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女性主義法學初創
——基于中國的實踐

任苗苗

(西北政法大學 行政法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3)

女性主義法學的發源地與研究重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其他國家的女性主義法學研究大體是在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研究的框架下展開的，中國的研究狀況亦是如此，具體表現為研究方式局限于對女性主義法學的介紹與翻譯，全面接受女性主義法學的議題、視角和理論分歧[1]103。當然，這對尚處于初始階段的中國女性主義法學研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發源于美國的女性主義法學對某些女性議題具有較強的普適性和解釋力。然而，不能不正視的是，我們未能系統地提煉出中國女性的特殊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創立相應的理論以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提煉問題、創新理論，是中國女性主義法學研究應當努力的方向。遵循這一宗旨，本文擬對此問題做出初步探索。

一、中國女性的現實處境

家族女性主義所分析的中國女性現實處境的核心范圍是女性生活的私人領域，即一個圍繞家族關系展開的領域。西方女性主義法學分析女性處境的重要場域是女性的核心家庭。真正意義上的核心家庭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夫妻有獨立住房；第二，夫妻有獨立財產；第三，夫妻有獨立精神，即夫妻軸成熟強大；第四，親子關系緊密。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員對親子關系、孩子撫養及教育無干涉之權利，亦無承擔之義務。

然而，當我們將中國女性的現實處境與這些特征相對照時就會發現，以上特征實際上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女性的現實處境，相當多的中國家庭不具備上述任何特質。

第一，就住房而言，雖然很多中國年輕人在結婚后即與父母分居，另有獨立的住房，但其與父母的住所往往只隔著“一碗湯”的距離。所謂“一碗湯”的距離，是坊間有關親代家庭與子代家庭最佳居住距離的形象表達，直意為親代家庭將煲好的湯送到子代家庭中時，湯仍然是溫熱、可即飲的，即遠不過一兩個城區，近不過一兩堵泥墻。

第二，就獨立財產而言，按費孝通的觀點，中國人的代際關系是反哺模式，即親代撫養子代，子代贍養親代[2]27。在當代中國，因為種種原因，親代對子代的撫養投入遠大于子代對親代的贍養投入。20世紀末開始，中國媒體將這一現象稱為“啃老”，學理上稱為“失衡性支持”。有意思的是，這種失衡性的支持并沒有引起親子兩代的矛盾。有學者借父母為獨生子女購買婚房之事例，提出了一種“協商式的親密關系”的解釋[3]。他們首先否定了所謂父母被“啃老”的判斷，認為父母在幫助子女方面均表現出高度的積極自愿；同時，他們希望通過這種幫助獲得子女的回饋——建立起一種“協商式的親密關系”。所謂“協商”，是指父母子女共同就某些家庭事務做出決策，尤其是子輩邀請親輩介入協商，這種介入對親輩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他們沒有因為衰老而變得價值全無，他們的觀點也沒有被忽視。所謂“親密”，在感情上是指不疏離，有頻繁的交流；在空間上，親代期望能與子代比鄰而居，或是住在“一碗湯”的距離內；在經濟上則希望得到回饋。對缺乏養老保障的老人而言，子女的經濟回饋可以增加其養老保障；對經濟條件好的父母而言，子女的經濟回饋則具有精神意義。這一調查結論與很多人的生活體驗相互印證：“難以自立，被迫‘啃’老的子女多是倚靠父母生活，看似吃父母，住父母，但也成全了老人的一些需求，即使現在的子女再難做到傳統孝道中對父母畢恭畢敬，有求必應的地步，但照料老人的生活是會承擔的。同時，兒孫在側，有了歡聲笑語，也多了一些內心的踏實和居家的溫馨?！盵4]157

第三，就夫妻軸而言，通過上述失衡性支持與協商式的親密關系的闡述，不難看出，親子關系是滲透到夫妻關系中的。即使在當代中國，夫妻軸仍然不成熟。親子關系經常優越于夫妻關系，母親與已婚兒子的關系，又往往成為最具優越性的一種關系。

第四，就親子關系而言，中國的很多年輕父母都依賴自己的父母來幫忙撫養孩子，對孩子的事務也缺乏獨立的決策力，祖父母/外祖父母對孫子女/外孫子女的事務具有重要的決策權。

因此，當代中國的家庭結構形態與西方的核心家庭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女性主義法學研究并不是在核心家庭范疇內展開的，而這種家庭本質上非核心化的重要標志即祖輩育孫。根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我國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不足4%，有超過80%的嬰幼兒由祖輩參與看護與照料(1)參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有關情況——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年5月10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材料》，2019年5月10日，https://www.sywsnet.com/xfjianshe/770.html，2019年8月28日。。照料模式則因城鄉而有所差別，在城市主要為父母與(外)祖父母協同照管幼兒；而在鄉村，某個時期(孩子入學后)則完全由(外)祖父母照管[5]124-126。

中國祖輩育孫的現象與國家的制度安排及獨生子女政策緊密相關，但最核心的原因仍是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如一些學者所言：從文化觀念而言，中國傳統的家族主義倫理是一種維護和促進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社會穩定的價值體系，因血緣關系聯結起來的親屬之間具有一種特殊的、自然的親密關系，彼此承擔無條件的、無限的相互照顧和扶持的責任與義務[6]。祖輩育孫的現象說明，中國的家族成員尤其是直系親屬成員之間的關系至少在三代之內都是緊密的。

除上述情況外，在其他方面，家族對女性的侵犯性活動也非常普遍。

第一，針對女性的暴力。在中國，對女性施予身體、精神、語言等各方面暴力的主體并不限于伴侶，血親或姻親長輩對成年女性施加暴力，尤其是語言暴力的情況，仍然十分普遍。在部分偏遠、落后地區，殘酷的身體迫害也并不是沒有。

第二，女性與結婚(權)。中國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被逼婚”，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青年到了適婚年齡而未能結婚的，有相當大比例的人被父母逼婚，其中女性被逼婚的比例高于男性[7]110。

第三，女性與生育。計劃生育政策下，女性的生育決定權屬于國家；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后，女性的生育決定權屬于家族。無論生育權由哪個主體控制，中國女性的生育權都不僅是與伴侶的博弈，更是與整個家族的博弈。

第四，女性與職業。中國有相當大數量的女性在選擇職業時是不能自主的，她們必須考慮家族成員的意見，在女性是獨生女的情況下，還有可能承擔承繼家業、光宗耀祖的重負。中國有大量女性的職業選擇受到家族的干預，雖然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但在中國，這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

第五，女性與教育。其中至少存在兩個問題：女性為了家庭其他男性成員被迫放棄受教育的機會或繼續深造的機會；女性在教育路徑的選擇上存在自主權不充分的問題。比如，在填報高考志愿時(按照正常學齡，這時的女性大都已滿十八周歲，即已經成年)，相當大數量的家長對專業有決定權，罔顧女性本身的意愿與志向。同樣的，在中國有大量女性受家族干預而不得不選擇自己厭惡、不喜歡或是不甚喜歡的專業，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但這同樣也是一個廣為人知的事實。

綜上所述，中國女性主義法學的研究并非核心家庭范疇內的，而是家族化范疇內的。家族化范疇包括中國家族成員和圍繞家族而展開的主要社會關系及其影響，以及這種關系中所存在的壓迫與支持。

二、家族化的理論支持

對當代中國女性與家族緊密相關的現象進行解釋，可借助眾多的家族化理論。對本文而言，鑒于美國女性義法學的顯著地位，在創建中國的理論時需要有中美比較的視角。許烺光的家庭結構理論是一種大規模的文明比較的理論，他對中美家庭所做的細致對比，為理解中國女性與美國女性在家族中的境況奠定了良好基礎[8]。但是，他的分析具有明顯的男性中心意識，不足以完全揭示女性在家族中的處境與地位，而李霞的女性親屬關系理論[9]則便于觀察以女性為“己身”的視角下的親屬關系結構。

(一)家庭結構理論與婚姻關系理論

許烺光在其《徹底個人主義的省思》一書中提出了“親屬之匙”的概念與人類的社會中心模型，也叫人類的社會心理均衡圖[8]244。根據其描述，人類的社會心理均衡圖由外至內共分為8層：第0層為外在世界層，包含與個人無關的他人、神祇、意志等，它們雖然存在于這個世界，但與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無關。第1層為較廣的社會與文化，包括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但與個人無關的人、事，譬如對美國白人而言，印地安人即是這樣的存在。第2層為運作中的社會與文化，這一層里的人、事與己身有關，彼此有可用價值，但是，己身與這類人、事不存在強烈感情或是無感情，譬如老板與員工。第3層為親近的社會與文化，其特征是“我們用情感紐帶來聯結所有相關的人、物與(行為)內涵。我們對他們有強烈的感覺。一旦喪失了、遠離了、或破壞了他們，我們在情感上便會存在困擾”[8]245，包含人、信念、神以及其他構成一個人“親密的社會與文化”世界的所有事物，譬如摯愛的戀人、珍愛的項鏈等。第4層為可表現的意識,意指比較容易溝通又容易讓他人了解和對應的感情表現或行為表現。感情表現如愛與悲傷，行為表現如用特定的肢體動作表達某種態度。第5層為未表達的意識，指因為各種原因隱藏起來，不愿向外表達或難以對外表達的意識。第6層為前意識。第7層為無意識。后兩種意識最為核心，出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論。

那么，這對于認識中美兩國家庭及親屬關系有何用處？許烺光認為，中國人與原生家庭的親密關系貫穿一生，家庭成員始終處于中國人社會心理均衡圖的第三層，而以美國人為代表的西方人與原生家庭的親密關系會逐漸終止于成年，“雖然父母、兄弟姐妹與親戚，在西方社會也是一開始就占有一個人的第三層，但西方人最終會將他們逐出第三層”[8]249。

在中美婚姻的差異方面，許烺光的觀點是，對于中國人而言，在子代結婚后，父子軸仍然是子代婚姻中的主軸，即父子關系仍然是最具有優勢地位的關系，“對于中國人來說，男性與雙親之間的關系是持久的、長期的，這一關系的核心性和重要性可使其它一切私人關系都相形見絀，處于次要地位”。在這種體系中，“雙親可能比兒子本身對于未來媳婦的意見更多……在此體系中，即使是已婚的伴侶也可能盡量疏遠，因為他們常將對于父母親的責任和義務，擺在對彼此的責任義務之前。習俗上會強烈反對配偶間公開親熱的表現，代之而起的是他們要展現出侍奉長者(尤其是男方)的熱心。在婆媳不合的情況下，丈夫必須站在母親這邊來反對妻子，尤其是在公開場合中?！盵8]280在美國社會中，情況則完全不同，在那里，夫妻軸是主軸，即夫妻關系是最具有優勢地位的關系，“我們預期父子關系將是暫時性的關系。在年輕人結婚以后，父子關系很可能傾向于結束或者近乎結束。之后父母對子女不再有那么強的權威。夫妻間的聚合比所有其他關系優先，配偶的選擇最少在理論上完全由即將結婚的年輕人自己掌控。不僅父親或母親沒有權力為子女提出離婚，若兒子不顧妻子的抗議，和父母有任何過度的親密舉動，都可以引發嚴重的婚姻失和”[8]295。

(二)女性親屬關系理論：婆家與娘家

許烺光是站在父系這一脈上討論婚姻與家庭的，在他的著作中，我們看不到女人的形象；雖然有時候會隱約出現母親的形象，但她們的樣子是那樣呆板、缺乏生氣，以至于“母親”只會在“雙親”“母子”這樣的詞組中被概括提及。在他所列舉和討論的親屬關系中，也只有父子、母子關系，而沒有父女、母女關系；只有兄弟關系，而沒有姐妹關系；對姻親關系提及的也非常少，兒媳的形象被兒子遮蔽，而女兒與原生家庭的關系則被完全忽略。筆者并不愿給上述立場貼上男性沙文主義的標簽，而更愿意將其界定為不自覺的男性中心意識。

而李霞的《娘家與婆家：華北農村婦女的生活空間和后臺權力》則是帶有女性視角的文化人類學研究[9]，該研究成果為筆者研究女性在家族中的處境奠定了重要基礎。該研究的基本范疇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建立婆家—娘家結構?！捌偶摇薄澳锛摇北臼且粚γ耖g俗稱，但李霞將其上升為學術研究的基本術語，并借此揭示出女性親屬關系的基本結構?！罢纭锛摇?、‘婆家’這兩個名稱本身所顯示的，這兩類家庭的核心人物都是作為女性長輩的‘娘’和‘婆婆’”[9]175，在這一分析范疇下，婆媳關系、姑嫂關系、母女關系、妯娌關系等女性親屬關系得到凸顯，與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和體會強烈呼應。第二，批判制度視角與男性視角。所謂制度視角，是指“從父系制這一基本制度，即從父系繼嗣關系和父權等級結構的制度性層面來理解中國的親屬關系”[9]12。在這一制度視角下，漢人親屬關系制度的完整內容包括：父系血統承嗣、婚后從夫居(2)李霞在此處采用的是“從父居”這一表述，但后述部分及大多數學者都采用“從夫居”這一表述。的居制、父權制構成的組織框架，再加上以儒家親屬倫理為代表的意識形態[9]12。所謂男性視角的基本含義應為“無論是對漢人親屬稱謂體系的研究，還是對宗族組織這種父系嗣群或對宗親關系的研究，甚至包括不少姻親關系研究……設定的‘己身’是已婚男性……主要關注父系方面的親屬組織和已婚男性的親屬關系”[9]3。第三，采用實踐視角與女性主義視角。所謂實踐視角，是指人類學研究中注重人的能力性與實踐活動的視角。李霞將該書所論述的女性親屬關系實踐的核心概括為“在娘家—婆家關系網絡中構建和經營自己的生活家庭”[9]20。這里具有三個方面的含義：(1)女性是行動的主體，是親屬關系的積極構建者和經營者；(2)生活家庭是女性親屬實踐的落腳點；(3)女性的親屬關系實踐是在娘家—婆家這個結構性框架中進行的，其所建立的生活家庭嵌于這一框架中[9]20。所謂女性主義視角，李霞將其稱為“性別視角”，主要是指將女性設為“己身”，注重對女性親屬關系(如婆家與娘家)的考察。

(三)兩種家庭景象、兩種親屬網絡的比較

在制度視角與男性視角下，我們看到的是制度家庭的景象，這種圖景下的親屬關系網絡呈樹狀，以父系關系為主干。而在實踐視角與女性視角下，我們看到的則是“生活家庭”，生活家庭是一種生活空間，家庭成員的情感、策略、行為形成家庭的權力關系及社會網絡。生活家庭與制度家庭的區別是：(1)生活家庭是一個生活單位，日常的家庭生活實踐構成其主要內容，包括家庭事務、成員關系、成員需求。(2)在生活家庭中，夫妻關系、親子關系受重視，以情感為基礎。(3)生活家庭相對獨立。女性正是以生活家庭為中心，構建出一個雙頭型的親屬關系網絡：中間是自己的生活家庭，兩頭分別是娘家和婆家。

李霞借用被調查對象——張村(3)據作者介紹，該村在行政建制上屬于山東省濟寧市嘉祥縣瞳里鎮。女人一生的角色印證了上述結論?？v觀女性的一生，婆家與娘家對她的生活空間都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她的親屬體系與親屬的疏近程度并不完全受制于父系制下的親屬等級規范。

除婆家、娘家之外，該研究的另一個關鍵詞是“后臺權力”。父系制框架下的制度性權力是“前臺權力”，而實踐中的權力則是“后臺權力”，其基本內容是：“在一個被界定為父系父權的親屬制度下，女性在家庭生活和親屬關系互動中發揮著核心的影響力?！盵9]226從屬性上講，這種權力是一種情感權力，長期的情感依賴、情感給予和情感交流是她們獲得權力的基本方式，而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除了語言，還有行為。在家庭生活中，這種行為的主要形式是以衣食為核心的家務勞動，“俺娘做的糕”“俺娘套的襖”都是沉淀在心中的感情象征。情感在主流的親屬研究、家庭研究中一直是被忽視的，但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中國家庭間的感情的結構是一個被忽略而極重要的研究對象，從這里我們可以解釋很多中國文化中的特征”[10]159。

最后，李霞認為，“(隨著)父系制所代表的代際等級、性別等級、家庭觀念等‘前臺’制度的逐漸衰落，以往處于后臺的生活空間(以生活家庭和娘家關系為代表)開始走向生活的前臺”[9]230。

上述兩種理論清楚地印證了現實觀察：中國女性終其一生深處于三種家庭——自己的核心家庭、娘家、婆家——所構成的家族關系中。中國女性既在這種關系的支持中，也在這種關系的壓迫中：一般而言，成年前，她們處于家長的絕對權威下，缺乏來自國家和社會的保護，缺乏隱私權、自主權；成年后，她們面對許多重大問題(如學業、職業與婚姻的問題)時，都要主動考慮或是被動接受家族成員的意見和干預。與此同時，她們也易于獲得來自雙方家族的支持，無論是在經濟上、感情上還是精力上?？傮w而言，現代中國女性的行事精神一方面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個人主義的，追求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另一方面則受根深蒂固的家族主義的影響，需要顧全家族成員的利益、團結、意見與感受。

三、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的建構

厘清現實的中國女性形象是創立新的女性主義法學的出發點，家族化的解釋模式為新的女性主義法學提供了理論支持，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建構與現實和理論相適應的女性主義法學。

(一)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的概念和核心主張

本文涉及三個核心概念：美國女性、中國女性、家族。在此，有必要先做一個說明，即所有以群體為對比對象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抹殺特殊性與例外情況的問題，因此，它是不夠完全和復雜的。但是，這種研究又具有必要性，因為它能夠揭示“平均人”的典型狀況。筆者的研究也具有同樣的特性。在行文中，所謂的美國女性更多是指生活于美國的白人異性戀女性以及被白人文化同化的其他各種族、各原國籍女性，沒有過多關注不同種族、不同原國籍女性的特殊性。所謂的中國女性，更多是指生活于中國的漢族異性戀女性以及被漢文化同化的少數民族女性，沒有過多關注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女性的特殊性，如云南省部分存留母系氏族文化的地區的女性。

什么是家族呢？許烺光并沒有對家庭、家族或宗族進行非常明晰的界定，他在《宗族·種姓·俱樂部》一書中只對宗族進行了界定：“宗族與基于婚姻原理組織起來的家庭不同。宗族主要來自單系大家庭的擴張，以血緣原理為基礎?！盵11]64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家”在中國是一個含義具有很大伸縮性的詞，既可以指夫妻及未婚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指由父母和各自結婚分家的兒子們所組成的大家庭，甚至還可以包括叔伯子侄等的家庭。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中說：“家庭這個詞，人類學家普遍使用時，是指一個包括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的生育單位。中國人所說的家，基本上也是一個家庭，但是，它包括的子女有時甚至是成年或已婚的子女。有時還包括一些遠房的父系親屬?！盵2]21無論如何，一般中國家族研究所界定的家庭范圍肯定是以男性為中心，以父系親屬為半徑的，而通過上述對李霞著作的敘述，我們可以確定，其中的家族一定是自家、娘家與婆家的組合。

但是，因為娘家家庭成員與婆家家庭成員均可擴大至整個村莊或整個同姓，所以，必須要對娘家與婆家的成員進行限定，限于一等親、二等親(4)一等親指父母、子女，二等親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孫子女、外孫子女。，及一等親、二等親的配偶及子女，并根據情形需要再行限縮。使用“家族”而不是“家庭”一詞，則是因為美國人所謂的“家庭”由父母及未成年子女構成，結構及角色簡單；而中國的“家庭”則不同，結構、角色復雜，代際層次多，采用“家庭”一詞可能會給人造成美式核心家庭的印象?！凹易濉币辉~則易于使人聯想到成員多樣化的狀態及原生家庭、新建家庭的聯合(中美女性處境比較參見表1)。

表1 中美女性處境比較

另外，需要說明，中國古代社會及法律的家族本位主義已是學界共識。中國古代社會家國不分，家是國的縮影，國是家的放大。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家庭，男性長者為家長，家長是整個家庭的法律責任承擔者，族長是族內糾紛的處斷者。親屬間的殺傷、盜竊和奸非的犯罪與懲罰，在法律上完全不同于常人間的。同時，法律規定親屬間的容隱是家庭成員間的權利和義務。于女性而言，古代法律和家法族規中的“三從四德”、守節義務、“七出”的離婚規定、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裹足、童養媳、殉葬等，使女性處于家族和男性的雙重壓迫之下。同時，我們也會在其中發現某些對女性減輕處罰或寬松優待的律令法典和司法實踐，與其說這是法律對女性這一弱勢群體的特殊保護，倒不如說是對女性的長期和可持續的利用。

這里提出家族女性主義法學并不是回歸家族本位主義，而是像美國的支配女性主義法學一樣，將“家族女性主義法學”作為一個描述性概念，而不是用以支持家族本位立場的規范性概念。家族女性主義法學所確認的中國女性身份具有另一種復雜性，她們處在男性、社會制度和家族的三重關系中，后兩者服務于男性中心觀念。男性中心觀念有著廣泛的社會制度安排，往往更深地嵌在家族本位中，使男性中心觀念具有更強的支撐力。這三重關系中均存在對女性的干涉與支持，其中干涉又大于支持，兩種力量混雜一處。在中國，家族尤其是父母對子女的干涉，比丈夫對妻子的暴力，更有可能被認為具有天然合理性。而且，基于對“愛”及其邊界的認識——父母對子女的一切行為均是基于愛且父母對子女的愛可延及子女終生及大部分事務，家族對女性的干預被人們普遍接納。另外，由于其他制度與條件的缺陷，比如保姆行業、社會養老尚不規范與成熟，家族支持表現出重要的作用。干涉往往借助家族發生，加強了女性與男性地位的不平等。因而，不破除家族本位思想，男性中心主義就難以被完全摧毀。家族女性主義在反對家族干涉的同時，又基于家族對女性的支持，表現出對個人本位及建立以個人本位為基礎的家族親密關系的追求。

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的基本訴求是通過法律的介入，幫助女性解除來自家族的干涉，肯定家族對女性的支持，賦予支持者一定的權益與地位。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的核心主張是，中國女性要擺脫男性中心論及其制度，首先要從受家族干涉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同時使受家族支持的關系正當化和規范化。鑒于主要任務是通過擺脫受家族干涉的關系而實現男女平等，中國女性的若干重要權利需要在考慮上述家族性的情況下給予保護。

(二)家族女性主義視角下的中國女性議題

問女性問題(asking the women question)，是女性主義法學的一個基本研究方法。隨著現代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的成熟、后現代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的批判與反思，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幾乎關照到了女性生活的各個方面。Cynthia Grant Bowman等的《女性主義法學：案例與資料》(第四版)歸納女性議題最為完整[12]，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有如下六項：第一，針對女性的暴力，主要內容為殺害、強奸、賣淫、家庭暴力及色情作品。第二，女性與生育，主要內容為生育控制、流產、胎兒利益保護、代孕及輔助生殖技術、強制剖宮產。第三，女性與結婚(權)，主要內容為夫妻關系平等、家務分配、離婚對女性的不利影響及女同性戀者的結婚權。第四，女性與子女，主要關切職業女性因照顧子女而承擔兩份工作的困境以及公共輔助育兒機構如何發展的問題。第五，女性與教育，包括女子學校是否應招收男生的問題、仇恨言論的問題，當然也包括老生常談的女性入學不平等的問題等。第六，女性與有償工作，關心的問題包括職場“玻璃天花板”、母親在工作場所如何哺乳、工作場所性騷擾、種族與性別交叉歧視、同種工作女性工資較男性低、性別刻板印象及職業儀表的問題。

以此為基準，筆者發現，中國的女性議題可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與美國女性完全一樣，可稱為“與美國女性議題雷同的中國女性議題”，它們是：殺害、強奸、色情作品；胎兒利益保護、代孕及輔助生殖技術；女性身份權與財產權；女性面臨的雙重工作，如何發展公共輔助育兒機構；男女入學不平等；母親在工作場所如何哺乳、工作場所性騷擾、同種工作女性工資較低、性別刻板印象、要求女職員具備特定職業儀表。這些議題可因襲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的理論與實踐進行研究。

第二，有一些雖然有差異，但是可以用美國女性主義以及美國女性主義法學的分析工具進行解釋，稱為“與美國女性議題有差別的中國女性議題”，國內目前的分析范式基本屬于這種。譬如有關賣淫的議題，中國的關切具有特殊性，女性主義的討論基本是二分法：賣淫是針對女性的暴力，應該取締；賣淫是女性的自由選擇，應該保護行業內性工作者的合法權益。當然也有騎墻論者。但是，我國政府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即決定取締賣淫行業的原因，是基于一種道德認識，即賣淫嫖娼活動有害社會良好風尚。所以，我們的關切在于，賣淫活動及該行業的存在是否影響了社會風尚。

在女性與生育的議題中，中國與美國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焦點差異。首先，在流產方面，美國的主要爭議在于人是否有干預上帝的權利、胎兒是不是人、流產是不是謀殺；我們當下的核心關切卻是低齡未婚人群的流產問題。其次，在剖宮產方面，美國的主要議題是醫生在什么情況下有強制實施剖宮產手術的權利，基于宗教上及醫學上的認識，美國人非常忌諱剖宮產；而中國的議題卻大不相同，主要是剖宮產過分自由、普遍的議題。

在女同性戀者結婚權的議題上，中美兩國也存在一些論證重點上的差異。在對待同性戀者的議題上，中美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都將同性戀視為不符合社會規范的人，但排斥程度有較大不同。在美國，這個議題主要是宗教認識與人權認識的矛盾，最不能容忍同性戀者結婚的主體是保守群體與宗教人士。在中國，自古以來，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都沒有過分極端，更沒有法律制度專行對同性戀者的迫害。但在中國，最不能接受、最不能容忍同性戀者的主體是其家族成員，主要原因是這種個人的“特殊性”影響了或有可能影響到家族承繼與家庭人口繁衍。

在女性與教育的議題上，美國存在因種族和宗教而產生的仇恨言論，中國不存在種族議題，宗教議題亦甚少，但是，我們有一個類似于種族議題的議題，即城鄉差別、個別城市人歧視農村人的議題。之所以說這兩者具有相似性，是因為他們都以人的出身和身份為歧視依據。

第三，中國與美國不同的女性議題。在這些議題上，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力不可逮，即“中國女性及女性問題的家族化”，這就是本文開篇所提出的，中國女性深受家族關系的束縛，中國女性的這種狀態來自兩種情緒的混合：受干涉的痛苦與受支持的感激。這種家族化現象反映在以下議題中：針對女性的暴力、女性與結婚(權)、女性與生育、女性與子女照料、女性與職業、女性與教育。它們構成了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或討論議題。

四、與既存女性主義法學流派的關系

女性主義法學流派眾多，最有影響力的流派有六支，分別是：自由女性主義法學、支配女性主義法學、文化女性主義法學、交叉女性主義法學、自治女性主義法學、后現代女性主義法學。

自由女性主義法學主張女性與男性的相似，甚至是同一，要求給予二性完全平等的待遇。他們否認久已有之的一種觀點：性別差異是由生理決定的，因此是不可改變的。這一代的女性主義法學家力求廢除聲稱為保護女性而建立的男女有別的法律系統。

支配女性主義強調男性和女性在權力方面的不平等，并且詳述了男性主宰是如何實現的，其對包括自由女性主義在內的自由主義進行批判，聲稱求助于已經確立起來的概念，如隱私、客觀性、個人權利，對提升女性權力沒有什么用處，還會使現狀合法化。這支更激進的流派提倡對法律進行更為根本的變革，以消除對整個女性階層的歧視。支配女性主義的一個基本議題是描述法律系統是如何致力于維護男性的支配地位的。

文化女性主義和支配女性主義一樣興起于19世紀80年代，同樣對自由女性主義提出了挑戰。該流派勝過其他流派的特點是，它既確認又贊美女性之于男性的不同。它起始于明確表達女性解決問題、看待問題以及構建身份的方式。文化女性主義者認為，使女性“不同的聲音”在女性問題，如人際關系及照顧、哺育等方面產生積極價值，可以在法律中找到一個更好的表達方式。與自由女性主義者不強調女性相夫教子的角色相反，文化女性主義者尋求各種方式支持與女人相關的母性及其他傳統活動。

19世紀9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法學家對女性的認識進一步復雜化。首先，研究者將注意力轉移至女性群體內部的多樣化方面，提出鑒于女性群體身份的復雜性，需要制定一個不那么“宏偉”的目標，即從不同女性群體的視角出發來考慮法律政策，用以代替一個聲稱能包羅萬象的女權主義策略。這就是所謂的交叉女性主義法學。

對性暴力的關注，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宰制女性主義者的言論，催生了人們多方面的不滿。人們認為女性主義執著于女性的受害者形象，未能充分解釋女性做出反抗、抉擇的能力以及促進社會中性別所具有的文化意義的能力。一群“性積極”女性主義者嘗試尋求性的快感和女性的性自主，并努力擺脫將性描述為危險行為的言論，從而形成了性積極女性主義法學。而另一部分女性主義者則超越了性關系，建構了更多關于女性自主權和自我引導能力的一般性理論，以期闡釋第三世代的自主觀念。他們系統地提出了女性是如何在組織和意識形態的制約下被迫做出戰略選擇的理論,形成部分自治女性主義法學流派。性積極女性主義與部分自治女性主義被統稱為自治女性主義法學。

除批評自由女性主義和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將非特權女性的聲音與視角排除在外且忽視了女性力量外，20世紀90年代初，第三代女權主義作家也開始就“不同”與“他性”建立更籠統的理論，并深化對普遍真理、客觀性與中立性的批判。盡管落后于其他領域的同行，法律作家仍然逐漸展開了大量的帶有一種更大學術趨勢特點的學術研究，這種趨勢被稱為后現代女性主義法學。

家族女性主義法學與上述女性主義法學流著一樣的“血液”，它與其他女性主義法學(狹義后現代女性主義法學除外)共同反對男性中心主義，遵循女性主義法學基本的研究方法(問女性問題、實踐推理、提高意識)與立場(打破公私領域分立、個人主義立場)，同時也吸取了部分既有流派的精神。具體而言，首先，自由女性主義追求經濟上、政治上和受教育形式上的男女平等，而家族女性主義取其平等之理念，內容主要體現在婚姻、子女、財產上。第二，家族女性主義與支配女性主義共同反對男性的支配，但其首先要反對家族男性長輩的支配。第三，家族女性主義與文化女性主義共享聯結和關懷的觀念。但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聯結與中國女性所處的聯結截然不同，它是一種平行關系的聯結，而不是家族關系那種縱向的、帶有遵從與被遵從性質的聯結；關懷則是指家族內部的，尤其是來自長輩，特別是娘家長輩的干涉式的愛護。第四，家族女性主義將交叉女性主義關于種族的要素適用于中國人。第五，家族女性主義贊成自治女性主義關于女性也是策略行動者的主張，而與狹義的后現代女性主義沒有多少關聯。

家族女性主義法學與既往女性主義法學流派的區別在于其從外部框架上對中國女性所面對的特殊現實處境給予了充分的考量，通過對外部范疇的歷史研究、比較研究與總結評價來分析女性主義法學的內部要素，從而更合理地界定中國女性主義法學的內核。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的獨特性在于，它對美國女性主義法學上的私人領域進行了全面反思與替換(以表2為例)，將美國以夫妻關系為軸、親子關系為補充的核心家庭及家庭中的私生活替換為中國的家族及家族中的群體連帶生活，這是任何一支女性主義法學流派都未關注到的。在此意義上，家族女性主義法學是對既存女性主義法學的補充，豐富了女性主義法學的思想庫，而不是既存女性主義法學的中國版，也不是要替代既存女性主義法學。它的研究意義和現實價值也是超越國家范圍的。在儒家文化傳統國家中，家族女性主義法學具有溢出效應。

表2 中美女性私人領域對比

五、家族女性主義法學的研究方法、立場和實現策略

(一)研究方法與立場

家族女性主義法學雖然異于女性主義法學中的任何一支，但其仍屬女性主義法學陣營，因為該理論流派遵守女性主義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與立場。

女性主義法學雖然也使用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與社會學研究方法，但也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Katharine T.Bartlett在《女性主義法律方法》一文中提到的三種方法[13]829-830在女性主義法學界享有較高的聲譽，它們分別是：

第一，問女性問題、問與女性相關的問題、問女性疑惑的問題、問女性不滿的問題。比如，當工作責任與家庭責任沖突時，為什么女性被要求想辦法解決家庭問題，而不是要求工作單位改善條件。問的目的是發現實踐中存在的真正的女性困境，以揭露法律是如何悄無聲息地使女性及其感受與訴求隱形的，現代法律是如何使女性處于不利地位的，以及如何才能糾正上述弊端。

第二，女性主義實踐推論(feminist practical reasoning)。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與男性有不同的推論方式，男性更相信普遍原則、概括和演繹。而女性則不同，她們在進行推理時除了依靠男性使用的推論方法，還注重考慮其他復雜因素，比如目的、手段、政治和道義因素，從而得出更符合實際、更公正的結論。

第三，提高意識(consciousness raising)(5)“consciousness raising”在國內一般被翻譯為“提高覺悟”，筆者認為這種翻譯具有誤導性，因為“覺悟”一詞在中國當前具有鮮明的政治化色彩，而此處的consciousness是指女性對自身問題的敏感性。。提高意識最早的方式是聚集在一起闡述、分享自己的經歷，使女性認識到任何個別女性的體驗都是女性普遍的體驗。這種體驗不是輕微的，而是明顯的；不是個體問題，而是制度性問題；不是個人的，而是政治的?，F在，這種聚集與分享的方式變得更加多樣，大眾媒體、行為藝術、游說、訴訟、寫作都可以成為分享、公開女性體驗和提高意識的重要方式。

本文堅持女性主義的兩個基本立場：一是堅持打破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二元結構；二是堅持貫徹個人主義價值取向。

有關打破公私二元結構。在西方，從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世界就分為兩個領域：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意味著政治、公共生活、社會文化和男人；私人領域意味著家庭、私人生活、自然和女人。這兩個領域相互隔離、相互獨立，不可溝通、不可流動。到了近代，以John Locke和Thomas Hobbes為代表的哲學家們一方面聲稱所有成年人生而平等，均有權參與政治生活與政治決策；另一方面卻將妻子歸屬于毫無政治權利的私人領域。女性主義者對這一矛盾的解釋是，在John Locke和Thomas Hobbes等人論證政治權力起源時，他們的立場是反父權的，但在進一步論證私人領域的權力時，又變成了父權主義者。其結果就是，女性名義上可以存在于公共領域并有政治表決權，實際上卻仍被局限于私人領域且被控制。而自由主義所鼓吹的私人事項自治主張，又使私人領域成為不受法律調整的“法外領域”，其結果是，身處私人領域之中的女性的權益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與救濟。為此，女性主義者提出打破公私領域分立，并提出了一些策略：一方面將私人領域的事務轉變為公共領域的事務，比如育兒社會化；另一方面則將法律引入私人領域，比如立法制裁家庭中發生的強奸與暴力行為。

至于個人主義，則是法學研究中一個基本的知識范疇。個人主義是指“一種政治和社會哲學,高度重視個人自由,廣泛強調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來約束的個人或自我……作為一種哲學,個人主義包含一種價值體系,一種人性理論,一種對于某些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行為的總的態度?！盵14]本文堅持認為，女性個人的自我控制、自我主宰具有重大意義，不應受家族干預。

總而言之，打破公私分立與貫徹個人主義這兩個立場在本研究中具有高度連貫性——將法律的觸角延伸至私人領域中，正是為了打破中國當前仍然存在的家族主義，實現女性的個人自主。

(二)實踐策略

女性主義法學是一個具有極強實踐性的學科領域或法理學分支。女性主義法學存在的目的從來都不是解決純理論問題或純哲學問題，而是將理論應用于實踐，切實改變女性在實際生活中的困境。因此，將理論變為實踐的策略成了女性主義法學的重要議題。

策略一般用來指可以實現目標的方案集合以及根據形勢發展而制定的行動方針和斗爭方法。女性主義法學策略一詞，具有策略的一般語義，是指女性主義法學家為了爭取女性權益而采取的行動方針和斗爭方法，另外，它還是一種游走于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運動，這一運動是由一系列靈活多變的參與和抗爭活動所構成的。策略具有一個基本性質——既可能是萬全的，也可能是有偏重的，甚至帶有犧牲性的。有些策略不得不專注于謀取更大利益，而犧牲較小的利益。女性主義法學家提出的策略常常具有偏重性，并可能對女性利益帶來負面影響。

策略往往誕生于困局。早期，為了使女性及女性問題處于中心地位或至少避免被完全邊緣化，女性主義法學家才自立門戶，創建女性主義法學。之后，各流派又基于對女性、女性處境、女性問題的不同理解，對迫切矛盾、立法與司法環境、時代特點、既有女性主義法學流派之盲點的不同認識，制定了各自的策略，以期爭取女性權利、加強對女性權利的保護。這些策略依其方式可劃分為如下類型：第一，發起運動，改變社會偏見與意識，墮胎權運動即是如此；第二，促進國家立法，將女性權利寫入法律；第三，發起個案訴訟，將涉及女性權利的典型案例變為判例；第四，提出新理論、新概念，如MacKinnon將不受歡迎的性表示概念化為“性騷擾”，便于女性對此類騷擾提起訴訟；第五，否認或部分否認傳統法律理論，如West認為自由主義的“分離命題”是錯誤的，而提出“聯結命題”。

家族女性主義法學有同樣的雄心。新中國建立至今，我們將對女性及女性權利的認識轉化為實效的制度的方式僅限于立法，而立法往往又是自上而下的，這種方式具有局限性：第一，缺少對民眾的意識洗禮與帶動，官方與精英學者制定的法律往往不被普通女性群體所知曉，甚至需要；第二，女性群體的體驗與經歷無法傳達至官方、精英學者及立法者層面。對此，可根據特定的歷史條件及女性的迫切需求采用綜合的策略行動，將女性主義法學理論轉變為具有實效的社會規則。筆者認為，家族女性主義法學必須認識到立法方式的局限性，借鑒美國的行動策略，使這一理論產生實效，并為其他理論的傳播提供一種典范[15]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