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七十年：企業的變遷與管理學的演進

馬浩

自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的經濟體系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與之相伴，我國的各類企業（以及各個時期與之相對應的基本經濟單元）也自然地經歷了職能的轉換和地位的變遷。改革開放之后，企業家和管理者的功用也日益得以昭彰和凸顯。與企業管理實踐相應的管理學領域（與管理學相關的研究、教學和人才培養）也不斷地適時調整并逐漸地形成系統與規范。面向未來，中國企業在日漸復雜的國際競爭格局中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這也對我們的管理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與發展契機。有鑒于此，本文簡要回顧新中國七十年來中國企業的變遷以及相關的管理學領域之演進歷程，并對未來前景予以展望和構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們將主要關注企業種類和職能的變遷、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企業家與管理者的職能，以及管理學的特點與作為。

1949～1978年：計劃經濟時代的生產單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歷經多年戰亂之后，人心思治，百廢待興。發展經濟、滋養民生被提到重要日程。接管新中國成立前遺留的各類產業，開展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新建大型工業企業（包括蘇聯援建項目），集中力量發展軍事工業（包括兩彈一星以及諸多三線廠的建設），這些舉措為日后中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自從公私合營之后，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全面展開。從1953年直到1980年期間，國家的經濟活動主要是通過前五個系統的五年計劃來統領和治理的。嚴格地說，這個時期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在占絕對壓倒地位的公有經濟體系內，基本的經濟單元是所謂的生產廠或者車間，只是被動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的基層單位，而不是具有經營職能的企業，不直接面向市場、不定價、無營銷、也不自負盈虧。少量的集體經濟和極少的個體經濟乃是計劃經濟的補充，局外而邊緣。

此時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完全來自于政府，具體而言是政府中主管經濟的部門，比如國家計委和經委。所有相關的管理，都是所謂的“國民經濟管理”。由中央各個部委直接管理的生產單位和相關的研究機構被稱為“條條”，地方國營的單位和機構則主要是所謂的“塊塊”。各自分屬不同的主管單位，井水不犯河水，通常沒有溝通與協調，形成所謂的“條塊分割”。

計劃經濟體系內基本沒有企業家的存在必要與生存空間。作為廠長和車間主任，基本經濟單位的管理者都是國民經濟計劃的基層執行者，沒有具體的經營權和決策職能。經濟單元社會化，意味著每個基層單位不僅要執行經濟計劃，而且要負責單位里面所有人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和醫療。管理者不僅是經濟活動的領班者，而且是社會需求的提供者和責任人。

與之相應，管理學領域基本上也是蕩然無存。由于受蘇聯教育體系的影響，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通識教育但同時加強了專業性分工。鐵道、交通、地質、煤炭、紡織、郵電、醫學、銀行、供銷等專門系科的大學和教育機構為其相應行業的管理人才的培養和輸出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專注點也主要是運營層面的和偏重技術領域的管理。

在經濟活動方面的管理學研究與教學，則主要是與上述的國民經濟管理相關的宏觀經濟管理，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層面的管理。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代表的財經院校中“國民經濟計劃綜合平衡”專業乃是培養經濟管理人才的搖籃。相應的還有更加細分的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商業經濟、勞動經濟和財貿經濟等。在工業經濟門下會略微關注相當于企業層面的經濟單位的管理活動。

1978～1999年：市場化改革中的企業

企業與企業家

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逐步明晰和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發展方向。計劃逐漸松動，市場日趨活躍。從農村到城市，從流通到生產，從內銷到外貿，從實體到金融，從實業到房地產，改革大戲輪番上演，涉及領域逐漸擴散。新一輪的經濟發展開始啟動并迅速升溫直至爆炸性增長。

始自農村的改革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突破點。包產到戶提升了農民生產活動的積極性，也使得其生產活動從農業向其它領域滲透遞進。禹作敏、步鑫生、魯冠球等為代表的農民鄉鎮企業家應運而生。城市邊緣經濟領域開始松動，以“傻子瓜子”的年廣久為代表的新興企業家成為城市中私營經濟的領頭羊。

之后，承包租賃向城市中的國營生產領域擴散，企業開始自負盈虧。1984年，以馬勝利和張瑞敏為代表的新一代“廠長”型的準企業家開始受到大家的青睞和追捧。王石、柳傳志、任正非也在大概同一時期創建了自己的企業。

同時，以市場換技術和換管理的思路以及相關的政策，促成了外資企業以合資經營的方式進入中國，以惠普和松下為代表的外資企業不斷涌入。自此，國企、民企（私企）、外企共同存在，同臺競技。

圖1 國家與企業關系模式圖

1992年左右，以陳東升、田源、馮侖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企業家正式啟航。這些體制內的技術和管理精英下海，標志著大家對企業家角色的認可和欣賞。企業成了社會精英施展抱負與才華的一個全新的競技場。

企業與政府關系

再看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的基本經濟方針是開放搞活。1979年出臺的的八字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84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定位，進一步賦予企業決策自主權，要求企業自負盈虧。之后，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活力。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乃是這一時期的重大成就。1998年，證券法出臺，股份制企業被正式合法化。按照厲以寧教授的說法，就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

也就是說，企業的定位（尤其是公有制企業），從建國后的前三十年傳統體制模式中的純粹生產者職能（參見圖1），逐步轉向改良模式中的承包者經營，并最終邁向新型模式中的獨立經營的自負盈虧的企業。政府則退出了其直接管理經營與生產的職能，只在宏觀層面負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在微觀企業層面則通過所有者的角色行使其股東權力。

管理學領域的發展

就管理學領域而言，總體來說，這一時期的理論貢獻并沒有多大起色。改革開放初期，與改革相關的理論貢獻主要來自于經濟學家。以厲以寧教授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的探討和吳敬璉等為代表的價格改革（包括張維迎和華生等提倡的雙軌制價格改革）的呼吁乃是當時學界的主流。張維迎也是在國內率先提倡企業家角色及其創新精神的學者。

1980年代，與現代管理學相關的工作主要存在于工業經濟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馬洪、周叔蓮、蔣一葦等學者一直關注企業層面的研究。馬洪主編的《外國經濟管理名著叢書》乃是中國管理學界最早的學術普及工作，引領潮流，功不可沒。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孫耀君教授等學者對西方管理學和管理學說史的翻譯和評介也是早期的典范。

朱嘉明和馬建堂等在工業經濟領域里的研究開啟了現代產業組織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和檢驗。人大工經系的賽風和方甲教授同樣對中國工業經濟發展和企業管理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鄧榮霖教授和解培才教授等學者對于公司理論和企業管理理論的傳播亦是貢獻良多。

1990年代，社科院的康榮平教授和柯銀斌等同事對于企業多元化的研究最為接近當代管理學主流研究的范式。清華劉冀生、人大徐二明、南京大學周三多、浙江大學項保華等學者致力于戰略管理的研究與傳播。南京大學趙曙明教授對于組織行為學和人力資源的研究以及西安交大席酉民教授關于和諧管理的研究都是這一時期的較為具有代表性的成就。

同樣在1990年代，譚勁松（Justin J Tan）教授和彭維剛（Mike W Peng）教授關于中國企業戰略管理的研究、陳昭全教授（Chao Chen）和忻榕（Katherine Xin）教授關于中國情景下組織行為的研究乃是有關中國企業管理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主流管理學頂尖期刊上的最為早期的發表，具有開先河的典范意義。

中國的管理教育在這20年間也逐步走向正軌，臻于成熟。1979年的大連管理干部學院，由中國政府倡導，首次引入美國的管理學教授對中國企業的管理者進行現代化的管理培訓。在中外聯合辦學方面，1984年的北京中歐管理中心（中歐管理學院的前身）首開類似MBA的現代管理學教育。1985年第一家中美合辦大學黃河大學在鄭州成立，開辦全英文授課的經濟管理研究生班。1998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美國26所大學教育聯盟共同創立首家中外合作辦學的MBA項目，BiMBA。

1980年代，我國大學中（與企業層面的管理相關的）的管理系主要存在于兩個領域。一個是工科院校，與運籌學、生產管理、技術經濟、數量經濟、管理信息系統等有著難以分割的聯系。一個是財經院校，與宏觀經濟、財貿金融、會計統計等學科緊密相關。前者以哈工大、清華、北理工、幾個交大為代表，后者以人大、中財和經貿大等為代表。

中國MBA教育的元年則是1991年，國務院學位辦批準首批9所大學開辦MBA。無論是研究還是教學，管理學領域主要還是傳播西方管理學的理論和實踐，并且試圖在中國管理實踐的情景下加以應用、驗證和拓展。

1999～2018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軍團

新經濟的誘惑與陷阱

世紀之交，互聯網席卷全球。新的技術潮流和通信方式正在全面深入地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學習和娛樂方式。這種改變，給中國的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啟迪。以馬云、馬化騰、丁磊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企業家在新經濟領域應運而生。以田溯寧、張朝陽、李彥宏為代表的海歸派，開始回國在高科技領域大顯身手。這些企業家和他們的企業不由分說地將我們的生活提速到互聯網時代。

進入新的世紀，當初一統天下的門戶和搜索逐步讓位于各類電商、娛樂、社交和本地生活服務等所謂的垂直業務。京東、攜程、大眾點評、分眾、聚眾、優酷、土豆、趕集、58同城、美團、滴滴打車、ofo小黃車，今日頭條、瑞幸、抖音、拼多多。點子、技術、資本、人才、流量，這些要素的融合使得中國企業幾乎可以和全球的競爭對手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騰飛，一爭高下。

毫無疑問，我們的人口規模和市場潛力可以給中國的新經濟企業帶來足夠的受眾以及嘗試失敗的底氣。大家信奉的是：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成功了呢？！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生產單位）不必自負盈虧。沒權利經營，也沒責任盈利。改革的初衷，所謂的搞活企業，一個關鍵的任務，就是使得企業能夠自負盈虧。誰能料想，自負盈虧的企業還沒有扎扎實實地存在若干年，我們馬上就又滑向另外一個極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的互聯網時代，企業似乎又不必自負盈虧了。只需完美地講故事、描愿景、炒流量，造規模，以期勝者為王。若是撐不到時候怎么辦？有資本兜著呢。只要上市，就算成功！受眾？投資人？眾籌者？P2P？一茬兒一茬兒割韭菜。

20年間，中國的企業經歷了發達國家企業上百年的歷程，從專攻實業到主打金融，從單一業務到多元并行，從插件平臺到生態系統，從閉環經營到共享共榮。所有的汽車品牌，幾乎都在中國制造。所有的服務項目，比如外賣和快遞，即使西方和日韓等發達國家沒有，我們這里也可以盛行。我們的基礎設施和硬件裝備已經讓很多發達國家頓足汗顏。我們的企業在全球500強中的數量已經完全可以與美國的數量比肩抗衡。

這些成就自然值得引以為傲。我們的企業及其員工和辛勞奮進的企業家們亦是值得我們的贊賞和尊敬。自不待言。然而，我們必須清醒自省，認清我們與世界級企業的差距。我們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我們的人口紅利和市場規模。你把全國各村的電網并到一起，國家電網自然就是世界級規模的企業，穩居前十。規模自然可以使得我們有更多的創新空間與可能。但很多企業的優勢（包括創新）并不一定總是與規模本身有關。我們必須思考和準備應對的問題是，規模紅利之后，我們的企業究竟可以靠什么稱雄于世？

還有一個大家經常提及的話題，仍然涉及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所謂的誰進誰退的問題。其實，在現代的經濟生活中，市場、企業和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關鍵的問題，是力求給予企業的管理者和員工足夠的激勵，去創新、去進取，在國際賽場上立得住。計劃經濟時代的嘗試已經證明，完全由政府直接經營企業是沒有活力的。市場化改革的經驗也表明，雖然民營企業貢獻卓著、不可或缺，其缺陷和漏洞也是必須防范的。國營企業沒必要主動造假。其它企業迫于利潤壓力就難說。

做企業的必須想清楚，在一個傳統的以官本位為基準的社會里，政企關系是無法避開的。其實，大而言之，其它體制和文化的國家基本上也都一樣。說白了，任何上規模的企業都是“公共存在”，而不只是一己之私器。關鍵時刻（比如戰爭和國際沖突時），都可能要受制于某個國家的利益或者其政府的訴求。而這些利益和訴求也是會不斷改變的。企業必須學會有效地應對和利用。抱怨和抗拒通常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管理學的困惑和無奈

世紀初的一段時間內，對外企的尊重和對西方管理制度以及與之多少相關的西方管理學理論的至少表面上的推崇依然能夠茍延殘喘，從改革開放之初建立的對外資企業的剩余好感仍在彌漫。然而，時過境遷，隨著中國企業于新世紀迅速崛起，大家的自豪感和驕傲指數陡然激增。西方的管理理論有其局限性，根本解決不了中國企業的現實問題。西方的理論不能在中國落地。一時間，理論灰頭土臉，研究百無是處。只有大師德魯克一枝獨秀。被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中國的管理學界倒沒有那么快地與西方管理學界決絕，而是似乎距離更近。中國的管理學研究，對于中國的管理實踐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應用中國的數據和案例，大多也只是借口，主要是為了學者自己的學術發表——越來越與國際接軌的發表。2004年，時任光華管理學院教職的許德音和周長輝對2003年發表在兩個國內頂尖管理學期刊上的戰略管理領域的文章進行了結構性分析。其結論認為這些研究的質量無法達到現代西方主流管理學研究的標準和要求。個人認為，這個結論中語句的重點應該是現代和主流，而不是西方。

至少在學術界，大家的感覺至少是日益與國際接軌。今年8月僅從中國國內（不包括在美國和其它國家的華人學者）到美國管理學會宣讀論文的作者就將近600人。由曾任美國管理學會主席的全球著名華人管理學者徐淑英教授倡導主辦的“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已經成為中國管理學者最大的學術平臺。該會期刊《管理與組織評論》（MOR）以及由國內學者和美國華人學者合辦的《管理學季刊》（QJM）也在日益促進符合國際主流標準的與中國相關的管理學研究。假以時日，我們期待能有一些重要的收獲與突破。

迄今為止，對于中國管理學具有直接借鑒和啟發的研究結果仍然鳳毛麟角。世紀初，時任長江商學院的曾鳴教授曾經在英文媒介發表過基于中國企業（尤其是互聯網企業）的研究，產生過一定的國際影響。曾鳴教授以及后來的陳威如和廖建文等學者積極入世，先后成為國內領先企業的首席戰略官。同時，諸多的管理學教授深入企業，進行調研和咨詢。通過這種方式，管理學者對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可能會有更加直接的貢獻。北大國發院的陳春花教授長期近距離地追蹤中國過去三十年間的領先企業，并且兩度出任企業領軍人物，親自操刀管理實踐。其實踐觀察以及感悟總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助益于中國的管理學研究與相關的實踐。

到底是以理論創新為出發點，還是以指導管理實踐為初衷，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中國管理學界，而且實際上橫亙于所有國家的管理學研究。全球最為主流的美國管理學界也不例外。學術自有其內在邏輯。管理畢竟是應用學科，不能自娛自樂，也不能信口胡說。沒有足夠的理論推演和證據檢驗，任何的管理智慧和大師箴言都只不過是尚待證偽的一己之見和道聽途說。但這些東西美艷鮮活，容易被受眾所理解和欣賞，雖然不一定有用甚或還可能有副作用。

從最為悲觀和無奈的角度來看，也許管理學對于企業管理的最終貢獻，不在于提供直接有用的理論，而是在于在對未來管理者的培養上面。對于學生灌輸系統思維和批判精神，呈示基本的管理學邏輯和科研證據，幫助他們提升其持續學習的能力，也許這些才會對其未來的管理績效有所助益和啟發。

瞻望未來

縱觀中國企業70年來的變遷和管理學領域的相關演變，長路依舊慢慢，雖然成就亦是可圈可點。瞻望未來，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我們正在以及即將面臨的嚴峻挑戰。

日韓企業崛起的時代，國際市場全球化風生水起，大家基本上是包容甚至歡迎的態度。中國企業走出去參加國際大循環的早期，基本上還算順風順水。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國力日益強大，勢必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和競爭格局。如何在新的全球競爭格局與政治氣候下生存和發展，是中國企業必須應對的功課，也應該是中國管理學界思考的問題。

首先，如何耐心細致地探究和理解現有的國際秩序，并以其它國家（尤其是對手企業的國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進行經營和貿易，是我們的企業在全球范圍內更上一層樓所必須應對的具體問題。比如，如何尊重別人的知識產權也同時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如何使中國在國外的企業運作更加地符合當地的制度安排與社會習俗，如何吸引和激勵更多的外國人才到中國來在中國的企業中貢獻與發展。

其次，我們也要不斷地嘗試主動地去影響和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和管理規范，從而有利于中國企業的長期發展和全球的經濟繁榮。比如，我們在建筑行業的制造優勢和純粹的規模以及全球化的足跡，是否可以幫助我們至少在做增量的新的技術和運作空間去影響與主導未來的產業標準以及管理規范。這是必須有主動意識和事前規劃的。學術界與企業界合作的應用研究將會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

再次，基于長期持久競爭優勢的考慮，我們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研發實力以及創造能力并最終提升我們的核心技術能力。應該清醒地審視：我們到底有多少基礎研究和技術創造的能力（比如新材料和新產品）？快速復制與再創造的能力（比如游戲與無人機）？技術替代和迭代的能力（比如芯品與操作系統）？整合現有多方技術的能力（比如高鐵和大飛機）？

還有，在所謂的新經濟形態下，也許大家過分關注概念和資本的力量，關注布局和搶灘，關注經營上的閃轉騰挪，抖摟生意人的聰明機靈，但忽視了管理內功本身的重要性。同時，扁平化的喧嚷和臆想代替不了制度化的管理流程和必要的階層與集權。管理質量低下的企業不可能靠長期尋找風口浪尖而永續經營。流量和補貼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水落石出，一個好的商業模式也必須由精細的管理和精干而敬業的人員來支撐。這是管理的邏輯與不可或缺的職能。

我們的企業不缺時髦，更不是不會趕時髦。拿來主義已經深入人心。相對缺少的是貢獻和輸出。我們最終要捫心自問：哪些由中國企業所發明和生產的東西是全球范圍內所有消費者們不可或缺的?？梢詤⒄展雀鑴撌既酥慌迤嬖浱岢鲞^的“牙膏準則”來看：哪些東西像牙膏一樣，每個文明人每天都必須不假思索地用上一、兩次？能提供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是可以持續生存的企業。希望中國有越來越多這樣的企業。希望中國管理學研究產生的知識也能這樣家喻戶曉、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