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生活滿意度對警察信任感的影響
——基于“網民社會意識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

徐明杰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 100038)

一、引言

近年來，從雷洋事件、云南孟連的警民沖突事件到警察日常執法，警民不和諧現象時有發生，致使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度有所下降。民眾對警察的信任程度，左右著公安機關執法權威的強弱，也直接影響著警察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還對警察的執法環境起著塑造作用。因此，對警察信任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警察信任是“公民對警察有技術能力的角色行為期望和對信用義務、責任的期望”[1]。警察信任感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媒體引導、社會治安、政治參與、國家政策、警察自身素質、執法水平等等。當前國內對于警察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效能感、政治參與、社會治安、社會階層、公民法律意識、媒體輿論等方面。國內學者對民眾生活滿意度與警察信任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生活滿意度是指個體基于自身設定的標準對生活質量做出的主觀評價,是衡量某一社會人們生活的重要參數[2]。相關研究發現，個體對生活滿意度的評價主要來源于政治、經濟、安全感、幸福感等各方面的綜合衡量，并且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推論的科學性，本研究將生活滿意度降維為4個主成分因子進行研究，分別是經濟層面——年收入水平，政治層面——民主政治滿意度，社會層面——社會秩序(安全感)，個體主觀層面——幸福感。本研究以“網民社會意識調查”數據為基礎，對警察信任感和個體生活滿意度進行實證分析，力求縷清二者的相關性，為警察信任建設提供理論支撐。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

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對警察信任感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其基于不同理論和各個視角，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研究，認為警察信任是由政治、經濟、社會、媒體以及個體經歷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國內主要研究概況

李峰基于上海的相關數據，從戶籍和同期群兩層面進行研究，他認為，當地居民比外來人口更信任警察，“80后”外來人口比“80前”更信任警察[3]；吳樂從公眾法律意識角度，研究發現公眾法律意識的增強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對警察的信任[4]；胡榮從政治效能與政治參與兩方面進行思考，認為外在效能感和社區基層選舉能夠增進對警察的信任，內在效能感和公眾的抗爭顯著降低了對警察的信任；王淑萍基于期望差異理論，研究發現，民眾對警察的信任度=感知力量-民眾期望；從階層角度來看，王永杰等的研究認為，主觀階層認同對警察的信任存在明顯的負向相關，而客觀階層認同影響微弱；衛莉莉、嚴潔研究發現社會治安評價與警察信任具有相關性；宋小尊則從沖突論視角研究認為，公民的安全感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對警察的信任感[5]。

國內對警察信任感的研究視角廣闊，具有相當的理論和實際意義，大部分利用實證研究的方法，研究結果具有科學性，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較為吻合。

(二)國外主要研究概況

國外學界關于民眾對警察信任感的研究最早始于貝爾曼[6]。大體來說，國外學界對警察信任感的研究大致形成以下幾種不同的觀點和角度：托馬斯和海曼將種族、性別、年齡、收入、教育、職業威望、犯罪的受害程度和居住因素等變量進行比較后，認為種族是預測民眾對警察信任的最佳變量[7]；Ivan Y.Sun等研究發現，個體對居委會(村委會)的信任、法律威懾的可感知性以及生活水平等因素對警察信任具有明顯的影響；Yuning Wu等則認為，戶口、階級、種族等與警察信任顯著相關。還有研究顯示,社會階層與警察信任呈正相關，即公眾對警察的信任度隨著公民階層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另外也有研究表明，客觀階層地位對警察信任影響不顯著[8]。

國外學界對警察信任感的研究較為集中于種族、階層等方面，這與國外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息息相關。其注重實證研究，研究結論與國內學者不完全一致。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對警察信任感影響因素的研究并沒有一致的定論，對警察信任感的研究在民眾生活滿意度方面較少涉及，實證研究相對缺乏，因此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三、研究假設

假設1：人民的幸福感能增強對警察的信任感。

幸福感是民眾生活滿意度的綜合體現。幸福感是指人們基于自身的滿足感與安全感而對生活產生的主觀愉悅情緒，是對生活質量的總體評價和滿意程度。

民眾的幸福感反映于對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在宏觀層次涉及對國家政治、政府領導等的滿意度，在微觀層面涉及對個人生活條件、環境等的滿足感。一個幸福感強的人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充滿熱愛的。警察是社會群體中不可或缺的存在，這一職業對于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對個人的生存發展也存在影響，民眾自身的滿足感與安全感的實現都有賴于警察職能的發揮。毋庸贅言，警察職能作用的發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眾幸福感的高低，而幸福感又直接影響人們的心理感受，因此民眾幸福感的加強也會反作用于對警察的評價，會促進民眾對警察的認同感和信任感?；诖?，提出假設1。

假設2：從社會層面上講，社會秩序穩定能增強對警察的信任感。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安全需求是民眾的基本需求，它也是評價生活滿意度的前提。民眾的安全指數與警察職能是否有效運行密切相關，在社會秩序穩定的環境中，民眾會有更強烈的安全感，亦對警察有積極的評價，也會體現為更高的警察信任感。

此外，在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民眾對社會秩序的直接感受與警察信任具有顯著相關性。社會秩序的好壞決定了民眾的安全感指數，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民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社會秩序越穩定，民眾對公安機關的本職工作就越是認可，對警察就越是信任。相反，如果社會秩序混亂，民眾安全感缺失，就會引發群眾的不安和抱怨，最終降低民眾對警察的信任。一個對社會治安秩序缺乏管控的警察機關是很難贏得公眾信任的，因此社會秩序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民眾對警察信任的程度?；诖?，提出假設2。

假設3：從經濟層面上看，較低的收入水平對警察的信任感起到反向作用。

在韋伯的社會分層理論中，經濟是社會分層的重要標準之一，即根據收入和財富的多寡進行社會分層。在韋伯的理論中，他認為財富可以轉化為權力，可以直接或間接地控制權力代理人，使其為之服務。在社會中個人的經濟地位不僅體現在經濟收入，往往還反映于權力、資源等的占有。經濟地位高的人往往是社會中的主導者，他們掌握著社會的優質資源或決定性權力。警察作為社會權力實施的主體之一，在實施部分社會權力時必定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必然導致少數群體對警察的不滿。在少數低收入水平者眼里，警察代表著高收入群體的利益并為其服務,種種因素的作用最終造成低收入水平者對警察的不信任。據此，提出假設3。

假設4：從政治層面上看，人民對民主政治的認可會增強對警察的信任感。

在學者胡榮的研究中，發現政治效能感與警察信任是密切相關的。影響政治效能感的因素有很多，民主政治的發展就是其中之一。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認可程度決定著民眾對國家政治建設、政治布局等的接受和信任程度，警察作為國家實現管理、實施政治建設的重要國家機器，必然與民主政治發展密切相關，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認可和信任往往體現于對國家機器的認可和信任。據此，提出假設4。

四、數據來源與測量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大學馬得勇教授主持的“2015年網民社會意識調查”數據庫，數據庫公開并免費提供給研究者。該項調查以中國網民為對象，依據2015年CNNIC公布的中國網民男女比例數據進行配額抽樣，采取網上問卷調查的方式，共收集3 781份有效問卷。

(二)變量選取

1.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即警察信任感。測量指標選取問卷中“信任：警察”這一問題作為對警察信任感的測量指標，該項指標有“非常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很不信任”四個選項。

2.自變量

本研究從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幸福感四個維度出發，探究民眾生活滿意度對警察信任感的影響。經濟層面，民眾生活滿意度體現于年收入水平；政治層面，民眾生活滿意度體現于對民主政治的滿意程度；社會層面，民眾生活滿意度體現于對社會秩序的滿意程度。

(1)年收入水平。把問卷中“如果把所有收入都算上，您的家庭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這一問題作為測量民眾年收入水平的指標。依據一般社會觀念，設置高收入(50萬以上)、中等收入(6～50萬)、低收入(6萬以下)三個分類變量。

(2)幸福程度。把問卷中“總體而言，您覺得您現在幸福嗎”這一問題作為測量民眾幸福程度的指標。設置幸福、不知道、不幸福三個變量。

(3)民主政治滿意度。以問卷中“總體來講，您對目前我們國家的民主政治發展現狀滿意嗎”作為指標來測量。劃分滿意、不知道、不滿意三個變量。

(4)社會秩序。根據問卷中“目前我們的國家雖有問題但總體上還是秩序井然，欣欣向榮”這一問題的回答結果來測量。劃分有序、不知道、無序三個變量。

3.控制變量

本研究選取性別、年齡、政治面貌、教育程度等作為控制變量。性別有男、女兩個變量；年齡為連續變量，直接納入模型；政治面貌有中共黨員和非中共黨員兩個變量；教育程度有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苹虮究?、碩士及以上等變量。

五、結果與分析

為了具體分析生活滿意度對警察信任感的影響，在上述變量選取后，筆者先后建立了5個logistic回歸模型(見表1)，數據結果與具體分析如下：

模型1納入了基本的人口學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即性別、年齡、政治面貌及受教育程度等；從模型1的數據來看，性別、年齡、政治面貌等具有統計顯著性,教育程度中，僅“?？萍氨究啤本哂薪y計顯著性。

根據有序邏輯回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相比于女生，男生對警察非常信任的發生比是女生的53.6%，說明男生對警察的信任度較低，這個結果與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

就年齡而言，隨著年齡的增長，民眾對警察的信任感有所下降。

政治面貌亦對警察信任感存在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相比于非中共黨員，中共黨員對警察非常信任的發生比是非中共黨員的1.615倍，說明中共黨員比非中共黨員對警察信任度高0.615倍。中共黨員要在政治上與國家保持高度一致，警察作為國家的暴力機器，是實現國家政治建設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共黨員必然更加信任和擁護警察。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萍氨究葡啾扔诖T士及以上學歷，其對警察的信任度更高，其他受教育程度與對警察信任感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影響，這一因素究竟是什么影響機理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表1 生活滿意度對警察信任感影響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Exp〔B〕:odds ratio)

注:“*”，p≤0.05;“**”，p≤0.01;“***”，p≤0.001。

模型2在原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加入了“社會秩序”這一變量，主要分析民眾對社會秩序好壞的感受對警察信任的影響程度。從數據結果來看，新增的變量對模型1中的控制變量影響不大。然而，社會秩序情況在警察信任感上具有顯著差異。民眾主觀上感覺社會有序的，與主觀感覺社會混亂的相比，其對警察的信任度要高10.049倍。說明，良好的治安狀況和社會秩序可以提升居民對警察的信任感，這證實了假設2。

筆者認為，社會秩序越好，民眾的生活和發展越有保障，因此民眾對警察的認可度和信任度越高；反之，社會秩序越是混亂，越會導致公眾的不滿。一個對社會治安秩序缺乏管控的警察機關是很難贏得公眾信任的，因此社會秩序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眾對警察信任的程度。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民主政治滿意度”這一變量。根據結果我們不難發現，人們的民主政治滿意情況對警察信任具有顯著影響，相比于對民主政治發展不滿意的民眾，對民主政治發展滿意的民眾的警察信任度更高，而且差異明顯，達到4.40倍之多。說明，民主政治滿意度越高，對警察信任感越強。這是對假設4的證實。

筆者認為，警察機關是實現國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國家機器，它與民主政治發展密切相關，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認可和信任往往也體現于對國家機器的認可和信任。因此，民眾的民主政治認可度越高，對警察信任感越強。

模型4進一步納入“幸福程度”這一變量，探討民眾幸福感對警察信任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相比于自我感覺不幸福的民眾，感覺幸福的民眾對警察非常信任的發生率是感覺不幸福的民眾的2.143倍。說明，幸福程度越高，對警察的信任感越強。這證實了假設1。

筆者認為，幸福感是人們對自身的滿足感與安全感的反映，而自身滿足感和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警察發揮職能來加以保障。幸福感強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自身滿足感和安全感得到了保障，警察的職能作用保障了我們的幸福生活，因此對警察更為認可和信任也就在情理之中。因此，人民的幸福感能增強對警察的信任感。

最后一個模型增加了“收入水平”這一變量，主要分析收入水平對警察信任的影響。根據結果我們不難發現，人們的收入水平情況對警察信任具有顯著影響，相比于收入水平低的民眾，收入水平高的民眾對警察非常信任的發生率是收入水平低的民眾的1.553倍。說明，民眾的收入水平越高，對警察信任感越強。這是對假設3的證實。

相對剝奪理論認為，在自身處境、經濟條件等比周邊人更差時，就會產生一種主觀上的剝奪感。這種相對剝奪感很容易導致民眾對警察等公權力實施者的不滿。因此，當民眾的收入水平提高時，其相對剝奪感也會淡化，對警察等公權力實施者也會更加滿意和信任。

六、結論

本文采用有序logistic回歸分析的方法，通過建立5個模型，從政治、經濟、社會和幸福感4個層面抽取反映民眾生活滿意度的因子，分析其對警察信任感的影響，結果顯示：民眾的幸福感、社會秩序穩定、民眾對民主政治的認可、收入水平的提高等對警察信任感的增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民眾生活滿意度與對警察信任感正向相關，即生活滿意度越高，對警察的信任感越強。

警察信任狀況是反映警民關系、社會對警察支持狀況的重要指標；它是社會民意對警察態度的體現,也是警務工作的重要基礎和保障。因此，警察信任建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警察信任建設要統籌社會民生建設，加強民生警務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讓民眾擁有幸福感。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提出的，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人民生活美好，幸福感提高，警察信任自然水到渠成。

警察信任建設要維護好社會治安秩序。良好的治安狀況和法治環境可以提升民眾對警察的信任感。警察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加強監管力度,打擊犯罪,維護好社會治安和社會秩序，進而提高警察執法的公信力，搭建起警察和民眾的信任橋梁。

警察信任建設要著力于發展良好的民主政治。民眾對民主政治發展的滿意度決定著警察信任度，因此，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發展讓人民滿意的民主政治，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