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縣域城鎮化時空格局演變特征及影響因素

李建剛，雷 軍,段祖亮,楊 振,2

(1 中國科學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 烏魯木齊 830011； 2 中國科學院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 北京 100049)(2018年1月31日收稿； 2018年6月25日收修改稿)

一般而言，城鎮化過程主要包含經濟結構變遷、社會結構變遷和空間結構變遷3個維度[1]。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2-5]。國內外學者對城鎮化發展做了大量且深入的研究。從國外理論研究來看，主要有劉易斯的城鄉二元經濟發展理論[6]、拉文斯的人口推拉理論[7]、諾瑟姆“S”型曲線[8]、錢納里多國模型[9]等理論研究，為開展城鎮化實證研究提供了相關理論基礎；從實證研究來看，國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世界城市發展與全球城市體系空間重構[10]，集中型城鎮化、郊區城鎮化、逆城鎮化、再城鎮化4個不同階段城鎮化空間結構演變特征[11-14]，不同地域空間的城鎮職能演變特征[15-16]，城鎮化的資源生態環境效應[17-20]等方面。國內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鎮化時空格局演化分析[1,21]、城鎮化發展差異度[22]、城鎮化與產業結構關系和城鎮化質量與規模協調性研究[23-24]、城鎮化路徑和動力機制[5,25-26]、城鎮化類型區劃分[27]、城鄉發展一體化[28]、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交互脅迫耦合[29-31]等方面的定性定量分析。

2014年，國家正式出臺《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這標志著中國城鎮化發展的重大轉型。近些年來，隨著國家自上而下和民間自下而上兩種城鎮化方式的持續推進，中西部地區城鎮化也得到快速發展，有研究表明，進入21世紀，中西部地區對中國城鎮化發展的貢獻率均超過30%[32]，成為推動全國城鎮化的重點區域。新疆城鎮化正處于加速發展階段，國內學者對新疆城鎮化的特征、演化格局、歷史規律、發展路徑及其影響因素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33-38]，楊振等[38]使用綜合指標評價等方法研究新疆縣域城鎮化的空間分異格局，發現城鎮化發展水平空間差異明顯；王建鋒等[39]則偏重于對新疆城鎮化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關系研究；倪超軍和趙雪冉[40]以及高崗倉和張鳳艷[41]發現兵團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新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同時也揭示了制約兵團城鎮化健康發展的影響因素；李雪梅等[37]研究塔河流域城鎮化空間格局演變及驅動因素；張杰[35]和馬遠[36]對新疆特色城鎮化的路徑和動力機制進行研究，提出不同地區應依據其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經濟基礎等條件探索合適的城鎮化發展道路[35-36]。也有部分學者對新疆城鎮化進程中的資源環境承載力、城鎮化的資源環境效益以及城鎮化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度測算等方面進行研究[42-43]，從水土資源角度探討對新疆城鎮化的影響[44-46]；對天山北坡區域發展水平和生態環境的綜合水平指數及協調度進行定量分析，將天山北坡經濟帶各縣市劃分為同步協調型、趨近協調型、生態主導型3種類型[47]。綜上所述，大多數學者主要從城鎮化格局演化、城鎮化資源環境效應、城鎮化與工業化關系等視角研究新疆的城鎮化問題，部分學者也對影響城鎮化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簡單定性分析，鮮有學者對影響城鎮化發展的因素進行深入定量分析及其驅動機理分析。

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將新疆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新疆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這也為新疆城鎮化發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環境，新疆城鎮化進程的持續健康發展，關系著全國改革開放穩定大局，關系著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國家安全，也關系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中東部不同，新疆的城鎮化建設是建立在綠洲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影響較大。進入21世紀，驅動新疆城鎮化發展的主體是市場還是政府？人文因素和自然因素對城鎮化的貢獻率達到多少？未來變化趨勢如何？今后應如何更好推進新疆城鎮化進程？針對以上問題，本文主要采用多元回歸分析、地理探測器方法，利用《新疆統計年鑒》、《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州市的統計數據，對2000—2015年新疆城鎮化演化格局、城鎮化差異度、城鎮化影響因素的方向和大小等進行定量分析。本研究不僅有助于促進新疆各區域協調發展，也對加快推進新疆新型城鎮化進程和把握新疆城鎮化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研究區域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新疆80個縣與區縣合并后的3個地級市(烏魯木齊市、克拉瑪依市、吐魯番市)共83個行政單元為研究對象，由于北屯市、五家渠市、霍爾果斯市等7個兵團和新設立的縣級市數據資料缺失，故不在本研究范圍之內。

1.2 數據來源

本文以《新疆統計年鑒》中2000、2005、2010、2015年的非農人口作為新疆城鎮化率測算的主要數據源，旨在從農民真正實現進城落戶、安居樂業的視角[26]，揭示新疆縣域城鎮化水平及其差異格局。2000與2015年的社會經濟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縣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及各地州市的統計年鑒。矢量底圖來源于國家地理信息中心，基于研究需要，對部分底圖進行前期處理：1)基于ArcGIS10.2軟件對各地級市層面的市轄區縣進行范圍合并，并對應合并數據。2)為便于分析縣域城鎮化15年間的變化，本文以2015年合并市轄縣區后的分區縣行政區劃底圖為參照，在此基礎上對應校正2010、2005、2000年合并市轄縣區后的分區縣行政區劃底圖，并對應校正相應的統計數據，以確?？v向比較的準確性和可靠性。3)DEM數據資料來源于寒區旱區科學數據中心。

1.3 研究方法

1)變異系數分析法

采用變異系數測度縣域城鎮化的差異程度，可以更好刻畫縣域城鎮化發展的動態差異，該系數已在地理數據的空間差異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26,48]。計算公式如下

(1)

2)多元回歸方法

參考前人研究成果[1,25-26,38,48-49]，以縣域非農人口城鎮化率作為因變量(Y)，從自然條件、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方面選取適宜變量20個(表1)，同時考慮研究區域數據的可獲得性、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等背景，對2000和2015年兩個年份的城鎮化影響因子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辨識影響城鎮化發展水平的顯著變量及其方向。同時闡述因子選取依據：①自然條件作為區域城鎮化發展的第一本底，在不同的城鎮化發展階段其作用強度不同，因此本文選取全年平均溫度、年均降水量、水資源豐富指數等指標揭示自然條件對城鎮化的作用。水資源豐富指數用來評價水資源短缺(豐富)程度，描述水資源條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是地理區位特征的表達形式之一[1]，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采用的新疆水資源豐富指數參照李九一[50]測算的全國縣市級行政單元水資源豐富指數。②市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它要求區域各生產要素以及地域組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其主要表現為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自下而上推動城鎮化發展，因此選取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等因子體現市場經濟的作用。③人口密度是折射城鎮化空間格局的最直接表征[32]，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人口密度越高的區域說明該區域的人口集聚能力越強，同時考慮到新疆主要經濟活動皆分布在綠洲上，就綠洲內的要素密度而言，決不亞于東中部較發達地區[51]，對于新疆縣級單元，人口密度在縣與縣之間可比性不強，因此以綠洲面積代替行政面積計算各縣市人口密度。④政府行政力是推動區域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25]，選取政府財政支出和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因子刻畫政府行政力量對城鎮化進程的推動作用。⑤社會經濟條件越好的地方更能為城鎮化發展提供所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就業崗位等，因而人口城鎮化率也越高，選取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人均城市道路面積等來反映公共基礎設施服務。⑥地理區位好的區域可能更能滿足城鎮化發展的各種要素需求，具有更好的成長性，因此以天山為界，將新疆劃分為南北疆(北疆、南疆分別有41、42個縣市)，引入虛擬變量，北疆區域縣域為1，南疆區域為0。

表1 城鎮化發展格局模擬的自變量Table 1 Selected variables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3) 地理探測器分析方法

“地理探測器”研究方法首次應用于地方性疾病形成原因的探測[52]，地理探測器由4個探測器組成：風險探測器、因子探測器、生態探測器和交互探測器[53]，同時地理探測器的其中一大優勢就是對多自變量共線性免疫[54]。本文主要使用因子探測器和交互探測器分析探究各個因子對城鎮化(Y)的影響。

因子探測器可以檢驗某種因子是否是形成城鎮化空間分布格局的原因，其模型如下

(2)

式中：PD,U為城鎮化影響因素探測力指標；nD,i為次一級區域樣本數；n為整個區域樣本數；m為次級區域個數；整個區域σ2U為城鎮化的方差；σ2UD,i為次一級區域的方差。假設σ2UD,i≠0，模型成立，PD,U的取值區間為[0, 1]，PD,U=0時，表明城鎮化分布呈隨機分布，PD,U值越大，說明分區因素對城鎮化的影響越大。

交互作用探測器可以識別因子X1和X2之間的交互作用，即評估因子X1和X2共同作用時是否會增強或減弱對因變量Y的解釋力，或這些因子對Y的影響是相互獨立的。地理探測器通過分別計算和比較各單因子PD,U值及兩因子疊加后的PD,U值，可以判斷兩因子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交互作用的強弱、方向、線性還是非線性等[54]。

2 結果與分析

2.1 縣域城鎮化時空格局變化

根據方創琳等[55]對城鎮化進程的4階段方案，對新疆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縣域城鎮化率進行空間可視化表達(圖1)。同時基于世界其他國家城鎮化水平增速和歷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增速以及學者對于城鎮化水平增速的界定[1]，將城鎮化年平均增長率按照>1.5%、1.0%～1.5%、0.5%～1.0%、0～0.5%、<0的區間，劃分為高速、中高速、中速、中低速和低速5個等級 (圖2)。

1)2000年，新疆縣域城鎮化率整體偏低，城鎮化分異格局大致呈現出以初期城鎮化階段為主的面狀分布，如圖1(a)所示。2000年，全疆72.29%的縣市處于城鎮化初期階段，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區、北疆邊境沿線地區和天山北坡部分地區；22.89%的縣市處于城鎮化中期階段，只有不到5%的縣市城鎮化率高于60%。

2)2005年，新疆大部分縣域城鎮化率較低，以城鎮化初期與中期階段分布為主，且區域差異明顯，如圖1(b)所示。全疆39.76%的縣市處于城鎮化初期階段，與2000年相比下降32.53%，該類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緣；45.78%的縣市處于城鎮化中期階段，與2000年相比上升22.89%，14.46%的縣市城鎮化率高于60%。2000—2005年，新疆城鎮化年均增長速度為2.53%，如圖2(a)所示，高速、中高速、中速、中低速和低速增長的縣市各占53.01%、12.05%、21.69%、10.84%、2.41%，這一階段新疆城鎮化增長幅度以高速增長為主。

3)2010年，新疆縣域城鎮化水平較之2005年變化較小，如圖1(c)所示。西南地區城鎮化呈現出以城鎮化初期階段為主的集中連綿分布，東部地區城鎮化呈現出以中期為主且后期鑲嵌分布的格局。2010年，全疆43.37%的縣市城鎮化率不足30%，較2005年上升3.6%；47%的縣市處于城鎮化中期階段，較2005年上升1.22%；有9.6%的縣市城鎮化率高于60%。2005—2010年間，新疆城鎮化年均增長速度為-0.66%，如圖2(d)所示，這一階段新疆城鎮化增長幅度呈現出以低速增長為主的片狀分布格局。2000—2010年間，新疆城鎮化年均增長速度為0.94%，如圖2(b)所示，其增長幅度呈現出以高速、中高速增長為主的交錯分布格局。

圖1 2000、2005、2010、2015年新疆縣域城鎮化率空間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rate at county level in Xinjiang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圖2 2000—2015年新疆縣域城鎮化率的年均變化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he annual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rate at county level in Xinjiang from 2000 to 2015

4)2015年，新疆縣域城鎮化水平較之2010年有一定變化，城鎮化格局呈現出集中—交錯分布，如圖1(d)所示。2015年，全疆38.55%的縣市處于城鎮化初期階段，較2010年下降4.82%；47%的縣市處于城鎮化中期階段，與2010年水平保持一致，處在此階段的縣市呈現出北疆和新疆東南部地區交錯分布的態勢；14.46%的縣市城鎮化率高于60%，比2010年增加4.86%。2000—2015年，新疆城鎮化年均增長速度為0.89%，如圖2(c)所示，在15年的時間尺度上，高速、中高速、中速、中低速和低速增長的縣市各占15.66%、13.25%、26.51%、40.96%和3.61%，這一時期新疆城鎮化增長率以中低速增長為主。2005—2015年，新疆城鎮化年均增長速度為-0.02%，如圖2(e)所示，在10年的時間尺度上，新疆城鎮化增長率以中低速和低速增長為主，這一階段全疆城鎮化進程緩慢；2010—2015年，新疆城鎮化年均增長速度為0.77%，城鎮化增長格局呈現出以中速增長為主的南北條帶狀分布，如圖2(f)所示，城鎮化高速、中高速、中速、中低速和低速增長的縣市各占13.25%、14.46%、40.96%、22.89%和8.43%，這一時期新疆城鎮化增長率以中速增長為主。

2.2 新疆縣域城鎮化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定量刻畫新疆縣域城鎮化差異情況，利用公式(1)，對2000、2005、2010、2015年的新疆縣域城鎮化差異度進行測算分析。結果表明：2000—2015年新疆縣域城鎮化差異度從0.58下降到0.51，2000—2005年城鎮化差異度下降幅度最大，達到0.06，同時2015年城鎮化差異度與2010年基本保持一致(表2)，可得2000—2015年新疆縣域城鎮化差異度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表2 2000、2005、2010、2015年城鎮化差異分析表Table 2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ization rate at county level among 2000，2005, 2010, and 2015

2.3 城鎮化格局形成的影響因素

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對兩個年份的縣域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由于本研究選擇的解釋變量達到20個，為避免嚴重的多重共線性，進行了顯著性水平(p<0.1)和方差膨脹因子(VIF<10)檢驗，最后篩選得到8個因子(表3)，模型擬合優度分別為75.1%和64.7%，模型整體均達到極顯著水平(表3)。

表3 新疆縣域城鎮化影響因素結果估計Table 3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ization at county level in Xinjiang

注：*p<0.1,**p<0.05,***p<0.01。

2000年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除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綠洲人口密度、北疆地區虛擬變量未通過顯著性水平外，其余變量均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回歸系數的正負向也符合預期，具體結果為：1)年均降水量豐富的地區，城鎮化水平也較高，體現了在新疆大部分地區干旱少雨的自然環境條件下降水量對城鎮化發展可能有正面驅動作用。2)人均GDP越高，城鎮化率往往越高，經濟增長驅動城鎮化發展的假設可以被接受。3)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越大，城鎮化水平越高，體現就業是民生之本，通過就業手段，推動了城鎮化水平的提高。4)地方公共財政支出與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越高，城鎮化率往往越高，表明在這一時期，政府行政力量對推動城鎮化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015年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人均GDP、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北疆地區虛擬變量等5個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與2000年相比，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與北疆地區虛擬變量系數增大，表明在這一時期，人們收入水平與資本積累能力的提高加快了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就地區虛擬變量而言，在其他社會經濟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北疆地區各縣市的城鎮化水平平均要高5.08個百分點。2)年均降水量、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地方公共財政支出系數都出現較大幅度下降，可見自然條件和政府行政力量對城鎮化發展的促進作用有所減弱。

2.4 城鎮化驅動因子分析

基于多元回歸分析得到2000、2015年兩個年份影響城鎮化率較為顯著且共線性較小的變量，并辨識其方向。為揭示其對城鎮化發展的驅動力大小，首先在ArcGIS10.2中對影響城鎮化的各個變量因子進行自然斷點聚類分級、分區，然后利用因子探測器計算公式(2)，得出各影響因子對縣域城鎮化空間分布影響的PD,U值，需要指出的是地理探測器對多自變量共線性免疫，因此不考慮共線性對其的影響[54](表4)。

表4 2000、2015年影響因子對新疆城鎮化的決定力及其動態變化Table 4 Decisive power and dynamic change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Xinjiang urbanization in 2000 and 2015

2000年各因子地理探測器結果顯示：1)以年均降水量為代表的自然因子對城鎮化發展的決定力為0.12，但其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因此自然因子對新疆縣域城鎮化發展的解釋力不強。2)人均GDP、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地方公共財政支出、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4個因子對城鎮化率的驅動力大小分別為0.4、0.57、0.28、0.33，且都通過了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在這一時期，新疆縣域城鎮化發展主要受就業結構、公共基礎服務和政府行政力量的驅動。

2015年各因子地理探測器結果表明：1)人均GDP、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4個因子對城鎮化率的驅動力大小分別為0.56、0.4、0.21、0.21，且都通過了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2)北疆地區虛擬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城鎮化率的驅動力為0.26，反映了地區資源稟賦、地理條件等因素對城鎮化率的復雜影響，也進一步印證了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與2000年相比，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3個因子對城鎮化率的驅動力大小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地方公共財政支出對城鎮化水平的驅動力變弱，且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一結果與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較為一致，體現了政府行政力量對城鎮化發展的推動作用有所減弱。綠洲人口密度雖然未能通過多元回歸顯著性檢驗，但其在地理探測器分析中對城鎮化發展的決定力較之2000年，在2015年達到0.3，通過了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從側面反映了人口集聚對城鎮化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

許多地理現象的形成是多因子交互作用的結果[53,56]。城鎮化即是一個綜合的復雜的社會經濟過程，是各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使用交互作用探測器可以得出2000和2015年各因子交互作用結果(表5、表6)。

2000年，各因子兩兩交互作用的決定力普遍要高于單因子對城鎮化率的決定力(表5)，因子間的交互作用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雙因子增強和非線性增強，也印證了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多因子交互作用的過程。人均GDP與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地方公共財政支出、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的交互作用驅動力大小分別為0.69、0.65、0.69。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與地方公共財政支出、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的交互作用對城鎮化的驅動力大小分別為0.67、0.69。地方公共財政支出與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的交互作用對城鎮化的驅動力大小為0.65。反映了在這一時期，政府行政力量、就業結構、公共基礎服務等相互作用，共同推動新疆縣域城鎮化水平發展。2015年，人均GDP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二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人口比重、綠洲人口密度、每萬人擁有醫療床位數交互作用對城鎮化率的驅動力大小分別為0.76、0.66、0.79、0.77(表6)。由此可得，這一時期的城鎮化率主要受就業能力、收入水平、人口集聚以及公共基礎服務共同作用。與2000年相比，政府行政力量與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對城鎮化發展的決定力減弱，也進一步印證了市場經濟對新疆縣域城鎮化的發展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表5 2000年各因子交互作用結果Table 5 Interaction results of the factors on urbanization in 2000

表6 2015年各因子交互作用結果Table 6 Interaction results of the factors on urbanization in 2015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1)新疆縣域城鎮化格局呈現出由2000年以初期城鎮化為主的面狀分布轉向2015年以初期、中期城鎮化為主的集中-交錯分布?？傮w而言，2000—2015年，處于城鎮化初期階段縣市數量在逐年遞減，而處于城鎮化中期和后期階段的縣市數量在逐年遞增，城鎮化兩極分化現象較為嚴重，且城鎮化增長率主要以中低速增長為主。

2)不同時間尺度下，城鎮化增長幅度呈現出不同特點。在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的5年時間尺度下，新疆縣域城鎮化增長速度表現出“高速—低速—中速”的變化特點；而在2000—2010年、2005—2015年的10年時間尺度下，城鎮化增長速度呈現出由高速、中高速增長轉向中低速、低速增長的變化特點。2000—2015年新疆縣域城鎮化差異度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3)多元回歸分析對影響城鎮化率的變量因子進行篩選和方向性判斷，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結構、公共服務水平、地理區位等變量對新疆縣域城鎮化空間分異格局存在較為顯著的影響；利用地理探測器工具揭示了篩選后的變量因子對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決定力大小，研究結論表明：①2000—2015年隨著新疆社會經濟實力的逐步增強，市場經濟發展與就業結構的轉變是驅動新疆縣域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因子，以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推動的政策措施對城鎮化發展的驅動作用有所減弱；②目前城鎮化發展主要受到就業能力、收入水平、人口集聚以及公共基礎服務等多因子共同作用；③地理區位對城鎮化發展水平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未來新疆縣域城鎮化發展應積極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讓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自下而上推動城鎮化進程；政府應積極主動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機會，如引導南疆剩余勞動力向北疆等較發達地區流動，使其從第一產業轉向第二、三產業就業；繼續堅持完善公共基礎服務，同時綜合配套多種措施來推動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積極創造建設更有助于人口流動和聚集的制度環境、就業環境等。

3.2 討論

2005—2010年，新疆縣域城鎮化平均增長幅度為-0.66%，城鎮化進程緩慢，2002年8月，中國開始以“撤并鄉鎮、精簡機構、分流人員”為主要標志的鄉鎮機構改革，在全國這一大背景下，這一時期全疆鄉鎮區劃調整基本是“按兵不動”，使得人口統計口徑發生變化，導致計算得出的城鎮化增長幅度較低。與預期有所不同的是，水資源豐富指數對城鎮化發展水平的影響不顯著，究其原因，人類生產生活強度的加大和水資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現代城鎮格局對地表水的直接依賴性已有所減弱。水資源短缺的城市可以通過引用地下水、建設大型水利樞紐工程或跨區域調水工程等措施緩解水資源對城市發展的約束，如克拉瑪依市依靠“引額濟克”工程解決城市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此外，城市通過加強用水管理，提倡城市節水,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節水產業等措施也取得良好效果[46]。上述原因可能引致水資源豐富指數對新疆縣域城鎮化的解釋力不足。

本文以新疆83個縣市為研究單元，使用地理探測器等研究工具對其城鎮化分布格局以及影響因子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地理探測器工具對于揭示主控要素和交互作用關系強度有很大幫助，但其無法刻畫因子作用的方向，因此本文引入多元回歸方法首先對變量因子進行顯著性分析和方向判斷，使研究結果更為可信。本文在不同研究視角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關于變量因子選取方面，選取指標的代表性和統一性還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東部19個省市對口援疆政策的實施也可能對新疆城鎮化發展產生一定作用，未來也可量化援疆政策對新疆城鎮化的影響，還應進一步解析不同縣市出現的城鎮化發展問題并對其進行分類分區，進而更好地為不同縣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有針對性的、系統性的參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