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對外資流入的影響

(重慶工商大學 重慶 400067)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資規模就一直處于攀升的趨勢。從1992年至2007年底，外資累計額超過了7 500億美元，中國連續15年都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外資引進國。2018年，中國外資流入增長4%，擴大至1 390億美元，占世界外資總額的10%以上，位居世界第二。一方面，外資流入解決了國內部分資本缺乏的問題；另一方面，外資流入促進了國內就業和技術的發展。良好的營商環境是促進外資持續穩定增加的有力保證。而作為地方綜合競爭力體現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營商環境改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是否能夠促進外資?目前學者就這一點還尚未達成一致的意見。何振(2017)采用1993—2008年的地級市數據，分析了基礎設施所帶來的外資影響，結果發現基礎設施是顯著促進外資的，但中部、西部地區的引資能力要弱一些。韋朕韜、孫晉云(2020)接著就通過2007—2015年中部、西部地區165個地級市數據對高鐵開通的引資能力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表明，高鐵的開通促進了中部、西部地區外資的增加。還有學者對東盟7國基礎設施所帶來的引資作用進行了考察，發現基礎設施的供給對外資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外，由于基礎設施與外資還存在雙向因果關系，苑德宇、李德剛等(2017)利用實證檢驗發現外資會通過“資金效應”和“技術效應”改善城市基建的績效。

以上研究中基礎設施指標多采用某一類基礎設施水平來衡量，如樸商天(2004)采用的是郵政、信息通信類生產價值，姜巍、陳萬靈(2016)采用的是通信網絡密度等，并沒有就基礎設施整體水平來估計其對外資的吸引作用。所以，本文借鑒王富喜、毛愛華(2013)和方大春、馬為彪等(2019)采用熵值法對基礎設施水平進行整體性的評價和度量。并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城市基建產生的外資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不同區域的差異。此外，本文還通過中介效應的方法檢驗了城市基建通過增加資本、勞動等要素從而增加外資的影響機制。

二、實證設計

(一)模型構建

本文主要是考察城市基建對外資的影響。構建模型如下：

FDIit=β1Z+β2SECONDit+β3THIRDit+β4DENSITYit+β5PGDPit+εit

(1)

其中，i為地級市個體，t為年份，β為各個解釋變量的系數，ε為隨機擾動項。FDI為外資，是被解釋變量，Z為采用熵值法測算的基礎設施綜合發展水平指數，是核心解釋變量。SECOND、THIRD、DENSITY、PGDP為一系列控制變量，分別為第二產業產值占比(GDP)、第三產業產值產比、人口密度、人均GDP，分別代表產業結構、地區特征和經濟發展程度。

進一步地為了檢驗城市基建通過加速勞動和資本增加從而促進外資的機制，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錢雪松等(2015)構建以下模型：

ASSETit=α1Z+α2SECONDit+α3THIRDit+α4DENSITYit+α5PGDPit+εit

(2)

FDIit=γ1Z+γ2ASSET+γ3SECONDit+γ4THIRDit+γ5DENSITYit+γ6PGDPit+εit

(3)

LABORit=δ1Z+δ2SECONDit+δ3THIRDit+δ4DENSITYit+δ5PGDPit+εit

(4)

FDIit=θ1Z+θ2LABOR+θ3SECONDit+θ4THIRDit+θ5DENSITYit+θ6PGDPit+εit

(5)

其中，控制變量與基準回歸(1)中的一致，ASSET與LABOR分別為地級市全市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單位從業人數，代表資本、勞動要素。如果α1、γ1、γ2都是顯著的，則存在中介效應，若γ2不顯著，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若γ2不顯著，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當α1、γ2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則需要進一步地sobel檢驗進行確定。方程(4)、方程(5)檢驗方式同此處。

(二)城市基建綜合發展水平指數(Z)的設定。

城市基建主要可以分為教育類基礎設施、郵電通信類基礎設施、醫療類基礎設施、交通類基礎設施、水電類基礎設施和環境類基礎設施六大類。本文選取這六類城市基建，具體包括6個一級指標、16個二級指標來綜合反映城市基建的綜合發展水平。在對多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價時就需要確定權重，確定權重的方法主要有層次分析法、菲爾普斯法、熵值法等?？紤]到熵值法不但可以克服主觀賦權帶來的內生性問題，而且還能夠同時確定一個系統中多個指標的最優權重，解決指標間存在的信息重疊的弊端。所以本文選取熵值法來確定權重。

(三)數據說明

以上數據均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數據庫》(2007—2016)。為了防止異端值帶來的影響，本文對以上數據都進行1%和99%水平上的縮尾。此外，為了緩解異方差帶來的影響，本文還對外資、人口密度、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額和單位從業人數采取了對數化的處理。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1中第(1)列和第(2)列是對方程(1)進行回歸的結果。其中第(1)列僅添加了年份、城市固定效應和核心解釋變量，回歸結果顯示，城市基建綜合發展水平指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促進了外資的發展。第(2)列進一步地添加了控制變量，控制了產業機構、人口密度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對外資的影響，系數有所降低，但仍然顯著，這表明結果是穩健的。

(二)區域異質性分析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城市基建建設的外資影響在不同區域的分布，本文分別將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進行子樣本回歸。表1中第(3)、第(4)、第(5)列分別表示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回歸結果。由表可知，我國東部、西部地區的城市基建建設顯著促進了外資吸引能力，但在西部地區的影響卻不顯著。這可能因為相比西部地區而言，東部、西部地區的城市基建較為完善，所以吸收外資的能力更強。

表1 回歸結果

(三)機制分析

接下來將從要素增加的角度出發，考察城市基建通過促進資本、勞動等要素的增加從而影響外資的內在機制。城市基建建設不僅會增加本地區的資本，還會產生大量的就業機會，使得勞動和資本的資源配置能力更加的合理，從而增加對外資的吸引能力。表2中的第(1)、第(2)列和第(3)、第(4)列分別是對方程(2)～方程(5)進行回歸的結果，由第(1)列結果可知，城市基建對資產的增加影響并不明顯，第(2)列中城市基建的系數相比基準回歸有所降低，說明資本的增加減少了城市設施對外資的影響，可能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仍需進行sobel檢驗。第(3)、第(4)列表明城市基建顯著增加勞動就業，且勞動的增加明顯地減弱了城市基建的引資作用，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應。進一步地采取sobel檢驗，結果發現Z統計量值都大于0.97，均通過了sobel檢驗，城市基建存在勞動的完全中介效應和資本的部分中介效應。

表2 機制分析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熵值法對城市基建進行了系統性的評價，并且實證檢驗了城市基建對外資的影響，發現城市基建會通過增加資本、勞動等要素增加對外資吸引的能力。進一步地分析了這種影響在區域上存在異質性，結果表明，東部、中部區域由于存在完善的基礎設施會對外資有更強的吸引力。

基于以上結論可知，基礎設施建設是有利于引進外資的，但是要避免盲目建設基礎設施、要綜合考慮地區的經濟稟賦以及基礎設施類別本身的引資能力。對于中部、西部地區應當不以引資作為主要目標，應該建立和發展城市具有本地競爭力的品牌，比如旅游業、文化類產業。就基礎設施類別而言，應當平衡郵電通信、交通類基礎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的占比，既要保證相當大的引資能力，也要注重發展具有長期發展潛力的教育類、環境類等基礎設施，踐行可持續發展觀。