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保糧安，牢記使命為人民
——在中國糧經學會關于糧食流通改革座談會（鄭州）上的發言

□ 丁聲俊

（本文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合作社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在舉國熱烈慶祝新中國70華誕的時刻，中國糧經學會舉辦這次《糧食流通改革座談會》很有意義。此刻，思緒掠過建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崢嶸歲月。70年，砥礪向前，偉大祖國，舊貌換新顏；40載，改革開放，風雷激蕩，譜寫新華章。難忘新中國開國之初，我國進行驚心動魄的斗爭，取得了糧食局勢由混亂到穩定的偉大勝利。難忘改革開放年代，風雨無阻，攻堅克難，構建糧食起糧食產業“四梁八柱”。撫今追昔，不忘初心；展望未來，增強信心；萬眾一心，開創未來

一、開國初戰大捷，取得“不下于淮海戰役的勝利”

開國之初，在剛剛獲得解放的九州大地上，舊中國遺留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貧窮落后的“爛攤子”。

（一）糧價飛漲，局勢動蕩。在建國初期的市場上，通貨惡性膨脹，物價瘋狂飛漲，民不聊生。以商業都市上海為例，物價以天文數字飆漲，而且常常是糧價帶頭飛漲，漲幅遠超其它商品。從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短短10個月，上海糧價竟上漲了近900多萬倍與物價，鈔票幾乎是分文不值了。與糧價飛漲相對照，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收入低得可憐，而且農民的收入幾乎只有糧食沒有現金，農村人均年收入大約200 公斤原糧（40公斤公糧，含薯類和豆類等）。特別要說明的是，就這點兒糧食，大部分為地主和資本家所占有。廣大人民群眾深深陷入貧窮而不能自拔，苦苦掙扎在饑餓線上而不能擺脫。遙想當年，舊中國遺留給新生共和國的“爛攤子”真是目不忍睹！

（二）反復較量，穩定市場。在新中國開國之初，平抑糧價、穩定市場、安定民生、恢復生產，是擺在黨和國家面前最緊迫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嚴峻考驗著新生的共和國，億萬人民對此也寄托著極大的信賴和強烈的期盼!

在這種情勢下，黨和政府迅速采取果斷措施，發起了平抑劇烈動蕩的市場糧價和穩定尖銳緊張的糧食局勢的斗爭。建國之初，國家財政經濟極為困難，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須品都嚴重匱乏，大城市幾乎還沒有建立起國家糧食庫存。同時，國營糧食商業還未及普遍建立起來，不能主導糧食市場。大城市幾乎還沒有建立起國家糧食庫存。而在此時，私人資本家糧商卻占據著優勢，不斷趁機發動進攻，囤積居奇，興風作浪，哄抬物價。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短短11個月里，全國發生4次大規模的物價動蕩，而且糧價暴漲是誘發整個物價波動的首波，給人民生活與社會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據統計，北京市1950年3月的糧食批發價格總指數、比1949年2月上漲了70多倍。上海市1949年5月30日每石（500市斤）大米市場成交價為4200元（舊幣，下同），到1950年2月27日猛漲到28萬元，上漲了66.67倍。與此同時，國外敵對勢力幸災樂禍，加緊經濟封鎖與破壞活動。市場上糧食供求矛盾之尖銳、局勢動蕩之劇烈表明，糧食形勢異常嚴峻。

面對如此嚴重動蕩的糧食局勢，黨和政府果斷采取必要措施，與私人資本家投機勢力反復較量，并節節贏得勝利：一是，中共中央果斷決策，采取統一全國財經工作的根本措施，集中財力物力，平衡財政收支，穩定市場和穩定物價，打退投機資本的進攻；同時掌握市場主導權，控制糧價大起大落，制止通貨膨脹。二是，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其中特別強調“三統一”：統一管理和調度公糧；統一開展全國糧食貿易工作，以及統一組織全國范圍內的糧食調撥。三是，國家充分依靠供銷社和零售公司組織對消費者直接供應糧食，同時國家注重加強糧食庫存量。從1950年9月到1951年9月，國家先后制定了京、津、滬等9個大城市的糧食庫存定額，規定必須保持相當于3個月正常消費量的糧食庫存量。四是，國家一方面減少對農民征收公糧的數量和一律取消地方附加稅，另一方面提高6種糧食的收購價，以保證農民休養生息。五是，加強國家糧食機構，實行統一領導，制定方針政策和任務。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條件下，國營糧食商業逐步發展壯大、取得領導地位。幾番較量，幾番告捷，先后在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春節期間四次擊敗了資本主義投機勢力的興風作浪和猖狂進攻，果斷有力地平抑了市場物價的狂漲，穩定了劇烈波動的糧價和市場。

（三）初戰大贏，實現局勢好轉和穩定。統一財經、穩定物價、穩定市場，是新中國財經戰線上的第一次大戰役。黨和政府領導人民有力地回擊和打擊了各種進攻，以雷霆之磅礴擊敗了資本主義投機勢力的進攻，以萬鈞之威力穩定了動蕩的市場和飛漲的物價，以春風之溫暖驅散了彌漫在廣袤田野上的蕭寒，以號角之響亮喚起了億萬農民高漲的生產熱情，實現了“三個好轉”和“三個穩定”。前者是指：財經形勢好轉，糧食狀況好轉，人民生活好轉。后者是指：市場穩定，糧價穩定，社會穩定。若以1950年3月全國糧食批發價格指數為100，1950年12月為76.61%；1951年12月則為88.29。飽嘗糧價一日多漲之苦的城鄉人民，終于從長期糧價飛漲的惶恐中解脫出來，開始享受到安定的生活，四海同慶的局面。億萬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糧食生產迅速恢復恢復。初戰告捷，為新生的共和國迎接新的經濟建設高潮貢獻了奠基禮。毛澤東主席高度評價說：這次勝利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二、銳意改革勇于創新，構建糧業“四梁八柱”

從1949年到在1978年，新生的共和國已經度過了30個年頭。雖然國民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農業糧食生產發展緩慢，且幾經挫折，農業糧食基礎依然脆弱，農村“一窮二白”的面貌未根本改觀，農民不得溫飽的日子還普遍可見。

反思和審視，讓人清醒和沉重：30年風雨路程，農民仍然貧苦，農業依然落后，農村還很貧窮。從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間，中國糧食生產年均遞增率僅為3.5%。到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僅為3.05億噸，全國人均糧食僅318.7公斤（含薯類和豆類），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33.6元。按照當年極低的貧困線標準，全國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多達2.5億以上。若按照目前的貧困標準線衡量，當時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多達7.5億以上。其中，有4000萬戶農民所占有的糧食，只勉強夠糊口半年，還有幾百萬戶農家，從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濟、或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在那票證繁多、經濟短缺的年代，糧食是最為緊缺的“保命商品”。

歷史的悲劇和嚴重的教訓，終于促使人們警醒與覺醒，喚起人們勇于拉開改革開放帷幕的決心與信心。以1978年改革紀元年為開端，中國九州大地上演繹了一部波瀾壯闊的農業糧食改革開放的壯舉。40年來，糧食產業始終以市場化為取向、以體制改革為根本、以機制轉換為核心，以自主創新為動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深化改革和發展實體企業為重點，以產業化組織經營為途徑，銳意改革、勇于創新，開創糧食產業的嶄新局面。

（一）徹底正本清源，思想路線端正化?；厥赘母镩_放40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成為黨和政府指導“三農”工作的專有名詞。中共中央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發布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對上世紀八十年代乃至整個九十年代農業、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為國民經濟快速成長奠定堅實的基礎。進入新世紀，從2004年到2019年又連續16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每個文件都正本清源、端正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每個文件都有突出的主題和重點，但都是聚焦“三農”，強調“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重溫21個《中央一號文件》，仍然感受到熠熠閃光的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它們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理論觀點，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農村合作經濟理論的中國化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對于“三農”的改革開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結成了偉大實踐成果。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照亮了中國農業糧食改革開放的征程，洋溢于重大文獻的鮮明特點依然光輝閃閃：一是具有思想的新境界與新品格。即突破舊教條的束縛，銳意思維創新，致力實踐改革，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二是具有理論的創新性和突破性。即轉變超越生產力水平的農業生產關系、突破被視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開創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型基本經濟制度，實現馬克思主義農業發展理論的中國化。三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即高舉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真正分清姓“社”姓“資”、即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四是直擊要害，清除積弊。即廢除“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尤其是改革了土地制度，賦予了農民群眾生產、銷售和多種經營自主權，直到實行土地“三權分置”。五是尊重規律，創新制度。即尊重價值規律，強調價值規律的客觀性和不可替代性，改革和創新糧食的主要農產品價格制度和價格體系，以保障農民群眾合法與合理的物質利益。

實踐這一系列具有獨創性的新思維新理論新觀點，是大改革、大變遷、大發展的過程，“破舊立新”貫穿于始終。通過 “脫胎換骨”性“突破”和“破舊”，又通過“鳳凰涅槃”性“重生”和“新生”，不僅構筑起中國農業糧食改革發展的根本制度的基礎和砥柱，即如前述的構建糧業“四梁八柱”。

（二）銳意探索改革，實現糧業市場化。從我國農業糧食實施改革開放之日起，就始終以市場化為取向、以體制改革為根本、以機制轉換為核心，不斷引入和擴大市場機制的因素，直至發揮決定性作用。然而，中國對糧食流通體制的改革是堅持客觀規律和循序漸進、穩中求進的原則進行的。早在1983年和1984年，國務院先后決定：對農民完成統派購任務后的糧食，允許多渠道經營；減少糧食統派購品種，糧食統購只限稻谷、小麥和玉米等3大品種。緊接著，國務院采取了多項重大糧食流通體制改革舉措：從1985年糧食年度起，取消糧食統購，國家對小麥、稻谷、玉米和主產區的大豆，實行“合同收購”，確定當年的糧食合同定購計劃為790億公斤（含農業稅）。從此，我國廢除了實行30多年的糧食統購政策。次年、即1986年，糧食“合同收購”又改變為“合同定購”。1992年，國家提高糧食統銷價格，實現全國糧食購銷同價。1996年，再次改革糧食價格，為理順糧食價格進行了一次攻關性價格改革。及至2016年，國家又采取了重大改革措施，將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收購＋補貼”的新機制。其核心是，創新玉米價格形成機制，變政府定價為市場為主形成價格，變國有糧食企業獨家收購為多元主體收購，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玉米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幾經攻堅克難、探索創新，我國糧食流通已基本實現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即全面市場化。其主要標志包括：市場主體多元化；市場構成體系化；市場價格靈活化；市場制度逐步完善化。如今，全國放開了糧食收購價格和購銷市場，形成了統一開發競爭有序的糧食市場體系，實現了糧食市場多渠道、多形式、多成分、多元化、少環節的全面市場化。截止2018年11月底，我國市場主體總數量達到1.09億戶，比改革開放初期的49萬戶增長了222倍。此外，除了民營、個體和外資企業之外，大批農民進入糧食流通領域，形成了百萬農村糧食經紀人大軍。據統計，各地多種所有制，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外資企業等糧食經營企業已超過10萬個。如今，除了對主產區稻谷、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之外，其他產品全部實現市場自由購銷。即使對稻谷、小麥實行“托市收購”，也仍然注重運用市場機制。以市場機制購銷的糧食量越來越大。近年來，我國托市收購量有所下降，多元市場主體收購糧食總量有所增加，市場收購的糧食量占糧食收購總量的比重均在75%以上，有效保護了農民的收益。

（三）打破高度壟斷，流通渠道多元化。我國從1953年到1984年長達30余年的時期里，實行的是糧食指令性計劃體制。這要追溯到1953年10月開始實行的糧食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政策，即簡稱的“糧食統購統銷”。這一政策，包括計劃收購政策、計劃供應政策，以及由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的政策和中央對糧食實行統一管理的政策。隨著糧食供求和環境的演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越來越固化和強化，甚至被稱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及至1972年，國務院針對當時出現的分散、本位問題又進一步決定：實行統一征購、統一銷售、統一調撥、統一庫存的高度集中的糧食管理體制，簡稱為“四統一”。在當時的條件下，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發揮了歷史的積極作用，功不可沒。然而，隨著糧食產銷、供求和市場環境的巨大變化，糧食統購統銷體制和機制的弊端越來越突顯出來：（1）政企不分，糧食企業無自主權；（2）渠道單一，高度壟斷集中，“獨此一家，別無分號”；（3）普遍吃“大鍋飯”，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干與不干、干好與干壞一個樣；（4）體制老化，機制僵化，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這種傳統的糧食流通體制嚴重挫傷企業和職工積極性，效益低下，虧損嚴重，導致造成“三老”歷史包袱。各種深層次矛盾已越來越劇烈地暴露出來，導致中國糧業的路子越走越窄、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在歷史行進到關鍵時刻的2004年，中國糧食購銷體制改革邁出了突破性的步驟：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和市場價格，農民自主種植，自由銷售，國家對糧農提供直接補貼。這一改革被稱為對傳統計劃經濟最后一個“堡壘”的突破性一擊。這場改革極具復雜性和艱難性。糧食部門在推進整個改革的整個過程中，著力抓“五個要點”。即：“政企分開”的關鍵點；“完善機制”的中心點；“劃分責權”的基本點；“分清糧性”的核心點；“破除舊體制”的根本點。經過多年的探索和改革、攻堅和攻關、健全和完善，促使我國糧食購銷體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破除了高度壟斷的傳統計劃體制，逐步建立自由購銷的糧食市場經濟體制，由壟斷型單一化轉變為放開型多元化。這是中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最重大的成果。

（四）壯士斷腕攻堅，糧企鳳凰涅槃新生化。深化國有糧食企業改革是最復雜、最具難度的大改革。在我國糧食流通改革中，始終把不斷深化國有糧食企業的改革視為核心內容，鍛造糧食企業實現完全自主化，即把國有糧食企業改革為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決策、自我發展”的“四自主體”。這場脫胎換骨式的改革，把幾百萬國有糧食企業推向了改革的“風口浪尖”上，我國以“兩權分離”的思路，實施改革、改組和改造等“三改”措施，對企業資產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改革，實現產權多元化。主要改革措施包括：兼并，拍賣，合并，股份制改造，以及職工身份置換等。這場脫胎換骨式的改革，把幾百萬國有糧食企業推向了改革的“風口浪尖”上。廣大糧食企業以壯士斷腕精神攻堅克難，以解決“三老”歷史包袱為重點，除了國有糧食企業引入社會資本參與企業改組、建立國有糧食現代企業制度之外，卸掉了“三老”歷史包袱，效益提升，扭虧為盈。

真是鳳凰涅槃，欲火新生。截止2010年底，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1）全國國有糧食企業職工總數60.3萬人，其中糧食購銷企業職工總數為44.7萬人，分別比2005年減少53.2萬人、29.8萬人，減幅依次為46.9%、40.0%。這期間，即從2005年到2010年，糧食部門累計安置富余職工總數達49.3萬人，使下崗職工得到重新安置。（2）對國有糧食企業的財務掛賬進行了全面清理，糧食政策性財務掛賬總數的94%從國有糧食企業剝離，上劃到縣級及以上糧食行政部門集中管理。（3）原來按照保護價和糧食定購價收購的糧食（即老糧），截止到2009年年底，按照有關政策全部消化完畢。（4）糧食企業結構明顯優化。通過“三改”，特別是通過強化產權制度改革，國有糧食企業總數減少為18163個，比2004年減少16469個，減幅達47.6%。與此相對照，企業結構改善，實現企業產權多樣化，完成企業改制數量達11197個，占62%。

曾幾何時，國有糧食企業還處在體制陳舊、機制呆板、負債累累、難于生存的困境中。而今，國有糧食企業“柳暗花明又一村”已獲得新生，轉變為體制新、機制活、具有自我決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新型糧食企業，成為我國糧食領域不可替代的、強大的平衡和穩定的力量：在貫徹落實國家糧食安全戰略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在執行國家糧食政策和法規中發揮表率作用；在糧食宏觀調控中發揮后盾和協調作用；在市場發生波動時發揮“穩定器”作用；在抵御嚴重自然災害和非常事件中發揮應急作用；在大宗糧食品種收購中發揮主導作用，成為維護全國糧食市場和糧食安全的舉足輕重的因素和力量，成為堅固的可靠的“圧倉石”。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