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軟件聊天記錄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資格和證明力的認定*

張明智

皖南醫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一、社交軟件聊天記錄與電子數據的法律定性分析

(一)概念

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錄音資料和影像資料，適用電子數據的規定”。社交軟件聊天記錄作為一種特殊的電子數據，其概念是以電子設備為載體，記錄的用戶實時通信的一種電子載體，一種信息的記錄方式。

(二)特征

社交軟件聊天記錄是電子數據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除了具備電子數據的高科技依賴性、安全性、脆弱性、高速傳播準備復制性以外，其還具有自身的諸多特征：

1.使用范圍廣，普及程度高。隨著手機等電子產品的普及，幾乎人人都會用微信，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由傳統的書信往來和面對面溝通的方式過渡到用手機微信發消息來傳達消息。因此聊天記錄的內容也是多種多樣，其中包含的信息也是很多。

2.互動性更強，內容更新傳達更為迅速。通過手機，人們可以即時傳送語音文字等信息，很多事情通過微信來進行溝通談話，而且網絡的傳播速度的迅捷也讓消息傳播更為快速。

3.私密性強，依賴電子設備，較為脆弱。通過微信等聊天軟件，人們可以進入自己的聊天空間，但是微信等社交軟件強烈依賴電子設備、網絡狀況和系統操作，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會導致聊天信息的不穩定。

二、社交軟件聊天記錄作為電子數據的可采性

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可采性，是指一定的事實材料作為訴訟證據的法律上的資格。是否具有證據能力，要由法律作出規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來確定。由于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的不同，國外的一些理論和立法研究對于我國的電子數據的法律定位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借鑒意義。

(一)美國對電子數據的法律定位。在電子數據作為一種法定證據種類的立法進程中，美國是較早開展研究的。1970年，美國聯邦政府修改了《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34條，允許在發現程序中提出或者收集以計算機為基礎的信息。而到了九十年代早期，電子數據在美國民事訴訟中的使用已較為普及。

(二)在民事訴訟領域，日本學者早于20世紀80年代就討論過計算機數據的證據能力問題。其民事訴訟法第231條規定：“本節的規定，準用于有關視圖、照片、錄音帶、錄象帶等其他記載信息的非文書物件?！?/h3>

(三)加拿大。1998年《統一電子證據法》是加拿大第一部有關電子數據的法典，該法第2條第1款明確規定在電子數據可采性上比照一般記錄處理，此外，還對電子證據的定義、最佳證據規則的適用，完善性推定等作出了具體的規定。

通過以上域外國家的立法中我們可以看出，立法上都已認可了電子數據作為一種法定證據種類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筆者認為社交軟件聊天記錄作為一種法定電子數據也應符合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標準：

1.客觀性

由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普遍具有無形性和客觀性的特點。因此，對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證據性審查主要通過“內容上的客觀性來進行考量”。在實踐中這就要求法官要審查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內容上的真實性要求不能是篡改或者偽造的，要在表面上符合真實性的要求。至于其可靠性，不影響其作為證據的可采性，而影響的是其作為證據的證明力。

2.關聯性

關聯性是指具體案件的待證事實與現有證據之間要有客觀的聯系。社交軟件聊天記錄能否作為具體案件的適格證據，能否具有可采性，關聯性是首要屬性。在民事訴訟中，關聯性是指對案件的待證事實具有證明意義，在邏輯關系上要有一種牽連關系，與案件事實要有證明關系。

3.合法性

證據的合法性是指對證據必須依法加以收集和運用。通過非法軟件生成的電子文件不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是客觀性和關聯性的重要保證。證據的合法性首先提現在現有民事訴訟法中所規定的一般證據種類，因此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符合法律規定的一般證據形式，即符合證據的一般合法性。而證據的合法性要求更體現在收集證據要合乎程序法的要求，也即非法的證據要予以排除。

三、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證明力規則分析

對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證明力應當采用什么標準來認定，有學者認為：在民事訴訟中，證據的證明力取決于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關聯性，而社交軟件聊天記錄作為電子數據的一種也不能例外。還有一部分學者則主張“考慮其生成、存儲及傳遞的客觀性、可靠性、完整性”。要認定聊天記錄的證明力大小，應考慮以下因素：

(一)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完整性程度的認定

上文說過社交軟件記錄由于儲存介質和操作系統的緣故，該類證據一般具有無形性。但電子證據的完整性是證據保持證明力的重要原因，要求內容完整沒有經過人為改動。這就要求在庭審中法官不僅要考察證據是否被刪除是否被篡改，還需要事先設定一個社交軟件聊天記錄能作為電子數據的樣本，來方便法官進行比對。由于技術水平的限制，這種認定審判人員在庭審中可以借助于計算機專家或者專業的鑒定機構來對證據的完整性進行鑒定。

(二)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可靠性程度的認定

可靠性是社交軟件聊天記錄能否作為電子證據證明力大小的一個重要前提。由于信息時代電子科技技術的發展，對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可靠性認定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一)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證據內容的保存的方法上的可靠，由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脆弱性決定了其內容易于篡改，這時候對于其內容的保存提出了要求，不能經過毀壞和篡改；(二)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生成、儲存、傳送數據的可靠性，由于需要借助電子載體才能被人類感知，因此是否存在黑客入侵非法操作就成為影響其證明力的重要因素；(三)收集環節的可靠性，按照法律規定程序采用科學的手段提取社交軟件聊天記錄證明力越大，具有較強的真實性。

(三)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關聯性程度的認定

關聯性也稱為相關性，是指證據必須與案件事實有客觀聯系，對證明案件事實和爭議事實具有某種實際意義。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證明力首先取決于該項證據與案件事實的內在聯系和緊密程度。國內有學者認為，由于電子證據本身的脆弱性和易于修改，就直接認定該類證據屬于間接證據，認為其相比于直接證據不能直接單獨的認定案件事實。筆者認為這不僅在邏輯上有矛盾而且違背了電子證據運用的“非歧視”原則。我們知道，一個證據能單獨證明待證事實就是直接證據，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取決于對案件事實的聯系。

四、社交軟件聊天記錄作為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及解決辦法

(一)社交軟件聊天記錄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

1.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收集與平衡案件相關人的隱私權之間的矛盾沖突

由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本身的特性，其往往儲存于特定主體的微信、QQ、微博博客等社交軟件中，律師或者其他相關人員往往要對這些社交軟件進行證據搜集查看。因為這些社交軟件中的信息往往涉及人們的生活、工作等個人隱私，強行或者隱秘查看，可能侵犯他人的隱私權，帶來不必要的糾紛。

2.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收集主體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

社交軟件作為一種新興科技，技術含量高，對司法實踐中的取證主體也提出了專業要求。然而在當今中國的司法實務中，電子數據的取證工作由一些不具備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司法工作人員來進行取證。在具體案件中，對于民事案件的訴訟代理人和當事人來說，他們基本不了解社交軟件聊天記錄這種證據的收集方法和怎樣利用專業技能提取證據，導致影響證據的證明效力。

(二)如何解決收集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取證規則和科學取證問題

1.由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本身的特殊性，因此在取證環節就要進行一些特殊的規則和制度設計，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第一，在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收集和取證過程中強調證據的客觀真實性，全面的收集與案件事實有關聯的證據，尊重證據的客觀性屬性，避免出現人為的篡改刪除，將證據的客觀真實性擺在取證過程中要遵循的第一要義。

第二，在對于一些涉密涉及隱私的案件中，確保在證據的手機過程中取證措施要符合法律規定，決不允許出現違法違規收集的證據，以保證將來證據在庭審中的可采性。

第三，社交軟件聊天記錄往往比較脆弱，因此在證據的收集過程中，要及時收集相關證據避免因為耽誤拖延導致相關證據的丟失和毀損，影響案件事實的認定。

2.借助專業人員科學取證，必要時由法院依職權調取。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往往是取證主體。由于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脆弱性和高科技技術的依賴性，當事人在取證過程中很可能因為取證手段的不合理而污染證據。因此需要借助專業人員科學取證。

第一，在手機證據的過程中借助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采用合法的手段提取儲存在電子介質或者相關軟件中的聊天記錄，保證證據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第二，對于儲存的介質和相關APP妥善保管，做好備份，預防丟失的風險，防止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影響證據的使用，妥善保存聊天記錄，可以通過打印復制的方式，轉移到紙質載體。

第三，對于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以及其他不宜由當事人收取的涉密證據，但又與案件事實有所關聯，法院可以依職權取證收集，合法取證，確保證據真實可采。

五、結語

作為電子證據的一種，社交軟件聊天記錄作為電子數據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起步較晚，這對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提出了新挑戰新要求，本文通過對社交軟件聊天記錄的概念、特征分析，從證據資格和證明力的角度，論證了社交軟件聊天記錄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以期為我國民事訴訟的司法實踐提供有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