳播新文學作品。遵義三中教師有選擇地向學生講解魯迅、郭沫若的作品，或指導學生課外閱讀魯迅、茅盾、郭沫若、蔣光慈等人的作品。遵義的“遵義書店”，赤水的“之江書店”，公開出售大量進步文藝書刊。赤水成立進步文藝團體“流波社”，創辦文藝刊物《流波》《少年大眾》《寒夜之華》，發表赤水進步人士創作的文學作品，開遵義地區創辦文藝刊物之先河。

遵義人盧葆華、蹇先艾、壽生、陳沂、蕭之亮、段雪笙等，在上海、北京等地從事文學活動的成果和影響，在貴州乃至全國文學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2.紅軍長征到達遵義留下了寶貴的長征文化

遵義長征文化形成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紅三軍、紅六軍團、紅二軍團轉戰黔北，開展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蘇區根據地的斗爭。這期間留下了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遺址、遺跡。如經歷多次戰役，創下“四渡赤水河”經典戰例戰斗遺址；遵義會議的召開，成為中國革命的偉大轉折，如果說長征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奇跡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會址便是創造這個奇跡的轉折點。此外，還有保存完好的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舊址、紅軍總政治部舊址、遵義縣萬人大會場、老鴉山紅軍戰斗遺址、紅軍烈士陵園、婁山關戰斗遺址、老鴉山戰斗遺址等多處紅軍長征遺址。此外，還有紅軍長征時期書寫的宣傳標語、歌謠、詩詞、傳奇故事等，宣傳了紅軍指戰員的英雄壯舉，報道紅軍沿途發動群眾、紀律嚴明、扶危濟困的動人故事，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文化記憶，至今還在遵義、仁懷、桐梓、赤水、湄潭等地流傳。所有這些，都構成了長征文化的重要內容。

3.抗戰文化是黔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遵義抗戰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獨特的地方風格，成為中國抗戰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也是遵義地方文化的瑰寶。

一是文藝社團積極開展文化活動?？箲饡r期，遵義的文化機構有遵義民眾教育館、遵義社會服務處文化組等；娛樂場所有西南大舞臺、播聲電影院、慶華大劇院等；文化組織有遵義青年抗日救國會歌詠隊、民眾話劇歌詠隊、農村抗日歌詠隊、遵義音樂教育促進會歌詠隊、浙江大學歌詠隊等；劇團有浙江大學鐵犁劇團、浙大劇團、陸軍步兵?？茖W校血痕劇團、遵義青年劇社等；文藝社有萍舸書畫社、黑白文藝社、塔外畫社等。1944年由廣西來貴州的一批著名文化人以熊佛西為代表組成的“西南文化墾殖團”到遵義開展抗日文化活動。各種文藝的開展，涌現出一批優秀的影響較大的文藝作品，如陳福桐和潘名輝共同創作的《遵義青年抗日救國會會歌》《保衛大武漢》；著名畫家豐子愷在遵義浙大任教期間創作的大量抗日漫畫等。

二是救亡圖存的戰時教育蓬勃發展?？箲饡r期，遵義各地建立了戰時民眾補習學校與短期小學、各類學校如小學、中學、師范院校、職業技術學校以及民眾院校等，學校的數量遠多于戰前?？箲鸨l后，浙江大學、大夏大學、海軍學校、中央陸軍大學、軍官外語班等內遷遵義、赤水、桐梓，填補了遵義教育領域的空白。浙江大學西遷，被稱之為堪與紅軍長征相提并論的“文軍長征”(彭真語)。

三是抗戰時期作家廣泛參加活動，傳播新文化。遵義籍作家蹇先艾在1937年從北京返回貴陽，務川籍著名作家壽生1938年也從北京返回家鄉，段雪笙、盧葆華、陳沂、秦川等諸多文化名人回到貴州、遵義，他們或教書，或講學，或參加文化活動，把北京、上海等新文化迅速傳播到貴州。蹇先艾在這一時期，先后創作了《流亡者》《兒女》《兩兄妹》《古城兒女》20余篇小說以及眾多的散文、雜文，都以抗戰為內容，揭露日寇侵略的種種罪行。

解放后遵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

解放后，遵義各級設置了專門的文化機構，領導和組織、開展全市文化工作。20世紀50年代，遵義陸續建立了京劇、川劇、評劇、越劇、黔劇、花燈劇以及雜技、曲藝8個專業文藝團體。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文化事業步入良性發展軌道。到1980年代，黔北作家群崛起，文藝創作空前繁榮，碩果累累。這期間有小說、詩歌、散文、游記、歌謠、故事、美術、攝影、書法、音樂、戲劇、曲藝等各類著作63部出版。李發模的《呼聲》被譽為中國新詩的里程碑；周家堤的組詩《被蒙住眼睛的人》被《詩刊》轉載并獲得“星星”獎，入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列入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材。何士光的短篇小說《鄉場上》，被《紅旗》雜志轉載并加了編者按語；石邦定的《公路從門前過》，李寬定的《良家婦女》，分別獲國家級優秀小說獎和國際電影金獎。市雜技團編排的《三人技巧》《梅頌》《鷗情》享譽海內外。進入21世紀后，出現了不少文學新人。王華的短篇小說《一只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蘿卜》曾被《小說先刊》轉載。肖勤的中篇小說《暖》在《十月》《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發表并選載，中短篇小說集《丹砂》入選2011年度《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冉正萬先后在《中國作家》《人民文學》《十月》《花城》《當代》等發表長篇小說《銀魚來》《紙房》《洗骨記》，中短篇小說《奔命》《青草出發的地方》等，《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轉載過部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