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要素新組合到創新性組織：創新內涵的演化及其啟示

姚 宇，袁祖社

引言

哲學上的創新具有普遍含義，它是人和社會自我發展的基本路徑。創新是對于重復、簡單方式的否定，是對于人類實踐范疇的超越。經濟學的創新是歷史的范疇，體現在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與相互作用之中，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表現為社會制度、企業制度、生產技術和教育方法等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非連續性變化，其最終結果是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作為經濟概念，創新的內涵和外延絕不會一成不變，它必然跟隨著社會生產力進步和經濟內外部環境變化而演進和發展。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逾十年，“陰霾”依然揮之不去，世界范圍內已經開始出現了抑制商品、資本、技術和勞動力跨國界自由流動的趨勢，也已經出現了注重市場需求、強調相互尊重、謀求共同發展的新的全球化模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美國政府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修建墨西哥界墻等具體行動，給了后金融危機時代來自資本主義全球化倡導者內部的注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范圍內所受到的普遍歡迎，則說明了世界大多數國家對后金融危機時代新的全球化發展方向充滿期望。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發展的不同指向要求對經濟意義的創新重新定義，充分認識創新內涵的演化發展對于推動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重要。

一、生產要素新組合：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下的創新

肇始于15世紀后半葉的西方世界崛起（以荷蘭—英國—美國為主線）開辟了一條與以往不同的全球化之路，雖然它的開辟源自奧斯曼土耳其對絲綢之路的阻隔，但它與文化制度漸進交融、技術橫向擴散和經營奢侈品貿易的絲綢之路全球化模式根本不同。在告別了伊比利亞半島短暫的早期純粹空間擴張后，荷蘭和英國所開啟的商貿之路將這種模式的全球化導入了“正途”，這就是：經濟上資源掠奪、工業品傾銷和產業轉移，文化上港口兩端文化碰撞與文化消滅，政治上意識形態輸出與推行“普世價值”。這種全球化的中心是經濟全球化，但表現形式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全球化。雖然這種全球化的內容從貿易自由化走向了金融自由化和知識產權化，從貿易規則輸出轉為了金融規則和技術規則輸出，但這種全球化的本質從未變化。這種全球化可以稱為資本主義全球化。

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下的創新含義非常狹窄，它僅指企業家（資本家）愿意承擔市場風險去組織生產的動機。熊彼特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下創新含義的系統闡釋者。熊彼特用“創新”一詞的目的正是對資本家那種勇于“冒險”的“企業家精神”和行為進行褒揚和鼓勵，他創新理念的核心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①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74—75頁。注意：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下的創新與這一語境下的其他概念，如平等、自由、法治一樣，其目的都是在為資本主義的外在經濟擴張尋找理論依據，其本質都是在論證自由放任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合理且高效，這與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平等、自由、法治等完全不同，熊彼特筆下的“企業家精神”也與習近平主席所說的秉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企業家精神”完全不同。熊彼特為了達到基于這一創新理念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論證做了四方面的努力。

首先，熊彼特用企業家概念代替資本家概念。熊彼特認為：“生產意味著企業家把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組合起來?！雹谛鼙颂兀骸督洕l展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76頁。所謂“組合”，即生產關系的形成。馬克思認為，形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只能是資本家?！顿Y本論》清晰闡釋了資本家對勞動者、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進行組織形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全過程，并指出了只有資本家具有這樣的組織（組合）能力，他們的組織（組合）能力并非來自于他們的才干，而是來自于他們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顿Y本論》第四章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的形成過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論述，并將其高度凝練為“貨幣轉化為資本”和“勞動力轉化為商品”。③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7—199頁。熊彼特對馬克思的經典論述視而不見，他轉而將“組合”的特權歸于“信貸”。他說，信貸對于創新而言至關重要，也可以說，信貸是創新得以進行的第一前提，正是因為它的推動創新才能進入循環流轉，而最迫切需要信貸的就是企業家。金融信貸作為資本主義運行中生產關系形成環節固然重要，但這種重要也僅限于它是服務生產關系形成的一個環節，它本身并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它只是幫助資產階級將生產資料所有權盡可能方便地轉化為能夠被市場普遍接受的市場信用，即貨幣資本。稍有信貸常識的人都知道，銀行的信貸并非憑空發放，銀行信貸的功能不過是對借款人抵押物進行市場信用（市場風險承擔能力）評估，并以貸款額作為抵押物風險評估的結果，承擔生產“組織”失敗損失的直接指向是抵押物而不是銀行，生產“組織”失敗“摔壞”的生產關系首先是“組織者”的而不是銀行的。對于信貸，馬克思也說過“貨幣資本提供了生產的第一推動力”，④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3頁。但馬克思清楚地指出，貨幣資本與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不斷進行著形式的轉化和循環，它只不過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外在表現?？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的特權并非來自于熊彼特所說的“信貸”，而是來自于擁有抵押物私有產權并進行抵押的資本家，也并非熊彼特所說的企業家最需要信貸，而是只有資本家才可能獲得信貸。熊彼特對他口中企業家的進一步解釋再次驗證了其資本家身份的本質。他說：企業家的核心職能不是經營管理，而是看其能否執行這種生產要素“新組合”；這個核心職能又把真正的企業家活動與其他活動區別開來，他們不是職業經理人。剝去了管理職能的企業家本質更加清晰，這就是以自身財產所有權承擔生產關系風險去組織社會再生產謀求利潤的資本家。

其次，熊彼特將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再生產中的不穩定性表述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熊彼特說：所謂創新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就是要把一種之前從未出現過或從未實踐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中去。他指出，為了執行這樣的“新組合”，企業家需要冒險，需要進行抵押信貸，需要進行資本預付，需要承擔“新組合”執行失敗的損失；“新組合”的實施要么成功，要么失敗，企業家沒有別的第三條道路；沒有勇于承擔風險的魄力，就不可能成為企業家。熊彼特把這種甘冒“新組合”風險的精神稱為“企業家精神”。資本積累、環境變化以及資本家之間的激烈競爭會帶來資本主義全社會和個體資本家在生產關系中位置的不穩定，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對每個資本家組織社會生產而言永遠都是一個冒險，放棄這樣的冒險就等于放棄資產階級地位，成為一個坐吃山空的財主。馬克思因此說資本主義商品銷售是一個“驚險的跳躍”，是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驚險跳躍，商品無法銷售“摔壞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生產關系”?！顿Y本論》在對剩余價值發現進行描述時指出，“假如‘G—W—G’這個流通過程只是兜個圈子，是同樣大的貨幣價值相交換，比如說，100鎊和100鎊交換，那末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100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①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8-169頁?？梢?，熊彼特所頌揚的企業家冒險精神并非是什么企業家的個人特質，與德魯克、弗里曼筆下的企業家精神不同，更與我國秉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企業家精神不同，它是資本主義社會運行對資產階級的內在要求，是每一個資本家想要在社會發展中維持社會生產關系主導地位、在資產階級內部取得競爭優勢和占有更多剩余價值所必須承擔的內容。

再次，熊彼特使用“創新”概念論證了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和壟斷發生的“合理性”。②熊彼特：《經濟周期循環論：對利潤、信貸、利息以及經濟周期的探究》，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9年，第3—15頁。與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再到馬歇爾等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對經濟周期的擔憂和對壟斷經營的反對不同，熊彼特認為對經濟社會巨大破壞的經濟周期是經濟發展的自然歷程，是創新所帶來的自然結果，認為壟斷也并非只帶來社會效率的喪失，它可以對創新者創新形成激勵，是創新者承擔高額風險的前提?？梢钥闯?，盡管熊彼特對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均衡分析方法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他的目的和馬歇爾一樣，這就是論證自由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熊彼特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并不像大部分自由主義者那樣像鴕鳥一樣把頭扎在沙子里，自欺欺人地否定經濟周期的存在性，他通過“創新”概念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進行解釋，旨在告訴人們經濟周期雖然靜態上看起來并不完美，經濟危機雖然表面上對人們的經濟生活造成了傷害，但它們都只是發展的自然歷程，是創新推動社會發展所帶來不穩定性的必然結果。熊彼特認為，只要存在創新，只要有發展，經濟周期就不可避免，經濟周期不應該作為一個批判的對象而存在，更不應該因為經濟周期的存在而放棄自由放任的基本政治經濟原則。針對馬歇爾在“看不見的手”論證中被左派經濟學者（瓊羅賓遜、張伯倫、斯拉法等）廣為批評的完全競爭模型，熊彼特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馬歇爾將完全競爭市場作為資本主義的理想市場是完全錯誤的，完全競爭市場是低劣的、同質的和無序的，完全競爭企業既沒有創新動力也沒有創新所需的承擔風險的能力，瓊羅賓遜基于不完全競爭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批評完全站不住腳。熊彼特認為，動態地看壟斷為企業提供了創新的動力，大企業也才具備承擔市場較大風險的能力，新古典經濟學對壟斷的批評和壟斷治理中的干預主義政策傾向完全錯誤。在對經濟周期和壟斷的分析中，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目標完全顯化，這就是論證經濟自由主義的“真理性”，亞當·斯密的箴言自由放任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再次被得到論證。

最終，熊彼特用對“新組合”內容的闡釋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歌頌。熊彼特將創新的“新組合”分為了五個方面：其一，采用一種新的產品；其二，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其三，開辟一個新的銷售市場；其四，獲得原料或半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源；其五，實現一種新的組織。五個方面統一于資本主義經濟擴張之下，覆蓋了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各個階段。這其中，新的原材料來源和新的市場直接指向了資本主義經濟擴張，資本主義海外擴張的首要目標就是獲取原材料和進行工業品傾銷；新的生產方法按照?？怂梗?932）的解釋，包括節省勞動的創新、節省資本的創新，當然除此之外還應該有節約資源的創新，而節約的目的就是不斷強化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優勢；新的組織按照道格拉斯·諾斯（1990）的解釋就是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制度的變化，這與熊彼特關于壟斷“合法性”的論述完全一致，它的核心在于提升全球化經濟擴張中承擔風險的能力，它的主要內容是金融創新和股權結構創新；新的產品按照克魯格曼（1979）的解釋，它的目標在于滿足全球化經濟擴張中市場的多樣化偏好?？唆敻衤J為多樣化偏好是國際貿易的真正動力，而對商品多樣性的來源——不同地區差異的自然和文化環境——熊彼特卻認為那并不重要。由此，熊彼特完成了他以“創新”為中心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合理性的全面論證，在他充滿溢美和贊揚的語調中，他的論證邏輯清晰可見：將資本主義全球化這一群體化經濟行為轉化為個體化經濟行為，將階級關系導致的不穩定性轉化為“企業家”個體的冒險性格，將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經濟表現描述為生產的“新組合”。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在這個體系中最為關鍵，被稱為創新的“源泉”，因為它代表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擴大再生產的“合法性”，代表了資本主義全球經濟擴張的正義性。以生產要素“新組合”為要旨的“創新”因此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合理性論證的又一重要理論，與貿易自由論、金融自由論和知識產權論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合理性的理論論證體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其后接連發生的南歐主權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英國宣布脫歐和美國政府退出TPP等黑天鵝事件，越來越清晰地反映出單向的資本主義經濟外在擴張難以為繼，“創新”已經不能再被“新組合”所唯一定義，“創新”的內涵不可避免地要隨著歷史時代的發展而發生改變。

二、創新性組織：創新發展的新靈魂

經濟周期所帶來的每一次經濟危機的爆發都會興起對市場自由放任和資本主義經濟擴張反思的思潮，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興起都發生在那個時代。1929年大危機和二戰之后，盡管熊彼特對自由主義的辯護影響巨大，但強調科學管理和兼顧供需兩端的管理學的興起為創新賦予了時代的新素材，創新的核心內涵盡管仍然屬于經濟學，但“創新性組織”取代生產要素“新組合”成為創新發展的新靈魂。

實現這一轉變的思想家首推熊彼特的崇拜者和傳承者，同樣來自奧地利、有著現代管理學之父之稱的彼得·德魯克。從《管理的實踐》（1954）到《管理：任務、責任和實踐》（1973），再到《創新與企業家精神》（1985），德魯克完成了從“生產要素新組合”到“創新性組織”創新理念的過渡。盡管仍然使用“企業家精神”概念，但德魯克的含義與熊彼特完全不同，德魯克筆下的企業家典型是受過系統化管理技術培訓的艾爾佛雷德·斯隆這樣的職業經理人，而非熊彼特所描述的勇于冒險的創業者亨利·福特。德魯克（1973）說，“我們再一次步入了一個重視企業家精神的時代。但是，現在所推崇的企業家精神和一個世紀前的已經截然不同，因為那時的企業家精神指的是某個企業家單槍匹馬地經營、控制并擁有一家企業。然而現在的企業家精神則更加注重創造新機遇、迎接新挑戰的精神。我們需要這樣的企業家，他要能在過去80年形成的管理基礎之上，創立新型的企業家精神?！ㄟ^這種方式，我們會從過去那種強調獨立性的低層次企業家精神，上升到一種強調經理人作用的更高層次的企業家精神。因此，企業界需要培養全新的能力，這些能力從本質上而言都是屬于企業家精神，而這些精神都需要通過組織的管理來得以實現”。①馬洽列洛：《德魯克日記》，蔣旭峰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19頁。企業家精神不再是一種性格張揚、富于冒險的個人性格特質，而成為了一種可訓練、可培養、可傳授、可學習的管理技術。德魯克說，“創新只是被看作主要是一種技術工作，是一種研究工作”。②德魯克：《管理：任務、責任和實踐》，劉勃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頁。

對于創新的實現，德魯克使用的中心概念是“創新性組織”。這里的“組織”，既是一個社會群體，更是一個社會系統，它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和精心設計的結構，同時又同外部環境保持密切的聯系。德魯克首先認為，現代創新的主體正在發生變化，組織替代個人是歷史的必然。他說，“同十九世紀大為不同的是，從今以后的創新必須納入于現存組織之中。大型企業以及大型公共服務機構必須日益既能從事行政事務管理，又能從事創新”?！按罅康膭撔屡Ρ仨殎碜钥刂浦l展和市場推銷所需的人力和財力的地方，即來自現有的大量積聚著受過訓練的人力和可以支配的財力的地方——現有的企業和公共服務機構?！雹鄣卖斂耍骸豆芾恚喝蝿?、責任和實踐》，第239頁。德魯克進一步闡釋了創新性組織的含義。他說，“創新性組織把創新精神制度化而創造出一種創新的習慣”?！皠撔滦越M織作為一個組織來創新，即把一群人組織起來從事于持續而有生產性的創新。他們組織起來使‘變革’成為‘規范’?！彼J為，任何組織，無論是政府、大學、企業、醫院，還是軍隊，都可以創新。對于創新性組織如何實現創新，德魯克解釋到：“在創新性組織中，管理當局的最首要的職責在于把不切合實際的、不成熟的、粗略的想法轉變成為具體的創新實際。在創新性組織中，高層管理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傾聽并認真對待各種看法。它知道，新看法總是‘不切合實際的’。它還知道，只有提出了許多愚蠢的想法以后，才能得出一個成功的主意，而在早期階段，無法區分愚蠢的想法和天才的靈感。這兩者看來都一樣的不切實際或一樣的極為出色。因此，創新性組織中的高層管理不僅像所有的企業管理當局那樣應該‘鼓勵’提出各種想法，并且不斷地提出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使這個主意切合實際、現實可行、發揮作用?’它積極地、迅速地對最粗略和顯然最愚蠢的想法進行深入考慮，從中發現某些新東西，以便能對其可行性進行評價?！雹艿卖斂耍骸豆芾恚喝蝿?、責任和實踐》，第254—255頁。但德魯克認為并不是所有的“想法”組織都應該支持，管理機構對于“不成熟想法”具有基本的篩選原則。他指出：“創新應以它對組織以外的影響來衡量。因此，一個工商企業中的創新始終必須以市場為中心?！彼麑σ允袌鰹橹行牡倪M一步解釋是：“當一門行業的市場需求日益增長，但未能使這種需求轉化為利潤時……當一種經濟或一個市場的各個層次之間出現巨大差異時……利用那些已經發生但其經濟成果尚未取得的事件……”⑤德魯克：《管理：任務、責任和實踐》，第242—244頁。德魯克在《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中進一步對市場為中心的創新篩選原則總結為七條：意料之外的事件——意外的成功、意外的失敗、意外的外部事件；不協調的事件——現實狀況與設想或推測的狀況不一致的事件；基于程序需要的創新；每個人都未曾注意到的產業結構或市場結構的變化；人口統計數據（人口變化）；認知、意義及情緒上的變化；新知識，包括科學和非科學的新知識。⑥德魯克：《創新與企業家精神》，蔡文燕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年版，第45—80頁?？梢钥吹?，德魯克對于創新的闡釋從資本主義生產單方向擴張到強調以市場需求為中心的供需兼顧轉變十分清晰，他在《管理的實踐》中就對這一轉變做出了十分明確的說明——企業的兩個基本功能就是營銷和創新。⑦德魯克：《管理的實踐》，劉若蘭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4頁。這與同熊彼特式創新對應的古典科學管理理論以生產運作為中心截然不同。全球經濟擴張空間的限制令薩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箴言失效，讓亨利·福特“只造T型車”的經營觀念破產，也令熊彼特推崇的勇于冒險的“企業家精神”難以實踐。創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之后必須轉向有計劃、有安排、有選擇、高投入的系統過程。德魯克因此總結道：“如果在產生一種新思想上花費一美元，則在對之進行‘研究’以便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發現或新發明，就必須花費十美元。在‘研究’上每用十美元，在‘發展’上至少要花費一百美元。在‘發展’上花費一百美元，則在市場上引進和建立一種新產品或一個新企業就需要花費一千美元至一萬美元。而只有在市場上建立了一種新產品或一種新企業之后，才能說已有一種‘創新’?！雹俚卖斂耍骸豆芾恚喝蝿?、責任和實踐》，第239頁。

受德魯克和管理學研究的啟發，弗里曼、羅伯遜、斯曼通等人對“創新性組織”理念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一套與資本主義全球化語境下不同的“創新經濟學”。羅斯韋爾和羅伯遜（1973）以活動階段（形成思想、項目確認、解決問題、設計和開發、生產、銷售）首先梳理了組織創新的全過程，②R.Rothwell,“Towards the Fifth-generation Innovation Process”,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4(1),pp.7-31之后羅伯遜（1974）又通過組織部門（R&D部門、設計部門、工程部門、生產部門、營銷部門）間的傳遞關系試圖說明社會經濟和技術因素對組織創新過程的影響。③Robertson,Innovation Management,Management Decision,1974。在開拓性的著作《工業創新經濟學》（1974）中，弗里曼對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創新的宏觀經濟意義）、技術進步的誘因和外力（創新的外部環境）、企業對創新的實施和結果評價（組織性創新行為）進行了全面系統梳理，奠基了創新經濟學學科。④弗里曼等：《工業創新經濟學》，華宏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7頁。在他之后，斯曼通（1976）、阿伯納西和厄特巴克（20世紀70年代）與曼斯菲爾德（1983）將工作的重點放在了組織間技術擴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其中A-U模型重點考察了技術創新與產業演化之間的關系（并非熊彼特的技術革新與經濟周期關系），⑤姚志堅、吳翰、程軍：《技術創新A-U模型研究進展及展望》，《科研管理》，1999年第4期，第8—14頁。而對技術創新與技術模仿的關系和兩者的變動速度也作為經濟創新的重要內容進行了認真研究。⑥Mansfield.E,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New York:Norton Company,1971。創新能力研究是對“創新性組織”理念的進一步闡釋。蘇德（1978）的視角是部門間互動，在新商品失敗調查中他提出了界面障礙和界面管理的概念，他的調查發現組織部門間沖突和部門間合作對于組織創新能力具有關鍵意義。⑦Souder,E Wm,Management Decision Methods for Managers of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Van Nostrand Reinhold,1980.韋斯特法爾（1981）和伯格曼等（1996）的視角是多維能力交叉，前者將組織的創新能力概括為組織能力、適應能力、創新能力、技術和信息獲得能力的交互影響和綜合，⑧趙玉林：《創新經濟學》，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51頁。后者認為組織創新能力包括對資源的利用和分配能力、對行業的理解能力、對技術發展的理解能力、對文化條件的理解能力和戰略管理能力。⑨RA Burgelman,CM Christensen,SC Wheelwright.,“Strategic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in Irwin/Mc-Graw-Hill,1996,14(6),pp.153-161.

20世紀80年代弗里曼（1987）在總結日本經濟崛起經驗后進一步提出了“國家創新體系”概念，將“創新性組織”研究由通常的企業推向了國家。他的研究對象是國家內部系統組織和其子系統組織間的相互作用；他的研究結論認為，產業預測和產業指導以及教育和培訓兩方面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關鍵作用。⑩弗里曼：《技術政策與經濟績效:日本國家創新系統的經驗》，張宇軒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頁。隨后納爾遜（1993）指出國家創新體系是大學、企業、政府和研究機構的復合有機體，國家制度設計的任務是在技術的私有和公有兩方面建立一種平衡（個體激勵機制與總體規劃機制之間的平衡），它是包括市場制度、專利制度、政府激勵制度、產學研合作制度與風險投資制度的制度系統。11R.R.納爾遜：《美國支持技術進步的制度》載《技術進步與經濟理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頁。倫德瓦爾（1994）區分了漸進技術進步和根本性技術創新，認為對于前者國家應鼓勵和支持已有用戶-生產者聯系，對于后者國家應鼓勵和支持新的用戶-生產者聯系網形成。①倫德瓦爾：《國家創新系統：建構創新和交互學習的理論》，李正風等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頁。佩特爾和帕威蒂（1994）將國家創新體系定義為決定技術學習的方向和速度的國家制度、激勵結構和內外競爭力，這里的制度包括產、學、研、政、金融等各類部門。②P.Patel,K.Pative,“The Nature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al System”,in OECD,STI 1994(14).費曼和邁克爾·波特等（2002）基于創新能力理論、國家競爭理論和國家創新體系理論進一步提出了國家創新能力標準，即經濟體長期具有生產世界新穎（new to the world）技術并使其商業化的能力。③JL Furman,ME Porter,S Stern,“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in Research Policy,2002,31（6）.胡梅啟等（2008）針對波特國家創新能力標準的修正具有發展中國家含義，他們指出國家創新能力評價因國家而異，領先國家的創新能力適于波特所講的世界新穎，而后起國家的創新能力應當是國內新穎（new to the country）。④MC Hu,JA Mathews,“China’s National Innovative Capacity,”in Research Policy,2008,37（9）.

創新戰略是對創新性組織研究的又一重要發展，它所開啟的是預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包括國家在內各類型組織間博弈研究。尼德爾（1989）以競爭定位為基礎將組織創新戰略劃分為市場領先戰略、追隨者領先戰略、應用工程戰略和模仿戰略。⑤Needle D,Business in context,Van nostland reinhold International,1989.哥明登和海德布萊克（1995）以創新對象將組織創新戰略劃分為技術領先戰略、成本領先戰略、消費者焦點戰略、專業化戰略和放任戰略。⑥Gemunden F.G,Heydeneck.P.,“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Strategies on Technological Network Activities”，in Research Policy,1995(24),pp.831-849.弗里曼（1997）也對創新戰略進行了分類，包括進攻型戰略、保守型戰略、仿制型戰略、依賴型戰略、傳統型戰略和機會主義戰略。⑦Chris Freeman,Luc Soete,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The MIT Press,1997.

從德魯克到弗里曼等眾多學者的研究雖然都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有的成果形成的時間還正值資本主義全球化推進的高潮期，但它們反映出的對創新的理解卻體現了后金融危機時代對創新的要求。不再鼓勵熊彼特式的單維度經濟擴張，轉而謀求全方位、整體化的系統創新認識，將創新寓于組織行為的全過程，構建從企業、公眾組織到國家的多層次組織創新體系，用戰略對組織創新進行統領，這正體現出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對創新發展的新要求。這些研究為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創新發展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論借鑒，具有啟示性。

三、“創新性組織”理論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政策啟示

創新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經歷了一個認識深化的過程。從改革開放初到20世紀末，創新在國家政策層面都包含在科技進步的表述之中。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同志指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1988年9月他又進一步作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1995年，江澤民同志在全國科技大會上的講話首次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進一步確立了科技和教育在國家發展中的基礎地位。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基礎也隨之失去，探索新的經濟驅動模式勢在必行，創新對于科技進步的獨特功能開始凸顯。⑧陳子真、雷振丹、李晶儀：《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集聚、空間溢出與區域創新》，《商業研究》2019年第5期，第52—60頁。2006年，胡錦濤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首次提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其不僅標志著我國科技發展路徑的戰略轉型，也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大調整。2007年11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市場整體萎縮，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歷史環境進一步要求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實現轉型，創新驅動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地位開始被強調。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將科技創新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年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人大十二屆四次會議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在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發展理念是方向、是鑰匙，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力爭在基礎科技領域作出大的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取得大的突破?！雹佟读暯剑夯A科技大創新、核心技術大突破》，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05/c1024-28174491.html，2016-03-05。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雹凇读暯剑簺Q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politics.gmw.cn/2017-10/27/content_26628091.htm，2017-10-27?！拔宕蟀l展理念”是后金融危機時代黨和國家站在歷史高度對我國未來經濟發展模式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的高度科學概括，“創新發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作為“五大發展理念”的方向和引領尤為重要。西方以“創新性組織”為核心的“創新”理論經過長時期發展，對于我國新時代的“創新發展”具有啟示性：

其一，國家創新體系構建應建立在國家創新戰略基礎之上。國家創新體系和國家創新戰略是后金融危機時代語境下西方創新理論的最新發展，它以“創新性組織”概念為引領，強調國家作為一個組織系統應將創新理念貫徹于組織的各個環節；其中國家創新體系的作用在于確保國家組織各部分在創新實施中協調配合、共同發力，國家創新戰略的作用在于明確組織創新的產出目標、形成組織創新的對外影響；國家創新戰略與國家創新體系的關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引領，后者是前者的實施，國家創新戰略的來源是對國際形勢和國家歷史定位的準確判斷，國家創新體系設計既要遵循一般管理體系設計原則，還必須將國家創新戰略融入其中。這一理論闡釋能夠為我國“五大發展理念”所設定的國家創新戰略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設定的國家創新體系兩方面政策相輔相成、相互推進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鑒。

其二，“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應作為當前我國創新全球戰略的基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并不會否定人類歷史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和過往全球化對全人類所帶來的福祉，它只會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行揚棄，它會否定少數國家的單向經濟擴張和意識形態輸出，它更會深化不同國家和地區間基于平等互利原則的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③蔣宇寧、王雅莉：《“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中亞地區貿易合作的競爭性與互補性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8年第5期，第128—135頁。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充分體現了后金融危機時代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揚棄，應當成為我國創新全球戰略的基礎。習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五通建設”方針（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一帶一路”建設倡議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提供了具體的路徑，世界各地自然、文化、歷史、制度不同，這種多樣性為創新提供了豐富多彩的來源，也要求創新必須尊重這樣的多樣性，“五通”正是在這種多彩和尊重之間架起的一座創新的橋梁。

其三，市場需求應作為當前我國創新發展考量的重要內容。后金融危機時代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時期的國際環境根本不同，一維的經濟擴張難以為繼，貿易保護之風開始流行，市場空間的有限乃至萎縮使得“產業雁型轉移”發展模式不再可行，市場需求必須納入創新戰略考量。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國內市場容量巨大，國家創新戰略的方向應較以前更加關注國內市場，承認國際環境的變化，主動地、有計劃和有系統地淘汰舊的、正在死亡的、陳舊的思想、制度和事物，主動利用后金融危機時代所帶來的契機，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領域（如芯片、發動機等）實施“國家引領、產學研擔當、全民參與”的系統化、有組織、有目的的創新發展。

其四，“教育”是中華民族“創新”的靈魂，“科教興國”應是國家創新體系不可動搖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說：“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雹佟读暯剑涸谕鹘鐑炐闱嗄甏碜剷r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04/c_115639203.htm，2013-05-04。中華民族是一個用歷史凝結的民族，教育在中華民族所有成員心中都有著無可辯駁的重要性，教育投資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來源?！翱平膛d國戰略”是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教育是民族之魂”的進一步發展，它更加強調了科學技術與教育之間的關系，形成了創新目標（提升國家科技實力）與創新路徑（教育為本）的國家創新組織系統。這一組織系統并不因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而轉變，它應是國家創新體系始終堅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