損害賠償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研究

任向楠 賈荔雯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基本理論

(一)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涵義

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是指在消費領域的特定組織和個人根據法律法規的授權，針對一些違法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不合格的商品或者違法的服務以致廣大消費者的權益受到侵害或者存在可能侵害的危險，為了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社會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并由人民法院依法處理的司法活動。

(二)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特性

第一，訴訟目的具有顯著的公益性。因為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不僅是為了維護大多數不確定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同時也是為了社會利益和公共利益受到法律的保護，所以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訴訟目的具有顯著的公益性。

第二，訴訟主體具有廣泛性。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原告與普通訴訟的原告有所不同，它的原告主體資格是很寬泛的，不考慮主體雙方之間是否有直接利害關系，主要考慮的是訴訟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能夠作為原告從而提起消費公益訴訟的主體包括國家相關部門機關以及社會組織團體，由此可知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主體具有廣泛性。

第三，訴訟功能具有預防性。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主要針對的是造成廣大不特定的消費者受到侵害或者可能有受到侵害危險的經營者進行的訴訟活動，這樣能夠有效及時的遏制違法行為的發生和違法結果的出現，達到預防侵權行為發生的功能。

第四，訴訟判決效力具有擴張性。消費者民事公益訴訟中的訴訟利益會涉及到國家的利益和社會公共的利益。因此，消費者公益訴訟的判決對與訴訟利益有關的其他消費者均具有約束力，遭受同樣侵權的其他消費者也能夠提起訴訟，請求直接適用之前已經作出的法院判決從而保護他們合法的權益，體現了判決效力的擴張性。

二、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現狀

消費者糾紛案件在我國現實社會中很早就出現了，但是人們對于公益訴訟的認識卻是很晚才產生，因此消費者公益訴訟的立法要遠遠落后于實踐。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雖然首次在立法上對公益訴訟作出了規定，但是該立法規定過于籠統，只是原則性的簡單規定，沒有程序性的具體規定，可操作性不強。2013年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賦予省級以上消費者協會相關權利，使其能夠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僅是針對消協提起公益訴訟的制度做了規定，具體程序的規定仍不夠完善。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公益訴訟案件立案、管轄等程序性問題做出明確規定。而對案件的適用范圍、案件中各方的證明責任以及訴訟請求的類型等方面都還是不完備的。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對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案件適用類型，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二者之間的關系等方面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但是對于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的請求權仍尚未作出實質性的規定。2017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增加了一款，不但賦予了人民檢察院作為原告的資格和權利，從而能夠提起消費民事公益訴訟，還規定了訴前程序。2018年施行的兩高解釋對檢察公益訴訟的訴前公告程序進行了規定并且還增加了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雖然我國在立法上是不斷進步的，但是對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方面的立法一直沒有明確的規定內容。而司法上，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請求權類型主要包括不作為型訴訟請求、作為型訴訟請求、確認型訴訟請求和損害賠償型訴訟請求。前三種請求權類型出現比較多，而最后一種則是在2018年廣東省“假鹽”系列公益訴訟中，最終法院判令被告承擔違法銷售價款10倍的懲罰性賠償，這是消協組織關于公益訴訟的損害賠償性請求首次獲得法院支持。[2]目前，消費公益訴訟的訴求范圍僅是規定的“請求被告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等民事責任”，卻并沒有損害賠償性請求的明確內容。

三、域外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制度

(一)法國

早期，法國為了針對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為了實現自己高額利潤的目的而實施的以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為手段的違法行為建立了《消費者法典》，并在法典中規定了不作為之訴的內容。其內容規定消費者團體可以請求針對于團體本身進行損害賠償，同時可以提起禁止使用不當格式條款的有關訴訟，并且還擁有對經營者違法行為或者是不正當經營行為的禁令請求權。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法國對其《消費者法典》進行了修訂，提出了比不作為之訴主體更為嚴格的損害賠償型消費者集團訴訟制度。

在法國的消費者公益訴訟中的損害賠償之訴中包括兩種情形：第一種具有公益性的損害賠償之訴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集合性利益，由符合條件的消費團體提出。主要出現在一些數額較小且分散的群體案件之中，此類案件涉及到的消費者往往會因為涉案金額較小且分散而放棄損害請求賠償權，這時經營者會因此助長其違法行為實施，使得社會公共利益和秩序受到侵害。因此，由消費者團體提起集合性損害賠償之訴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秩序。其具體損害賠償數額是以消費團體受到的損失為準，而且消費團體不需要向消費者個人進行分配。[3]此種情形不僅使訴訟的進行很高效，而且也大幅度減少了訴訟的費用。第二種則是經過授權而提起的損害賠償之訴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個人利益，由符合條件的消費團體提出。此類型的訴訟中需要經過至少兩名以上受到損失的消費者授權，并且出具書面委托，消費團體才能提起有關訴訟。由于是授權委托的行為進行的訴訟，其訴訟結果是由消費者個人來自行承擔，同時其公益訴訟賠償范圍僅限于消費者的直接財產損失。這一類型的損害賠償之訴是公益訴訟和私益訴訟直接融合的體現，將私益訴訟直接搭乘消費公益訴訟的便車。[4]在訴訟審理程序上采用二階段模式：第一階段是確認之訴，確認經營者的侵權行為和損害賠償責任；第二階段主要是經營者給付受損消費者的賠償金的支付和分配。

(二)德國

德國是以團體訴訟的形式來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公益等方面進行保護的，而團體訴訟是指在公益訴訟中，為了維護團體的共同利益，從而給予一些團體訴訟資格，使其參與到公益訴訟中去。德國團體訴訟的開始是由其《反不正當競爭法》引起的。后來為了防止消費者受到損害，德國又建立了《一般交易條款法》，其內容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消費者團體訴訟制度。在德國，消費者團體訴訟中能夠提起的公益訴訟類型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不作為之訴、損害賠償之訴以及撇去不法利益之訴。在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德國建立了《不作為之訴法》，其內容規定消費者保護團體只要是在經營者們實施了任何有關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中規定的行為和活動的情形下均有權向法院提出不作為之訴。雖然德國團體訴訟中建立了不作為之訴，但是該訴訟形式也僅僅只能對經營者們在經營過程中的違法經營行為進行制止，而對于消費者的受損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恢復。此時，消費者在受到違法經營者的違法行為而產生損失數額較小或者損失比較分散的情況下，為了使其合法權利得到有效救濟，德國便在其消費公益訴訟中引進了損害賠償之訴，同時建立了《法律服務法》。消費者公益訴訟中的損害賠償之訴具有濃厚的救濟性，其相關法律的內容規定了在為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保護時，消費者保護團體可以對因經營者非法行為而導致消費者受到的損失提起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但是在進行這一過程時存在著一項重要的條件，消費者團體必須要經過消費者個人的授權，從而實現債權的讓渡，從而以自己的名義來進行損害賠償權利的主張。因此，消費者通過損害賠償之訴可以恢復部分受損的利益。

綜上所述，根據法國和德國有關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制度內容對我國的啟示：在法律制度的建設上都是經過十分嚴謹的過程的，法德均根據自身的國情將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制度的相關制度內容在其國家法律層面進行了明確而詳細的規定。而在消費者公益訴訟中展現出的有關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制度是我國相關法律制度尚未建立的內容，是我國在消費者公益訴訟未來的道路中值得參考和借鑒的。

四、我國建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彌補消費者個人受到的損害

在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由于案件具有本身的獨特性，其涉及到消費相關案件均存在涉案有關人員眾多而且分散，并且單個消費者損失數額較小，針對消費者進行取證的難度比較大，消費者也不想再投入大量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所以往往消費者個體們會放棄訴訟自己承受損失。在這種狀況下，消費者本身并沒有較強的訴訟能力，從而使得個人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有效救濟，側面會導致違法經營者們助長其違法經營的行為。在消費者個人損失無法通過有效訴訟形式得到救濟時，將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建立損失賠償機制，由有關消費者保護組織提起公益訴訟并主張損害賠償的請求，從而有利于起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彌補消費者個人受到的損害的重要作用。

(二)有利于讓被告吐出違法所得，實現不能因違法行為獲益的理念

當今社會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過程中，一般經營者都是處于強勢地位而消費者則處于弱勢地位。在消費活動中經營者往往會利用違法的手段從而造成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進而產生的侵權糾紛案件日益增加。不法經營者們在違法成本較低的情況下，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即使受到消費者或者消費者保護組織的控告而進行訴訟，但是其所受到的懲治力度還是遠遠不夠，高額的利潤誘惑往往會使不法經營者們重操舊業。只有將損害賠償請求權引入到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制度中，使其成為有關消費組織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從而有利于讓被告吐出違法所得，從而彌補眾多受損消費者的損失，實現不能因違法行為獲益的理念。同時也使得不法經營者受到嚴厲的打擊，有效地阻止其繼續從事違法經營活動。

(三)有利于滿足社會中司法實踐的需要

在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當被告的違法行為對不特定的消費者的危害十分嚴重時，即使有關部門提起了維權訴訟，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有關消費者損害賠償的立法尚未建立，并且針對消費者的舉證工作難度大，最終違法經營者所受的懲罰力度不夠大。2017年9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廣東省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訴20個被告的違法銷售病豬案，此案中廣東省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損害賠償金訴訟請求數額為1006.2萬元人民幣。要是在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建立損害賠償制度，這樣就有利于加大違法經營者的懲罰力度，增加其違法成本，使之對其起到震懾的作用。因此通過損害賠償之訴來不斷推動消費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發展，從而有利于達到滿足社會中司法實踐的需要。

五、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制度的建構

(一)明確訴訟主體資格和請求權的適用范圍

關于我國消費者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已經有明確的規定，能夠提起公益訴訟的消費者組織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為了應對處理規模比較大的消費者侵權案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的組織——消費者協會。第二種是為了應對處理規模比較大的消費者侵權案件在全省范圍內產生的組織——省一級的消費組織。對于省級以下的消費者組織，由于各地情況各不相同，我國相關法律均沒有對其權利進行規定。筆者認為除上述組織可以提起消費者民事公益訴訟之外，檢察機關作為我國法律的監督機關，對控制和懲罰大規模群體性消費者侵權案件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同時檢察機關由于自身的專業性和組織能力使其得到有利的資源條件，從而作為提起消費公益訴訟的原告給違法經營者以震懾和壓力。這樣不僅使得不法經營者受到檢察機關有效監督和懲罰，還有助于案件的進行，從而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及時的保障。關于消費者民事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筆者認為由于公益訴訟的訴訟目的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那么訴訟的提起必然是伴隨著社會公共利益受到非法損害而產生。因此只要是由于消費而引起的合法權利遭到侵害的情形都應是受案范圍，使其不局限于現實消費，隨著社會的進步網絡的發展，網絡消費受到侵害必然也應作為受案范圍。

(二)確定損害賠償的計算及賠償金的分配

關于我國消費者公益訴訟的損害賠償金的計算，由于案件類型具有人數眾多同時分布各地的獨特性，使得案件具體的損失確定十分困難，同時證據獲得也不容易，尤其是網絡消費更具有局限性。在通過消費者來計算損害賠償金的可能性不高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違法經營者的違法所得來確定消費者的損失更為容易。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對于損害賠償的確定方法也有很多，例如食品安全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知識產權法的相關規定中都有損害賠償制度的體現，因此消費民事公益訴訟中的損害賠償數額的計算也可以對上述有關確定方法進行借鑒和適用。[5]關于我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損害賠償金的分配，筆者認為既可以由審理案件的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自由裁量予以分配，也可以在案件判決后將損害賠償金交由消費者協會或者專門的消費組織進行分配工作。前者由于審理法官對于案件事實了解充分，并能處于中立的地位進行損害賠償金額的分配；后者由消費者協會或專門組織進行分配工作既能節省司法資源，有效地提高法官審理案件的速度，還能更大程度上發揮其本身具有的職能。

(三)建立消費民事公益訴訟的基金組織

在環境公益訴訟中對于建立公益訴訟基金已經有了較為成功的經驗，而在消費者民事公益訴訟中卻沒有公益訴訟基金組織的建立。在環境公益訴訟中，案件結束后所產生的有關賠償金并不是要對原告進行支付的，而是要將賠償金支付到法院指定的有關銀行賬戶或者將其上繳到國庫中，從而使用到受損的生態環境的修復過程中。同樣，要是建立消費者民事公益訴訟基金組織，我們可以將那些通過消費者公益訴訟而產生的損害賠償金以同樣的方式支付到法院的指定銀行賬戶或者將其上繳到國庫，用于當不法經營者在進行違法行為給社會公共利益和經濟秩序造成破壞時，該項基金組織可以將其之前所接收到的損害賠償金贊助給即將要提起訴訟來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消費者協會，用來作為消費者協會參加訴訟維權過程中的費用支出，從而提高消費者協會主動維權的積極性。這樣既可以使不法經營者的違法行為得到懲治，還可以促進維權行為的積極實施，從而更好地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六、結語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一些經營者們為了獲得更大的經濟利潤，不惜用犧牲消費者們的合法權益乃至社會公共的利益等方式來不擇手段的達到自己的違法經營目的，這樣一來不僅使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從而也使得消費者糾紛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加。對于如何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有效地保障已經成為我國現實社會中十分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雖然我國消費者公益訴訟制度也在不斷建立和完善，但是當前對于損害賠償型消費公益訴訟的制度建立和法條確立還不夠明確和具體，同時在責任承擔的具體類型上面也并沒有明確規定有關損害賠償的責任。希望我國能夠在不斷地探索適合現階段國情發展的消費者公益訴訟制度中引入建立損害賠償這一制度，對經營者的不法行為進行嚴厲懲治和打擊，從而使這一制度的建立充分發揮其作用來保障消費者的利益，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