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實證分析

徐博軒

?

醫療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實證分析

徐博軒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如何高效地解決醫療糾紛已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旨在探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醫療糾紛領域應用的現狀，并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我國醫療糾紛案件類型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我國醫療糾紛領域已得到一定的應用，但仍需進一步探索和加強。

醫療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社會矛盾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完善訴調對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作為法治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為了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醫療糾紛方面的運用，本文對2014—2017年醫療糾紛案件通過訴訟方式的審理類型進行統計（裁判文書上網是司法公開的重要一環，2013-07-01中國裁判文書網正式開通，2014-01-01，最高法院規定規定所有法院的裁判文書除了法律另有規定外，均須上網，故本數據采納以2014年為起點。由于數據采集時，2018年判決文書網上數量還較小，部分在年底還沒有上網，故統計的時間終點為2017年），并選取華東地區的數據進行比較，結果如下。

1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實踐運用比較

本研究以北大法寶數據庫提供的案例為研究對象，選取2014—2017年醫療糾紛案件，并篩選其中的醫療糾紛民事案件，統計2014—2017年全國醫療糾紛案件判決書及調解書的數量及比例，結果如下：①文書總量分別為8 404，6 889，11 598，14 236；②判決書數量分別為8 370，6 865，11 565，14 149；③調解書數量分別為34，24，33，87.

統計2014—2017年華東地區醫療糾紛案件判決書及調解書數量及比例，結果如下：①文書總量分別為2 758，3 562，4 073，4 624；②判決書數量分別為2 756，3 560，4 066，4 600；③調解書數量分別為2，2，7，24.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在華東地區，調解書的數量在2014—2016年均沒有過大的起伏，而在2017年有了較大的上升。參考2014—2017年的數據變化，說明在訴訟內相比常規的判決方式，法院已經重視并嘗試采取調解等非判決方式解決糾紛，其原因之一是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推行已經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與判決方式相比，調解具有自身的優勢，如調解的自愿性、過程的協商性、內容的開放性、程序的簡易性、結果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成本的低廉性[1]，當事人逐漸認識到調解所具有的優勢之后，便會逐漸傾向于先采取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

而對比全國，華東地區醫療糾紛的案件總數并不少，但是法院采取選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的案件比率卻低于全國水平。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華東地區文化和科技水平都相對發達，人們的經濟水平較高，可能不會考慮到調解所帶來的成本上的優勢，另外人們的法制觀念也較強，受到判決糾紛解決途徑的影響也比較深，觀念的轉變相對較慢，所以在短時間內仍然選擇判決的糾紛解決方式。

2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類型化運用

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運用中，法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法院可以根據糾紛的類型、糾紛主體的實際情況靈活選擇相應的糾紛解決方式?；鶎臃ㄔ涸谠V訟中如何把握案件的具體情況，選擇成本低廉并高效的糾紛解決方式，從而達到矛盾化解的目的值得探索[2]。要進一步在醫療糾紛方面發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首先需要明確醫療糾紛案件的主要類型，分析該種案件糾紛是何種類型的糾紛，是醫療服務合同糾紛訴訟，還是醫療損害侵權責任糾紛訴訟，在每一種類型的糾紛再針對具體情況，靈活處理。經過統計，醫療服務合同糾紛和醫療損害侵權責任糾紛的審理類型的變化如表1所示。

表1 2014—2017年全國醫療糾紛主要類型案件變化表

類型年份 2014201520162017 合同糾紛 判決書1 4651 7982 3982 752 調解書44912 侵權責任糾紛 判決書6 4957 4358 40010 192 調解書28202272

可以看出，在醫療糾紛的主要類型中，醫療損害侵權責任糾紛占了主體，而解決侵權責任糾紛的非訴訟方式的比例上升速度也較快，而合同糾紛方面的處理則相對較弱?？赡艿脑蚴轻t療侵權責任糾紛所造成的損失較醫療服務合同糾紛的損害大，合同糾紛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了在這一方面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未能得到較好利用，這應該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此外，不僅是法院，有關醫療糾紛的其他部門，尤其是衛生部門也應該對此足夠重視。實踐中，衛生行政部門作為行政機關以及行業主管機關，其所具有的權威性對醫療糾紛的調解具有重要作用[3]，如果其能用調解的方式解決醫患之間的糾紛，則不必經過法院的審判，從而節約了時間和成本。

3 醫療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實施效果

為了進一步探索醫療糾紛方面的矛盾變化及其實施效果，本文還對2014—2017年醫療糾紛案件的審級進行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4—2017年醫療糾紛案件審級統計表

類型年份 2014比例/（%）2015比例/（%）2016比例/（%）2017比例/（%） 一審8 47665.3010 36967.3912 51368.9416 05870.58 二審3 47726.703 99025.964 55125.075 55024.39 再審1 0267.901 0276.671 0675.871 1415.01

可以看出，2014—2017年一審的比例在不斷上升，而二審和再審的比例在不斷下降。這說明一審人民法院的判決和調解方式基本上達到了息訟的目的，人民的獲得感和滿意感增強，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緩和了當事人雙方因糾紛對立產生的矛盾。通過近幾年調解解決糾紛的案件的不斷增加也表明了人們注意并認識到了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的便利性。這為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的推行提供了有利條件，只要相關部門和機構能進一步加大宣傳和推行的力度，一定能夠使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更加普及。

4 路徑分析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不僅可以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緩解緊張的社會關系，而且可以推進社會公平正義[4]，但該機制的實施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雖然通過調解解決糾紛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總體來說還是屬于少數。要建立中國特色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首先應注重發揮司法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注重通過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有效促進司法功能的發揮和擴展，并通過其他糾紛解決方式不斷補充和完善司法救濟渠道的局限和不足[5]。在國家不斷推動、人們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的情況下，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在司法訴訟實踐中，如何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不斷推進司法改革的重要議題。

訴訟和非訴訟都是醫療糾紛解決的有效途徑。醫患雙方除了選擇訴訟的途徑解決矛盾之外，應注重非訴訟手段解決糾紛。訴訟解決方式中，一審中相當一部分的案件，矛盾并沒有激化到一定要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解決，這部分案件是完全可以通過調解來解決的，可以節省時間和成本。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雖然各種調解機構和組織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并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但在實踐工作中，這些調解機構和組織在開展工作時嚴謹程度不夠，調解結果的公平性讓人質疑，導致調解的結果不一定盡如人意。所以，應該加強對人民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專業調解委員會等調解機構的專業培訓，使調解效率更高，使這些調解機構能獲得更多人的信任和認可。從這些調解機構的角度出發，調解一定要保持公平性，國家層面上必須要有所管控、規劃和發展，此與這些社會組織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特征及其所提供的公共方式相關[6]。在各種糾紛的解決方式中，醫患雙方也可采取談判方式，因為與有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的方法相比，談判有允許當事方自行控制談判進程與結果的優勢[7]，也更有利于醫患雙方關系的和諧。在公證仲裁等糾紛解決方式中，雖然主體人員素質能力較好，但由于仲裁、公正的強制力相對較弱，公眾從情感上一般傾向于把公證和仲裁看成訴訟的前提階段。此時，公眾便更愿意傾向于選擇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8]。

［1］李浩.調解的比較優勢與法院調解制度的改革［A］.江偉.比較民事訴訟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55.

［2］鄭俊.淺談法院推進多元化糾紛機制改革的路徑——兼論司法結構與多元解紛結構的關系［J］.法制與社會，2018（07）：91.

［3］張邦鋪.論我國醫療糾紛多元化調解機制的構建［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0（09）：610.

［4］劉永紅，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構建和諧社會［J］.山東社會科學，2010（04）：144-147.

［5］胡仕浩，龍飛，馬驍.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中國趨勢［J］.人民司法，2018（01）：29.

［6］初魯寧，曲天明，張春娟，等.社會組織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探索［J］.中國應用法學，2017（03）：191.

［7］斯蒂芬·B·戈爾德堡，弗蘭克E·A·桑德，南茜·H·羅杰斯，等.糾紛解決——談判、調解和其他機制［M］.蔡彥敏，曾宇，劉晶晶，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8］張華.論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發展困境與突破路徑——以傳統文化為視角［J］.山東審判，2017，33（05）：77.

2095－6835（2019）07－0136－02

D922.16

A

10.15913/j.cnki.kjycx.2019.07.136

徐博軒（2000—），男。

〔編輯：張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