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陜北蘇區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探析
——以《西行漫記》為中心的考察

劉新全

(棗莊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棗莊277160)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在當地群眾對其缺乏深入了解的情況下，如何動員群眾并取得他們的支持，需要發揮意識形態的引導、整合和動員作用。由于中共的意識形態主張與陜北地區群眾所熟知的傳統文化具有質的差異，故中國共產黨應采取何種工作措施和機制，來實現民眾對其意識形態的認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外國記者從“他者”的視角來觀察和解讀這個問題的案例。

《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over China)，是斯諾基于1936年6月—10月在陜北蘇區考察和訪談的資料而寫成的。此書一經出版，就引起各界轟動，在國際社會上產生了重要影響。過往對《西行漫記》的研究多集中于報告文學、新聞學和歷史學等視角，對其蘊含的意識形態動員與工作問題沒有展開系統論述。事實上，斯諾陜北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深入到中國革命的基部——普通的革命群眾中，以此了解中國革命并預言它是否會取得勝利。[1]斯諾對中共領導的政權和軍隊如何組織、教育和動員民眾進行了細致的觀察和描述，探求“是什么力量在維系住它”“農民支持它嗎”等問題的答案，這其中包含大量關于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的論述。學界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研究較為全面，但基于實地考察的素材進行案例式的解讀卻幾為空白。為此，本文基于《西行漫記》的相關記敘，對中國共產黨在陜北蘇區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進行探析。

一、階級建構與身份認同：意識形態工作前提

恩格斯認為：“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強制處在健康清醒狀態的每個人接受某種思想?！盵2]463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理論體系，民眾并不必然予以認同，特別是對當時生存于封閉落后的陜北地區民眾而言，更是如此。為了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更好地利用意識形態來引導和動員群眾參加革命，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意識形態認同的前提是所屬階級身份的認同。作為表征社會成員在特定社會中的結構或位置的概念，階級身份蘊含著忠誠、認同的內在依據。[3]如果這些依據發生變動，成員的忠誠或認同基礎就發生了變化，新的身份與意識形態認同也可能因此而生成。傳統上，農民是“按照群落和親族關系，而不是按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來看待他們自己”[4]，并沒有明確的“階級”意識。[5]這與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內涵相悖，不符合中共意識形態的主張。按照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身份是由社會通過一系列的知識教化和權力懲罰機制而建構的?；诖?，中國共產黨對現實存在的“貧富”差異予以解構，穿過日常生活的經驗層面，與更為宏大和基礎的“階級”聯系起來，指出這種差異的根源——“剝削”與“被剝削”的階級差異，并對“被剝削”階級予以扶助和解放，對“剝削”階級予以抑制與剝奪。如果農民認知到自己“被剝削”的身份，那么就會從生活經驗層面來提升對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主張的認同。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盵2]470在《西行漫記》中，斯諾注意到，中共領導的蘇維?！鞍艳r村人口劃分為這幾個階層：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雇農、手工業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6]174并認為：“這種劃分不僅是經濟上的劃分，也是政治上的劃分?！盵6]174這種身份建構使民眾熟知的“窮人”“富人”身份認同轉化為具有政治屬性和道德意蘊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身份歸屬，而中國共產黨作為“解放者”的身份，其意識形態作為謀求“解放”的理論，自然能夠獲得被剝削窮人的認同。斯諾觀察到這種“身份”建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常常有被壓迫農民派代表團來要求他們繞道到他們鄉里去解放他們。當然，他們對紅軍的政綱是很少有什么概念的，他們只知道這是一支‘窮人的隊伍’”。[6]156顯然，當紅軍成為“窮人的隊伍”，蘇維埃被視為“我們的政府”，就意味著貧苦農民認同黨和紅軍的“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解救者的身份，其所主張的意識形態自然也獲得了認同。

“身份”建構除了重構農村社會結構外，還輔之以對新身份“話語”的廣泛宣傳。意識形態總是以特定語言為載體，如果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定話語交往和思考，這表征他認同并接受了這種話語蘊含的意識形態。正因為話語轉換具有如此功效，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建構身份認同時，通過識字、戲劇、演講等形式將“話語”滲透進受眾生活世界中，使民眾從接觸、理解，到逐漸認同并日常使用，從而達到意識形態教育的目的。在訪問時，斯諾常驚訝于10多歲的孩子隨口說出馬克思主義詞匯。[6]268書中記述，斯諾曾對孩子口中說出的“共產黨員是幫助紅軍打白匪和國民黨的人”“他幫助我們打地主和資本家”“資本家自己不干活，卻讓別人給他干活”，[6]51參加蘇維埃和紅軍“是愛國行為”“紅軍是窮人的軍隊，為咱們的權利在打仗”[6]196等話語和認識表示了極大的感慨。

二、利益給予與物質扶助：意識形態工作基礎

任何意識形態教育的對象都是“現實的人”?！艾F實的人”首先考量的便是其現實生存。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7]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是謀求全人類的解放，這內在包含著被解放對象的利益滿足問題，因此在動員農民認同意識形態、支持革命時，也必須強調物質利益許諾與實現問題。米格代爾(Joel S.Migdal)認為第三世界的農民革命運動“必須向農民個人提供物質利益，以換取農民對革命的支持和參與”。[8]199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強調物質利益給予的基礎作用，在于“從多年的革命活動中，中共領導人懂得了對于農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謀生的問題。任何動員農民的努力都必須面對這個現實。中共黨人不是抽象的救世主，革命要發動起來首先得滿足農民的具體需要”。[9]1934年，毛澤東就強調不能疏忽、看輕群眾需要的滿足問題，認為這對發動和組織群眾是至關重要的，只有解決和滿足了群眾的需要，“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10]137在陜北蘇區，斯諾注意到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對群眾利益扶助與給予方面的努力，以及這種努力對意識形態認同的積極作用。他認為：“要真正了解農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擁護，必須記住它的經濟基礎?！盵6]176-177陜北人民之所以支持紅軍，共產黨之所以在陜北地區受到群眾擁護，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蘇區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對貧農低利或無利放款等解決了“農民的當前問題——土地和租稅”，[6]173“根本改變了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貧農’成分的處境”。[6]177

如果說前文中的階級建構和身份認同為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了情感的親近，那么利益給予與物質扶助則提供了情感親近的物質基礎。這種通過利益認同實現意識形態認同的做法，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原則。正如毛澤東強調指出：“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接受我們的政治口號?！盵10]138

三、組織嵌入與網絡覆蓋：意識形態工作依托

馬克思曾經評價自然經濟狀態下的小農“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11]762之所以如此，在于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而且這種隔離狀態由于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11]762當時陜北地區的農民也處于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也同樣交通不便和處于貧困。顯然，這種“一個個馬鈴薯”的分散狀態不利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有效開展。米格代爾認為，決定農民參與革命運動可能性大小的因素之一是能通過招聘和吸收農民加入革命來擴大革命力量的革命組織的出現。[8]198為此，必須建立規范的、具有廣泛覆蓋性的組織網絡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依托。

以組織網絡及其約束力為依托展開意識形態工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做法。1925年，中共中央就提出團體應該群眾化，力求通過組織去接近群眾，以利于其宣傳工作的開展的要求。[12]在《西行漫記》中，斯諾對中國共產黨在工農群體中建立的各種組織印象深刻，“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使得每一個男女老幼都是某個組織的成員，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6]175除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等傳統組織外，還有外圍的少年先鋒隊、兒童團，將大部分青少年都納入其中；同時還將婦女們通過共青團、抗日協會、幼兒園、紡紗班、耕種隊組織起來，成年的農民則組織在貧民會、抗日協會中，“甚至哥老會這個古老的秘密會社，也讓它參加到蘇維埃生活中來，從事公開合法的活動”。[6]175這些組織和委員會“是由農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決定、吸收成員、進行工作的”。[6]175“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直接領導下”。[6]176這些由共產黨領導的、民眾廣泛參與的群眾團體的建立，一方面以制度化、規范化的組織為網絡依托，為常規的意識形態教育提供了可靠媒介；另一方面使得意識形態可以轉化為組織規范，利用組織的集體氛圍和群體壓力對成員加以意識形態的影響和約束，并輻射到周圍群眾。

四、生存感受與價值共鳴：意識形態內容鋪陳

“一種意識形態源自這樣一種理念，即事物能夠比現在的狀態更好?！盵13]但理念的未來趨向并不代表著只要宣傳美好的未來，意識形態就會被受眾所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認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盵11]152現實生活以及基于現實的主觀體驗決定了意識形態工作的切入點。相對于遙遠的“共產主義社會”，普通農民更關注的是現實生活世界中，對個人生存構成現實影響的事物。如果這些事物引發農民內心深處的價值企盼與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相契合，那么就產生價值共鳴，從而推動認同、接受這種意識形態。在陜北蘇區，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內容都是圍繞著農民現實生活及其生存性感受而鋪陳的，現實生活框定了意識形態內容的鋪陳寬度，而生存性感受則限定了內容鋪陳的深度。正如斯諾所評論的，雖然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建設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共產黨有可能組織大大地超過社會主義經濟初生時期的政治體制……在此之前，他們在農村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解決農民的當前問題”。[6]173

(一)生死存亡的抗戰意識

1936年的中國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夜。毛澤東在同斯諾訪談時指出：“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的政策決定于這一斗爭?！盵6]66因此，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喚醒關系民眾生死存亡的抗戰意識。在蘇區考察期間，斯諾看到了圍繞“民族危亡”展開的緊張宣傳活動，其中以“人民抗日劇社”影響最大。該劇社的主要活動就是巡回演出，宣傳抗戰，“在農民中喚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義意識”。[6]82斯諾曾觀看劇社表演的短劇《侵略》，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的侵略和對淪陷區人民的奴役，包括日軍把中國人當椅子坐，侮辱中國人的妻女，強迫農民購買毒品，吃完東西不付錢，亂殺無辜，以及最后村民群起反抗等情節。[6]84顯然這些節目的編排都是圍繞群眾的生存感受而展開的，并蘊含著萬眾一心奮起反抗的全民族抗戰主張。為了讓民眾強化民族危亡和抗日意識，報紙公報、群眾大會、示威、群眾討論等各種宣傳方式都被充分利用起來，宣傳內容甚至加入了對法西斯侵略他國的介紹。對于陜北民眾而言，這些全方位的、淺顯易懂的宣傳使得日本侵略成為一個與自己生存密切相關的問題。斯諾發現，甚至在窮山僻壤之間的農民們也知道德意法西斯侵略的一些事實。他評論說：“共產黨的宣傳已造成普遍的影響，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們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險?！盵6]196

(二)生產合作的經濟意識

陜北地區地處偏遠，土地貧瘠。對于中國共產黨以及普通民眾來說，衣食住行是最為緊迫的問題。斯諾注意到，蘇區一方面強調發展生產，政府積極組織農民從事耕種，發布許多命令要求積極墾荒、改良作物、增加產量，動員婦女參加農業生產。[6]176另一方面也在生產過程中添加合作化和集體化因素，使發展生產與集體合作的新經濟意識結合起來，“合作化運動在大力推廣，其活動已超過生產和分配合作社，而擴大到像集體使用牲口和農具……這樣新奇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組織勞動互助組方面的合作”。[6]178斯諾認為“蘇區合作社運動的傾向顯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6]181但是共產黨并沒有強迫民眾參與，而是通過對合作化運動好處的宣傳、教育和獎勵來推動。對此，斯諾評論道：“這里，共產黨在播下集體勞動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種子——為將來實現集體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盵6]178

(三)當家作主的政治意識

意識形態工作應該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在當時特定的情形下，中國共產黨需要動員人民參加革命。因此，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內容就是要群眾樹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治意識。這種新政治意識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解放被壓迫人民的一貫主張；另一方面也使蘇區人民感受到自己“主人翁”的身份，從而更為積極地響應動員，參與革命。斯諾曾考察蘇區的政權建設，看到政權結構自下而上設計，體系完善，目的是造成“‘農村無產階級’的某種民主專政”。[6]174“代議制政府結構是從最小的單位村蘇維埃開始建立的，上面是鄉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最后是中央蘇維埃。每村各選代表若干人參加上級蘇維埃，依此類推，一直到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凡年滿16周歲的，普遍具有選舉權……”。[6]174對于長期處于封建統治下的農民而言，民主政治以及政治參與是一個新事物，需要一定的訓練和適應過程。對此，中國共產黨采取了政治動員的方式。斯諾寫到：“有的時候也纏住他們，強迫他們起來為‘人民當家做主’——這是中國農村中的新氣象——而斗爭?！盵6]89這喚起了中國農村中億萬人民的主體意識。

(四)平等團結的民族意識

由于陜北地區少數民族眾多，紅軍也面臨著與西北馬家軍作戰的任務，正確的民族意識與黨的政治和軍事密切相關。因此，黨和紅軍展開平等團結的民族意識教育。陜北蘇區的民族意識教育以民族平等與團結為原則，將民族問題納入到階級斗爭的范疇，利用宣傳隊、軍隊劇團、政治教育等形式，在紅軍和農民中間進行宣傳。斯諾曾訪問回族紅軍戰士，戰士回答說：“漢人和回民是兄弟，我們都屬于大中國。我們的共同的敵人是地主、資本家、放高利貸的、壓迫我們的剝削者、日本人。我們的共同目標是革命?！盵6]160對此，斯諾評論道，回族紅軍“看來已經有了相當的‘階級覺悟’”，民族宿怨“正在逐步蛻化為階級仇恨”。[6]260

(五)現代文明的生活意識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先進的理論體系，其內容不止經濟發展、政治參與，更是一種現代文明的新生活方式?；陉儽钡靥幤?，民眾保守落后的現狀，中共及其政權致力于在蘇區推廣掃盲識字、禁除鴉片、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纏足溺嬰、人口買賣等新的生活方式。斯諾看到，蘇區通過各種方式，在各個年齡階段普及文化教育，蘇維埃、軍隊和共產黨各級組織都興辦各類學校；不論兒童，青年人和中年人，都參與到識字活動中。識字運動對于意識形態工作意義重大，因為“識字的行為成為一種啟蒙的、象征的儀式，這一儀式所完成的，既有對于階級身份的指認，又有對于構造了語言文字的意識形態的認同”。[14]斯諾在蘇區幾乎沒有看到一個乞丐，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徹底革除封建的結婚、離婚、遺產、虐待媳婦、買賣妻妾以及包辦婚姻等糟粕法律和習慣，推行婚姻自由、提高婚齡、禁止彩禮等新規范。對此，他認為中國大部分地方常見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6]179

中國共產黨在陜北蘇區的意識形態工作，在內容設計上充分考慮了受眾的接受能力和知識基礎，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訴求與民眾的現實生存結合起來，富有極強的針對性和靈活性。

五、生活世界與潛移默化：意識形態工作方式

中國共產黨在設計意識形態工作方式時，充分考量到陜北地區民眾的意愿和接受能力，不單采用簡單的理論說教，而是將意識形態寓于受眾的生活世界之中，融于日常學習、藝術和娛樂之中。這種潛移默化的工作方式，一方面使得群眾更易于接受和樂于接受；另一方面，意識形態教育也因根植于群眾的生活世界而得到受眾的理解和認同。

(一)寓宣傳于娛樂活動之中

在《西行漫記》中，隨處可見對蘇區娛樂活動的描寫，斯諾也注意到這些娛樂活動蘊含的意識形態內容。他認為紅軍劇社是有力和巧妙的宣傳武器，劇社節目更新快、題材新、方式幽默，贏得了不易輕信的農民的信任，“紅軍占領一個地方以后，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爭取人民的信任”。[6]87-88“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于文化生活貧乏，對于任何娛樂都是很歡迎的”。[6]86“成百上千的農民聽說隨軍來了紅軍劇社，都成群結隊來看他們演出，自愿接受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的戲劇進行的宣傳”。[6]88雖然斯諾認為這是“把‘藝術搞成宣傳’到了極端的程度”，[6]88但卻滿足了中國共產黨和民眾的需要。通過寓意識形態宣傳于娛樂活動之中，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民眾的宣傳與教育，而民眾也在娛樂中受到了教育。盡管道具粗糙，節目簡單，但斯諾也肯定了這種形式的有效性，因為“對中國的人民大眾來說，藝術和宣傳是劃不清界限的。惟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經驗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6]88

(二)寓思想于讀書識字之中

陜北地區長期封閉落后，文化水平低下，正如徐特立所說：“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6]188中國共產黨在陜北蘇區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以讀書識字等活動承載意識形態。斯諾注意到，蘇區教育在內容上著眼于政治方面，包括階級斗爭、紅軍英勇作戰、新社會美好未來等方面。教育的“重點都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最小的兒童初識字時也是通過簡單的革命口號來學的”。[6]189社會教育亦是如此，“沒有時間或者機會教授農民欣賞文學或者花卉布置。共產黨是講實際的人，他們向列寧俱樂部、共青團、游擊隊、村蘇維埃送插圖簡單粗糙的識字課本……年輕人，有時甚至是上了年紀的農民一開始朗讀短句，就在認字的同時吸收了其中的思想?！盵6]190在學習中，“他們不但有生以來第一次能讀書識字，而且知道是誰教給他們的和為什么教他們。他們掌握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基本戰斗思想”。[6]190斯諾的這番評論可謂切中了蘇區識字教育的精髓。

(三)寓教育于軍隊工作之中

由于紅軍主體是由農民組成的，所以其文化、政治和軍事素質都需要提高。因此，當時軍隊成為一所大學校，對紅軍進行針對性的意識形態教育。紅軍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十分健全，其中開展政治討論、理論學習和娛樂活動的機構通常是“列寧室”。斯諾注意到，“每一個連和每一個團都有列寧室，這是一切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中心”，[6]229雖然當時條件簡陋，但是列寧室卻是部隊營房中最好的。列寧室開展意識形態教育的原則十分簡單，就是“它們的全部生活和活動，必須同戰士的日常工作和發展聯系起來……必須簡單和容易了解。必須把娛樂同關于軍隊當前任務的實際教育結合起來”。[6]230在一軍團二師二團的一個連隊的列寧室里，斯諾看到了“綠色的松柏樹枝”[6]234“紙制的大紅星”[6]234“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6]234“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6]234“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6]234等富有政治象征意味的符號。很顯然，這些符號既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要素，也與當時的抗日局勢密切相關，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當時的意識形態訴求。斯諾曾經評論紅軍中的政治教育“很生硬地帶有宣傳性的味道，這甚至有點傳教的味道，但它的效果很大，這一點是很明顯的”。[6]235

(四)寓道理于事實對比之中

除常規教育形式外，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還包括對群眾的錯誤觀點予以及時批駁，通常這種批駁都是建立在事實和道理的基礎上，從而使得錯誤觀點在事實批駁面前毫無說服力。斯諾在去前線的路上曾與蘇區農民聊天，當有農民抱怨蘇區物資短缺時，陪同翻譯的傅錦魁隨即反駁說：雖然蘇區條件艱苦，但不用繳納苛捐雜稅，不會失掉房屋土地，而且“我們的生活和你們一樣苦，紅軍是在為你們，為農民工人打仗，保護你們抵抗日本和國民黨”。[6]194一個赤著腳的十幾歲少年在反駁一個老大爺的錯誤觀點時，也是通過擺事實的方式：“咱們國家以前有過免費學校嗎？紅軍把無線電帶來之前咱們聽說過世界新聞嗎？……你說合作社沒有布，但是咱們之前有過合作社嗎？……咱們不是有足夠的糧食吃嗎?！盵6]196當聽到傅錦魁和這個少年的批駁后，“一切抱怨似乎都煙消云散了，意見是一致的”，[6]194“幾個別的農民也連聲說是，他們大多數人都面露笑容”。[6]196

透過《西行漫記》，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斯諾對陜北蘇區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符合當時實際的考察，使我們也能透過這一案例式的樣本，從微觀上觀察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舉措和效果。從總體上來看，此時意識形態工作已建立較為完整的工作體系，通過嚴密準確的基礎鋪墊、貼近受眾現實需要的內容設計、細致入微的教育方式，綿密的依托網絡與組織嵌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陜北蘇區的有效整合和動員。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陜北地區特殊的民情和中國共產黨特殊的生存境遇對意識形態工作的影響。斯諾不止一次評論當時陜北蘇區意識形態工作粗糙、重視現實功用等問題，但考慮到陜北地區封閉落后、中國共產黨立足初穩、蘇區初立、紅軍西進東征、國民黨封鎖與進攻的緊迫局勢，中國共產黨出于政治動員和現實生存的考慮，意識形態工作具有上述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